我的聋先生

徐铀

庆祝80届高中毕业生离校40周年留影

蜀岗西峰看梅花

掌勺之余

品尝美味

好友聚会寻开心

　　

二十几年前先生六十岁还不到，便开始耳鸣，成天左耳蝉鸣不已，白天紧张的工作和外界吵杂声，会让他暂时忘却。但晚间入睡前便有清楚的蝉鸣相伴，开始极不适应，有点烦躁，于是就医，五官科神经科，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服药、打针、静脉输液，都没有给他丝毫的安慰，久而久之，他已习惯了蝉鸣的陪伴，说权当老婆在枕边的缠绵絮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蝉声越来越大，同时左耳听力下降，每每接听电话，先生习惯左手持机，贴向右耳，形成独特的接听造型。

若干年过去了，蝉鸣之声逐渐减小，有点开心，更加确信人体好多疾病是可以自愈的这一医学论断，只要能耐心等待，前途光明，我不忍心让他泯灭自信，其实蝉鸣力度并非减小，而是先生听力的下降而已。

听力有障碍是痛苦的，更何况先生右耳正步左耳之后尘，听力也在慢慢下降，虽说并未完全失聪，但与人交流已不再方便、顺畅。

想当年在酒席桌上“叱咤风云”，被同仁称为“闹神”的先生，不闹了，酒后喋喋不休的先生常常缄口了，是啊，你让他说什么呢？他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如何应对？

先生的性格属于开朗一类，在外受听力的限制已少言了。在家里领导意识与参与意识却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深知久鸣必聋、久聋必呆这一可怕的发展过程，他要努力将自己控制在“聋”这一级别。为了先生的这一目标，我与之共同努力。我们除了各执各事和对弈之外，便会不停地高声对话，比起吵架来，也就是语速与激烈程度上的差异。偶遇女儿回家，一上楼便说：“我在楼下就听到老妈在广而告之了”，我只能报之一笑，殊不知我天天广而告之，天天到晚喉咙隐痛，以前我的歌喉尚可，如今却“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每每女儿一家回来，人多话多，加之女婿的江南普通话，外孙的语速太快，先生纵有困难，但获取信息的热情丝毫不减，我不停地重复，做忠实的传声筒，先生便能有针对性的发表看法，慷慨陈词了，如此能维持他固有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劝他买个助听器，然而徒劳，理由是“那玩艺儿一戴就更显得老了”，没办法，看来我只能买一个主持人用的“小蜜蜂”了。

先生特别喜欢看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中国抗战八年，先生“抗战”至少三年，有时几个台都在“抗战”，他乐此不疲地滚动欣赏，我估计八成会将情节串位，仅管如此，还常常煞有介事地批评编剧瞎写瞎写！我说人家瞎写你就不看，但不行，义无反顾，照看不误。因耳背，音量开得老大，到了战场枪击、搏斗的镜头，那声音真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有一次将楼下的老太太都被吵得蹦上楼来……

为了适应先生的现状，我与之交流，只能走近开言，即便如此还常常叉话：一天我所有菜品配好“下班”，让他这位“红案大师”来大显身手，于是我说：“一切准备就绪”，那边应了：“你要到哪里去？马上吃饭了”，他分明是将“就绪”听成了“就去”。我问：“水开啦？”他连忙抽一张餐巾纸揩揩嘴。还问：“干净啦？”这分明将“水开啦？”听成“嘴揩啦”？我说：“中央批评某些城市防疫抗疫不精准，懒政怠政一刀切，”那边回应：“这跟坐高铁有什么关系？”分明是把“一刀切”听成了“坐高铁”。疫情中我需要治病，采取音频就诊的方法，我与医生交流，先生不知情况跟我说话，我不能回答，他锲而不舍，穷追不放，我只能大声叫停！那边的医生，莫名其妙吃惊不小。我说个段子让他笑笑：“去年戴口罩，今年戴口罩，天天戴口罩，人人戴口罩，下代会认为鼻与嘴都成了隐私”。因为我拿掉了假牙，“私”字说得不清，先生怎么也听不懂，说：“戴口罩怎么变成影子，什么段子？不好笑，跟本不通”。 最近防疫抗疫，小区保安常常在楼下喊，通知去核检，先生只要听到一点声响便说：“好像喊我们了，快点、快点下楼！”。我说：“树上知了鸣，并非喇叭音！”我端了一盆满满的水去厕所，他听不到我沉重的脚步声与喘息声，慢慢悠悠的在我的前面度着方步，我大喝一声才得已转身让步。有时我身体不适，偶而会自言自语一番，他私毫不知，也就不能给我精神上的慰藉与安抚了。说真话，目前我讲话他能一遍听到，也是一种奢望了，往往重复两三遍，先生还在茫然之中。有时我高声埋怨，他却反唇相讥：“我就是被你炸聋”的！

先生的耳背也曾闹出尴尬，前年我们到石塔寺买鱼，因为才开始学着用微信和支付宝付钱，不是很熟练，当时买鱼的人也很多，先生一阵操作后，似乎听到了蜂鸣声和语音提示，以为商家已收到，便离开鱼摊，走了没几步，鱼老板从后面追上，拍了一下先生的肩膀：“喂，你给钱了吗？” “给了，支付宝付的呀，” “你再睁大眼睛看看，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就送你到市场管理办公室”，先生打开支付宝账单，还真的没有付出的记录，连忙打招呼、道歉，从此每当手机付款，先生总不厌其烦地确认商家是否收到，因为丢不起那人啊！

日子在一天天的过，我早就接受与聋先生如此的语言交流，只是但愿我的嘴与他的耳零距离亲密接触的时间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