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越靠近佛，你遭受的磨难和委屈就越多”

诺亚龙舟

中国医师节的设立，正是白岩松老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多年提案建议的结果。

学医，本科五年，学费是别的专业的两倍，辛苦程度是别人的多少倍，别人的大学是怎么混过来的大家都很清楚；读硕士研究生三年，不带工资；读博士研究生三年，不带固定工资。

读出来医生多少岁？30岁。为了这份事业，没有积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待在哪个城市还是未知数。

—— 白岩松

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医生？

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大家说到医生，都会说两个词，一个是“医德”，一个是“医者仁心”。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哪些行业的后面是带“德”字的？只有教师和医生，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老祖宗够聪明，之所以这两个行业后面带“德”，是因为它们维系着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健康领域，一个是精神健康，一个是肉体健康。所以，社会对这两个职业的要求特别高。

现在很多的医生都有委屈——我在做这样行善积德的事情，为大家守护健康，可是还面临着怀疑。千万不要怀疑，千万不要有委屈感。我还是要强调，你越靠近佛，你遭受的磨难和委屈就越多。因为你的职责高，大家的期待也就越高，对你的需求也就越高。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行当，就像是一个举重者。

医者为什么要有仁心？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就是这样一群人。大家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那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那儿来寻找希望。

我们常说，医生是治病救人。其实治病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说救人？治病只是治疗病状，但是救人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医生这个行当，你总看到的是一颗又一颗苦痛的心，一张又一张苦痛的面孔。当然，医生最大的幸福也是，病人来的时候是苦痛的表情，经过你的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他带着笑容离开了。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共同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二、医生的五重价值

中国用四个字把这一辈子概括——生、老、病、死。请问，这四个阶段，哪一个阶段离得开医生？哪个人能够确定一生都不会成为病人？从医德到医者仁心，再到治病救人，其实本身就体现了医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生命价值。

我觉得医生还具有社会抚慰价值，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基础不浓厚的国度，医生不仅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还要扮演牧师、上帝和佛的角色。患者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折磨，释放往往来自医生的抚慰。因此有的时候，一个好医生的标志是治好病，也包括让很多人感到了希望和温暖，这原本是另一种医术。

第三个是医生的情绪价值，第四个是社会的信心价值。所谓情绪价值，社会上戾气、抱怨到处都有，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状态，医患冲突就会减少。所谓信心价值，我们中国现在什么都有，但是现在最缺的就是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失衡的核心就是信任缺失。如果这个行当的改革能够进行的更加彻底，信任的恢复对社会有巨大价值。

老祖宗说，大医治未病。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第一次突破两亿，今后还将以加速度增加。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虽然还不高，总人群中只有15%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但是总数吓人。如果这一数字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这样的人口数能够挤进世界前十人口大国。因此，老龄化对医疗的需求将是巨大的。如果不提出健康寿命的概念，不提出储蓄健康的概念，中国的麻烦就会很大。这和医生有什么关系吗？那就是医生的另一个价值——医生的科普价值。



写一篇论文对于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的晋升是有帮助的，而写十篇科普文章却和晋升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社会的评价体系产生了问题。但是，每一个医生都应该知道，科学常识的指导，会帮助相当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急病不转化为慢病。医生的常识普及的价值还没有最大化地调动起来。医生被整个社会安排了太多的应急价值，一到流行病传播的时候，一到汶川地震的时候，医生全成了白衣天使。一过了那段时间，大家就都健忘了。然后，大家又开始骂医生。

三、医生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

对于医生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应该更加立体地去看待，决不能简简单单从医学技术的层面上去看待。我更看重的是，它是整个社会信心的根基。如果说社会有两个最重要的根基，一个就是医疗，一个就是教育。如果大家对医疗基本满意，对教育也基本满意，社会的稳定就基本靠谱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提醒各位，不能产生过高的期待。因为这两个根基太过重要，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百分之百把这两个问题解决，美国也同样面临相似的问题。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们的重要性。



医生的行业永远位列被人喜欢的十大行业之中。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必定是靠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靠技术吃饭，而且饭还不错。如果月薪三四万，红包四千如何把你拿下？如果月薪三四千，红包四千肯定就会让相当多的人动心了。如果医生一个手术才一百多块钱，但是支架是进口的，利润可能几千块钱，你会做何感想？同样，一个医生在自己医院做一个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如果走穴去另外一个医院，可能拿到一万多，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面必须高尚？我们今天喊口号就能把所有问题解决了吗？

　　

四、化解医疗困局不能靠道德感召，还是要靠改革

我非常反对在中国用道德来谈论道德，毫无意义。中国人的人性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比一百年后更好，关键是看周围的环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还是恶。人性一直没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

今天中国的道德问题似乎太大了，老人跌倒了没人扶。这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吗？如果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能够覆盖到每一个人，请问老人跌倒了别人扶他，他会讹人吗？我相信十个讹人的老头儿、老太太有九个八个都是善良一生，谨小慎微过来的中国人。但是，在中国，老人们第一怕的就是给孩子添麻烦。当他一摔倒，一动发现骨折，动不了了，一下子价值观全部扭曲了，担心这样会给孩子添麻烦。这时候，任何人伸出一只手，他们都会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说不定就会讹人。等我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健全了，请问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因此，道德问题往往是社会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什么叫法律？法律是社会道德最低标准。如果再加上一个良善的制度，就会让道德的水准跃升。

坦白地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医患关系相当多的矛盾，是各位在替中国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如果医疗改革不能快速地破局，这个黑锅你们还要背很久。这就是问题所在。

五、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神学

现在我们的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情绪——把医学当成神学。什么叫神学？我把病人交给你，你必须给我治好，不能出任何问题。请问，哪个医生能够做到？即使目前，在医学已经进步到现在的水平，疾病也在发展。

我嫂子的妹妹跟我是同龄人，十几年前，她不到三十岁，死于肺结核。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原本以为肺结核已经成为彻底被攻克的疾病了。然而，实际上，肺结核早已发生了转变，病菌在进化，疾病也在发展。

作为医生，你能治愈的其实很少，但是你能安慰的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社会并不是这样看待。科学本来就是有成功有失败，讲究概率，有探索，中间还有曲折。我小的时候，医生们敢于冒险，冒险是为患者好。这个手术可能只有40%成功概率，做还是不做？那时医生们往往会建议做，如果做成了，百分之百痊愈。现在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可能医生都不敢冒险建议患者手术。表面上，现在患者乃至整个社会情绪激昂，最终倒霉的还是患者自己。

全社会应该恢复医学作为科学的存在，而不是作为神学的存在。我们应该让全社会都知道，目前有相当多的疾病，可能被控制，可能被减轻，但不可能被治愈。高血压现在被干预，被控制所占的比例极低，真正被控制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十。因此，我们如何恢复医学作为科学的存在，让各位获得一种解放，同时也让各位敢于去冒险。

六、为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良善的缓冲地带

我们社会中相当多的医患纠纷其实医院有解，患者本来就痛苦焦虑，但是一会儿缴费三楼，一会儿划价四楼，拿药又在另一个楼层。医务人员都不完全清楚，患者可能会因此跟医生发生碰撞冲突，情绪发生巨大的波动。

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的医院采访，一进医院，就会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弱。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到医院上班的，他们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台湾的志愿者实现了自己的调节功能。我们中国大陆的医院，哪些能够建立如此完善的缓冲机制？

中国医疗困局整个的改变，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我们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每一个医生温和地对待患者，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其实可以尝试在你们的医院设置志愿者，引入NGO。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是要有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完成长久的润滑和缓冲。这是非常好的。

七、对医生的情感

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

我大学毕业，即将回北京的晚上，我的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离苏联很近。在那样一个小城市，家里有个人出差去北京、天津、上海，那是天大的事情，很多人会求他们代购。

七十年代，我爸爸那时三十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终于有一天，他出差要去天津。我妈妈就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我爸爸出差去了天津，最后一天才去医院。结果，他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我爸爸肯定不干，一堆事情，必须要回去。医生就阻止他，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请你稍等，我去找我们的领导来跟你谈。”医生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天津火车站的喇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爸走到火车站门口，下午跟他交流的那个医生，焦急地站在门口等他。原来那个医生细心地看到了我爸爸的车票，记住了晚上的车次。我爸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父亲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是这样的医生，加上现在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

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群体——身披白衣，抚慰愁容，只会苦干，不会邀功的一群人。

医生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敬意——不仅为了疫情中的逆行，更为了平日的每一滴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