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

柳

　　2006年6月25日，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十五年过去了，我们非常怀念她。

　这是父亲1989年第一次回家

　　我的母亲张其倬，安徽省定远县人，1924年11月10日出生，是一个一生坎坷、苦命的女人。

　 1938年日本鬼子来了，据说已经到了妈妈的老家-安徽定远县。像安徽北方的许许多多家庭一样，母亲随着家人举家逃难到了徽州。母亲有兄妹四人，大哥就是老大，还有两个姐姐，我妈妈最小，称四姑。那时外公已经不在了，大姐也已经出嫁了。连同大哥家的孩子，家里总共九个人：外婆、大舅、大舅妈、妈妈和他的二姐、大舅家的四个子女，肩挑背驮，全家一起逃到徽州来了。
　　一开始他们到了休宁的万安，在那里住了两年，后来又搬到了屯溪。居住在休宁期间，那时妈妈的二姐已经到了婚嫁年龄。经好心人牵线，认识了一个在邮局做事的人。双方大人没意见，后来就成了二姐夫了。第三年，他们举家搬往屯溪，住在阳湖一带，二姐便留在了休宁。再后来母亲的兄长张其超，就是我的大舅，联络了他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叫石国柱的，当时在歙县当县长。石国柱给大舅在歙县谋了个差使，在县政府里管财粮。大舅他们全家后来就安家到歙县来了。再后来石国柱升任为徽州地区专员公署的专员，于是大舅又被安排到了屯溪一家银行当会计科长。家人继续留在歙县。

我的大舅张其超，一个非常稳实知识渊博能干的人。小时候我没有父亲，最崇拜的人就是大舅了。

在将近解放时，不知是工作原因还是由于其它什么原因，二姐、二姐夫一家搬到杭州去了。后来我3岁那年，妈妈带我去杭州二姨家家玩过。二姨还让我唱了一首歌，奖励了我一辆小三轮车。那辆三轮车，二姨夫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托运到徽州来。那车子我骑了很久，后来一直保留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姊妹间慢慢地不来往了，妈妈写了好多信，都没有回音。70年代末吧，有一次妈妈要我带她去杭州找找，那时我在医药公司开车子。根据以前的通讯地址，我们找到二姨家，二姨早些年已经不在了。二姨夫另娶了一个女人，这很正常啊。妈妈询问他们不回信而失去联络的原因，竟然是要与我们政治上划清界线。他说他儿子在飞机场工作，不能与我们台属有来往，子女要前途舍弃了亲情。我与妈妈无语了。那天不欢而散，二姨夫后来娶的那个女人留我们吃饭，我们也没吃，妈妈气冲冲离开了。
后来我大舅有一次来徽州玩时，妈妈告诉他这件事，大舅听后一定要去杭州一趟。于是有一天我们去了。那次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大舅妈杨德贞的一个弟弟，叫杨德功，他那时在杭州市劳动局当局长，他家好像有两个女儿。我忘了是喊他表叔还是表舅的，他也是一个老革命，很早参加革命，刚解放时安排到南方工作的。我们见到他时，他还开玩笑地问我，想不想调到杭州来工作，这点事情现在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他家住在离西湖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在他家吃了午饭。
　　午餐后，我与大舅就到了二姨夫家去了。我因为跟我妈去过一次，第二次去很容易找到的，他家是住在老中山路那一带。大舅的脾气与我妈妈倒有几分相似，有点暴躁。二姨夫家的房子是老房子，前面有个很小的院子，我们到了二姨夫家，进了院子没有进家。直接把二姨夫叫到院子里，一顿臭骂，大意是以前的亲情全然不讲，没给二姨夫一点面子，没给他一点辩解的机会。大舅骂完了，拉着我气冲冲离开了，那次纯粹是出气去的。

　 大舅原配妻子的六个子女，左起依次：1、四子张家明，是在徽州出生的，2、二儿子张家金；3、长子张家琪，是一个老革命，1948年从徽州回来就参加解放军到四川去了；4、三儿子张家环；5、女儿张家茁，女儿是排行老二的；6、五子张家长，是全家从徽州搬回定远老家后1949年出生的。

我的大舅一直在屯溪某银行工作。1945年，被银行外派到湖南公干。在湖南，遇见了一个湖南姑娘，一见钟情，就是后来的小舅妈熊金云。渐渐地，他们在湖南组建了另一个小家庭。不久，另一个小家庭的大儿子出生了，取名张家志。两年后又有了第二个，取名张家继。
1948年，临近解放了，大舅带着全家从徽州搬回定远老家。大舅后来从徽州某银行调到合肥工作，继而把湖南的小舅妈一家人接到了合肥，在合肥筑建了另一个爱的小巢。
妈妈就这样留在了徽州。大舅晚年告诉妈妈很内疚，两妹妹嫁在很远，没有照顾两个妹妹。
大舅的原配舅妈很贤惠，在那样情况下，照样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几个孩子。当然大舅有时也会回来，关心他们的家庭，关心他们的孩子。但是孩子成长中缺少了重要支柱--父爱。不过我的这几位表兄都很争气，读书、工作，在艰苦环境都茁壮成长了，各自都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我大舅在合肥的另一个家庭。我十岁时妈妈带我去看外婆时照的。前排左起：合肥家庭大儿子张家志、次子张家继、我外婆、我；后排左起湖南的小舅妈、手上抱的是三儿子张文生、我妈妈、大舅。当时还有一个小表妹没出生。

　 2012年这几位表兄及表嫂来徽州看过我们，遗憾的是他们的四姑已不在了。我陪着他们去看了他们小时候住过的、玩过的地方。与他们一起回忆了他们小时候的趣事......

大舅的大女儿张家茁和五子张家长来看望妈妈

我的二表兄跟我说，他妈妈小时候告诉他，他是在歙县一个叫金滩的地方出生的。那次我带二哥和四哥及家人去看了歙县的金家滩，那是紫阳桥头的一个小村子，离渔梁坝只有点点路。反正是那个地方是对的，人呢，估计是二哥搞错了，二哥是1938年出生的，1940年他们逃难时三表兄都已经出生了。那时已抱在手上。听我妈说过，他们逃反时，大舅的四个孩子，有一个还背在背上，就是三哥张家环。要说是四表兄还差不多，四表兄就是在徽州出生的。当初他们家逃难的家人过来的一根是九人。二哥张家金就是在九人之中的。
说来有缘。大舅家搬家到徽州后曾经租住在父亲的表兄汪道渊的家里。经一个老邻里，江振权的母亲（江振权后来与四叔柳尚果一起去台湾的）介绍父、母亲认识了，双方的家长也很赞成。再后来1947年就结婚了，婚后母亲去了父亲所在的国民党贵州某部队里，我想这就是人们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吧。
1949年初，在上海做生意的大伯父柳尚棠因肺痨医治无效逝世，两老在家中成天悲悲戚戚的。于是有邻里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马上让其妻回来照顾公婆。那年母亲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回到了家中，呆了一个多月。公婆情绪稳定了，准备回部队去。由于公婆挽留，也由于当时的时局很乱，挺着一个大肚子，路上确实也不方便，没走成。到1949年4月，歙县解放了。柳尚渠的部队也开拔了，当时情况不明（后来听说是去了台湾）。母亲就这样留在家中了，从此天各一方，一分别就成了永远的痛。几个月后产下了一子，就是我，取名柳忠永。
刚刚解放时，家中很穷很穷，一点点收入也没有。爷爷有四个儿子，柳尚棠14岁到上海当学徒，后来就留在当学徒的那个店里当伙计。1949年患上肺劳，就是肺结核。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了，才刚刚走完29个年头。那个时候的肺结核在我们国家时还是属于不治之症的。那个时候柳尚棠在上海不常回家，婆媳关系不那么融洽，其妻子汪桂花干脆就搬回到渔梁娘家居住；老二柳尚渠随部队去了台湾；老三柳尚梁原来在旅顺的国民党海军部队里，后来随国民党海军部队起义到了解放军海军部队里。因那时刚刚解放不久，也没有回来探家；老四柳尚果1949年还在县中读书，那时县中在问政山上，也于解放前夕的某一天夜里，悄悄地随着住在我们家的国民党73军某部走了。当时都说失踪了，后来才听说去了台湾。

妈妈后来告诉我，果叔那天夜里是她送走的。果叔当时很想跟着军队走，于是告诉了二嫂，二嫂阻拦了但是没成功。于是在军队撤走的那一天夜里拎了一个小马灯，避着公婆，悄悄地从后门将果叔叔送走了。因为怕公公婆婆责怪，一直瞒着不敢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果叔后来对二嫂特别尊敬。

1953年我们母子

家中生活的担子就落在老二媳妇我母亲一个人的身上，上有公婆，下有吃奶的儿子。
那时的家中一点经济来源也没有。母亲在家做姑娘时跟一个亲戚学过一点裁缝，于是母亲去帮工，帮人家做裁缝、或帮人家做杂事（好似现在的钟点工），没事做时就做散工，所谓做散工就是帮盖房子人家敲石子，挑砖、挑瓦、和泥、挑泥很辛苦的，每天回家手都是破的，冬天的手更像锉刀一样。每天换取一点点米回来，那时做工普遍不付工钱的，因为大家现钞都很少。做一天工给两到三升米，勉强可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还有就是家里解放前遗留的一点钞票，好像叫金元券什么的也还流通，不过根本没有用的，那时好像天天涨价，一大袋钱买不到一斤米，还有就是铜板和铜钱也还可以用，家里翻箱倒柜还能找到几个。奶奶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一点蔬菜之类，总之一家人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
　 195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歙县新成立的卫生院招人，妈妈报名参加了。我妈妈是念过初中的，当时有文化很吃香的，一考就中。那时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动员年轻人参军参干，有文化的人都被重用了，要是高中毕业，说不定还能搞个什么长当当。录取后通过短暂的培训，成了歙县卫生院的一名护士。

　　参加了歙县新成立的卫生院的第一届护士训练班

　　妈妈开始有了一点点薪水，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还是那样清苦，不过总有一点点改善。 三叔柳尚梁一直在旅顺的海军部队里也没回来探过家，爷爷奶奶实在挂念，逢年过节总唠 唠叨叨的。也难怪，老大没了，老二和老四也是没有信息，现在只有望老三了。
1952年母亲奉公婆之命带着我去旅顺部队里探望过三叔。三叔所在部队刚从国民党海军起义过来，那时还在整编和训练中。他们部队里也没有招待所，安排我们住在一个老大爷家里。
老大柳尚棠去世后，媳妇改嫁，两个女儿随母亲去了继父家。由于继父家生活也很困难，爷爷奶奶心痛孙女，于是就去把孙女姐妹俩接回家了，姐姐柳颖韶，因不习惯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两三天后又跑回娘家去了。妹妹柳育钦，就留在我们家了，爷爷帮她根据我们家的排辈“忠”字辈改名柳忠仙。

　　爷爷把堂姐柳忠仙接回来了

　 后来柳忠仙在念歙中时，她说同学们都说那个“忠仙”的“忠”不好，要改成“宗仙”。那时爷爷已经不在了，奶奶也不管随她去了。
柳忠仙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出嫁。
母亲在县卫生院当护士没多久，由于工作需要，又从歙县卫生院调到了歙县南乡的苏村区卫生所（该卫生所是新成立不久的歙县第九区卫生所）去工作。那年我才四岁，也跟着母亲到苏村去了。
1956年母亲又从苏村区卫生院调到歙县血防站工作。调到血防站工作以后，每年冬季都要被抽调到歙县武装部去参加每年一度的兵役体检。
血防站的工作重点是乡下，所以母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的血防组里工作的，她待过歙县的很多乡村像雄村、富堨、桂林、竦口、堨田、江村等地方。我那些年也就跟随着母亲在这些乡村的学校里念书。

　　母亲在歙县卫生院当护士不久又调到了苏村区卫生所去了 　　1956年妈妈又从苏村区卫生所调到歙县血防站工作

　　那些年政治运动很多，我有记忆的几次是妈妈告诉我她被审查过的，像1953年的三反五反啊、1956年的肃反啊、1957年的反右啊、1962年的整风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还有最厉害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母亲每次运动几乎都要接受审查，老问题都要拿出来理理的。难怪有人开玩笑说，你妈妈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都是要求交代父亲问题，母亲的回答几乎每次都千篇一律一句话：“1949年初回家照顾公婆，离开了丈夫，以后就没有办法联络了”。每次运动都要受尽极大的精神折磨。母亲后来告诉我，有好几次实在受不了那个精神上的折磨，都想到用死来解脱。因为舍不得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子、家里还有需要人照顾的公公婆婆，还有默默等待的多年未见面的丈夫，苟且偷生着。妈妈经常以泪洗面，强以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听人说吸烟可以减轻优愁，于是开始吸烟，借烟消愁，以慰藉精神上的压力。

　　1957年我妈妈33岁

　 母亲的信念，父亲的问题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台湾问题也总会解决的。母亲的信条就是要规规矩矩做人，工作上多做一点、话少讲一点。妈妈工作很好的，任劳任怨。能评先进的都评了。我从小就接受到妈妈很严厉的教育：夹起尾巴做人，只管念书、少讲话、少发表议论，所以我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后来我的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小时候妈妈的教育也许有一定的影响。
在苏村区卫生院工作时曾经有一次，区公所里有个公安干部叫李启光的，告诉妈妈，组织上帮妈妈介绍给一个老革命。妈妈的几个要好同事们都很赞成，说是这样可以摆脱被丈夫牵连的命运，儿子在学校也不会被人骂野种了，家中的经济问题也会马上好转。大家都是好心，关心我们的。想想也确实如此，一家人的命运会从此而改变。那时候就是这样，那些老革命风里雨里多少年了。为共和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根本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战争结束，年纪也大了。许多老革命的个人问题都是组织上帮他们解决的。那次那个老革命估计官阶不低，坐了一个小轿车去苏村的，母亲躲到苏村区公所后面的山上去了。母亲心中是有信念的，她有着中国女性传统的从一而终的道德底线的。
再一次运动时，妈妈又多了一条罪：不肯嫁给老革命，还在等着反动丈夫反攻大陆。

　调到血防站后，每年冬季都抽调到歙县武装部协助兵役体检

　　1959年被血防站派到芜湖医学专科学校进修学习

　　1961年，困难时期，爷爷由于四哥以及两个儿子在台湾的影响，被免去了解放以来一直担任的新民街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和县人民代表，忧郁成疾。加上生活困难，营养不良、饥饿引起的各方面的疾病，医治无效，66岁就驾鹤西去了。

爷爷辞世的那天早上，三叔突然回家了。三叔几年都没回家来过，爷爷生病打了几个电话，又捎了几次信都没有回家。妈妈问三叔今天怎么知道回家啦？三叔说，早上骑个自行车到县城来办事，摔了一跤，手都跌破了，想起来就回家看看，哪知正好赶上给老爷子送终，真是苍天有眼。
　 爷爷逝世后，母亲继续侍奉着婆婆、抚养着儿子和侄女。好在祖母那时身体还硬朗，生活和一切家务都能胜任。那年妈妈是在桂林血防组工作，我跟着她在桂林小学念书，堂姐柳忠仙那个时候在县中念书。
我的户口原来是跟奶奶的，农业户。那两年困难时期，生产队是吃食堂，从来没有米和面的，都是吃红薯和萝卜。妈妈是工作人员，每月有十几斤大米。她的大米都拿回家来给我和奶奶还有堂姐煮点粥补充补充，自己在乡下就吃一些麸皮、米糠和野菜。妈妈因此得了严重的浮肿病，腿上、手上浑身都水肿，那个时候边吃药还要边坚持工作。
困难时期刚过去的第二年我染上了“伤寒病”，身体很虚弱。我与妈妈到城里来看奶奶后回桂林去，为省一点车票钱，15里地都是走路的。我根本走不动，妈妈就背我走。那时我12岁了，个子也不小，背背很吃力的，妈妈坚持背着我走完了大部分路程，我的泪水湿透了妈妈的衣衫。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止不住潸然泪下。
第二年，1962年三叔逝世了，逝世于他工作的岩寺煤矿的一次矿难。
母亲对我的堂姐柳忠仙很好的，从来一视同仁，如同己出。因为是女孩子，平时的衣服鞋子比我还多一些，还有裙子等漂亮衣服。
　 1963年，我去潭渡中学念初中去了。

　 1965年，堂姐柳忠仙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叫吴宏利的退伍军人，是北岸公社五渡大队的人，汽车兵退伍的。结婚第二年，丈夫被安排到四川支援大西南建设去了，柳忠仙也就随着丈夫一起到四川去生活了。

　　妈妈的血防战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那次运动，最厉害的一次了，父亲的的问题，重新成了重点审查目标，成了我们母子的梦魇。老问题被重新拾起，妈妈是“潜台人员家属”，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那次被关在“徽州师范附属小学”里隔离审查，勒令交出台湾父亲寄来的两封信。哪有信啊，根本是无中生有。批斗时妈妈说了，空投也投不到我家呀？邮局寄的，可以去查呀。被批：诡辩。后来问妈妈，她不愿提起，只轻描淡写地说，经常开大会批斗，反正就那样了。那一次时间很长，持续了两个多月吧，我们母子也两个多月未见面。妈妈是潜台人员家属，我也自然就成了“狗崽子”。我与奶奶祖孙俩人只有在家哭，奶奶有几次中午带着我到“徽师附小”对面的公园里站在高处，只有那个时间从那个地方才能看见。现在的行知小学以前是徽州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学校对面是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个革命烈士纪念碑。站在公园的高处，可以看见徽师附小的操场。母亲每天穿过操场去食堂吃饭，我们只能站在那里偷偷看她一眼。

　 那些年，我们母子两人经常在一起抱头痛哭，泪湿满襟，奶奶会跟我们一起哭。

　　从这个纪念碑可以看见左边牌坊边上围墙里就是徽师附小，墙很高的那个房子就是当年附小的食堂，外面就是一块操场，母亲每天中午会从左边的教室里（照片看不见）穿过操场去食堂吃饭，这个纪念碑再过来是一个小山坡，要高一些，可以看见对面操场的。那时候，奶奶就带着我中午到这里来看我的妈妈。

　 1966年我潭中毕业了，1968年我下乡插队去了，插队在母亲工作的村子：桂林公社的江村大队。

妈妈在江村工作了好多年了，她的人缘很好的。她受过护理培训、进修过医生，也学过针灸，尽管不是很精通。平时在村里，谁有头疼脑热、小伤小痛的，还是管用的。那时的血防组，也承担着村民的健康医疗的。母亲还有一个特别的长处，就是进修时学过助产。妈妈在江村十多年，她迎接的小生命，少说也有近二百个了，这是母亲一生中最最辉煌和引以自豪的。以前的农村落后，生孩子都是靠民间的接生婆。主要也是因为消毒做的不好，不卫生，发生事故的几率很高。所以大家都愿意找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也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连辅料也基本是公家的。接生是很辛苦的，冬天夏天、风里雨里，有时是半夜里，母亲从来都都任劳任怨，随叫随到。在江村，男女老少，问起张医生，谁都认识，谁都会翘起大拇指，年轻守寡，孝敬公婆、养老送终，养大遗腹子。农村是一片净土，农民是最淳朴的人，从来没人提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母亲一直得到江村人的尊重和好评。
　 奶奶一个人住在城里，妈妈几次动员想接奶奶到江村与我们一起生活。奶奶就是不肯，说是在这个家里住了几十年，习惯了。
那是1969年的一天，奶奶告诉我们，她看我们在农村里很困难，想卖掉城里的房子补贴家用。是有人告诉她，房子卖过可以继续住。妈妈与我都不同意，老祖宗的这一点点财产不能卖。这个事情不知怎的被老三媳妇知道了，前来阻止并大闹一场。奶奶当时就晕倒在地上，街坊邻居把她抬上床后打电话叫我们的。从那天以后奶奶再也没有起床，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五十六天，一甩手离开我们了。

我们在病床前待了56天，雇了一个邻居叫杜英华的服侍奶奶，妈妈也请假在家，并请了同事医生前来问诊、打点滴。杜英华是一个老革命，打游击的。文化大革命被贬到徽州来的，来时拖家带口的。也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对面山上的有个寺庙“开化寺”里，那里以前有很多菩萨的，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杜英华的问题，直到前几年才彻底解决，后来好像是安排到省人民银行离休去了。
奶奶自从那天气得晕倒之后，再也没有起过床，也不吃饭。谁来劝、怎么劝都不行。天天以泪洗面，很少与我们讲话。身体越来越虚弱，还是坚决要卖房子。到那个地步，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后来请街坊邻居叫来了那个要买房子的人，是桃源坞的，叫胡宏宝。还请了一个中间人，奶奶在床上口述，写了有关卖房子财产分配的遗嘱，受益人也就是我与柳忠仙的儿子吴正晨两人。那个时候吴正晨还很小，就挂个名，钱当然是柳忠仙拿了。那个房子分几年付款的，遗嘱写了第一年柳忠永收390元，第二年吴正晨收390元，第三年又柳忠永收390元，第四年吴正晨收90元。那个房子一共卖了1260元，本来讲好奶奶用来生活的，用不完百年以后再留给我们的。谁知道，她一分钱也没用，全部给我们了。到最后，点滴都打不进了，就这样熬了56天，走了。奶奶带着悔恨，带着对儿子们无限的思念，离开我们了，享年71岁。
　 奶奶自从那天气得晕倒之后，再也没有起过床，也不吃饭。谁来劝、怎么劝都不行。天天以泪洗面，很少与我们讲话。身体越来越虚弱，还是坚决要卖房子。到那个地步，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本来讲好奶奶用来生活的，用不完百年以后再留给我们的。谁知道，她一分钱也没用，全部给我们了。到最后，点滴都打不进了，就这样熬了56天，走了。奶奶带着悔恨，带着对儿子们无限的思念，离开我们了，享年71岁。
那个老三媳妇许彩阻挡卖房不成，又告到了歙县人民法院。当时的法律没那么健全，法院没讲那些遗产的继承和赡养的义务，也没算那些医药费、护理费、安葬费等等，法院那次是带了观点的（肯定走了后门）。一审判决，我记得那个判决书开始就打压了我们一方：“烈士家属××，状告潜台人员家属×××”，判的金额大概是全部的一半还多一点，因为她是烈属，我们是台属，这个调子一定，输赢不得而知了，具体记不清了。
　 太气人了，母亲不服，决定上诉了。有人劝妈妈请个律师，妈妈说不用了。自已上法庭去辩护了，我真佩服她的勇气。二审判决，推翻了原判，除去了那些“潜台人员”之类的字眼，退出的金额也从一半多减到了三分之一以下。这场官司也不知道应该说是赢还是输，总之窝囊至极。
　 奶奶离开我们了，家也不属于我们柳家了，我们就暂时在江村安家了。我因为父亲在台湾的缘故不能招工，读书也没份，当兵就更不用说了。于是灰心了，铁心扎根农村了，娶了江村的一个姑娘江和平为妻，组建了一个小家庭。也在江村建了一个小房子，开始是连母亲三个人，慢慢地又添了两个小孩，五个人的家庭了。

　 1971年我们在江村盖了三间小平房，我们在这幢房子里渡过了近十年。我的大舅差不多每年都要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一、两个月时间不等，有时一个人有时与舅妈一起来。 　 1979年，顶替招工后我们在江村留影，前排左一小姑娘是我医药公司的同事好友朱一平的女儿朱静

　 母亲心里始终在想，柳氏一脉不能在县门口消失啊（那时四伯公柳戟门的家人也都在外地）。母亲虽然只上过几年初中，但那个时候受家庭、社会的熏陶，有着中国女性特有的的美德。她曾跟我说，既然嫁到了柳家，就要把柳家的门面撑起来。她总念念不忘要回到县门口去，忘不了我们柳家祖宗“留耕堂”的发源地。

　 1976年国家有一个新政策，像母亲这种身边无子女工作的工作人员可以提前病退，让一个子女顶替工作。终于机会来了，于是母亲马上写了报告，那年妈妈53岁。她平时在单位工作时做人不错，吃苦耐劳、不多话（历次运动搞得不敢说话），与领导、同事还算融洽。那时就这个样，运动来了，六亲不认，运动过了，大家还是同事好友。报告很快就批准了，而且领导还开了一个小绿灯（已婚的不能招工，对我破格录取了），我就这样被顶替到母亲原来的工作单位歙县血防站了。我到血防站上班后，母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慢慢地往县门口去了，就这样我在江村呆了10年后，又回到了老祖宗的发源地。
　 第二年，我从血防站调到了医药公司。初到城里，没房子了，我先在我们单位申请到一间房，祖孙三代都住在一起。慢慢的母亲找到了柳家大房的外孙叫程继生的，他承顶有柳家大房的一点房产改造的小房子，我们就先租住在那里了。不久又租住到了离我们家不远的程家老太太家，就是人家说的“二大人”家。那些年搬了好几次家，又麻烦损失又大，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搬来搬去时都丢光了。
　 二大人，县里的二大人，县官为大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他家有一个小故事：二大人程姓，老先生帮害痨病的儿子娶了媳妇进门冲喜，就是我们买院子建房的程家老太，叫胡玉英，过门没多久丈夫医治无效去世了。小媳妇很贤德在家守寡，她劝公公娶个填房，留个香火，公公娶了。填房婆婆生了个儿子，生产时难产死了。不多久，公公也去了。就留下了一个年轻的嫂子和一个吃奶的小叔子。这个嫂子硬是用米糊糊把小叔子喂大，没有生活来源，就搓那种纳鞋底用的苘麻(qǐng má)绳卖，两人相依为命，直到把小叔子养大成人。小学、师范毕业，分配在歙县坑口乡的小学里当教书先生。本来很好啊，估计可能他们祖上有什么遗传基因，好日子没两年，犯了精神病。在离他们家不远一个叫“大夫坊”的牌坊边上的一口井，投井死了，程老太又一个人孤苦伶仃过着生活。
　 我们租住在程家，母亲及我们家人都对房东老太很好的，像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程家老太感动了，第二年卖了一个院子给我们建房子，约有180平米。
　 1980年我们在那个院子里建一幢不太大的三间二层的小楼房，由于资金紧张，把江村的房子卖掉了。那幢小房子，我们家生活了十多年，接待过果婶婶、许婶婶、许叔叔、果叔叔还有汪薪太太的弟弟（江西南昌老家来徽州接姐姐和姐夫回家的）。

　这是汪其模（汪道渊的大儿子，定居美国）回来寻亲时照的

　 就是那一年，汪其模来了。汪其模是表伯父汪道渊的大儿子，定居美国的。他回来寻亲了，他第一次带回来我父亲的消息“榘叔在台湾，果叔也在台湾，都很好”。并带来父亲托带的200元人民币，我们的心情当时真是难以形容，总之全家人都很高兴。尤其是母亲，为了这句话回家哭了好多次，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悲哀。这回才是真正有了柳尚榘和柳尚果兄弟俩确切的信息，也从汪其模那里证实“柳尚榘已经结婚了”。

　 这是妈妈被邀参加歙县首届台胞台属联谊会时的合影，前排正中间是奶奶大哥的儿子汪立本，他也是不久前才从战犯狱里释放出来

限于当时的形势，表兄程邦正告诉我们，上头有人交代的只准接触他们家人，要不是汪其模指名要见渠婶和家人，可能那次我们还见不着面。我们没多接触，也没多交谈，见了个面，他帮我们照了几张相片，说了几句话，我们便离开了。总之有这一句话“榘叔和果叔都在台湾，都很好”，这就足够了。
那天回来，妈妈大哭了一场。有了确切在台湾的信息应该高兴啊。在得知确实在台湾后，就这样我们联系上了，开始大陆与台湾通信规定必须由香港转的。外面套一个信封，信封写“内详”，到香港有一个专门机构拆了外信封，再按照里面信封的地址寄来。转了几次，后来我们又通过在美国定居的大姑妈程玲转信，大姑妈程玲是二姑妈陈惠芬的姐姐。我有很深的印象是大姑妈的字写得很漂亮。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记得父亲来的第一封信，老爸把信的抬头写了“四姑如见”，我妈妈在家是老四，她们家里人以前都称四姑的。妈妈不愿意了，原信退回去了，老爸赶忙改成“其倬吾妻”又寄过来了。
80年代初，我所在的医药公司因业务需要，要买一辆大货车，征求我意见时我说我国首屈一指的当然就是二汽的东风汽车了，不过那个时候计划经济，东风汽车很紧俏的，没有计划根本买不到的。于是我就起了个念头，想通过二姑父购买一辆东风汽车。
二姑夫是老革命，原来在中央某机部。60年代末，受国务院派遣，去湖北省十堰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一直在十堰二汽任副书记副厂长。我和妈妈商量了此事，妈妈也很赞成，她很想去看看二姑妈和她的家人。于是写信联系了一下，姑父答应了。
1984年，应该是夏天，我们成行了。记得我们那次去还帮程邦华（锦宣）的妹夫背了一块雕砚台的大石头去给二姑夫，好重哦。那时候从徽州到十堰路上要走三天，第一天坐汽车到芜湖，晚上从芜湖乘长江轮船，第二天下午才到武汉，第二天晚上再从武汉乘火车到十堰。到了十堰，我们受到了二姑妈一家的热情款待，在十堰我们待了十多天吧。参观了二汽汽车总厂以及下面的二十多个分厂，十堰的意思大概是指十条山沟沟。这十条山沟里分别都建了许多分厂。姑父说，他们刚来时，晚上到处听到狼叫。短短几年，这里发展成了一个汽车城，现代化的城市了。
姑父特批了条子，姑父告诉我说，国家计委邹主任跟他老战友，写信来叫他搞两辆计划外车子塔读没有办。那个时候二汽生产的“东风汽车”紧俏的不得了。
那次回来就是开着新车回来的，新车不能跑快。正好一路带着妈妈玩玩，妈妈辛苦了一辈子也很少去旅游的。还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同事朱一平，他是帮我送材料去的，正好一路有伴，朱一平也很喜欢玩的。凡是我们一路经过的名胜景点都带妈妈去玩了。像武当山、襄阳、武汉、庐山、景德镇等地，都去看了看，玩了一下。在景德镇还买了许多碗回来。一千多公里，7、8天才到家。
好像第二年，我承包了单位的东风车，有人建议我买一个挂车。我又想到了湖北，随县我有个老表，是大舅家的四儿子。他在一家东风配套厂当厂长，生产那种大通道客车（两节的）。他周围肯定有东风配套的挂车，我打了个电话，表兄告诉我，有好多厂，额外告诉我一个消息，新疆的二表兄最近要来提一个大通道客车，二表兄那时在新疆伊犁县的电影院里当经理。于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很高兴，也要去，去吧。
择日我们去了，这一次是开着东风车去的，比较快，两天吧，那时的路况，两天很快了。二表兄已经先我们到达了，他带了一个维族的司机夫妇俩。那次很好，见到了大舅妈（大舅的原配妻子），见到了二表兄、四表兄、四表嫂还有四表兄的儿子和女儿。那个维族的大嫂天天做新疆的拉条给我们吃，我是第一次尝到，我感觉是很好，很有嚼劲。
那个司机师傅还带了煤油炉、锅碗，被铺，他告诉我，回去的路有一段从早到晚路上都没有一个人家，也很少遇见汽车，晚上累了就在车上休息了，好在是大客车。我也是我首次对新疆之大有了一点点认识。
那次妈妈很高兴，见到了多年未见面的大嫂，见面时少不了一顿大哭。见到了多年未见面的两个侄儿以及四表兄的家人。那次我们呆了好多天，等二哥他们车子提走以后，我们才才开始提挂车回来。
1981年，国家成立了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简称全国台联会。密切联系了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慢慢地全国各地相应成立了各级的台胞台属联谊会。歙县也接着成立了，妈妈也被邀请参加了。改革开放了，拨乱反正了，政治运动也慢慢地没有了。像我妈妈这类人渐渐地被重视了，后来妈妈还被聘请为歙县政协的委员，参加过歙县政协的会议。
1986年歙县召开了首次台胞台属代表大会，妈妈被邀请作为代表参加了。
后来又成立了歙县台胞台属联谊会，妈妈也被邀请参加了。

这是妈妈被邀参加歙县首届台胞台属联谊会时的合影，前排正中间是奶奶大哥的儿子汪立本，他也是不久前才从战犯狱里释放出来

妈妈在徽州还有两个表弟，就是说我在歙县有两个表舅。一个表舅叫杨尧，是妈妈的一个表亲，是个老革命。他小时候也像我的母亲一样，跟着他的父亲逃日本鬼子逃到了徽州来的。解放前夕在屯溪中学读书时当学生会主席，参加左派活动，跟着共产党组织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表舅杨尧曾担任过歙县许村区的区委书记，后来任歙县的人大副主任。

另一个表舅叫方广全，是妈妈的舅舅家的儿子，就是说我的外婆是方广全的亲姑妈，方广全是妈妈的亲表弟。
方广全也是个老革命，他有一些小小的故事。解放前一年方广全年纪还小，他跟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的人有些熟悉。解放前夕，有一次他帮当地的党组织送一封信到隔壁县（凤阳县）的地下党去。他去了以后就跟着他们没回来了，家里也没有信息。几天后解放了，找不着他，以为牺牲了，于是村里在他家门上挂了“光荣烈属”的牌子。没多久，突然间他又回来了，村里人赶忙把他家换了一块“光荣军属”。
刚解放那时，皖南山区缺少干部。组织有一次找他谈话，问他愿意到哪里去工作？他说我有个表姐在歙县，就到歙县去吧。1952年他调到了歙县兵役局，任政治助理员。我妈妈那时在歙县卫生院当护士，表舅有空时要到卫生院去看看表姐。在卫生院里认识了一个叫李华的医生，上海人，助产科的。该他们有缘，一来二往，渐渐地有了火花。
因为那个李华家庭出身不好，家里是资本家。那时组织上正考虑年轻干部方广全的晋级问题，那时很严格的。组织上找他谈话，你一个青年军官，有前途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对象要经得住审查。哪知我表舅他不买账，坚持要与李华交往。医院那边也做李华医生的工作，两个人也不知是不是通气好的。李华那边也不肯，两人都铁了心了。卫生院领导又找了我妈妈，叫妈妈做做表弟工作，结果姐弟也闹了一场不愉快。于是兵役局（那时武装部改称兵役局）摊牌了：要么分手、要么就转业，方选择了不分手；李华那边也被卫生院谈话了，内容一样，不分手就降级、调离县卫生院，李也选择了不分手。前途与爱情，孰轻孰重？当面临前途与爱情的抉择时，这两个人对爱情坚决了，铁心了，宁要爱情不要前途。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现实中两个人的下场够惨了。一个青年军官被转业到了歙县工艺美术厂所属的街上一个卖砚台和墨的店里，另一个助产医师降了三级调到了边远的乡村汤口公社的卫生院里，以后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几年，表舅还调动了好几个单位工作，都是歙县一些小工厂 。
还有后来的那些次运动，能顺利吗？但是他们没有后悔，相亲相爱，编织着一个温馨的家庭，养育着儿子女儿。他们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这样很艰苦但幸福地过了好多年。有一年舅妈突然脑溢血，瘫痪了。后来的几年舅舅背着她进进出出，伺候那个行动不便的舅妈好多年，无怨无悔，高尚的情操。
方广全舅舅还有一个亲妹妹，从小家里养不起送给别人家的，解放后就失去联系了。一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天，舅舅跑到我家来告知说，我妹妹找到了，在马鞍山，一大家人了。那天大家都很高兴，妈妈留住他在我们家喝了一杯，以示庆贺。
舅舅的个人问题前几年也彻底解决了，恢复了什么级别、也补了不少钱、工资也加上去了、享受离休待遇。他住的房子，按级别没达到标准，也按差额折成钱补给他了。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非要请我们去酒店吃饭，说舅舅现在有钱了。有钱有什么用呢，老了消受不了那些待遇了，舅妈也没有福气跟他享福，早些年离他而去了。（以上根据舅舅本人与我妈妈讲述整理的）
舅妈走后，舅舅是一个人生活的。后来年纪大了，请了一个保姆。时间长了，瞒着子女，两个人悄悄地领了证，这个事情直到舅舅逝世才暴露出来。幸好这个新舅妈农村人，条件不高，除了抚恤金应该她享受之外，没有提其他任何要求，细节我不是很清楚。


　　

　　这是方广全表舅在歙县最后一张戎装的照片，不久以后就调到旌德县兵役局去了，不到一年就被转业了

2014年，舅舅不幸查出了肺癌，住院和在家治疗，过了一年多时间。于2015年11月逝世，享年83岁。舅舅的讣告上（那是官方的）写道：“方广全同志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一生，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一生，无论在那个岗位上，都埋头苦干、认真负责、毫无怨言，身上始终闪耀着一种立足岗位、忘我工作、一身正气、清清白白的可贵精神。”回想起来，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冤枉，多少次运动都在风头浪尖上......。最后盖棺了，评价总算还不错。

　 2012年，我大舅家的二哥二嫂与四哥四嫂，还有三哥的女儿来徽州看我，我带他们及家人一起拜望了方广全表舅（他们称表叔的，左三），这是方广全表叔带大家去参观徽州府衙

　　父亲回来，表舅杨尧和邻居程宝升来看他

　 接下来1987年果婶婶与许婶婶率先回来了，她们是不受台湾当局那个什么老兵大陆探亲政策约束的。

　　1988年果叔叔是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大陆探亲第一批来的

　 1988年果叔叔回来了，果叔叔是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第一批来的，是与我们的老邻居江正权一起回来的。记得他是4月26日到家的，他开玩笑地告诉我们“我是4月24日离开家的，4月26日我回家了，我在外面只呆了一天”。简简单单一句玩笑话，整整过了四十年，可怜的爷爷奶奶望穿了双眼，也没见到两个儿子一面。
　 1989年，父亲回来了。听说父亲要回来，我的大舅、大舅妈早几天就到徽州来等候了，大舅与父亲还是他们结婚时见过面的。四十多年了，夫妻分离四十年、亲戚朋友分隔四十年、儿子也是四十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进门了，我们找不见母亲，母亲独自一人一直躲在房间里哭成泪人了。
母亲的信念成为现实了，父亲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四十多年了，我们见面了，破镜重圆了，但是镜面中的那一条裂痕永远不能再恢复了。

　

　　父亲回来与母亲在家里的院子里的合影 　　1989年父亲回来，大舅和舅妈也从合肥赶来了，我们家过了一个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团圆的春节

　 我们那个房东老太太老了，身体不好要人服伺，于是想到要过继儿子、女儿。周围一条巷子的本家程姓的人挑来跳去没选中，最后选了一个娘家的侄儿，叫张金亭。在浙江衢州市财政局工作，过继时讲好的要调回来工作并服伺老太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调成。老太空欢喜一场，有儿子了，天远地远，生病还是一个人，没人服伺，真是后悔了。生病时，请医生看病，买药吃药，一天三餐，还有洗衣服、倒马桶，都是母亲与和平在服伺老人家。老人家悄悄与我说，真想认你妈妈做干女儿，但是不行呀，姓程那些本家们不闹翻天啊。我说，我们不要名分的，照顾您老人家是应该的。临终那一天，儿子回来了，老太走了。

那是1989年吧，老太太的养子要卖房子了，我们当初讲定的，老太太卖房子我们有优先权，当时出价是8000美金（折成人民币是48000元）。那次正好父亲也在家，父亲表示愿意出资。母亲也许历年运动搞怕了，坚决不同意买整幢房子。那房子太大，有近600个平方米。她说“以后肯定是地主，要戴高帽游街的，我的意思是坚决不能要。”父亲当然不表态，他的态度：你们要买，我出资。结果我们都错估了形式，怕以后的运动过不了关，遵照了妈妈的意思，没敢买。老太的养子张金亭说了，根据以前说的，房子优先卖给我家，如我家不想要，他就另外找买家了。想想也实在可惜，于是邀了洪图远和程松柏两人合伙买下了整幢房子，三家分了。我们也没要父亲的8000美金。就这样，我们又在那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建起了第二幢房子。
1993年，父亲帮母亲办理了到台湾定居的手续。那年母亲69岁，台湾规定16岁以下、70岁以上可以去定居的。那次父亲是委托一个旅行社办理的，那时的规定就这样。定好时间是3月初，那次我送她到深圳的，我联络了妈妈的一个好友苏秋娟的大儿子邹一鸣带个车子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他在深圳帮他的舅舅打理一个公司。香港那边的一个旅行社派人来接我妈妈，经由香港去台湾了，母子俩依依不舍在深圳的罗湖海关分别了。
妈妈在台湾一开始还行，有人陪着游遍了台湾的山山水水，再就是访遍了台湾的亲戚朋友，再接下来就是与我老爸两个人在家了，我老爸本来就不善言谈的，她一个人显得有些孤独，母亲几次来信表示想要回家，我总劝劝她多玩玩。她说她也想坚持在台湾多玩玩。

与果婶婶在海边 在许叔叔家中

妈妈在台湾因为各方面的因素，生活也有许多不习惯。还一个重要的原因，她本人这个编制在台湾那个家庭里是多余的。93年的5月下旬在母亲强烈要求下，终于回家来了。
回来后，妈妈说起台湾的两个月，告诉我们台湾的家人对她很好，很尊重她，弟弟妹妹们待她也很有礼貌。她说确实是看见父亲台湾的一家人生活那么好，大陆家中的生活是那么的不可比拟。妈妈告诉我，回想起以前吃了那么多苦，大陆家人一天都没享到父亲的福，心里感到极大的不平衡。由此非常想念与大陆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人，想念儿子、孙子了，所以一定要回来了。
1995年，小重外孙柳林两岁。重外孙本来应该姓胡的，女儿怀孕时小两口开了个玩笑，说是若生个女儿跟爸爸姓，生个儿子跟妈妈姓。结果生了个大胖小子，就跟妈妈姓柳了，柳姓于是多了一个人。一天妈妈推了个小车子带柳林在我们老房子门口玩，一个小伙子骑摩托车把她撞倒了，右股骨颈断裂。医生建议置换了不锈钢的股骨颈，那种手术倒还简单，术后一个礼拜拆线就可以下地走路了。但是手术前要牵引一星期，在小腿骨上打一根钢筋，然后用钢丝绳，另一头用个重物在床架上进行牵引，一点不能动躺在床上，那种痛苦也是难以忍受的。不过术后还是较轻松的，锻炼锻炼就行了。
　 1997年，父亲帮我与和平办了探亲手续，6月中旬我们去台湾了。
7月初，妈妈在家一不小心又摔了一跤，左腿骨折。我们单位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们听到消息，立即就想赶回来。刚好那年香港回归，香港关闭一个月（6月15号-7月15号），我们等到16号才能经过香港回来。探亲假本来是办了三个月时间的，一个月不到我们就提前回来了。到家时，文华、小鑫已经帮奶奶在医院夹好夹板观察几天后回家了。
我们回来时，三表兄张家环和他的女儿张荣花在我们家。他们肯定是妈妈打电话叫他们来帮忙的，妈妈娘家侄儿侄女很多，有事就叫他们来帮忙了。
妈妈这许多侄儿中，不知为什么，妈妈特别看好三表兄张家环。有事总想到他，对他一家人确实是另眼看待一些。外婆去世时留给妈妈的一套骆驼毛的棉衣棉裤，后来也转送给了三表兄，当然也不值钱，可见妈妈非常喜欢这个侄儿的。
妈妈要在家卧床三个月，那也是非常痛苦的。当然接下来就是媳妇和平与孙女文华的工作了，还有荣花一起帮忙，伺候病人也很辛苦的。
两次了，两只脚一只一次。第一次车祸换股骨颈时是大姐来的，那次大姐住了好长一些日子。那时大姐刚退休不久，正好家里也没什么事就过来了，就是苦了大姐夫。
　 妈妈经历了两次骨折了，这也是她人生的一个坎吧。虽然治疗很及时、措施也比较得当，恢复的也还不错，后来还是拄了一根拐杖，安全一些。

1997年我们去台湾探亲，妈妈在家摔了一跤，左大腿骨折。我们提前回来了，三哥和荣花在家中伺候妈妈。

　 2002年父亲回来，那次有和平的叔叔江涛（住台湾中历市）一起回来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有父亲在一起的大团圆的中秋节了。

　　2002中秋节，父亲来了，江涛叔叔也来了，这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团圆的中秋节

　　接着我们又为双亲庆贺他们的八十寿诞。我的父母同庚，两人都是1924年的。

八秩开第、双星同辉

　　小辈们向两位寿星老人拜寿 三表兄张家环的儿子、媳妇在向四姑与四姑爷拜寿 　　妈妈南京表婶家的表弟吴鹏吉来了 南京表婶家几个姊妹也来了

　 2002年10月在金马宾馆庆祝双亲八十大寿，二老在欢乐的音乐中缓缓步入会场

　金马宾馆，父母亲的寿宴上，父亲握着母亲的手在切蛋糕 　　爸爸妈妈向大家敬酒 在金马宾馆宴会大厅 　　亲朋好友向爸爸妈妈敬酒祝寿 　　妈妈与她的老同事 　　这张“全家福”是两老八十寿诞时拍的（母亲嘱咐一定要写上“四世同堂”，这是她一生的奢求）

　 回去过了两年，父亲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胆管肿瘤，手术治疗。治疗后身体不好，不能坐飞机了，不能再回徽州来了。母亲这边心情也不好，两个老人虽然在一起时要闹一些别扭，但离得远远地又会互相牵肠挂肚的。隔了一湾大海，一个不能来，一个不能去，只有互相默默地祝福着对方。
　 好在那些年，妈妈沉迷上了打麻将。几个老街坊天天上门来陪她玩。时间一长几个人玩腻了，散伙了。就又去附近的麻将馆玩玩，天天中午饭碗一放，和平就送她去麻将馆，下午再去接她回来。麻将馆玩一段时间，又邀几个人在家里玩。这样倒也很好，天天有事情做，心情好了，脾气也好些了。情也不好，两个老人虽然在一起时要闹一些别扭，但离得远远地又会互相牵肠挂肚的。隔了一湾大海，一个不能来，一个不能去，只有互相默默地祝福着对方。
　　

　　2002年父亲回家过中秋节的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是一个苦命女人，她一生的命运是非常地坎坷的。母亲年轻守寡，历次运动都要经历经历。她孝敬公婆，养育了儿子和侄女。无怨无悔地支撑着这个家渡过那个最最艰难的年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歙县县门口“留耕堂”柳家来说也是有贡献的。我从小及时开始，一直到奶奶去世，没看见她们婆媳俩发生过矛盾，都市妈妈唯唯诺诺。妈妈被人，性子很直的，脾气有时会急躁。从来没看见在奶奶面前发过脾气。所以我对母亲很尊重的，我的妻子、我的子女、孙子、外孙，对婆婆、对奶奶、对老太也是非常尊重的。

我们家的家庭关系一贯很好、很融洽的。我的妻子江和平1971年进我家门，三十多年没有与婆婆红过脸，虽然有时有一些小矛盾，也是转瞬即逝。我母亲虽然旧社会过来，但是她很遵循“人与人要互相尊重”这条法则的，不像社会上一些婆婆对儿媳妇那么苛刻，我妻子对婆婆也特别地好。人都说，婆媳关系不好，儿子像是风箱里的老鼠，而我则是两头受宠。
1993年我的女儿结婚后，虽是嫁出去，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我家生活。
1999年儿子也结婚了，儿媳妇也很快融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紧接着重外孙和重孙子也来了，我们的家有九个成员了，大家庭了。年轻人要上班，都很忙。那两年和平有点辛苦，要买菜、做饭，还要上班。这个大家庭在我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我们家天天都有欢笑声。当时我们的家庭，在县门口的街坊邻居、我的老同事、老同学的眼里，勘称楷模。

　　八十大寿时，爸爸妈妈和重外孙柳林、重孙柳传祺 　　2004年妈妈带媳妇、孙女、重外孙、重孙在屯溪老街游玩

　　尤其有了重外孙和重孙以后，我的母亲升格为太奶、太婆了，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一切烦恼、一切忧愁都没了。2002年双亲80大寿时照的那张“全家福”母亲一定要求写上“四世同堂”，她说这是她一生的奢求，是她一生辛苦的最好的回报。妈妈说，有这样的结局她感到非常非常的满足。
　　正值欢度幸福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天意弄人。2005年，母亲有点咳嗽，她平时很少看病的，平时几乎没有什么头疼脑热的。那次可能有点严重，和平带她去血防站拍了个X光片子。那个拍片的方医生说，赶快到县医院去检查，左边的胸腔是空白的，可能是积水。血防站那里离县医院很近，马上就去县医院检查了一下，结果左边的胸腔全是积水，待做病理检查。做病理的结论是肺癌，Ⅳ期了。马上就入院治疗，考虑年纪大了，医生建议不要手术治疗，用保守疗法，做化疗和放疗，抽除胸腔积水。

那次住院时托了谁帮忙住的“老干部病房”，两人间，带卫生间。在医院治疗期间，那个主治医生给妈妈用一种叫“头孢噻肟纳”的针剂，天天打点滴。一开始用药，妈妈就说不舒服。几天以后，只见妈妈一天比一天虚弱，最后已经不能进食、说话都很困难了，坐都坐不起来了。期间我咨询了医生，医生说没问题的。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了，我上网查了“头孢噻肟纳”一些资料，发现“头孢噻肟纳”的禁忌：对青霉素过敏的人禁用。妈妈有着严重青霉素过敏史，年轻时有一次险些衰命。妈妈曾经告诉过我她年轻时的一次经历，有一次她眼睛有点红有点发炎，她在帮别人注射完青霉素的瓶子里，沾了一滴残留药水，滴在眼睛上。她的眼睛立刻又红又肿，他们那里一个医生说眼睛发炎厉害，打一针青霉素吧，那时的青霉素是万能的消炎特效药。当时做皮试不是很严格，注射一针后，妈妈立马休克，人事不省。好在他们自己就是在医疗单位，立刻抢救。醒来后妈妈让同事把我叫去，交代了后事，我才4、5岁，那懂什么呀。好在祖宗保佑妈妈命大，躲过了那一劫，妈妈从此远离了“青霉素”。
我查了“头孢噻肟纳”说明，立刻报告了主治医生，那个主治医生说，没有问题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还没问题？我坚持要求停药，那医生态度很差，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说这是干扰医生治疗。没办法，第二天，我看实在不行了，我妈妈一口气就下去了。于是我找到了妈妈老同事的儿子汪建新，当时在歙县卫生局当局长，还有一个也是妈妈老同事的儿子陈晓波，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我把网上打印的“头孢噻肟钠”材料给他们，请求他们与那个主治医生沟通，他们一看，立即督促那个医生停药、换药。经家属的强烈要求，换了主治医生。哎，那个医生姓方的，我不会忘记。这种医生、这种医德，误人啊......
停药后，妈妈一天天奇迹般好起来了。约半个多月，妈妈可以出院回家了。

出院后她又叫和平去邀人来家打麻将，好景不长，过了两个月胸腔又有积水了。怪不得有人说，水是不能抽的，越抽来的越快。但是没办法呀，水多了不抽怎么办呀？

水多了，又去住院治疗几天，每次时间不多，一个礼拜而已。就这样反反复复，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医生说烟吸多了，我感觉也确实有点多。
　 2006年母亲走了，病魔夺去了妈妈的生命。癌细胞转移到骨头上了，开始妈妈说胸前有点痛，于是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膏药来贴，开始还有点点作用，后来疼痛厉害了，不得不去医院检查。一检查，癌细胞转移到骨头上了。据说骨头上的癌很痛的，于是开始住院注射杜冷丁（一种止痛效果很好的药），开始每天一支，可以维持全天不痛。后来每天需要两支了，再后来每天两支还是痛的受不了，医生建议服用口服的 “杜冷丁片”，这种药片服用后，人基本上是成半昏迷状态，叫她她答应，跟她讲话，她睁开眼睛、点头，你不做声，她又开始睡着了。母亲在弥留之际反反复复说一句话：（告诉爸爸）我不怪他。母亲终于想通了，不怪父亲了，谁也不怪了；只怪历史、只怪自己的命运。
　 走了，这个生我养育我的、操劳了一生、辛苦了一辈子、在县门口为我们柳氏“留耕堂”撑起了一片小小天地的北方女人……

　 在这里我把母亲平时的生活照片以及一些与同事、亲人在一起的照片，记录在这里，以示对母亲的怀念：

　　2002年，果婶婶与柳尚彭叔叔夫妇来庆贺父母亲80大寿 　　许婶婶及许叔叔的侄女许四妹 　　老爸第一次回来，很高兴的 　　1999年的全家照 　　1990年爸爸回家的“全家福” 　　这是妈妈与父亲一起在合肥大舅妈家与她的家人 　　妈妈在同事好友凌鹏兰的家里 　　1990妈妈与爸爸一起去北京 　　妈妈与父亲一起到北京游览，去看望了奶奶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二姑妈程惠芬，最困难的那些年二姑妈和一个叫汪道源（汪道渊的哥哥）的伯父，每月寄钱给奶奶，每月5元，逢年过节10元从不间断，奶奶告诉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 　　奶奶与孙女柳文华、孙子柳鑫 　　妈妈与同事好友们

参加兵役体检

在南京中山陵

同事好友

芜湖医专学习结业

在苏村与同事们

　妈妈去叶岔看望叶珍的老娘，叶珍是父亲的表弟，在台湾中历 　　 　　1991年果婶婶来我们家 　　1993年父亲回家，我们全家在县中操场上 　　一九八五年我们的全家福（在县中操场边三元坊前）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谨以此文纪念我敬爱、慈祥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