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随想

大好荷杉

2020东京奥运会顺利完美结束了。

这是历史上最特殊的奥运会。日本政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日本国民为此承担了巨大的防疫压力。空空如也的赛场，运动员们在没有掌声和欢呼声的氛围下仍然激情投入。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依然能通过电视屏幕欣赏到这一人类的体育盛宴。感谢所有为此付出巨大努力的人们。谢谢你们！

过去的半个多月，几乎每天都会看直播或集锦。但现在看奥运，早已没有了看许海峰第一枚奥运金牌的激动，也没有了看女排五连冠时的自豪。至于奖牌榜，更是看淡了。随着比赛的进行，除了欣赏激烈的过程，也在思考着其它话题。今天想聊一下兴奋剂。但此兴奋剂非彼兴奋剂。

兴奋剂（禁药）的使用，违背了体育精神的本质，有违公平竞争原则，并对健康产生极大损害。网上查了一下有关兴奋剂的定义。国际奥委会的阐述是：“竞赛运动员使用任何形式的药物或以非正常量或通过不正常途径摄入生理物质，企图以人为的和不正当的方式提高他们的竞赛能力即为使用兴奋剂”。按此定义，为取得出色的成绩，举国体制培养体育尖子并不属于兴奋剂，但我认为它是一种变相的“兴奋剂”使用。

早期的现代奥运会限制职业运动员参加。随着赛事越来越庞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吸引更多的观众也就成为了必然。但如果没有更精彩、更激烈的比赛，是无法吸引观众的。职业选手的表现，无论从技能上还是效果上，都要远超业余选手。因此引入职业选手参赛便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也或许是一种进步。

1980年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删除了有关“业余原则”的规定。1988年汉城奥运会第一次将职业网球选手引入奥运赛场，它打破了自1896年以来现代奥运会的传统。随着越来越多的职业选手加入，一个大众健身娱乐的活动，逐步发展成为权利和资本的游戏。

“职业”选手的定义：“它表示一名选手或运动员的表演或教学是收取报酬的，这种报酬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职业选手参赛，但职业选手的产生却有不同。有的是依靠个人能力所获得的商业赞助和广告收入来支撑训练和比赛，有的是靠国家财政拨款而养活。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并没有限定参赛的职业运动员的产生方式，无论是自掏腰包还是用举国体制，他们都可以合理地进入奥运赛场。但我不认可的是“唯金牌论的举国体制”做法。

举国体制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得金牌。中国奥委会主席在本届奥运会前曾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确保我们在金牌榜上名列前茅”。这样唯金牌论的思维导致了只有拿了金牌才是英雄，哪怕是奥运银牌、铜牌，也会遭国人遗忘。世界羽球一姐戴资颖这次争冠失利，但台湾人民对其却尽是鼓励与安慰。反观大陆的一些民众对射击选手王璐瑶微博的攻击，我们不禁要问，名次意味着什么？努力又意味着什么？

奥运会成绩历来是各级政府政绩的重点之一，为此要全力以赴，包括培训手段、教练员和基础设施，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人才。我国有将近3000所体育学校和专业培训项目。这些学校和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为这些全日制在校生备战奥运会，而它们在非体育领域的教育水平通常都不高。

孩子6岁被迫长期离开父母进入体校，从事什么项目通常都是由教练来决定。这种高度专业化的选拔和培训制度，导致孩子们所接受的培训极为残酷。在学员的少年时代，他们需要更多娱乐自由，需要在较小的压力下锻炼，但在这些学校是没有的。因为孩子小，更容易管教，高强度的练习过度消耗孩子的精力，以至于他们已没有精力从事文化课的学习。

一将成名万骨枯。从基层的层层筛选到奥运冠军，淘汰了多少人？这些被淘汰的，没有其它技能和文化教育的人们，他们的后续生活如何？对于这种吃青春饭的体育运动来说，即便是洲冠军、世界冠军，由于缺少文化基础，退役后依然会陷入失业、贫困。卖艺的张尚武，搓澡的邹春兰，残废的艾冬梅，惨淡离世的才力……，那些付出过很多却一无所获的无名小卒更是不计其数。

有关全红婵的经历这几天已经报到的太多了。在为她成绩点赞的同时，我们体会更多的却是她的无奈。我们感受不到她对于目前的处境和对这项运动的满意。她的时间和精力都交给了训练和比赛，交给了举国体制下的体育产业，交给了借她的成绩升官发财的人们。我不知道众多奥运选手退役后，是否依然那么热爱他们曾经的运动，是否依然愿意为此投入精力从事相关事业。

在金牌大国的高歌猛进下，反观普通义务教育学校里的那些孩子们，无论从身材、能力还是习惯上，都表现的是那么赢弱和懒惰。即便是成年人，体格健壮者也是寥寥。金牌大国的同时，却是全民体质的赢弱，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投身、投入体育的初衷吗？是否违背了体育精神？

我国在培养奥运选手上的投入极大。各省市和机构的奖励、补助也是巨大。每块奥运金牌的投入到底是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国家是不会如此投入的。

同样是这届奥运金牌获得者，我更欣赏奥地利业余自行车选手安娜·基森霍夫。没有教练，没有队友，没有队医，装备也是东拼西凑的水货。她独自一人首次参加奥运会女子公路自行车赛便战胜众多世界冠军取得胜利。这得益于她日常的苦练和赛前对场地的分析，以及不走寻常路的战术制定。“不要太相信权威。我不是那种只会踩脚踏板的骑手，我要当自己的教练”。更特别别的是，她是一位数学博士后。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呀。

同样是这届奥运金牌获得者，我更欣赏新西兰的业余赛艇选手艾玛.特威格。34岁的她毕业于英国的德蒙福特大学，目前是一家房产中介的销售代表。划船只是她的爱好和业余生活。即便拿到奥运金牌，她也不会得到新西兰官方的奖励。但这并不影响她为此付出努力和勇气。

曾经的奥运冠军，8届奥运元老，身披过三国奥运战袍，46岁的丘索维金娜虽然无缘本届奥运会跳马决赛，但体操早已流淌在她的血液中，从前是，现在也是。她也曾经在举国体制下从事过体育运动，“在我小的时候，参加比赛只为追求结果。当我儿子生病时，我只能靠比赛赚钱为儿子治病。但现在，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并获得巨大快乐。我现在为自己而比赛。”

无论是奥运会奖牌获得者，或者名落孙山者，我更欣赏那些有自己的工作、兴趣和爱好，依靠自己能力前来参赛的选手。奖牌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但不是唯一。奖金也是他们渴望的奖赏，但不是全部。对于运动的热爱，才是他们的主要动力。突破自我，才是他们参赛的价值。

奥运章程并没有限制举国体制下的职业选手与这些“个体户”的同场竞技，我也没有诟病这一规则的意思。不过看似公.平，但举国体制下的那些选手，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公.平”吗？

唯金牌论的举国体制，不光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伤害，在精神上也造成打击。举国体制的极大投入，必然要求更高的回报。在这样逐利的系统中，运动员更多的是一个机器，鲜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自我。看看当年苏联、东德举国办体育的年代，兴奋剂事件层出不穷。因为过度训练和参赛导致伤病，早早结束运动生涯的人比比皆是。曾经“无比辉煌”的马家军也是鲜活的例子。

我国很少有高龄运动员活跃在一线赛场上。一是举国体制下优秀选手众多，迭代速度快，二是因伤病而提前退役。还有多少是因为厌倦了这样的氛围，而选择了放弃不得而知。但我会联想到高考结束后，考生们撕书本丢书包的画面。

德国本届奥运会入场旗手，40岁的乒乓球运动员蒂莫.波尔，多次世界排名第一。从刘国梁到樊振东，鏖战了四代中国球员，六战奥运赛场，可惜只差一块奥运奖牌。期待下届奥运会依然能见到他上场的身影。

41岁的日本跳水运动员寺内健，参加了6届奥运会。去年还曾因感染新冠而住院治疗。很遗憾，虽然这次闯进三米板决赛，但依然没有圆他奥运奖牌梦。在最后一跳后，现场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鼓掌。已拼到极致的寺内健，饱含泪水与泳池和空荡的观众席告别，此刻无不为之感动。

男子50公里竞走比赛世锦赛冠军，51岁的西班牙选手加西亚。田径界参加奥运最多的选手，8次征战奥运却从未拿到过奖牌。本次奥运会之后他将退役。“我已经开始培训青少年了，我很乐意为西班牙培养竞走人才，我现在已经拿到了田径教练资格证”。另外，他还是一位足科医生，并且还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阿德里亚·德贝索斯市担任市议员。写满奋斗篇章的加西亚，注定不会翻到悠闲的那一页。

出生于浙江的58岁世界冠军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出战本届奥运会。这是她的第五次奥运之旅。在祖孙之战中被17岁的韩国新秀淘汰，但她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心态，对对手也是大加赞赏。至于何时挂牌，倪大姐仍未给出准确答案。

看看这些体坛常青树，无论是职业还是业余选手，是骨子里的热爱支撑着他们的热情投入。他们不但身体健康，更是心理健康的榜样。

自1984年以来，在我们赢得的奥运金牌中，75%集中在乒乓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和羽毛球上，而且其中70%是依靠女子项目获得。在大众最关注的田径、游泳和三大球上，我们很少有竞争力（除了女排）。很多项目完全没有群众基础，比如射击、帆船、皮划艇、击剑、冰壶等等。但为了夺取金牌也不惜大量投入。甚至出现某项目从奥运会取消后，我们也就撤销该项目组的情况。

从小学到高中的校园环境里，少有体育氛围。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自发的各级联赛也不普及。家长在文化课的补习上不惜花重金和时间，但对孩子的体育活动却无暇顾及。从小没有建立起良好的锻炼习惯，如何指望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举国体制应该是举国办群众体育，而不是办奥运体育。希望我们能尽早摆脱唯金牌论的举国体制。

我对奖牌榜已越来越不关心了。观看比赛的吸引力，来自运动员的热情投入，精彩的过程，以及超越历史的瞬间。我们无法做到剔除国家、民族、立场等因素去观看比赛。但随着对体育精神理解的越深，就越会看淡奖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