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后无炎武：谁是近代中国最接近顾炎武的思想家？

王天骏

图1：晚年余英时

昨天写了 《从余英时逝世想起余英时评李泽厚》一文后，有位老友发微信追问我：“余英时究竟是怎样评价李泽厚的？”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那天余英时先生没有展开谈，我也没有追问。

本来是想回答老友之问，写着写着，却谈了不少自己对余英时和李泽厚两人的看法。

在1991年余英时文化讲座之后的那场问答中，余英时斩钉截铁表示顾炎武是近代中国500年来的最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顾炎武之后，中国500年来再也没有出过真正的思想家，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引起我的震惊的缘故。

在余英时对我解释了为什么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这些人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思想家之后，我想我开始有点明白他的意思和他所谓思想家的定义了，于是我退求其次，再问：如果撇开真正的思想家不论，中国近代有没有接近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家呢？他就是在我问这个问题时，提到中国大陆的李泽厚可以算一个，“可以算一个”，是余英时先生的原话，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但是他没有展开，我也没有再问，因为这个提法本身对我就是又一次“震撼”，我还得自己先消化一下，再说，如果再要接着问下去，就显得自己成了思想的懒汉了，毕竟李泽厚的书都在那里，自己可以去判断他的看法对与否。

我这二十多年，余英时和李泽厚的书都反复在读，李泽厚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三大批判，下过功夫，有童子功，余英时肯定也学过德国古典哲学，但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功夫肯定没有李泽厚下的深，李泽厚写的哲学作品，如《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评述》，余英时应该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相信余英时心里肯定还是佩服李泽厚的，因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那些东西才是西方人认为是思想家的专属领地。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丢掉了三十年的时间，等到八十年代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时，哲学界老的，如朱光潜、冯友兰、梁漱溟都已经老了，年轻有才华的，菱角都磨平了。那个时候走出国门的大陆文科访问学者，古典、现代，一问三不知，余英时的同龄人里留在大陆的，大多一事无成，这一点余英时非常清楚。

而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只有李泽厚是一个异类，还能对西方哲学史有深入研究，还能写一本几十万字的关于康德的研究，还能出专著谈美学，我相信这是余英时对李泽厚这个同龄人另眼相看的原因。

从1992年到今天，30年又过去了，年轻一代中国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也都熟悉康德的那些东西了，而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写《康德评述》后，一直也没有弄出什么新的动静，易中天的一篇《盘点李泽厚》，早在20年前就似乎在暗示李泽厚江郎才尽。

我虽然直到今天都还在为李泽厚当年写的《康德评述》点赞，但是凡事只有比较才有鉴别，要想评论李泽厚，最好的方法就是拿他和余英时的文章和思想作横向比较：

余英时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掌握和功底远在李泽厚之上，另一方面，余英时接受过西方史学正规训练，英语水平和了解西方文化的能力远在李泽厚之上，对于西方文化涉猎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也远在李泽厚之上，读余英时的书，你感觉得出，他是真心希望能在中西文化的差别的研究中，为中国文化找一条出路，他的治学精神是诚恳认真的，余英时的文字始终十分朴实，很少出惊人之语。更重要的是，余英时的确在分析研究比较中西文化各自的源头和特点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思想。他在前人的外在超越说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文化“内在超越”的思想，比梁启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提法要高明。

有人认为余英时是胡适思想的传承人，其实不然。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海归知识分子的右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有情绪化的否定，倾向于全面西化和全盘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观，而余英时能理性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肯定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独特性，这些都是胡适没有认识或不屑一顾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的研究和他的思想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都在胡适之上。

李泽厚是五十年代成长的那一代文科生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国内的哲学界基本无对手，但是李泽厚长期浸润在文坛的批判文风中，他的文章字里行间常常是教条的演绎，他热衷创造新名词和新概念，“历史本体”，“情本体”，概念套概念，就怕别人说自己的东西不够玄。他借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无非是想用一句俏皮话，表现自己很有思想，而问题是李泽厚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的“西体中用”究竟是什么东西......

图2：李泽厚家中悬挂91岁的冯友兰在1986年撰写的书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中国哲学史大师冯友兰名望原本远在李泽厚之上，由于文革中迎合奉承江青的表现为人不齿，文革后低调做人。冯友兰的这幅对联，上联取自李泽厚发明的“神来之笔”，下联借用清朝钱大昕“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句，就这样，老前辈巴结新贵的墨宝，成了新科名士堂前的桂冠。

按照余英时1991年那场纽约文化讲座的断言，顾炎武是近代中国500年来的最后一个思想家，顾炎武之后，中国再无顾炎武！

从1991年至今的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批能够引领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思想家。

我当年当面问过余英时的那个问题，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回荡：谁能算得上是近代中国100年以来最接近顾炎武的“思想家”呢？

斯人已逝，这个问题无法再向余英时先生请教了，失落怅惘之际，突然心头一亮，其实，我不是已经有了答案吗？！

那就是，近代中国100年来，那位最有资格、最接近顾炎武的“思想家”，不是别人，不是李泽厚，就是余英时先生啊!

点击阅读本文的前言部分：

《从余英时逝世想起余英时评李泽厚》

（回忆九十年代初在纽约和余英时先生的一次对话以及谈话中他对李泽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