馈赠—忆张茜同志

沙棘果子

　　

两个新四军女兵的一次偶遇，匆匆拉手，便拉开了三十六年的情谊。之间的悠悠絮絮，充满了信任、坦诚、牵挂 ......



馈赠 — 忆张茜同志

王于耕

　　现在，我坐在北戴河海边，同以往一样，凝望茫茫海天相衔的远处，想些往事，思念故人。我喜爱这样坐坐。好几天了，我老想到她，张茜。三十年前，我俩曾坐在这里的海滨，悠悠絮絮地谈了半天。那时北戴河，没有这样多人，只有涛声陪伴着我们的细语。大海使人心胸开阔，思绪涌涌而来，越谈话越多了。

记得那年暑季，正是苏联同我国翻脸，从中国撤退全部专家。中央的北戴河会议正在进行。陈老总已去北京处理中苏关系的大事了，张茜和孩子们留在海滨。

我俩谈了些什么呢？现在追忆，也想不出多少了，模糊记得国家大事和儿女情长似乎都有。在人们之间，想到什么就谈什么。互相倾吐内心所有、平时不说的各式事情、各样烦忧的朋友是很难得的，也不易寻求。与友人双方都敞开心扉，相处中彼此得到知音和诤言、理解和策励，这种友谊简直比什么都珍贵。这样的友谊，这样的悠悠絮絮地谈心，也许只能发生在女性朋友之间。我如今年近七十，或者可以作这样的近乎武断的结论了。

　　湖北省立女子师范一位16岁的学生张掌珠，在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毅然离家在汉口登上了去新四军的轮船，她就是之后的张茜。

　　

 张茜同志离世时年仅五十二岁。她在十六岁时，没告诉妈妈就离家出走，投入了新四军。在长江边的汉口码头上，她疾步通过跳板，跨上驶往九江的轮船的那一刻，我在船舷上接住了她伸出的手。她和她的两个女同学跑得气喘吁吁，兴奋异常地看着我们。当时，先上船的我们这一群，都是从八路军调往新四军的，比她们早参军三、四个月，算是老兵了。我们穿着军衣，她们投来羡慕的眼光，她们还穿着旗袍，同我1937年初冬进八路军学兵队时一样。就因为这点“老”，班长杨瑞年同志嘱咐我“你照顾小张。” 又说“以老带新，革命传统”。她说得很严肃，可怎么照顾呢？我想不出来。往常我受别人的照顾多，现在就学样。也因此我和张茜之间就接近得多了一些。这是1938年2月下旬的事。同年四月间，我们随军部开赴岩寺，路经兰溪县，军服务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茜第一次出台了。她演的香姐，楚楚可怜，确是感人。戏演到她被鞭打时，她真的哭了。散戏了，她还在哭。我拉她走时，她还用袖子抹眼泪。我问她是不是真被鞭子打痛了？她摇摇头，可是还抽抽答答地哭。我想到了，戏里演的是国破家亡之痛，现在敌人的进攻即将危及她的家乡，这个比我还小一岁的女孩能不牵挂妈妈吗？我只能象个“老兵”似的劝慰她：“我们一定会打回老家去的！”我去买了兰溪的粽子，拉她一起坐在河边树下吃粽子。她用衣襟擦干眼泪，破涕一笑，就吃起粽子来了。至今我还记得兰溪的风景美粽子好吃，碰到浙江人，还称赞兰溪的粽子

新四军战地服务员团女战士的演出

前排左起：王健、王于耕、夏希平

后排左起：张茜、周纫惠、李珉

　　此后，我俩都分配在军服务团的剧团。她的老同学林琳，我的好朋友纪白薇都被分配去做民运工作了。她演戏，成为军服务团的出色演员。她在这里工作约有一年半左右，演了很多戏，扮演过各种人物，可以说我全看过。在她调离前，也可以说她一生演的最后一出戏是戏剧家陈白鏖编剧的《魔窟》。她饰女主角小白菜，这是个有爱国心的有骨气的妓女。低贱的身份和高尚的品格集在一身，勇敢地打击汉奸，反抗敌寇的蹂躏。她认真塑造了人物形象，演出给了人们深刻的印象，不知她名字的人就叫她 “小白菜”。我认为这是她演得最好的一出戏。可惜当时限于条件，没有留下一张剧照。她演戏很认真，动真感情，这和她把演抗日戏剧当做是庄严的革命工作的思想一致。她这种作风保存了一生。

我俩随同剧团去前线部队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去老一团，傅秋涛同志当团长的部队；第二次，去一支队和二团；第三次是随项英副军长去了一支队。后来又到了二支队，二团，四团都到了。我们一起行军宿营，共度炎暑寒冬，前后亲密相处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服务团新组三队，把我调去。三队将在朱克靖团长率领下，随同叶挺军长，邓子恢副主任等首长去皖北的四、五支队；我们要分手了。

在我们临行前的一两天，张茜约我出去走走。当时服务团驻地是云岭附近的新村，临近的山坡开遍了红杜鹃。张茜的诗情画意比我多，她寻了一处不易被人发现的花丛隙地，拉我并坐，含笑问我：“许多天来，我一直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我摇摇头。当然我想到了她将要和我谈什么事。这一阵子，服务团里闲言碎语不少，有人私下里说三道四，阴阴阳阳地议论。我不爱听，更不爱参加说什么，常躲在团里的小图书馆看书。当然，出发前事也多。

此时她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送到我手上，我看正面，还是她那含笑的清丽的面庞，一双深邃的乌黑的大眼睛却漾着愁波。看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在人们面前，我感到惶惑，惶惑得不知如何是好。”一笔老练的毛笔小字，并注有“摘自张茜来信”。我想，抄写信中句子的人有一种暗示：他深情地劝慰着张茜；以亲切的态度反问张茜，他希望的是什么已摆在张茜面前。这字，我也不只一次在张茜那里看到过。

对于这类事，我一向认为应该尊重别人的情感，即使发生在我好友身上。现在张茜已把她的事放在我面前了，我抬起头来盯视着她那双大眼睛，我要找“惶惑”，找到的却是一双思索着的眼睛。

我脱口而出：“张茜，你用不着惶惑！”她转过脸来看着我，等着我说下去。“真的，不必惶惑。自己的事，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自己下决心——选择就是了。惶惑下去，可能后悔莫及，可能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满怀痛苦。”

她点点头，沉默了片刻，突然问我；“你呢？如果你遇到这类事，怎么想呢？”

我沉默了。我一向紧锁自己的心扉，也没有任何流露。现在，对她至诚至纯的友谊，我不能不回报以真诚。我毅然说：“我想的是生死之交！”她倾听着，而且十分地专注。我接着说了：“我觉得在深厚的友情基础上的感情，才能成为生死之交。我不喜欢那种种的感情游戏——也许我有点封建。我也讨厌那些指指点点的人们。”

她沉思着，悠悠地说：“我同意你的想法，我有一种理想，我总是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我向往那种完美的、纯净的爱……” 她缓缓停了下来，低头沉思。

我说：“张茜，你过去说我太清高。我想来想去怕是那所禁锢式的女子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还有我看到的、听到的令人厌烦的事情也太多。我学会了看不惯就掉过头去。其实，你多少也有一些清高。”

她说：“当然有，我何止有清高呢，骄娇二气都有，多得很。”

“我也一样，”我说，“有太多的骄气和娇气。因此，自己苦恼自己。但是，我不惶惑。"我这话，说得坚决。我是不是吹牛呢？几十年来考验过多次了，我也有时惶惑，只是，我能放得下。生活是这样复杂，道路也时遇曲折，如果不善于放得下，能前进么？

1938年2月，刚穿上新四军军装的张茜

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的悠悠絮絮地细谈、长谈，彼此信任，坦诚，使两颗心更靠近了。这次谈话所以至今还能记个大概，也许因为两个少女相互间第一次敞开心靡，总是使人难忘。另外也还有个原因，虽然事情已过去五十年了，但至今仍有人爱了解她的私人生活。在看过一篇篇文章之后，她的几个老友曾在一起认真回忆过的缘故。

1940年2月，陈毅与张茜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苏省溧阳县的水西村结婚。

　　半年后，1939年11月初，我们三队返回皖南时，我放下背包就到处找她，不见她我觉得失去了什么，张茜已调到一支队了。又半年之后，1940年4月，我们服务团调到江南指挥部，我和张茜又重逢在溧阳县的水西村。几乎是我们刚驻下来，她就来找我了，她领我到她住地的附近，又是一次悠悠絮絮的长谈。她平静多了，仔细地给我分析着各式的人、各种议论。她微笑着告诉我，她已同陈总结为“生死之交”，她说她向前跨出这一步很不容易，止步不前了许久，她极为困难地伸出了手，靠对方有力臂膀的搀扶，才迈进了这一步。她说到了忘年交。我也微笑着告诉她，我在家里时，听老人们讲过，历史上有不少“忘年交”这样的美谈和佳话。日久天长，会证明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为她走上人生的新阶段（这个跨跃，对女性来说是多么重要）衷心高兴。她总微笑着。她纵情地说着，也细心听我的话。她说，我的话对她比一般的祝贺是更高的更好的安慰。而她给我的印象中有一种我说不太清楚的渴求学习以充实提高自己的迫切感。她说感到自已幼稚，要学的东西太多。

　　1939年2月，已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张茜在云岭

　　从那时起，我们相遇又相别，分别又重逢已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岁月如水，有时滔滔，有时潺潺地流过去了。相见时，我们就这样悠悠絮絮地谈个不完；分别时就通信。她的信写得很好，质朴诚挚的叙述中不失文采。可惜在战争中和“文革”中，我保存不了，都毁于火了。

然而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一向还算健康的张茜，竟在她仅仅五十二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我也不可能想到，就是我这个在汉口的江轮上第一个接住她伸出的手，和她一起奔赴新四军的人，最后竟也是在解放军总医院的长长的地下通道里，扶着安睡着她的带转轮的窄床，把她送到了太平间的人……

　　“文革”风暴骤起的时候，我在长期工作的福建，她在北京。对我和她都难免此劫，我有一点预感，但没有想到打击会来得这么严重。

首先传来的是她受冲击的消息，接着是我受冲击又被囚禁。在林彪机坠人亡之后，我被突然送到山区，给了点“自由”，可是意外地听到奏哀乐的广播，1972年1月6日陈总病逝了！我在这群刚解除囚禁的老同志们中，在我们所住的建瓯县荣军休养院里，听到一片沉痛的哭声。这批缺臂断腿的残废军人的悲号抛泪，使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我不断拭泪饮泣，不能自已。

从这时起，我非常地想念张茜和她的子女，她将如何承担这难以承担的悲痛呢？报纸上登着她搀扶着毛主席的照片，我看到的她是含泪的、深沉的、凄楚的，但她站得挺直。

直到1972年8月底，我忽然接到上级的电话，宣布我“解放”了！我立即要求去北京“探亲”，探望我那已被关押了六年的老伴。得到总理的批准后，我悄悄地离开了福州，悄悄地到了北京。

谁知我来到北京后，被抛在北京街头上了，我不知应找哪个组织？又有哪个单位来接待我呢？我深切感谢我那些老战友们，林琳、凌奔、楚青、王本英…… 等同志都热情地向我伸出了友谊的手，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帮助。张茜也接我到她家里。我们没有抱头痛哭，只有默默无言的相互抚慰。最为揪心的是她也患癌，并已扩散了。这时我们都已年过半百，我感到她政治上的成熟、眼界的开阔都超过了我许多。那时，她胸中郁积有深沉的痛苦，却冷静地、不动声色伏案编辑着已逝世经年的陈总的诗集。真正的至死不渝呵，她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 气，实现着我们年轻时的理想：“生死之交。”

她病着，我尽最大的努力给她安慰。当然我明白，那样的伤痛和绝症是不可能治愈的。直到1974年3月20日深夜，我同她的儿子们，站在已撤除了一切抢救器械的病床边时，我轻轻地抚摸她那渐渐冷却下去的手，我注视她的颜面，她已合上了那双深邃清澈的大眼睛，睡着了，深深入睡了，双颊舒展了。她穿着笔挺的军衣，张茜，我们都是终生的女兵，你参加了无数次的战斗，国内的，国际的，你无愧于这套军服，你穿着这身军服带着战士的称号……走吧！

　　一张有轮的窄窄的小床，载着你移动了。小床上铺着洁白的被单，你一生爱好洁净。你儿子推着这张小床，我在你头侧和你的亲人们一起护卫着你。出了病房，经过地下室长长的通道，我们慢慢地推着，慢慢地慢慢地推，怕惊动了她，摇晃了、她……我们要让她沉稳地走完她在人间的这最后的一程路。1938年2月，她疾步跑上革命的道路，迅速地跨上奔赴革命队伍的航船，我在船舷上迎接了她，现在我又要送她到哪里去？啊，她最后的居室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一盏黄色的灯亮着。张茜，这里寒冷。当把洁白的被单盖上你的全身，最后轻轻地盖上你的脸时，我惊慌地觉察到你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你在人间消失了。我依在门上恸哭，从此，我们确实永别了！失去她，我象失去了一个亲姐妹。



　　作者王于耕，新四军才女，新中国首批杰出的教育厅长。忆好友张茜。

　　我永远不能忘怀她对我深厚的友谊，她的至纯至善的心灵。老同志们都记得她年轻时是个好演员。离开军服务团后，她不但认真工作，特别认真学习。她学外文，学文学，这也是许多人知道的。她的俄文达到了既能翻译文学著作，又能作口头翻译的水平，她译的书都送了我：绥拉菲摩维奇的《沙原》、列昂诺夫的《平平常常的人》。她还写了她对绥拉菲摩维奇的研究文章，我看后见面时问她，为什么翻译这位作家的作品？她说：因为他的书难译。找难译的书翻译，是为了提高自己俄语水平。她学英语是在一面给孩子喂奶，一面向抗日根据地的一位医生学的，主要还是靠自学。那时陈总到延安去了，她有说不出的太多的难处，只有学习、抚育两个孩子来等待亲人，她写信给我时流露出自己的抑郁：“几乎成了孩子们的暴君。”当时我们远隔千里和多少道的封锁线，我能说什么安慰你呢？我只能同你一样盼望陈总快回来，只能鼓励你学习，我说：“读书会使你忘却任何苦恼！”我所在的地方，几乎是天天打游击，读书成了我的奢望。其实我说的都是空话，她确实把英语学到手了。1960年夏，我们在北戴河的礼堂里，看过一部原版片的美国电影，她一句一句的译给我听，我说：“你倒象个同声翻译。”她认真地说：“差得远呢！”张茜学外文的毅力，令不少人佩服。她又同时学古典文学。1955年我到北京开会，同她见面，她笑着告诉我，她带着词典看《红楼梦》，要把每个字、词都搞清楚。我问：“打算当红学家？”她说不这样读，怎么能研究这部书呢？我确实还没有了解她，何况当时还没有一个注解得很好的本子呢。后来才明白，她是从《红楼梦》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粹。又过了两年，又在北京见面时，她说请了位老先生教古文、古诗词。她真下功夫，在她去世后我才看到她编的《春兰词谱》，我简直吃惊，她是用了何等的苦功夫，去翻阅、比较、研究大量的书籍呵！从《词谱》中可以看出，她阅读了唐宋以来的大量诗词集，筛选众多的名家词作，又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此作为某一词牌的最适当的例证。可惜，我这个草草翻书的人竟至今还没有仔细研究这部《词谱》，但她治学的严谨，情趣的高尚，是已经大略体味到了的。

我又翻阅了《张茜诗抄》和她写的研究介绍绥拉菲摩维奇的文章、译作《沙原》，想起早在抗战的江南，流传着陈毅司令员一句话：“军服务团里有我们新四军的才女。才女是哪些人呢？谁也没指明过，当然也没有人承认过。现在，五十年后可以用事实说明了，从学识到创作（包括她的诗作），新四军众多的才女中，张茜是突出的一个——这样说，她当之无愧。

在五十年代，她这样苦用功的精神，对我是个刺激，使我在那个十分繁忙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抽出晚间和其他休息时间，自学高等学校中文和历史两系的教材和讲义，学这些，也正是我工作的需要。

五十年代，正是我们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精力体力都充沛的年华，我觉得累了的时候，常想张茜也一定非常累。有人说：“你们这是何苦呢？”抗战、解放战争中断了我们的学习。现在，是工作需要我学习。张茜也一样，她学外文、学古典文学也是她工作的需要，不是为了个人的爱好，或是同老伴唱和之乐。她所担负的外交工作是非常需要精深的文化素养的。这点，是张茜自己向我说明白的：在外交界当“夫人”是一种工作，周总理、邓大姐正式同她谈过的。她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文化、政治素养来胜任外长夫人的职务。她曾说：“这真是一个痛苦的职务。”她要从自己身上显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的教养和仪态。不只是一个端庄的、美丽的、谈吐典雅的女性，更要是一个有很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的外交家。那个年代，活跃在中国外交舞台上的正是这样一个张茜。她站在陈毅元帅身畔时，他们相互辉映，光芒四射，使那么多的外国政治家和外交界人士啧啧称赞。

当然，张茜学习得最多的，随时随地在学习的是陈老总本人，他超众的政治家的素养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战略家的政治视野。他的学者的深厚根底、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情怀，他高尚的为人处事风格，他的元帅的气度和胆略等等，都处处影响着聪明的张茜。

1963年，张茜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1965年冬她来福建时，我们两人形影不离地相处了半个月，我们去参观工厂和公社，考察闽南的侨区，去了我蹲点的厦门八中，游览了闽南的名胜古迹。她放松了在外交场合的拘谨，又活泼泼地回到了青年时期，我们身上没担子的人象一双漫游者，既没有视察任务，也不需指指点点，有兴致就多看看，意尽则去。晚上，我买来当地的水果和零食，我们一面各自选取爱吃的东西，一面悠悠絮絮地谈心，每晚睡前都觉得意犹未尽，常常互相催促“睡吧，睡吧”之后，又情不自禁地谈了一箩筐。我从闲谈中知道了她所经历的、看到的、接触到的国内国外的许多事情。她深藏在胸际的思想和细致敏锐的政治感觉，使我惊异。她谈吐老练，见事深刻，虽然咯咯欢笑中仍显童心，到底是成熟或接近成熟了。她第一次告诫我：“不要太天真！”她引用李固的话：“大满则溢，月盈则缺”引起了我的沉思；天空阴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迫在头顶上了。

我们回忆到1939年春，在皖南杜鹃花丛中的谈话。那时我们都不足二十岁，却自觉地警惕着千万不可有骄娇二气。今已是中年人了，谨慎小心地，谦虚而又用心地做工作。当然，也没有失去必要时的冲和闯的勇气。我慨叹着：做个女人够难的了，怎么做个女干部也这么难？我还敢把骄娇二气放在自己身上么？真象个拉车的牛，埋头拉着载重过量的车，用尽了全力，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现在，准备着挨鞭子吧。可是，牛有时也会想不通的：“我做错了什么？”

这次，我们分手是惆怅的，在风暴前的低气压下，我们依依难舍。在火车站挥手告别后，我回到家里，翻阅《后汉书》中的《李固传》，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百思不得其解。

张茜回到北京后，寄来了情深意厚的信，简直是温柔的抚慰。她似乎还有满腹的话，却又不便多说了。随信寄来两本<李固传》的单行本，供我和老伴阅读。我至今还记得我回她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李固传即使读烂熟了，我也不懂要我们做什么。“她又回了信再不提这篇文章了，只描绘北京的冬景和已开放的水仙花如何点缀着她的居室。

1972年10月我去北京“探亲”前，有位好心的同志，送了我一篓水仙，他说：“看在这水仙花面上，你们也别忘了福建！”“文革”虽然风狂雨骤，既改变不了水仙花的鲜美，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铸炼的共产党员和战友间的同志情深。我感激地接受了，带到了北京。水仙花当然不能装点老伴的囚室，却可陪伴病中的张茜。我把花放在她病房的案头、窗前。在北京的秋风萧瑟中，我细心雕刻水仙，来忘却我难以排遣的寂寥。

张茜抱病来到我住的招待所，把我接到她家去。她叫儿子拉上了厚重的窗帘，关上了门，开了电灯，墙上高挂的陈总的放大照片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我站在遗像前，感到陈总的眼睛冷冷地看着世界，嘴角上流出无声的冷笑。我想象中的陈总的表情正应是这样的。我低头默哀，思绪汹涌，当我再次抬起头来，从泪眼中注视陈总的遗容时，却又觉得他在温和地看着我，关怀着我，审视着我……

陈总，我郑重地向您报告：“文革”中我的言和行，我的一举一动，都没有辜负您几十年来的教导，没有留下任何使自己日后想起来会羞愧的东西，没有玷污您麾下一名老兵的称号。

王于耕与开国上将叶飞，1975年合影

　　张茜，已经病体衰弱面色灰白的张茜把我拉到长沙发边，我坐下了。她坐在我身边，细声地问着我这几年的经历，她还是那样温柔。我竭力忍着泪，总想着她已失去亲人，又身患不治之症，苦难全集中到她家去了。我的情况虽也有灾难，却总比她好些，我总问着她的病，却不愿谈有关自己的和来北京后的一切。她恳切地提高了声音问道：“ 你打算怎样营救他？说吧！我关心的是这个。”

我说了情况，尽量不使自己激动：“ 你信吗？看管人员叫他换了干净衣服，还刮了脸，洗刷干净了，把人送给我看望，还事前告诉我，不可激动！我为这种虚伪感到可耻。我冲了那个专案人员，我说：你们搞明白，这是两个老共产党员会面！如果你忘了，我提醒你。对方被我说得一愣，连忙赔笑说：我相信，我相信。”

我告诉张茜，这次我和老叶坐得很近。多年来我们“相敬如宾”，特别在孩子们面前。这次为的是我们说话方便，也为的是我可仔细观察他的身体，我抓住他的手腕竟发现他的衬衣袖子是用旧手帕补的。六、七年了，他的衬衣早穿破了，他竟学会了自己缝补，你想得到么？张茜！

她叹口气说：“困苦不怕。我们都学得会，什么苦都能吃。”

我抓着他的手腕，仔细数他的脉搏。过去他就患过心动过速。我数了一遍又一遍，一百二十多跳，我叫过儿女，让他们数，也是这样。孩子们叫爸爸要求看病。可是我们这个老头老谈着他看完了《马恩全集》，当时所出版的都看了。仅《资本论》就读了三、四遍。他说：看书并不比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苦，那些“秀才”不就是多读了几本书，就寻章摘句地整人么！接下去打算看《列宁全集》，已开始了。我说：“别老埋头经典著作了。今天我带来了《史记》，调剂一下，以后看《鲁迅全集》，，我还带来了一本《斯巴达克思》小说，想看么？”他出我意外，连声说好。 “

你做得对！”张茜首肯了我。 “

我们立即找来了专案人员，请他数脉搏，还是心动过速，一百二十多下。这时我们提出请他向上面报告，叶飞和他的家属请求让他住院治病！专案人员说‘我们先研究研究’。我怕他们是敷衍，我想写封信给总理，请求治病，你看行么？”

她爽朗地答道：“完全对！又没有判死刑，有病当然该治病。写信吧！快写——要我替你转信么？”

“不要。”我说得明确。“我写好后送中南海西门收发室，总理收得到。”

她又问我，是不是怕麻烦她？她愿意为保存干部做点事，“中国的事情还多得很呐！”

这是一句平常的话，也是一句惊人的话。我深为感动。在当时，张茜呀，张茜，你已是重病压身的孤寡人，你还念念不忘我们的国家哪！那时还有多少人象你这样想？

正如我们盼望的那样，两个星期后，我被关押的老伴经总理批示被送到阜外医院治病，但还有警卫人员看管着。无论如何，医院生活条件比关押的地方好，我们也可以多看几趟。可是，出于意外，我那倒霉的老伴进院的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来了。

我正坐着发呆，孩子告诉我有电话，张茜要我去一下。我匆匆地赶到她家里，在客厅里见到正有几个同志来看望她，我寒暄过了就坐在沙发角里，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要告辞，只说了句病人在发烧，张茜喊住我：“请等一等！”我只得又坐下来。

她叫儿子取来一个纸盒，装满柑桔，又叫取来可榨果汁的玻璃器具，送到我面前，对我也对大家说：“这是送病人吃的，我也不多，让病人吃吧！”

我不接，不能接过来。万一传说出去，她在同某在押“犯人”来往，谁来保护她呢？

我只有快走。她儿子大步追上来拦住我。只听她大声说：“你用不着为我担心什么l带去吧，只有这么多了，给发烧的病人增加点水分。”我只得把这只纸盒捧在手里，沉沉地如捧一座山。如泰山之重的同志情谊呵，这非同寻常的馈赠！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没有说一声谢谢。我紧紧地抱着这一盒柑桔赶回医院里，马上挤好柑汁给病人饮用。他喜欢吃，我对他笑了。我俩分别六年之久的重逢，我对他尽量以笑容相对。一家中两个人受苦难，又在苦难中相聚，只有用笑来慰藉对方，比说什么都亲密。至于这是张茜的馈赠，我是在他退烧后才告诉他的，正如我想到的，这引起了他对陈总沉痛的怀念，引起他对张茜同志的深切牵挂。

　　也就是这个医院、这间病房，在1973年，张爱萍同志也住过，也是一个班的警卫。他是在洗澡时滑了一跤，跌得髋骨骨折，而且是粉碎性骨折，以至卧床不起，真是屋漏又遇连夜雨，囚禁和骨折的双重苦难残酷地折磨这位老革命军人，他被转院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病房里，这里实行着严格的保密。可是在众多人们出入的医院里，张爱萍同志骨折卧床的消息还是被悄悄地传开了。

张茜同志长期住在这所医院里，当然也有人把这消息告诉她。她将广东同志送她的鲜荔枝，装了个大信封袋，着人送去张爱萍同志的病房。

守门的警卫挡住了。送东西的同志大声告诉他是张茜同志叫送到这间病房的！他拨开警卫的手就跨步进去了。送到张爱萍同志手中时，着重说明是张茜同志送的，并带话说：“她请您要多多保重。”听说当时张爱萍同志收到这意外的馈赠，刷刷地流泪，只说了一句话：“请代我向张茜同志道谢!”

这种馈赠，仅是一袋荔枝么？它包含有多少意思，使彼此心心相连呵！

张茜同志的病越来越重了，她不仅忙于编辑陈总的诗集，又整理陈总的日记、文稿。陈总生前对同志的种种关切，她也尽自己的力量接着做下去了。她以女性的体贴、暖热的胸怀，关切着同志和战友，以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点养病营养品，去慰‘藉受难的战友，并以此表达自己对“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抗议l她勇敢地、不声不响地做着这一切。

她做的这些事，“四人帮”的那些人不会不知道，他们会在背后咬牙切齿地算计她。这点，我婉转的流露过一次，她笑笑说：“陈老总已去世，我不过是个患有绝症的遗孀，早已视死如归了。”视死如归，是勇士们在战场上冲杀前的豪言，烈士们在临刑前的壮语，现在听她轻轻说出，我当时心中的怆然和肃然是难以言说的。

把卷忆君平日事，淋漓兴会溢行间

1972年秋，张茜与三个儿子整理陈毅诗稿。

　　北京的形势变化多端，从1973年春起陆续放了一批干部。在我们所住的万寿路招待所，集聚着一支“探亲”队伍，成员是一些被 “监护” 的老同志的亲属们。原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在三月份被放出来，阖家团聚，我们都去祝贺。下放在湖北山区工厂的江华同志（原浙江省委书记）和下放湖南劳动的江渭清同志（原江苏省委书记），先后被召到北京，下放陕西的曾志同志也带着孩子们来了。我和孩子是四处奔波，等到六月，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叶飞同志终于被释放出来。记得宋任穷同志（原东北局书记）也随后到来。万寿路招待所的喜鹊双双纷飞、叫声喳喳，这里真有些喜气洋洋的气氛。

当我的孩子去接他们的父亲时，邻居两位大姐陪着我，她们关心我，耽心我的心脏病发作。她们的百般劝慰我几乎都没有听见，只觉得疲乏和没来由的迷茫。我听到孩子们在走廊里大声叫“妈妈”，于是我在房门口迎接了老伴。许多同志都来了，多少祝贺，多少笑颜，我们住的那间略大的房间，欢声笑语不断，这真是我们家的节日，这一天是1973年6月22日，当天傍晚，我们这个从1966年夏季被砸碎的家团聚了。

隔了几天，出人意外，张茜同志在儿子陪同下来到我们的住处。她喜气盈盈、典雅美丽、飘然而来，这简直使我吃惊。去年我来京后，只见她穿着随便，不是军衣就是病号服，“文革”风雨使清丽超群的美人张茜消失了。可是，今天她打扮得出人意外的漂亮。她已年过半百，忽然间她又返回到年轻时代那样的清丽，穿一件耀眼的素花绸子的连衣裙，外罩一件白色丝质上装，已现出些许灰白的头发上，结了一条深红色的缎带，她亭亭玉立的身姿、素净飘逸的装束，正象一支白色的荷花！她脸上绽开着笑容，竟能轻盈地快步向前，拉住叶飞同志的手问好，她仔细地审视他的气色，亲切的说：“叶飞同志，你还不老，不足六十吧！得好好保重。” 转过身又紧握我的手说：“你们一家人团聚了，祝贺你！”

“谢谢你，张茜，我来北京八个月了，你为我们操了多少心。只要团聚就行了，你了解我。”她点点头，然后一笑，她赞许了我的意思。

我请她坐下。她说：“这里还有一些老同志吧，我丢看看。” 门外有人接话：“不用去了，我们来了。”宋老夫妇、二位江老、廖家夫妇和曾大姐等人相拥进门。他们每位都思念陈老总，见到张茜分外亲切。笑语喧哗，个个欢颜。这是“文革”以来难得见到的场面。特别是廖志高夫人郑瑛同志，用一口清脆悦耳的四川话，讲着“文革”中种种可气、可笑的见闻，她语言诙谐生动，张茜特别爱听，不断地用手背掩口哈哈大笑，这是她年轻时就有的一个动作，她又不断地催请郑珙同志说下去，龙门阵一摆开，大家的兴致全来了。

我站在门边招待客人，又一面观察张茜，她的病容骤然消减了，原来灰白色的双颊，竟然透出了红晕。这支独自盛开的白荷，在舒展开的片片花瓣上，微微透出了娇艳，我心里惊叹着：她是何等光艳照人呵，美人张茜又回到了我们中间，我深感多么亲切。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聚会。我轻轻地劝阻着她儿子昊苏，不要催她走，她现在是多欢喜，让她开怀地笑笑，多坐一会儿、多谈一会儿……你看她多爱听四川话！你父亲带走了她每天听惯的四川话已两年多了，今天让她听个痛快吧！

我当然也怕她过累了，在昊苏看看表走到母亲面前去时，张茜还在掩口而笑，她已坐了两个小时，站起来时没有倦容，含笑地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然后飘然而去了。

　　1973年秋，张茜在北京四合院程家花园的家中。

　　她回医院后，据说精神很好。不久后就得到医生的允许，可以去北戴河休息了。我祈望她从此病情好转，能够赶走向她逼近的死神。我想只要她编好陈总的诗集，不再那样劳累，大约就可以安心治病了。

这年七月的一天，昊苏突然来到我们住的招待所，他同司机抬着一大筐海蟹，把张茜的信交到我手里。我忙着打开，见她写道：

“于耕：小侉（即昊苏）返京，嘱其带回海滨所产螃蟹，分送你及二江、宋、廖、曾六家。按成人计，每人能尝到一只，我约估为三十人。襁褓捧负的娃娃们，还不会剔肉吮膏，不算在内。故送上三十只，未知够分否，若不足数，下回再补。你们几家比邻而居，各有家 人欢聚之喜，我远道送的几只螃蟹，凑趣而已，请你代我分送各家，人多者，多分几只，人少，少分。并转致问候之意。

敬礼

张茜 7月23日 ”

我看看信，再看看面前这一大筐的螃蟹，这么丰盛的馈赠，我沉默了。

我想到老伴曾告诉我在1966年深秋，北京一次杀气腾腾的工作会议后，陈总请去了华东各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其中就有二江、老叶等人。那是不寻常的送行宴，张茜殷殷地招待客人，此宴一散，各人将奔赴自己所在地区，准备着“上刀山、下火海”，“下十八层地狱”，也许就此不能再相见！果然，我的邻居中，没有一人再见到陈毅同志，噩耗传到各人那里，这些多年出生入死、战斗半生的老战士们，在囚室里拍案痛哭了。现在他们有幸生还，陈总的终生伴侣，重病中的张茜，用她仅有的个人收入，买来了这么满满的一大筐海蟹，为着“各有家人欢聚之喜”，从远处来为各家“凑趣“！张茜，你至善至纯的崇高品格，又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了。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六家人传阅着你的来信，感谢你的深情厚谊，象你所期望的，家家乘机举行欢庆之宴。

各家干杯！为自己家人欢聚之喜，干杯！为着共产党人精神的传扬，为着张茜同志勇敢的、慷慨的馈赠和她的健康，干杯！

我对她从没有说过感谢的话。我只把她在北戴河的这封信保存至今，现在我又把它带回了北戴河，并在涛声中重读了它，我再一次感到了信上每一个字的烫热。于是写下了上面这些怀念她的悠悠絮絮的文字。她给我的是终生的友谊，我也自将她的信和其它遗物保存终生，我知道，对我说来，这也是保存一颗至诚至纯的心，一份至纯至诚的战友之情。

1990年7月25日初稿

1990年8月20日修改完

王于耕著【往事灼灼】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与世长辞。

10日，病重的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主席两眼噙泪，握着张茜的手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并向陈毅遗像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