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稷山县卷》之概述

金石斋主

概 述

稷山县位于山西西南部，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得名源自后稷教民稼穑于此，在地理和文化上属河东地区。历史上的稷山既是兵要之地，也是人文繁盛之区。这里曾经是吴起、廉颇、李牧筑城练兵之地，发生过西魏与东魏之间的著名战役“玉壁之战”，留下了《敕勒歌》的千古绝唱，以及深藏文中子王通的读书洞，滋养过名门望族河东裴氏，诞生过元代名臣姚天福，有进入《清史稿》的义民吴绍先，有民国著名金石学家王堉昌，及至当代知名学者姚奠中。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后稷大地涌现的这些彪炳千秋的名人、乡贤，无论是忠臣、良将、廉吏、名士、文豪，还是义民、孝子、儒商、能臣、高僧等等，无一不是深受“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而滋养的淳朴民风和厚重人文膏泽。在稷为宦的外籍官吏，也幸霑其泽，谨守官德，尽职有为，成就千古佳话。其在稷山活动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构成了稷山的地方历史，留下了大量珍贵石刻，成为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稷山县石刻，本书收录入册500通，按时代分为：北朝4通、隋唐16通、宋11通、金6通、元14通、明116通、清229通、民国65通、中华人民共和国36、时代不详者4通。综览全书，石刻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有以政为德、励精图治、治乱兴衰、济世安民的明君贤主；有忧乐天下、忠君爱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忠臣良将；有以民为本、勤于政事、廉洁自守、造福一方的清官廉吏；有重教兴文、乐输募资、隐居不仕、主坛讲学的先哲名儒；有以义为上、舍生取义、仗义赐舍、扶贫济困的义民义士。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民心的寄托，历史的功臣，他们为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青史留名，永载千秋。

稷山石刻中记载了劳动人民为了生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战天斗地，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在农业方面创造了物质财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乡约是由乡民自发制定的地方法规，对倡导社会文明，淳化民风，革除陋俗，维护地方安宁，起到了国家法规所不能代替的作用。诗咏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具有文学艺术价值，它的内容不仅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人文风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风云和人们的精神境界，而且鞭笞了丑恶，揭露了黑暗，是研究我国人文、地理、风情的重要参考资料。自然灾害给历代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震、狼鼠等灾害的惨状，令人怵目惊心。它儆示后人，痛定思痛，树立防灾、备荒观念，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做到有备无患。题名是一乡一地一人的标志和荣耀，有题人名、地名、坊名等，或题于神道，或题于墓前，或题于闾里，或题于坊额、衙署，它是研究和考证历史人物生籍、生平事迹的重要佐证和参考资料，它激励着后来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前赴后继，奋发进取，不懈努力。这些石刻都真实地反映了稷山县历代的社会民情、民俗民规、社会发展、道德行为、民生风情、集市贸易等等，无疑就是一部稷山县历史的大百科全书。

稷山县现存珍贵石刻，有国有馆藏一级文物《姚天福神道碑》、国有馆藏二级文物《梁村石幢》、国有馆藏三级文物《龙门全景图石雕影壁》等等。

东西两魏在稷山玉壁之战后，于北周保定元年（561）立《颂延寿公造像碑》，碑文载有“有佛有法，为皇为君”的字样，佛教成为维系皇权的重要支持。在碑文中署列的各州郡县僧侣、文武官员、地方领袖甚至妇女达400多人，他们超越地域、职官、身份甚至王国的界限，在信仰层面达成了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社会整合的表征。透过此碑，我们可以感受到即使在南北朝的分裂状态中，依旧蕴含着统一的内在动力。

隋唐时期，稷山隶属河东道，河东裴氏是当地最具影响力的世家大族，在政坛亦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河东裴氏中稷山分支的裴耀卿、裴琮、裴行立、裴堪等人的出生与早年的成长与稷山相关联，而他们显名的事功却是与其世家的身份密不可分。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中形容河东裴氏“著族期茂，衣冠未敢以争雄；继世皆贤，英彦无出其右。”郡望世家的出身，给裴氏子弟的入仕带来极大便利，裴耀卿更是位极人臣，甚至绘像凌烟阁，荣耀一时。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世家大族在安史之乱的烽火中受到冲击，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边镇武将的崛起。稷山高秀岩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崛起的普通武将，一度升迁至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使、渤海郡王、上柱国，成为镇守一方的藩王，显系勤王有功，才得此清要的官职和崇高的荣誉。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变得更加紧张，高氏在上元二年（761）去世后，只得暂殡幽陵，直到元和二年（807）才得以归葬稷山。这次归葬，也可视为唐朝中央政府与藩镇关系调整的信号，成为唐宪宗开启“元和中兴”的一段序幕。此段故事颇值得玩味，如果展开，必定十分精彩。就基层社会而言，从稷山留存的碑刻来看，唐中叶以来儒家伦理和佛教信仰占据主导地位。

元代稷山最知名的人物是姚天福，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而入仕，其事迹载入《元史》。姚天福神道碑，其碑文字数长达5023字，由当时翰林直学士、知制诰虞集撰写，立于元统元年（1333）三月，《山右石刻丛编》全文收入，是现存山西元代名碑之最。姚天福神道碑，立于身离尘世后三十余年。可见姚公在元代早期名动朝野，影响之巨。有人称他为官一生的事迹，完全可与宋代的包拯媲美，可是由于人们认识、发掘及宣传等诸多历史缘故，其知名度远不及包拯，实令人慨叹不已。

稷山县唯一载入《清史稿》的人物，是清康熙年间义民吴绍先。他的父母早亡，两个弟弟在很小的时候被拐卖失踪，从此踏上了寻访失踪兄弟的道路，在十余年时间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最终在北京和宁古塔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全家团圆。他的事迹被大学士李光地和陈廷敬知悉后，分别留有记文和题诗。而就稷山当地而言，一位普通老百姓能够进入正史的列传，成为大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并保留在民众的历史记忆中不断传承和称颂。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任稷山县知县郭象蒙，为彰显吴绍先万里寻弟之孝悌义行，呈报山西省长阎锡山批准，在稷山城内西街内为吴绍先树碑、造像，阎锡山并亲自写了“稷山吴绍先义行碑”碑名。碑像成后，并建亭保护，亭名为“吴绍先义民亭”。此碑规制宏大，共四经：1923年山西省长阎锡山题碑名；清康熙时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撰写的《吴伯宗寻弟事》；清康熙时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撰《稷山义民寻弟诗》和1923年稷山县知事郭象蒙撰《稷山吴绍先义行碑》。全碑无论文还是字，皆为上品。特别是李光地、陈廷敬两个大学士同时为一个普通农民的义行撰文作诗并勒石，这在民间十分罕见。充分说明吴绍先万里寻弟，不辞艰辛，骨肉终于聚首的感人肺腑的事迹，足以辉照人间，昭示千古。

禁止擅受告示碑，是一通理顺民间争讼断案渠道、强调“国家设官分只、各有专司”的德政碑。立于清光绪五年（1879），应是清王朝整顿吏治、淳化社会风气的一个佐证。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晋南河东一带，泉涸川竭，树死土焦，赤地千里，稼禾无收，造成人民百姓生活极度贫困。该碑虽然立于大灾过后二年，但社会元气大伤，仍然危机四伏。经济崩溃，纲常无序。民间百姓劫后余生，因婚丧嫁娶、争田夺地、人丁力役、钱债纠纷等争讼上诉，连绵不绝。加上清朝末年，社会矛盾重重，内忧外患，官场腐败，吏治贪鄙，僭越权限。百姓打官司、起诉状，多陷入无视无序状态。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赈灾，安抚百姓，加强吏治，严肃法律，整齐人伦。尤其是在稳定社会方面，对“凡地方词讼案件”，强调“应归县官管理”，不得典史、印官人等擅受饬差，恣意妄为，横行不法。我们从铲除邪恶、强化吏治角度看，碑文中杜灿等人禀奏告示，勒于碑石，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尚老夫子德教碑》，刊于民国十年（1921）三月。尚士彦，字俊卿，清光绪五年（1879）举人，任稷山县儒学教諭。他品端学嘉，学识渊博，在治学方面又有独到之处，晋南不少学士接踵登门，拜师求学。他对稷山及周边各县的文化发展起了直接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其一生为稷山县培养了大量人才，可谓一代良师。民国九年（1920）六月，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为尚士彦在儒学教育方面的功绩书题“任卹可风”，树为楷模，予以褒奖。

民国时期山西著名金石家和晋学家王堉昌（1876～1938），字养斋，号高凉愚叟，稷山县南街村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毕业于山西大学堂中斋。历任河北省武安县知县、山西省榆社、盂县、太谷、汾阳、五寨等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科长、第二科科长及省政府代秘书长等职。他在所历各县，从政之余，携二三随从，以驴代步，躬历乡村，拔山涉水，风餐露宿，亲作征访，调查抄录，积成巨帙。著有《盂县造像录》、《盂县金石志略》、《汾阳金石类编目录》十卷（补遗六卷）、《稷山金石类编目录》等。这位骑毛驴的县长，身逢乱世，却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难能可贵！他通过一生辛勤的努力，以劲拔历史风尘的学识和眼力，不为己私，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化瑰宝。正如他所说：“余之隐于吏，亦竭其愚以维仁化于金石中，其有益于世耶，其无益于世也耶，则非吾之所知也”，“虽抉择未能精审，而发潜表幽亦聊以供考古之助，并藉表仁义忠孝之行耳。后有起者，其亦有继于斯乎！”

新中国成立后，稷山县人民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竖立了不少碑刻。在此次收录过程中，我们除录入部分记载修路、修水库、文化广场建设碑记外，选择部分文化名人题刻录入书中，以体现优秀文化的传承。

总之，稷山县的石刻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绘画书法、人文宗教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稷山县历代社会民情、民俗、民风，既可以补史之阙，正史之谬，又对于后人挖掘研究后稷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稷山县三晋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