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兽医

汤惠民

　　他不是一般的兽医，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的高材生。劁小猪、线（阉）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他是上海人，名叫高树荣。毕业那年，许多大学生主动要求去大西北、去最艰苦的地方。学地质的大学生都如愿以偿，将要去新疆、西藏、内蒙，为祖国找煤、找石油了。高树荣想回上海，因为他的恋人已分配回上海，成了中学老师。看到同学们个个要求去艰苦的地方，生性有点懦弱的他，只得在分配登记表上填了“服从分配”。结果他分配到了县食品公司。　　
　　公司有人叫他高技术员，也有人叫他“高医生”，或者叫他“高大学”。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也帮人看病，有了个头疼脑热还找他看呢。
　　高树荣住在公司最后一排红瓦房的宿舍里，他在宿舍院子里养了五、六只鸡、一群鸽子、四只猫、一条纯种德国狼狗。房间里吊着一个大竹笼，里面的几只小白鼠上窜下跳个不停。他养鸡是为了吃鸡蛋，养鸽子是用来送信，养猫是排解孤独和烦闷，养狼狗是为了配种，驯养出公司需要的捕猪犬，而养小白鼠，则是为了做生物试验。房间里一股难闻的味道，从来没有人来这里做客。 　　高树荣每天一早起床忙着喂鸡、喂鸽。食品公司加工车间，猪头肉剔下来的骨头、散落下来的碎肉皮和油渣多得很，所以猫和狗从来是不用喂的，还长得特别肥。
　　高树荣负责生猪消毒与防疫。隔一两天就在猪圈内洒石灰水，还喷消毒液。自从他到公司后，公司再没有发生过“猪瘟”和“二号病（口蹄疫）”。
　　每天夜晚，公司最后一排红瓦房仅有高树荣屋里还亮着灯，那是他在给上海的妻子写信。婚后三四年，他几乎天天都要写信，信的内容是远在长江之北的小县城不太平；公司领导被造反派揪出来游街；“工总”、“联总”两派斗得很凶；某某某因不堪其辱，用一根大铁钉朝自己头顶上钉，企图自杀。最后告诉妻子，调回上海的事，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了。
　　高树荣长相清瘦，棱角分明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高度近视眼镜。平时不太说话，不管遇见什么人都是微微一低头，赔着笑脸打招呼，厚厚的镜片后面藏着一对眨巴眨巴的小眼睛，不经意地透露出上海人特有的机敏与狡黠。卡其中山装上口袋总是插着两支圆珠笔，一支蓝色、一支红色，红色的那支是用来帮公司小朋友改作业的。
　　他不大和年龄差不多的人交流，却喜欢和公司宿舍那一群中小学生交朋友。每次回上海探亲回到公司，他都带了许多上海的时髦货。有的是同事托他买的，有的是买来送人的。的确良衬衫、卡普龙丝袜是公司何会计要的，海绵拖鞋是传达室老杨头要的，回力牌大白篮是爱打球的小罗让他带的，带磁石的塑料文具盒是打算送给财计股夏股长儿子的。这种文具盒小县城的人根本没见过。夏股长的儿子见到后，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夏股长很喜欢这位小他十多岁的青年人。高树荣有什么心思也喜欢讲给老夏听。老夏家里有了下酒菜，有时也会叫上他，一同搞两杯。酒到微醉，情至深处，高树荣竟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夏股长，我结婚快三年了，老婆到现在也没怀孕。你人头熟，求求你帮我想想调动的办法！”
　　老夏说：“我很同情你们夫妻两地分居的痛苦，我会尽力帮忙的，但你没必要送这么好的东西给我儿子。”
　　想要调回上海真是比登天还难。公司天天“搞运动”，谁还管你要调动。上海的户口又控制得很严，不是说想调动就调动、想进就进的。后来夏股长打听到，有项照顾夫妻长期分居的政策，但有前提条件，那就是“有出才有进。”
　　到哪里了解有上海人要调回南京的消息呢？万般无奈，夏股长拿起毛笔一连写了几十张“上海——南京对调工作启事”：高树荣，上海人，现任县食品公司技术员。夫妻常年分居欲对调回上海。如有工作在上海或上海郊县，想调回南京的人，请与本人联系。请打公司电话448转本人。
　　启事张贴到县城四门和菜场、车站、电影院等闹市区，但仍没有接到有用的消息。高树荣快绝望了。
　　调动不成归不成，公司的深挖“5.16”运动是必须参加的。所谓5.16，是1966年5月16日，出台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日子，后来5.16成为一个所谓反动组织的名称。到了运动后期愈演愈烈，你咬我，我咬你，搞得人人自危。
　　公司革委会潘副主任找高树荣谈话。潘副主任先是谈运动的必要性，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要调回上海就必须积极参加运动，检举他人，争取有好的表现。谈话快结束时，潘副主任说： 　　“我们知道，你平时和夏股长走得很近，关系很好。实话告诉你，我们已掌握了老夏的问题，现在就看你的态度如何？”
　　“夏股长对我很好，我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在大是大非面前，个人感情算什么，你这叫什么话？”在潘副主任严厉地诘问下，高树荣低头不语了。
　　回到宿舍后，高树荣辗转反侧睡不着，心想就算自己不揭发老夏，潘副主任也会让别人揭发。现在想搞倒一个人，真不是件难事，甚至比历史上秦桧陷害岳飞还容易。最终想调回上海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夏股长对自己被人揭发为5.16，感到很冤屈，但无论如何辩白，都无济于事。
　　说你是就是，不是也是。小小的食品公司一下子揪出了好几个5.16分子，夏股长心里这才感到有某种宽慰。成了5.16，股长自然当不成了，读初中的大儿子入团泡了汤，就连小儿子当的小组长也被下掉了。
　　谁也没有想到向来少言寡语、老实巴交的高医生，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跟在潘副主任后面贴标语、开大会，找人谈话，还担任了“深挖5.16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且被上面树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典型。夏股长做梦也没想到，平时自己最关心的人竟然会诬陷自己。再次见到高树荣，高埋着头，装着没看见。夏股长的小儿子虎子对父亲说：“爸爸，我帮你出这口气！”
　　尽管父亲再三叮嘱虎子不能乱来，虎子还是瞒着父亲，找来一包农药“六六六粉子”，他想用六六六拌米撒给高树荣的鸡吃，可几次没到门口就被狼狗吓了回来。 　　一天下午，高树荣正走在回宿舍的煤屑小路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颗石子正打在他头上，立即起了一个血包。高树荣估计一定是虎子用弹弓打的，但又看不到人。只得一边捂着头，一边用上海话骂道：“小赤佬、刚肚，有本事跑（走）过来、跑（走）过来！”
　　公司传达室的老杨头对高树荣整天揪这个、斗那个的行为也看不起。只要收到高树荣的信件就悄悄地烧掉。高树荣对调回上海的事也拖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对调回了上海。后来听说调到上海浦东郊区的兽医站，再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约是1984年，还当上了区兽医站站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高树荣重回阔别几十年的食品公司，见到了已退休的夏股长。当他对夏股长提起当年的事，充满愧疚地说；“太对不起了！”
　　夏股长摇摇手说：“不提了、不提了，我都记不得喽！”实际上，又怎能记不得呢？
　　已经四十多岁的虎子在一旁说：“那是荒唐的年代把人变成了鬼，又怎能全怪你呢，再说你本来就是个兽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