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二）

李平

我手里有一张照片，是四十多年前知青时代的留影，背景是我们的“知青点”，照片中有曾小平、邢建国、肖建强和我四个人。时间久远，照片已经泛黄，看着它，往事如烟，思绪便穿过时间的遂道，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回到难忘的知青岁月。

曾小平是我们“知青点”最早的知青之一。他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读书，父亲在工厂做工，母亲没有工作。为补贴家用，母亲操持家务外，养了两头猪。记得是下放的第一年春节前，我和他一起回长沙。临行前，曾小平在生产队领了一百斤谷，打成米，借了辆农村常用的运输工具独轮车，装着打好的米和糠（糠是养猪的好饲料）及一些经济作物高高兴兴回家过年。我家离他家不远，从他家路过。他母亲看到儿子回了，非常高兴，忙拿着毛巾迎上来一边帮他擦脸，一边回头笑着对他父亲说：“平儿回了，平儿回来过年了。”他母亲四十来岁，穿着朴素、整洁，给人贤惠能干的感觉。他父亲话不多，儿子回了，抬头看一下，低头继续抽烟。

曾小平勤劳肯干，是一心一意过日子的人。只要没回长沙，他几乎从不缺工，每天早餐后，便看到他大步流星地赶往生产队，从无怨言。他非常顾家，那时候野生青蛙、蟮鱼多，“双抢”前后最大、最肥，当地人不吃，只要勤快，一晚上可以捉四、五斤。他经常去抓蟮鱼、青蛙，回来后把青蛙破好、洗干净、凉干；鳝鱼则可以养几天，再一起带回家。有时，他也和当地村民一样，到小河、水塘捞鱼虾，烘干后做成火焙鱼。这些都是湖南人餐桌上的最爱，蒸、炒、闷都香，他父亲好两口，尤其喜欢。

邢建国是知青中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没有曾小平勤奋，他的原则是够吃就好（这也是大多数知青的生活态度），开心的事总有他。记得刚到“知青点”的第一天，林场开完欢迎会后，他对我一见如故，邀我和他们几个老知青一起去游泳。生活中，两人性情相近互生好感，他有事喜欢叫我，我有事也愿意喊他。有次林场捕了鱼，因林场的人忙走不开，没人去卖鱼，林场把鱼作个整价在知青中“招标”，卖了鱼上交林场的款后结余归己。邢建国认为有利可图，邀上我一起“摘标”。我们用独轮车把鱼推到平塘镇，他称秤，我收款，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交完林场的款后，还余四块多钱，两人各分了两元，真是赚钱不费力，比出工强多了。

一年冬天，连着下了几天大雪，做不了事，我和邢建国一起回长沙。从林场到平塘镇搭船要走二十里路，因道路积雪，走不动，平常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天走了近三个小时才过半。天渐渐暗了下来，眼看着赶不上最后一班船了。两人合计找个农民家吃饭休息，明天早上再走。在路边，我们敲开了一农舍的门，把情况说了，请求房东接受我们。那房东真好，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为我们做了可口的饭菜。晚饭后，我们与房东围着火炉聊了会天，之后在温暖的床上进入梦乡。第二天天还没亮，邢建国叫醒我，我们把铺盖整理好，将该付伙食费放在煤油灯旁，没有惊动东家就上路了。

肖建强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管理好自己。他很少出工，也很少去生产队，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闲得无聊偶尔去一次生产队，也是站在田边东一句，西一句找话说，村民也不答理他。每天旁晚，知青陆陆续续下工回来后，他忙碌起来，这个房里瞧瞧说几句，那个房里看看聊一聊，这时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有时候，知青也劝他出工，他答应得好，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不行动。第一年还不要紧，国家每月有45斤米，一年过去后，吃饭都成了问题。有人寻他开心，冬天，指着水库说：“肖宝（那时称乎人时兴姓后面加个宝字）游过去给半斤饭票。”他摇摇头。“一斤饭票，搞不搞？”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摇摇头。“一斤半！”只见他脱掉衣服往水里一跳，游到对岸后，高喊：“游过来再加一斤半？”这边摇摇手。他只好从对岸跑过来，浑身哆嗦着搂起衣服就往宿舍跑。

肖建强一个人时从不惹是生非，人一多就来劲。一天晚上，他和几个知青去打狗，抓了四只狗崽回来。晚上两点多了，喊我们起来吃狗肉，大家吃了一会觉得还欠火候，倒进盆子放到火上再煮，等待中，不知不觉大家都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听见外面吵吵嚷嚷，打开门，只见肖建强一面把狗肉往盆里倒，一面说：“狗肉是我的，你凭什么分给大家？”这时，旁边一在林场工作的农民问：“你哪来的狗肉，昨天晚上我家的四个狗崽不见了，一定是你偷了。”肖建强偷狗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偷了熟人的，他无言以对。那农民气不过，跑到肖建强房里去搂他的铺盖。肖建强见状，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瓶汽油，往桌上一放，说：“你搂啰，烧掉你屋。”那农民一怔，只好放下被盖去找大队干部告状。其实肖建强也没那个胆，犯法的事他还是不会做的，不过是吓唬吓唬。

大队书记是个婆婆妈妈没魄力的人，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后，此事就不了了之。只不过到知青招工回城时，肖建强是最后走的一个，与此不无关系。

我的知青经历在《我的知青岁月》一文中已有记述，重复的不再赘述。我七月份下乡，正是农村最忙的“双抢”时节。“双抢”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每天早晨五点多钟天麻麻亮出工，到晚上八点多钟天完全黑了才收工，三十八，九度的高温，在烈日下劳动十四、五个小时，今天的年青人肯怕难以忍受。初到农村时什么都不会，队长安排我与妇女、小孩一起做些割禾、扯秧、插秧等初级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时间久了腰酸背痛，站起来直直腰，队长会喊:“小李，发忙插赖。”实在难受的时候，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用镰刀割破手，受伤后也许可以休息一天、半天，但始终下不了手。时间长后我明白，即使是割破了手，也不会有休息，包扎一下还是要继续做。不是农民心狠，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处理的。一天，一村民被水田中的玻璃划破了脚，伤口有寸多长，流了许多血，要是在城里，肯定是工伤休病假了。农民不是这样，他们更坚韧。赤脚医生来后，清理一下伤口，敷点消炎药、红药水，纱布一包，胶布胶好，穿着套鞋继续下田干活。

我的经历中，修水利比“双抢”更辛苦。那年我们的任务是挖一条引水渠，渠深三米，宽五米。南方雨水多，土地挖下去米多深就渗水，泥和水混在一起特别重。我比较单瘦，只有百把斤，每天挑着一百三、四十斤的重担，沿着泥泞的斜坡一步一步往上走，每一步都要小心，每一步都很艰难。随着工程进度，渠底越来越深，渗水越来越多，担子愈发沉重，要用所有的心力顶着，才能坚持。

想过逃避吗？当然想过，但做不出。大多数知青有个特点，不是农忙时，有时也休息一、两天，邀几个伴到附近走走，或者到别的“知青点”玩玩；但在农忙的时候，再苦再累，也不会闲置在家。“双抢”和修水利的时候，我没旷过一天工，也没请过一天假，咬牙坚持了下来。能有这么一点精神，是值得庆幸和骄傲的。

1977年高考后，我离开了农村，其它知青在1978年后也陆续招工回城。走的那天，我起床后“知青点”非常安静，除了厨房师傅外，再没有一个人，连平时不太出工的都出去了。想起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从队上回来，大家都不理我，象不认识一样，我很纳闷。后来邢建国走过来悄悄告诉我：“小李，你的录取通知来了。”我才明白，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平时大家在一起不觉得，一旦有人要走了，触动了那根敏感的神经，想到自己不确定的未来，难免有些伤感。

二十多年后，2000年部分知青再次见面。那时，国企职工正面临下岗潮，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乡下时，我们为前途困惑，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但毕竟未成家，一个人吃饱全家饱，压力还不大。到了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正是要工作的时候被“下岗”，压力可想而知。曾小平“下岗”后在一私企守仓库，对他来说，不管工作多苦、多累、多么卑微，决不会撂下养家糊口的责任；肖建强进城后不久就成了家，育有一个女儿，下岗后不堪压力，没有挺过来，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邢建国见面后，我们一见如故，非常高兴，但他也变了，没有以前活跃，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高兴不起来，常陷入苦闷之中。不久他的电话成了空号，座机也没人接，再也没给我来过电话。

时间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的知青年事已高，风风雨雨走过来，该安享晚年了。回望我们走过的路，多少青涩、伤感的故事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年代，留在他们奋斗过的广阔天地里。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知青情结仍千丝万缕地缠绕着我们，难以忘怀。

2021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