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凭的小学（五）

步雄

没有文凭的小学（五） 眼下的教育产业化悄悄偷换了原本公益以及普惠的属性，无理且无良。想到了我们曾经的课外学习小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革前，小学校的教育秩序还算正常，通常一周只有三天全课，完成课外作业以及预习等均在课外学习小组互助完成。学习小组都在同学家里，通常由“优生”和“差生”搭配组合，以达到前者帮后者的作用。在课外学习小组，孩子们有了完成作业的监督和保证且深入社会家庭，历练了人情世故，掌握了社会生活规范，做为一种免费的“教培”可圈可点。 一 小学五年，我走进过许多同学的家，刘英莲家，刘双喜家，苏彩玉家，张占生家，张玉新家，候宏固家------每个家庭都是老北京家长理短的大课堂，每个家庭都是我们折跟头，打把式的一块芳草地，多少年过去，抖一抖，仍是一地芬芳。 最先和几个女生同组，她们按照老师规定的严格的时间表规规矩矩的做作业、唱歌、跳皮筋、跳房子、编玻璃（塑料）丝。凡此种种令我乏味，更要命的是她们经常七嘴八舌历数我的种种不端——迟到，上课走神儿，不好好完成作业，蔫坏------她们庄严、正义得锐不可挡，我只能“不听、不听，和尚念经”，发狠地堵上自己的耳朵。 二 终于换组了，于是，像一条瘦鱼跃进了一窝肥水，在张玉新，张占生，侯宏固哥们的家找到了真我。说是上小组，屁股没有坐热过以上任何一家的硬板凳，杜立生，张建华，孟昭敏，谢维新他们一帮兄弟厚爱于我，他们经常尾随“串组（检查各组学习情况）”的郑老师，待她前脚一走，马上拉上我脚下撒欢，嘴上冒泡，心里翻个儿，饿虎扑食样奔向不远处的大前门。 前门楼子底下通常是我们的浪荡集散地。老规矩，在七路公共汽车总站附近的一个水泥平台上互相胡乱抄过作业，就去老北京站后身的铁路或历史博物馆东侧警卫部队的篮球场。篮球场由两人高的围墙合围，我们从高墙攀上跳下“练胆儿”，满地翻滚着摔跤、打拳，看警卫战士们瞄准、拼刺。曾经把树上吐着长丝的“吊死鬼”拿到家里当做蚕宝宝供起来养。 十一后，一大堆刚刚参加过大典的伟人塑像凑一堆儿在那里开会，站着的，坐着的，高瞻远瞩状的，挥动巨手状的，被人们逐个放倒，弄进事先架起的大棚里，用大锤砸成一堆石膏渣滓。我们都大张着嘴面面相觑：“我X，这也敢砸，这也能砸！”。我们是饱经折腾的一辈人，经历了太多的敢于不敢，能与不能，最后终于成为了没有不敢也没有不能的一帮人。 每到夕阳西斜，腹中呐喊才力竭而返，先在路上寻根水管子洗掉脸上的尘灰，蹭掉鞋上的泥巴，端端背起书包，怯怯的踮起脚尖进家，哼起小调，佯做无事地避过父母的两双法眼。这样的日子过得像个瘾君子，欲望来时，塌房、着火在所不惜，放荡过后，心存愧疚的同时酝酿着下一场欲罢不能。 三 娄子终于惹下了，那一日，放学留下补课的兄弟们站成一行，郑老师当众把我的作业本摔在地上，“退步，退步，再退下去就没法收拾了，你爸还是老师呢，怎么教你的！”这句话杵了我的肺管子，骂我行，骂我爸，哼！------ 那晚整宿没睡，不就是几本破书吗，不蒸馒头争口气-----目标既定，我渐渐退出了“大部队”开始自己独闷儿，这样玩起来丰俭由人且不耽误正事，姑且算是一种“内循环”吧。 忘不了好朋友张占生，他平和谦逊的性格特别契合于我，多年玩伴，友好如初，我们一样脚野，遍寻京城每一处公园，发现或钻洞或跳墙，都会有一条隐秘而免费的路径供我们快活。其实，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有一条两全其美的路径，只不过是你未得其门而入。遗憾的是，尽管每次都为打鸟兴兴而去，却始终没有斩获过一只。 讨扰侯哥宏固家最久，那一阵子，宏巩大哥养病在家，时常指导我们的功课。是时，我们已经四年级，岁月已经进入到了少年的末梢，我们已经不屑于傻玩野闹，渐生了成年人的忧思，譬如，经常在同仁堂后身那座枯院前用弹弓子打鸟的时候展开激辩，内容是清一色的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原子弹掉下来咋办？三分之二苦命人咋办？老大死了咋办？------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打鸡血”和喝“海宝”的民间健身运动之间，风行过一段针灸疗法，报纸上宣传针灸能治好从盲、聋、哑到神经病的所有疑难杂症。一时间，北京城人人上手，全体练针，侯哥和我也寻到了几根银针，蘸着酒精龇牙咧嘴猛扎自己的肉身，看不见的地方就用小镜子照着捅，弄得遍体鳞伤、血赤呼啦。《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此，我们真算是两个傻青年，一对不孝子啊。 成年后，经常做一个怪梦，梦见侯哥家小院东屋里有我画在后山内墙上的一幅壁画，美轮美奂，闪烁着艺术的豪光，无奈却凝在墙上拿它不走。那户人家的大门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此梦何来？窃想：也许是上天给我的一种启示：美好的少年时代就如画在墙上的一幅朦胧抽象画，一旦完成，只能回望，无法带走。 四 那时候的人家大多一间房子半间炕，上小组就等于融入了人家的私生活，家长们无形中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很多，譬如敬畏生命。 李德龙是孤儿，竟成了我们的一个话把儿，曾戏谑地问他：“嘿，你爸妈哪？”。他答：“跟土地爷喝酒去了”。问者冥顽不灵，答者云淡风轻。回家学舌给姥姥，姥姥嗔道“作孽啊，一对儿不懂事的生驴坯子！------”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父亲带我赶早去中山公园。刚出院门，遥见刘英莲的父亲一身重孝向我们走来，旋即双膝跪地，给父亲磕了一个头，父亲回礼不迭，两个大人的行为让我惊诧。原来刘英莲的爷爷刚刚故去，那是个慈祥的老人，学习小组的时候，我还把玩过老人家那根精致的猴头拐杖。常说“男人膝下有黄金”，而“孝子的头，满街流”的原因是长辈仙逝，子辈必施大礼于人，是企望对方同悲此心，足见逝者为大。那天的惊天一跪让我秒懂了生命的价值，识得了人伦大体，从此再不敢对长辈口无遮拦，胡乱造次。 在刘双喜家，我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电线走火事件，那天的大火从他家屋里燃起，我们夺门而逃，双喜的母亲从院里反向冲进屋里，把那个替人看管的孩子从床上抢了出来。“自己死了好说，人家的孩子可怎么交代啊！”。一句话，一条做人的正途，永远记得。 那一年春节后，同组学习的宋京兰同学突然两眼放光地说：“年三十那天夜里十二点整，你们猜怎么着？”，众人懵瞪，她接着说：“广播电台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一起向全国人民问好来着！------”天啊，天边飘来的一朵闲云，瞬间就能幻化成孩子们心中的七彩霓虹，语言的力量着实伟大。这不经意的一句话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出言谦恭，不吝赞美乃是人世间的润滑剂，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皆如是。 “行百里者半九十”，比之加减乘除的那点门面学问，我们百分之九十的社会经验都是从课外学习小组不期然而然学到的。在那里，我们有了完成作业的监督和保证，懂得了人情世故，做为一种免费的“教培”何其乐矣。“占取艳阳天，且教伊少年”，期望晚辈们走出教育产业化的魔咒，乐亨生活，不负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