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乐粉556

吴 凯 马晓红

一部《觉醒年代》，使我们从感官上结识了蔡元培先生，那位中国著名的大学问家。今天，我们慕名来到了他在沪的最后一处住所—华山路303弄16号。从路口走进去好远，这座三层花园住宅建筑才显露出来，房屋是西式风格，却柴扉做为墙、青瓦门楼，好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韵味啊！

蔡元培，后自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一生经历清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时代。不论时移事改，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蔡元培更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自1898年投身教育以来，他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教育制度的基础。蔡先生毕生提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他历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为我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蔡元培作为20世纪初期新旧交替、继往开来的历史巨匠，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支持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需要中国工人运动的成长和马克思主义传入这样大的历史背景，又需要一批先进分子的觉醒，和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立足点这样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后者同蔡元培的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还同共产党的活动有过多方面的关联。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他一生教育的“高光时刻”。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支持和提倡民主的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推行诸如延揽人才、实行选科制、建立评议会、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会活动、实行平民教育等等新的举措，无一不开中国大学教育之先河，对整个教育界、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多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赴欧洲勤工俭学的进步分子，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实现这个转变的，而蔡元培正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国期间，与李石曾、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他们一方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大批华工办学校，为此编了一本《华工学校讲义》；一方面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 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这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一时以勤工俭学赴法留学者不下千人。

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法国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著名的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陈乔年、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蔡畅、李富春、李维汉等。

在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助成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通过蔡的引进，使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和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集中在北京大学，就不是偶然的了。

蔡元培到北大后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不少，是北大革新的障碍，因此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蔡曾向汤尔和征询文科学长。汤向他举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取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十余本给他看。沈尹默也推荐了陈。

蔡元培佩服陈办报时表现出的“毅力和责任心”，他后来曾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 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 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蔡元培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即往陈住处晤谈，请其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开始，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相辞，蔡元培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陈出任文科学长后，即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团结了一批新派教员，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两人一道积极推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陈独秀才思敏捷，办事果敢，能打开局面， 成为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将。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极为器重和爱护，对他不检细行的弱点也不求全责备。梁漱溟晚年曾评述说：“我认 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 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又如，1917年，由蔡元培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部主任。蔡整顿学校时，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曾请章士钊主持，但章到任不久即辞职。由于李大钊留日时常为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撰稿，章甚推重李的才干，向蔡推荐李接替图书部主任职务。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 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部主任改为教授”，因而学校又聘请李大 钊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他在史学、政治、经济等系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讲座；有的讲演如“马克思的 经济学说”等，曾有学生记录并在《北大日刊》上登载。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影响并推动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对北大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他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泽东得以在北大工作并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同蔡元培的支持不无关系。1918年8月，为商谈赴法勤工俭学事，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 上。到京后，毛泽东改变出国留学的想法，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其时，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 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这时他们写信给蔡，“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 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器重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 高兴，因此他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

他写了一封信给李大创，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 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于是经李大钊的安排，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书记。月薪八元，具体工作是管理十几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虽然位卑事琐，但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 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特别是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经过蔡元培革新的北京大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和进步青年进入北大学习。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引导下在北大学生中成长起一批接受十月革命影响、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建立时的50多名早期党员中，北大师生就有14名。党的主要创始人都同这个时期的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历史作用，虽然这不是他本人所能预料到的。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公开 成立，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据当时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回忆：启事“写好以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找蔡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我向蔡先生宣传一番我们为什么要组织研究会的道理，蔡先生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最后同意给予刊登了”。“尔后，研究会拟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先生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时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简短扼要的讲话。”“成立以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 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活动时间前后达七八年之久，对于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实际革命运 动，以及促进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研究会规定每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此外， 他们还积极设法从国内外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并组建了一个供会员和非会员借阅的藏书室。

他们给这个藏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 （Communism的音译）。“‘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这是我国建 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室。

故居里，还有几件烟火气息浓重的展陈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幅《与夫人黄仲玉和家人的合影》透露出，蔡元培一生三度婚娶，而两出“征婚广告”。21岁中举时，他迎来了第一次婚姻，是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夫人王昭是当地名门望族，可说是门当户对，但是两人也冲突不断。因为蔡夫人老是称自己为“奴家”，听得蔡一身鸡皮疙瘩，但是王昭特别温顺：“唉！奴家都叫习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蔡元培只好作罢。后来王昭患病身故了。

于是媒婆踩烂了门槛，蔡元培贴了张征婚启示，叫当时的人大吃一惊：第一，女子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第四，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有个叫黄仲玉的才女被看中了，与蔡元培结为夫妻。在婚礼上，蔡用婚姻演讲代替了传统的闹洞房，题目叫：论述男女平等。可惜的是，黄仲玉后来也患病身故了。

三年后，蔡元培决定再续娶，跟第二次一样，出征婚广告：第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第二，年龄略大；第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一个叫周峻的女孩走进了蔡元培的生活，还是蔡元培早年的学生，一直单身。不过，不符合第二条标准，两人相差23岁。1923年，蔡、周二人在苏州留园举行了婚礼。周峻喜欢画画，于是天天画蔡元培，蔡元培在画作上题：“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1939年4月，蔡元培做了一首《儿童节歌》，号召全民抗日。虽丫丫童语，但言简意赅。“好儿童，好儿童，将来世界在掌中。今日若非勤准备，他年落伍憾无穷。好儿童，好儿童，而今国难正重重。后方多尽一份力，前方将士早成功。”此刻，他已因年老体衰，寓居香港了，但仍关注着内地抗战的进程。

蔡威廉是蔡元培7个孩子中的长女，曾跟随父亲多次在欧洲居住，后来在国外的艺术学院获得学位，回到中国曾在国立艺术学院担任教授。蔡威廉是国内第一个女性油画家，开拓了中国近代史中的女性艺术领域。后蔡威廉和丈夫被迫逃亡昆明过着穷苦生活。蔡威廉在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贫穷窘迫，最后失血难产未得到救治而死，时年35岁。故居里悬挂着周峻、蔡威廉、刘海粟画的蔡元培肖像。

院落中还错落着几尊蔡元培的生活雕像。一尊是《蔡元培与学生们》，一尊是《蔡元培与孩子们》。蔡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他们小时候，他便身体力行地叫他们为人处事及立身之道，他更倡导要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他说：“通常学校的教习，每说我要学生园就园，要学生方就方，这便大误，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不过看个人的个性，去帮助他们作业罢了。”

1940年3月5 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唁电，说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题为“老成凋谢”的挽联，周恩来撰写的挽 联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对蔡先生伟大的一生极尽哀荣。

故居

序厅

1902年蔡元培参加殿试，被录为二甲第34名。

他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北大校长任命狀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振聋发聩的《新青年》

蔡元培题字

与夫人黄仲玉和家人合影

与周峻在婚礼上的合影

刘海粟画

蔡威廉画

蔡元培用过的砚台

晚年存放手稿的藤箱

蔡元培与学生们

蔡元培与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