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出卖的江姐？

平安吉祥

　　解放前夕, 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叛变, 供出大批共产党员, 连徐远举都听得瞠目结舌。他还“现身说法”劝说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叛变, 使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数十名中共党员被捕。

徐远举根据李忠良的供词, 首先在重庆银行望龙山办事处抓到了毫无防备的余永安 (由于特务行动迅速, 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

余永安被捕后即被刑讯, 在毒刑之下受不过变节投敌, 供出了他的上级“老张”。而这个“老张”, 就是率先叛变、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抓捕冉益智没费什么事。1948年4月16日, 在叛徒余永安的带领下, 特务们直扑北碚他们的约定接头地点, 在余永安的指认下抓到了冉益智。

当时, 徐远举、陆坚如并不了解冉益智的身份, 只是凭他们多年的特工工作经验, 觉出他是条大鱼。于是, 徐远举和陆坚如摆开了阵势。徐远举对付中共地下党员, 积累了一套办法, 用他的话说叫“一讹二诱三打”。对过堂的共产党员, 区别情况, 有的先打后讹, 有的先诱后打, 有的又讹又诱又打, 过堂者必过如此“三关”。威逼利诱, 劝降使诈, 不见成效便大刑侍候, 所以渣滓洞后来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大多伤痕累累、肢体残缺, 能成为优秀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必过徐远举的酷刑关。对女人, 他甚至于用脱光衣服、藤条抽阴户、竹针刺奶头等阴毒手段对付, 是一个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的特务头子。

那时, 他对冉益智就用起了“一讹二诱三打”的招数。同许多叛徒一样, 冉益智开头也“硬”了几句, 徐远举一挥手就打断了他的申辩:

“你以为你是哪一个?你以为你是真资格的‘老张’呀?我老实告诉你, 把你卖了的不单是余永安, 还有刘国定!这下你该明白点了吧?我再老实告诉你, 这几天我们天天审共党, 抓的人不少, 没工夫听你吹空‘龙门阵’!空‘龙门阵’耍空了才吹!把老子惹火了, 今天先撬断你一条腿!”

徐远举又讹又骂, 然后习惯性地一挥手, 几个彪形大汉立即拥上去, 把冉益智往老虎凳上一按。还没绑好, 冉益智就软了下来, 脸都吓白了, 他答应想想, 想了不到两分钟就“吐”开了。由于冉益智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对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这一“吐”吐出的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连徐远举都听得瞠目结舌。根据冉益智的交待, 确认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对学运中的学生领导, 他还交待出周国良、漆春波、杨邦俊, 上述3人为重大学生领导人。

审讯交待下来后, 冉益智还向徐远举说他再好生想想, 想起了再向他说。他这一“想”又想出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下川东中共党员帅应文、赖德国、苟明善等人, 川西地下党员傅茂德、程谦谋、徐邦一、颜如瑜、韩三思及齐亮、马秀帧夫妇。

徐远举采取边抓边审, 审出又抓, 抓回又审的办法, 把特务分成内外两大群。酷刑之下, 抓住的一群地下党员中总有一两个怕死鬼叛变, 叛变的人又供出组织和党员, 使这一侦审进入恶性循环。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听说徐远举抓到了大批共产党, 还特地派来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叶翔之, 指导二处的这次行动。

根据叛徒冉益智的交待, 抓捕行动从重庆到川东, 由川东到川西, 全面开展起来。特务们奔赴川东和川西后, 在冉益智的亲自带领和指认下, 又抓到了涂孝文、苟明善等人。涂孝文作为下川东地委书记, 引起徐远举的极大兴趣。他叫来冉益智, 命令他去做利诱劝降工作。

冉益智就去牢里和涂孝文谈, 希望他认清形势, 现在身不由己了, 人嘛, 得现实一些,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冉益智还“现身说法”, 说他跟徐处长合作, 现在已准予晋升为二处中校专员呢。要穿有穿, 要吃有吃, 哪点不好?涂孝文被这个大叛徒慢慢说活了心思, 就答应和二处合作了, 但要冉益智保证他交出了组织和党员后, 他能得到自由和任用。冉益智一迭声回道:“那是绝无问题的, 你放心好了, 放心放心!”

就这样, 涂孝文也叛变了。他交待了下川东党的组织机构, 供出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 其中就包括江竹筠、李青林、陶敬之等。根据涂孝文的交待, 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刘德彬、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唐慕陶、黄绍辉、荣世正、张静芳、颜昌豪、冉思源、陶敬之等16名中共党员被捕,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党的各级特支、支部负责人。

与叛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上述被涂孝文出卖的16名共产党员全部为铁骨铮铮的党的好儿女, 他们全都经受住了多次过堂和种种毒刑的考验和非人的折磨, 没有一人屈服。在以后的大屠杀中.除刘德彬冲出围墙脱险外, 其余15人全都英勇就义。而叛徒涂孝文、任达哉、陈永福, 包括稍后一点叛变的蒲华辅、袁儒杰, 他们出卖了许多共产党员, 造成大批革命志士被特务杀害, 而他们自己竟也被丧心病狂的特务杀了头。

继川东地下党组织在冉益智、涂孝文的出卖下遭到破坏后, 冉益智最后还出卖了川西一些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徐远举亲自出马, 带上叛徒冉益智和大批特务, 又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特委委员华健抓获。在徐远举的追逼下, 蒲华辅叛变, 又交待出已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韩子重等人。

韩子重是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 打入敌军司令部任校级参谋, 搞军事情报和军队策反工作。

韩子重被他们抓到后, 徐远举在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上将面前告了韩任民一状。王陵基盛怒之下, 将有关人员撤职, 并严厉斥责了韩任民一顿。这次行动, 川康特委组织的10余名党员和从重庆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祯夫妇被徐远举所率特务抓获。

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任了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鉴于他在抓捕共产党员行动中的“突出的功劳和表现”, 他被毛人凤、徐远举任为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专员。解放后, 冉益智被抓获归案, 经审判于1951年2月被处决。

来源：《兰台内外》2007年05期，作者曹德权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人民的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把镜头摇到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连连叛变后的严峻形势下的残酷斗争——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个“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他一激动，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而是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逮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境，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也就崩溃了。

涂孝文被捕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后来，受狱中革命同志的感染和影响，涂孝文思想发生了变化，想重回党的怀抱。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个蒲华辅，被捕前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

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着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搜刮一空。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有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时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被关在白公馆十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不过，他总是以“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难怪大家都看不惯他。

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个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个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

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共产党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讯后，特务们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

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与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

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

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与他太太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八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李文祥叛变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

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

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