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撤下的请战请求，_____父亲陈登举的故事(三)作者 走进花城

陈加莉

著名诗人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得正激烈时，前线的边防军分区也在后方机关向全体干部战士发出了战斗动员令，思茅军分区是参战部队，所以机关的干部、战士也纷纷写下一份份的请战书或请战报告，要求到最前线的战场，挥洒自已的青春和热血、杀敌立功。

机要科的译电员邓云也积极的向机要科储文哲科长提出了口头申请，当时部队前线很需要他这样有经验的译电员，机要科也在考虑是否把他调上一线部队。泽电员邓云是1972年从四川米易入伍的，在新兵连就出了就表现出较其他新兵成熟稳重，连集训完后，他就被澜沧边防三团选送到昆明军区主管的思茅军分区译电员培训班学习 ，他初中毕业，基础好，学习也刻苦，还总结出一些译电员学习的经验，是近几期学员中拔尖的学员，在云南省军区举办的专业竞赛中还拿过名次，荣立过三等功，毕业后经分区机要科诸文哲科长提名，把他借调到分区译电员培训班当教员。

可是，当思茅军分区原政委，时任云南省军区顾问的老红军陈登举得知此事后，马上到机要科找到机要科的储科长说：“不要把邓云的作战请求报上去，把他的撤下来，他不能上战场，他是独生子，战场上枪炮不长眼，他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军队不好向他父、母交代。”战斗正在进行时，扣下请战求是影响战斗士气、动摇军心、有违军队纪律的事，难道这个顾问仗着他是老红军就可以把一个干部从战场上拉下来吗？

原来邓云参谋的身世非常离奇，他借调到分区当教员后，党员组织关系归机要科，而时任军分区政委的陈登举的党组织关系也在机要科，陈政委这个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老红军和邓云这个有2年党龄的小党员，就成了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陈政委自觉且积极地参加党小组活动，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作他小组活动的方针，到他发言几乎都是自我批评，他会把工作中发现的其他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来进行自我批评；把下级犯的错误变成自已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所以在上级的考核中，陈登举就“老好人”一个。

他和邓云在党小组活动中认识后，有天邓云说：我爸爸也是红军。陈政委听后很高兴，说：你写信给我的红军战友时，代我问他好！

大约是197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邓云来到了陈政委家，他满口的河北涉县口音，使出生在太行山区河南林县的陈政委的爱人张兰芳阿姨感到非常亲切，涉县与林县相邻，口音很像，张阿姨1948年就加入解放军二野九纵队，已经离开家乡近三十年了，她也很想念她的家乡，邓云向他们说起了自已的身世：我有一个养父、一个生父。

养父是老红军、生父是抗日时期的民兵，他们都是伤残军人。老红军爸爸叫邓仕清，他是1933参加红军的，四川会理县人，他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他经历的大小战斗无数，特别在抗日时参加的战斗最惨烈，多次负伤，有两次几乎要了他的命，一次日军的子弹打在他的腰上，没拿出来；另一次是鬼子的炮弹片炸到他的大腿上，伤到了大动脉，幸亏救助及时，命是保住了，但也失去了生育能力。红军邓仕清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一路打来，所在部队是红四方面军，115师“老二团”和二野，1948年解放战争解放军从战略防役转为战略进攻，二野邓小平政委提出“精兵简政”，红军邓仕清作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被二野就地安置在129师政治部机关原所在地，涉县王堡村相距不远的中原村生活，分了带园子的一孔窑洞和近一亩地供他使用。直到1966年他老了，需要人照顾，就娶了带着个已近成年小子（邓云）的妇女李爱华，组成了家庭。

1969年老红军邓仕清向政府提出要回老家米易（解放后会理县分为米易、会理两县）探亲，得到政府批准，他看到四川米易家乡的生活比中原村好多了，就产生了把家搬到米易的念头，他还藏有另一个私心，把李爱华母子带到四川，远离原来生活的环境，使儿子更和他贴心。1970年他找到米易县民政局，民政局在县城给他盖了房，他带着养子邓云和老伴李爱华回到了四川米易县生活。

邓云的亲生父亲李成是129师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的村民，政治部搬到村里，李成就参加了村里的民兵排，386旅在涉县打的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动员民兵都去支前，在响堂铺战斗中，因为排长牺牲了，李成被任命为代理排长，他在运送弹药中不幸被炮弹炸伤了小腿，当时晕了过去，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他爬了一夜，爬到公路边，直到天亮才被村民发现，把他抬回家，人民政府给他发了三等乙级伤残证。邓云生父因生活所迫经历了三次婚姻，只有邓云这一个亲儿子，而邓云的母亲李爱华则从童养媳转身，嫁给李成，而后一嫁再嫁、嫁给邓云养父老红军邓仕清已是嫁了5嫁，生了三男两女，最后只剩下邓云一个儿子。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得正激烈时，前线的边防军分区也在后方机关向全体干部战士发出了战斗动员令，思茅军分区是参战部队，所以机关的干部、战士也纷纷写下一份份的请战书或请战报告，要求到最前线的战场，挥洒自已的青春和热血、杀敌立功。

机要科的译电员邓云也积极的向机要科储文哲科长提出了口头申请，当时部队前线很需要他这样有经验的译电员，机要科也在考虑是否把他调上一线部队。译电员邓云是1972年从四川米易入伍的，在新兵连就出了就表现出较其他新兵成熟稳重，集训完后，他就被澜沧边防三团选送到昆明军区主管的思茅军分区译电员培训班学习 ，他初中毕业，基础好，学习也刻苦，还总结出一些译电员学习的经验，是近几期学员中拔尖的，在云南省军区举办的专业竞赛中还拿过名次，荣立过三等功，毕业后经分区机要科诸文哲科长提名，把他借调到分区译电员培训班当教员。

可是，当思茅军分区原政委，时任云南省军区顾问的老红军陈登举得知此事后，马上到机要科找到机要科的储文哲科长说：“不要把邓云的作战请求报上去，把他的撤下来，他不能上战场，他是独生子，战场上枪炮不长眼，他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军队不好向他父、母交代。”战斗正在进行时，扣下请战求是影响战斗士气、动摇军心、有违军队纪律的事，难道这个顾问仗着他是老红军就可以把一个干部从战场上拉下来吗？

　　原来译电员邓云同志的身世非常离奇，他借调到军分区当教员后，党员组织关系归机要科党支部，而时任军分区政委陈登举同志的党组织关系也在机要科，陈政委这个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老红军和邓云这个只有2年党龄的小党员，就成了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陈政委自觉且积极地参加党小组活动，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作他党小组活动的方针，到他发言几乎都是自我批评，他会把工作中发现的其他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来进行自我批评；把下级犯的错误变成自已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所以在上级的考核中，陈登举政委就“老好人”一个。

陈政委和邓云同志在党小组活动中认识后，有天邓云同志对陈政委说：我父亲也是红军。陈政委听后很高兴，就说：你写信给我的红军战友时，代我问他好！

　　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陈政委在129师太行新编（独立)第十旅司令部电台作报务员时，参加了百团大战，因在战役中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被旅部选为"模范工作干部"，并由旅政治部批准提升为电台台长。

1941年2月，陈登举同志被旅长范子侠、付旅长汪乃贵和政委朱穆之选派到129师通信科在职轮训，就在涉县赤岸村生活了半年，和129师的领导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主管通信的李达参谋长，这次培训不光是技术培训，还给各部队派来的报务员讲社会发展史，讲中国地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強党性原则教育。经过轮训后陈登举同志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也对人民军队对自已的培养心存感激；陈登举时年22岁，虽然那时生活条件坚苦，但他见人总是笑嘻嘻的而不说话，很"木纳"的样子，l.76米的个子在当时是很高的了，他爱打蓝球，还代表129师司令部蓝球队出过场，与李达参谋长等首长同场竞技；在赤岸村轮训期间他也到过王堡村及和王堡村由漳河相连的索铺村(129师后勤机关所在地)。因为那一带有八路军，所以日本军队在这一带进行了疯狂的扫荡，他们的"杀光、扫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给这里的八路军和抗日群众造成了妻离子散，衣食无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局面，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那里的老百姓在抗战中的苦难和对抗战的艰苦付出和八路军战士几乎是一样的；陈登举同志的爱人张兰芳也是抗日根据地河南林县人，1946年就从家中走出入抗日政府所办的“豫北联中”学习，1948年加入太行军区解放军第九纵队当战士；陈政委夫妇两人都是太行老区走出的军人。

　　大约是197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邓云来到了陈政委家，他满口的河北涉县口音，使出生在太行山区河南林县的陈政委的爱人张兰芳阿姨感到非常亲切，涉县与林县相邻，口音很像，张阿姨1948年就加入解放军二野九纵队，已经离开家乡近三十年了，她也很想念她的家乡，邓云向他们说起了自已的身世：我有一个养父、一个生父。

养父是老红军、生父是抗日时期的民兵，他们都是伤残军人。老红军爸爸叫邓仕清，他是1933参加红军的，四川会理县人，他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历的大小战斗无数，特别在抗日时参加的战斗最惨烈，他是115师"老二团"的多次负伤，有两次几乎要了他的命，一次日军的子弹打在他的腰上，没拿出来；另一次是鬼子的炮弹片炸到他的大腿上，幸亏救助及时，命是保住了，但也失去了生育能力。红军邓仕清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一路打来，所在部队是红四方面军，115师“老二团”和二野，1948年解放战争解放军从战略防役转为战略进攻，二野邓小平政委提出“精兵简政”，红军邓仕清作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被二野就地安置在129师政治部机关原所在地，涉县王堡村相距不远的中原村生活，分了带园子的一孔窑洞和近一亩地供他使用。直到1966年他老了，需要人照顾，就娶了带着个已近成年小子（邓云）的妇女李爱华，组成了家庭。

1969年老红军邓仕清向政府提出要回老家米易（解放后会理县分为米易、会理两县）探亲，得到政府批准，他看到四川米易家乡的生活比中原村好多了，就产生了把家搬到米易的念头，他还藏有另一个私心，把李爱华母子带到四川，远离原来生活的环境，使儿子更和他贴心。1970年他找到米易县民政局，民政局在县城给他盖了房，他带着养子邓云和老伴李爱华回到了四川米易县生活。

邓云的亲生父亲李成是129师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的村民，政治部搬到王堡村，李成就参加了村里的民兵排，386旅在涉县打的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动员民兵都去支前，在响堂铺战斗中，因为民兵排长牺牲了，李成被任命为代理排长，他在运送弹药中不幸被炮弹炸伤了小腿，当时晕了过去，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他爬了一夜，爬到公路边，直到天亮才被村民发现，把他抬回家，人民政府给他发了三等乙级伤残证。邓云同志生父因生活所迫经历了三次婚姻，只有邓云这一个亲儿子，而邓云的母亲李爱华则从童养媳转身，嫁给民兵队长李成，而后一嫁再嫁、嫁到邓云养父老红军邓仕清她已是嫁了5个人家，生了三男两女，最后只剩下邓云一个儿子。听了邓云同志自已身事的讲述，对老区人民当前的生活介绍有欣慰也有唏嘘，对伤残军人生活的不易更是同情感慨。

退居二线的陈登举同志和他在思茅分区工作过的战友合影

1979年当顾问的老红军陈登举叫机要科储文哲科长撤下邓云的作战请求后，给思茅分区党委汇报说：邓云身份特殊，他是两代伤残军人的独生子，他的养父和生父都是为新中国成立流过血、负过伤的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再流泪，应该让他们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战场上枪炮不“长”眼，如果邓云有个三长两短，牺牲或伤残都是对建国军人的再一次伤害，部队不好向他的两个父亲和一母交待（对不起）。就这样思茅军分区同意撤下了译电员邓云参谋的作战请求。

1983年邓云参谋的爱人报着半岁大的男孩，从攀枝花到思茅探亲后，回米易看望他的老红军养父，路过昆明，邓云的爱人还专程抱着孩子到已在昆明离休的老红军陈登举同志的家中，看望了两位老人。

完

作者简介:陈加莉，女，1959年10月生人，随军人父亲、转业干部母亲在少数民族集聚地思茅渡过青少年时期，现已从广东财经大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