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棋魂——廖井丹与围棋

莫然

江山如画，岁月无边。

大约是在1929年，父亲廖井丹走出了位于如今重庆市长寿区的双龙镇老家，从此天南海北闹革命。

我们却不清楚在父亲跟随共产党打天下的征程中戎马匆忙，何时学会了下围棋？又如何与围棋结下不解之缘？只知道父亲挚爱围棋，但他从没给我们讲过自己学棋的经历。直到他年过八十，才告诉我们说，自己已有七十年棋龄。

原来父亲少年时期就学会了围棋，那正是大革命时期，父亲在他大哥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围棋就伴随父亲走过了他八十年的革命生涯。

战争年代，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摸一下围棋。抗战初期在延安，他和丁玲、陈明都有棋艺交流。解放战争时，他任《东北日报》社社长时，和严文井等人是棋友。

建国后，他长期在西南工作，经常对弈的有何郝炬，杨超，谭申平，李辛夫，张坚等党政干部，还有李克光，柯召等文教界、科技界的棋友。

父亲晚年特别是离休以后，闲暇时间多了，下棋更多了。他积极参加各种老年围棋活动和比赛，首届＂陈毅＂杯老同志围棋赛，他本已打入决赛，却因生病住院不得不放弃决赛，只能屈居亚军。

平时也常有一些老同志到家里来下棋，有时人多还要同时开两台棋，我也曾凑数上场陪金明，李云川，刘实等叔叔伯伯下过棋。

父亲最后几年，因身体原因，腿脚又不方便，已不能外出活动，来访的人也很少，他每天都自己在计算机上下几盘围棋。父亲曾收藏几本围棋古谱，也曾打谱研究。上海的《围棋》杂志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围棋专业期刊，他从創刊号就一直订阅，每期都看。

他经常观看棋校学生对局，也常和专业棋手下棋，在老干部中，他的围棋水平是比较高的。由于战争年代时间紧张，他习惯了下快棋，很少长考，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落子很快。平时下娱乐棋没问题，参加比赛就有点吃亏，常常一步随手棋而痛失好局。因此，他参加老年棋赛有时成绩不夠理想，没有反映他的真实水平。

父亲下棋当然想要争胜，但对胜负並不特别计较，真正是＂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一坐在棋盘旁，就心无旁骛，沉醉在棋局中，品味围棋的魅力，享受对局的快乐。他是真正的围棋爱好者。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父亲为普及和提高围棋，推动围棋亊业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热爱围棋，更因为这是党的亊业。

围棋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瑰宝，振兴围棋，对于丰富人民群众文化体育生活，振奋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父亲是老革命，陈毅元帅是政治家，如果他们的爱好与国家的发展没有关系，他们也不会去推动这件事。

当时父亲与陈毅在北京和成都多次下围棋，每次都要谈到发展新中国围棋事业的话题。陈帅嘱咐父亲，围棋虽小品德最尊，一定要把四川的围棋搞上去。父亲深刻理解了陈帅的意图，并努力去贯彻落实。

1954年底到“文化革命＂初期，父亲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成都市委第一书记，他有条件为围棋事业多做一些亊情。他牢记陈帅的嘱托，从基础抓起，狠抓棋校建设。于是父亲下令把一个黄金地段的院子调拨给棋校，从全省调来孔凡章，杜君果，周孝棠等高水平的棋手当棋校的教练。黄乘忱是国内知名的老棋手，父亲和有关各方协商把黄乘忱从重庆调到成都棋校工作，还安排他当了省政协委员。父亲又为棋校争取到每年500美元的外汇指标，用于定购日本的《棋道》、《围棋俱乐部》、《围棋新潮》、《围棋》等四种月刊，及日本棋手坂田荣男，桥本宇太郎，大竹英雄，高川格及吴清源等人的围棋著作，对提高棋校教练、学生的专业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

父亲还非常重视围棋的普及，努力为群众性的围棋活动創造更好的条件。1959年建成的成都棋园，是面向群众开放的棋类活动场所，面积约400平米，可同时开展100多台围棋的比赛。大厅设有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的大棋盘，常有棋手对局，专业棋手现场讲解。陈祖德，聂卫平都曾在这里讲过棋。成都棋园每天可接待近千名棋艺爱好者，当年曾是国内最大的群众下棋场馆。成都围棋活动开展得好，是围棋界的共识。

陈祖德在《超越自我》一书中写道：陈毅杯邀请赛的亚军是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他以前是成都市委书记，由于他的热心提倡，四川省的围棋活动开展得可好了，论普及在全国首屈一指，论提高是人材辈出，尤其是女棋手，出现了孔祥明，何晓任等名手，为祖国立了功勋。

1962年，中国围棋协会成立，陈帅任主席，父亲担任了副主席。这是一份责任，他开始更多考虑尽快提高中国围棋水平，赶超日本的问题。

1964年6月，父亲担任中国围棋代表团的团长，率领陈祖德，吴淞笙，罗建文，沈果荪，王汝南，陈锡明等六名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棋手访问日本。当时中日围棋水平差距相当大，我方棋手在对日方高段棋手时都被让先或授二子，卽使这样，中国代表团在九场五十四局的比赛中还是输了三十局，和了4局，只胜了二十局。虽然输了，父亲认为还是要看到进步，看到亮点。

这次中方获得40.7%的胜率，是1960年中日围棋代表团互访以来胜率最高的一次，特别让他高兴的是七月五日在东京进行的双方都非常重视的＂新锐对抗赛＂，中方取得了三胜二和一负的好一成绩，陈祖德，吴淞笙，罗建文，分别战胜在日本风头正劲的大竹英雄，茅野直彦，工藤纪夫三个年轻的专业六段。中国围棋打败日本的曙光已经初现。

从日本回来后，父亲多次向围棋界的同志强调，战胜日本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要加大力度，加快步伐，不拘一格选拔和培养优秀的围棋新人。

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的干部提出要贯彻阶级路线，让棋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退学，引起争论。

而父亲关注的却是这两点：要建设精神文明，除了棋所，便是棋者。他知道此事后召集有关单位领导开会，明确反对＂左＂的做法。他说：”我国乒乓球队得了世界冠军，赛场上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都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並沒有人问，这是中国什么家庭成份的人取得的。我们和日本进行围棋比赛，如果选成份好，技术水平差的去，比赛输了，总不能发表声明说：由于我们贯彻了阶级路线，好的没有出场，所以输了。＂

就这样，父亲保护一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好苗子，让他们有了成长的机会，其中有的人后来对中国围棋做出了很大贡献。

父亲深知围棋从娃娃抓起，不是要培养千百万棋手，而是通过传承中华文明，陶冶品行，增强思维能力，使祖国接班人更好地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路子上成长，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在父亲的倡议和大力推动下，1965年8月，在成都举行了十单位少年儿童围棋赛。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广东，浙江，福建，山西，云南，江苏，河南的七十八名少年儿童选手参加了比赛。

这次比赛代表了当时国内少年儿童围棋的最高水平，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国少年儿童围棋的发展。

这次的儿童男子组冠军，是后来的中国围棋代表人物棋圣聂卫平。少年男子组的前几名谢裕国，华以刚，黄德勋，邱鑫等人不久就进入国家队。

此后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围棋遭遇严冬。

当春天来临时，在国家队的这些当年的少年和陈祖德等青年棋手，成为中国围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坚一代。还有很多参加过这次比赛的棋手，成了各省市组建围棋专业队的骨干。

1965年，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的少年儿童围棋赛，对保持中国围棋的传承，防止人才断层的扩大，起到非常重作用。

1966年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围棋赛，成都队18岁的陈安齐获成年组第8名，冯宗存获少年组冠军，张成华、侯世明、雷贞倜分获2、4、6名。从青少年抓起的措施大见成效，为后来“棋城"的崛起打下了良好基础。

父亲非常重视围棋书刊、资料的出版发行。

1964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途经上海时，他会见上海市长曹荻秋，提出请上海帮成都制作一套围棋印刷铜模。有了这套铜模，就能出版围棋书刊资料了。

1966年初，成都市棋艺俱乐部推出了面向初学者的不定期刊物《学围棋》，父亲题写了刊名。虽然只出了三期，但组建了队伍，积累了经验。1980年开始，以《成都棋苑》丛刊在全国公开发行。

1985年，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唯一的棋艺（和桥牌）专业出版社在成都成立，父亲被聘为名誉社长。

1986年，由中国围棋协会和《新体育》杂誌社主办的《围棋天地》創刊，父亲是主编，他写了一篇“围棋到腾飞的时候了＂的代发刊词。他鼓励刘善承撰写《中国围棋》，並给国家文物局领导写信，安排刘善承，陈克忠等人到故宫博物院查围棋史料和文物。

1985年7月《中国围棋》面世，洋洋洒洒一千二百多页，堪称"围棋小百科全书"，好评如潮。

成都的围棋得到推动，应该有以下几条:1，领导阶层的重视，市体委副主仼刘善承也做了不少工作。2，重要专家和青年骨干，成为中间力量。3，机构的建立很重要，比如棋校和棋园。4，围棋普及和出色选手的湧现也是助力。5，赛事先行，並从青少年抓起。6，传播渠道，出版社和杂志功不可没。7，发掘国故，恢复云子，收集国际围棋信息。8，在国家体委和中国围棋协会领导下开展区域内工作。

在不长的时间里，成都各界做了不少工作，所以这个成绩是各层面努力取得的，父親只是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而已。

我们对父亲过去的事也知之不多，此文只是从再认识父辈的视角去挖掘老一代的精神闪光，也是对历史现象及本质的再认识。

父亲的一生确实与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们回忆这一切时，不禁想起了老家背后的山坡上，那一棵郁郁苍苍的大树。父亲说他离开故里时，这棵树才刚种下，如今却是四人都环抱不过来。

父亲热爱围棋的根，也是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所以这份热爱才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不但使他自己终生受益，陶冶了他那高尚的情怀，纯洁的品质，刚正的性格，以及长寿的养生方式，也给朋友们带来了怡情的欢乐。

更重要的是他做为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还给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与推进，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尽到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撰文：廖二鸣。整理：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