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的两兜参谋

晨美自华

司令部的两兜参谋

■ 数兜识官兵

“报告陈参谋：我连应到xxx名，实到xxx名，请指示。”我拿着扩音喇叭，向前来报到的守备一连连长回了个军礼，提高嗓门：“入列。”

今天，紧急集合，什么情况？站在队列前的高个子参谋长蒋根芳一反常态，没有了往日爱兵如子、可蔼可亲的神态，一身威严和杀气。连我这个军务股召集队伍的，也不知何故。

我们军务股编制3人。股长张义军跟副团长一早离岛去守备营了。我那时刚二十岁，实际上不是团司令部军务股参谋。参谋到地方接新兵还没有回来。我在许多场合已经多次纠正过，不要叫我参谋，我是军务股保密员，靠谱的说也不是军务股保密员，是代理保密员。

在集合队伍时，我无法当场纠正。当然，我明白他们是出于尊重和礼貌。就像地方上，称副职领导从不带“副”字。实际上，一看军装就知道。

我们穿的是65式军装，草绿色，佩戴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官兵一律戴解放帽。在军官不穿皮鞋时，唯一能够区分官兵的是上衣，军官四个兜，战士两个兜。

向我报告的连长穿四个兜，我穿两个兜。

不过，想从四个兜上认出军官的大小，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有一次，我们舟嵊要塞区的一个干事陪同首长下基层，战士们不认识小个子是首长，而把身材魁梧、官模官样的小干事当成大首长，闹了个大笑话。这个笑话，一直在部队流传。

部队集合完毕，蒋参谋长宣布：“今天会议绝密。”每个在场的人就像扣动扳机前蔽住了呼吸。战争来了，战争的消息毫无症兆，突然从舟嵊要塞区电传过来。现在，开的是全团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动员大会。

动员令简短得没有几句话，各个营、连静悄悄地回到各自的驻地，渔民没有看出任何蛛丝马迹。

■血染档案袋

全团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动员大会后，各营、连迅速行动部署，按我们军务股分配的参战名额抓紧落实。团首长分别带领司、政、后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下到各个连队，挑选参战兵员。

张股长到工作组去了。为了移交参战兵员的档案，蒋参谋长腾出首长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说是一间办公室，其实后半间锁着，能用的就前半间约十个平方。整理整理连队送上来的参战兵员档案并编制花名册，也足够了。

还没进二楼开始工作，下班后碰到打听消息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都是我的前辈和领导，我怕自己稍不注意就会如塞脱瓶，泄蜜了。

一百多个参战兵员的档案都摆在桌子上，怎么怪怪的有股味道，我下意识紧了紧鼻子，随手抽出一份档案，一张用红字写成的请战书特别刺眼，气味更大了，那是鲜血。对，是血腥味。

一份、两份，十份、二十份，每份档案里都有一张请战血书，房间里的血腥味越来越大，我的心开始流血，我的眼睛涌上泪水。

“宁可自己光棍一世，也不让越贼进犯半步”，一行带血的字让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这是我熟悉的战友小郭写的。几天前，他对我说：“女朋友怕自己在部队提干，如果提干就会嫌弃农村姑娘，多次来信催回去定亲，一时忙于训练没请假，最后的通牒来了，不回去就分手。”

我被震撼了。一个多月前，我已通过提干体检，听说命令很快要下来。看到小郭的血书，我顾不了自己提干不提干，不由自主地打电话给股长：“我也要参战。”股长张义军颧骨高、嘴巴大，声音沙哑低沉，亲如兄长，让你倍感温暖。他没同意，我想不到他态度还那么坚决。放下电话，我满脑子都是战士们咬破手指在写请战书的场景。

可能是心理作用，我的手指钻心地疼。想到了两个月前的连队战友，如果我还在连队就能参战，那该多好。

■临别话细节

在“疏木摇空半绿黄”的11月，我离开了羊毛洞连，到构杞岛守备团司令部军务股工作。羊毛洞连在东海最前沿的小岛上，面积之小，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如果想从羊毛洞连直接到团部，那就要搭乘老百姓捕鱼用的机帆船。先到渔村打听打听，有没有船去。风平浪静、顺风顺水时航程需要个把小时。

临别前，副指导员钱培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机关不比连队，要注重细节。早上要提前上班，打开水擦桌子扫地。”他一边说一边做示范，给首长递放茶杯时，茶水不要太满，茶杯把子要朝右，便于拿。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副指导员带有水乡的俊秀和灵气，脑子聪明，性格细腻，说得很细：“添水时，要确保卫生，用食指、中指两个手指头朝下夹起杯盖蒂子，然后翻转朝上轻轻放到桌子上。”当社会上还不知礼仪培训为何物时，我已接受了副指导员的无偿准培训。

副指导员的教诲如初恋，无论潮起潮落，大浪淘沙，都深深的沉淀在我的心底，并不时泛起浪花。

■美女被惊呆

到团部还没坐热屁股，老天也许要考验我，当天就让我履行起军务参谋的职责。

那天晚上，团部操场要放电影《渡江侦察记》，杨本新副参谋长叫我组织部队观看。想到数天前，我在羊毛洞连当炮兵班长时，面对的仅仅5个兵，轮到排值日，也不到20人。现在，一下子一个团的部队压到我面前，是不是要侦察我老“兵”上任头把火的火力啊。我很怕自己再次乱了阵脚。

前年，在部队过第一个春节，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来连队慰问演出。连长戴日正让我代表76年新兵上台发言，我紧张得一念完稿子就往台下跑，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我一脚勾上了活动麦克风的电线，麦克风被我牵着连滚带爬拖到了台下。看到眼前的突发情况，歌舞团的美女主持人被惊得张大嘴巴，傻傻的愣在那里。在数秒钟的寂静后，全连哄堂大笑，掌声如浪。我的失态已被忽略，美女的傻愣已吸引了全连干战的视线。在视线外，我真想地上有条缝，趁机一头钻进去，但钻得进去吗？

想到这里，我更心虚。想躲也躲不掉，更何况第一天到司令部上班，东南西北还分不清，要躲，躲到哪个方向？对杨副参谋长的指示，我只好硬着头皮扛了。杨副参谋长个子不高胖胖的，慈目善眼，质朴敦厚，他说：“小陈，别担心，有我呢。”接着，他一一教我如何集合部队。

■怎会少两兜

晚饭后，我提前来到操场，既是熟悉环境，也是给自己壮胆。5点50分，驻在团部后面的通信连喊着“一二一”的步数号到了。看到通信连与羊毛洞连差不多的人数，转眼望了下站在距我二三十米处的杨副参谋长，我快跳出嗓子眼的小心脏，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报告陈参谋：通信连集合完毕。”

“立正——”“向右——转，向前三步——走”，“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放凳子。”随着我的口令，“啪”的一声，百来条小凳子落地，“坐下。”在我的指挥下，通信连整齐地坐在了操场银幕前最左边。

接着，其他连队紧随其后，我一一安排就位。操场方阵已达四五百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如打炮，第一发多少有些紧张，随着“隆隆”的炮声，很快心就平静下来。85炮连驻地离团部远，连队进入操场立定后，带队的是刚上任的副连长，看到操场上方队前站在那里的我，一时懵了：“陈参谋怎么穿两个兜呢？”在他犹豫之时，杨副参谋长向他走了过去。

“张副连长，你楞着干什么？还不向陈参谋报到！”一句话，就替我俩解了围。

部队集合完毕，开始拉歌。“某某连，来一个！”“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战士们撑大嗓门，“好啊！”“要啊！”

歌声和拉歌声此起彼伏，环绕在海岛的夜空中。   

1979年3月16日，我国打了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宣布胜利，部队回撤。我们团随即解除了一级战备，参谋长要我这个一个多月前军装上多了两个兜的人到杭州执行一项任务，顺便多给了10天假期回家看看父母。

我家在高姥山下的山百村，阔别3年，山依旧，水还瘦，路被大山遮挡着，邻近的几个村都围着山转。山里的孩子从没有走出过山外，先后几个应征当兵的出去两三年又转了回来。

这也是村里人所希望的，没有人想看到别人的庄稼长得比自家好。听说郑家儿子要提干，部队上来外调政审时，硬生生的被“反映”掉了。说来也怪，上下三村就没有一个穿上四个兜军装的。

我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在公社信用社当主任，是村里唯一吃“官饭”的。虽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但一些人在心底里忌恨他，想不通为什么前几年公社干部一个个都被打倒，我们几个背后打他，他也不倒呢？他们忘记了我父亲是个老兵，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荣记三等功，退伍不褪色，他没那么容易被打倒。

在家仅仅两三天，村头地角的闲话就传到了我妈妈的耳朵里 : “去当兵还没几年，看他穿着四个兜的军装，穿上了也不像，借的吧？”

山重重，树静静，1979年都已到“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节，山里的天气依然有些阴冷，“伟大转折”后的春风是迟到了，但一定不会缺席。        

我看了下自己的军装，笑了笑 : “还合身吧？”

耳边响起父亲的叮咛：“要对得起这身军装”。我知道，多出的两个兜，要少装家里的事，满装部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