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医将领到资深外交家》思念我的父亲陈志方（第一篇～红医将领篇）

越秀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历程，百年沧桑，百年艰辛，百年奋斗，百年巨变，百年辉煌！

然而今天的盛世辉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和千千万万为革命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

纵观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的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的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100年来我们的党聚集引领团结了无数像父亲一样的革命前辈、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我们的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弱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八十年代后我们的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赶上时代，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实现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全面迈向现代化。

今天～2021年7月30日是参加革命97年，有94年党龄的我们的父亲诞辰115周年的日子，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但父亲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挺拔英武的军人身姿，风度翩翩的外交辞令，对我们兄妹近似苛刻的严格要求……点点滴滴、他的音容笑貌却永驻我心！

父亲从1924年投身革命，亲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4.15广州大屠杀、坐过国民党的牢、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险遭张国焘杀害、八年抗战参加组织了半塔集保卫战、盐阜区反“扫荡”、两淮战役，有力地打击日寇，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北上参加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东北打到广州，他为加强部队思想、作风建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经历九死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戎马一生却没有授衔，没有担任显赫要职，但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以一生的行动践行了他所追求的这一信念，舍身忘死地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全身心投入地为创建建设新中国新广州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抛家舍子，鞠躬尽瘁忘我地工作；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做事雷厉风行、一丝不苟、认真严谨，他平凡而伟大！不愧为老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铮铮铁骨的钢铁战士！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我心中永远的大英雄！

父亲是在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党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革命浪潮中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启发引导下，从一个懵懂青年开始追求革命，在大革命最低潮时面对杀头，他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近70年风风雨雨的战斗中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革命的洗礼；他经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初创……30多年外交生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不断成长。从红军卫生工作开创者之一到人民军队的优秀政治工作者到新中国初创时期的地方政权建设的组织领导者到我国为数不多出使过五国特命全权大使（1990年他去世时只有他和王幼平两位）的资深优秀外交家，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

临终前父亲最后的交待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身后一切从简！遗体交医院进行病理解剖，为老年疾病研究作贡献。”没有闪光的语言，但字字句句掷地有声，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父辈们留给我们的英勇顽强，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存。

父亲您的榜样的力量将永远激励我要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沿着您和无数革命先辈们开创的道路不断前行！做像您一样的有信仰有理想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父辈精神永存，光照千秋，代代发扬!

作为红军后代为弘扬长征精神，进一步激发群众爱党爱国热情，为保父辈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真实、尽己所能的完整记录父亲革命的一生，我自2016年7月30日起以《从红医将领到资深外交家》命名编撰书画册，从动笔至今五年，经多方寻访、求证、搜集资料……终于以三十余万字、八百多幅图片的糙笔初稿成型了，不久将面世，书画册按照父亲一生的轨迹真实地记录了他为革命无私奉献、战争年代冲锋在前、浴血奋战；和平时期党叫干啥就干啥，为革命奋斗的一辈子。

撰写书画册目的不是宣扬父亲个人，而是让人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的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热血经过浴血奋战才开创的江山，是他们亲手奠基铸建了这红色江山坚实的底座，传给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只有铭记历史，弘扬前辈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才不辜负他们的嘱托！这就是我著书的目的。

【“叛逆”的童年——“小长毛”】

二十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孕育着一场社会变革和革命，我的父亲出生和成长在动荡的年代，时事和家庭氛围养成了他“叛逆”的性格。

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十（1906年7月30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府无锡县张泾桥泉山以北三华里陈家巷一户日渐贫困的“书香门第”，起名陈士骥（曾用名陈镜）。

无锡锡山陈氏源于颍川陈氏，至我的祖父已六十二世。祖父名伸培，号仲修，清末高等学堂毕业，通经史、擅文墨，终生从事教育事业，长期担任小学校长，为人忠厚，性情温和、怯弱。

我的祖母赵氏出身于城市殷实人家，为大家闺秀。她勤俭刻苦，性情刚直急躁。嫁到乡下后虽对丈夫吸食鸦片不满，但为了维持生计，她一人操持全部的家务和农活，终日劳作，惨淡经营，备受艰辛。她黎明即起，洒扫庭院。“早起三光”（即房间、厨房、庭院都打扫干净）是她的口头禅，并以此教育要求子女，她的勤劳节俭在乡里有口皆碑。祖母对祖父的怯弱无为十分不满，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对儿子十分疼爱，管教亦甚严。她经常嘱咐儿子要奋发上进，用功读书。祖母的教诲及宠爱、家庭生活的艰辛，在幼年的父亲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他自小就好学上进、十分要强。

1911年父亲五岁，入读无锡县张泾桥小学，四年后（1915年）考入无锡县立第五高小，不久转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后又转入辅仁中学。少年时期的父亲聪明好动，兴趣广泛，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他喜欢打台球（即乒乓球），在实业学校组织球社，四处比赛，曾获全县冠军。他还喜欢照相，因无钱买相机，就用旧电筒、凹凸镜仿柯达式相机，自制了一架相机，因此得了“小工程师”的雅号。他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富有正义感，养成了反对腐败、嫉恶如仇的性格，又是出了名的小顽皮鬼。上小学时，常常替受人欺侮的弱小同学出头与欺负人的强者打架，还带头为被老师体罚的学生打抱不平。如曾因为甲、乙两班的矛盾出面主持正义而把一个坏家伙打得头破血流。由于父亲多次组织同学闹些“乱子”（闹事），结果被校方开除。祖母很气愤，责令父亲去其舅公处学中医，但父亲因看不惯舅公的老朽昏庸，坚决不去。

对家族中一些长辈的腐败行为和社会上的恶劣势力他敢怒敢斗。他有个伯父，是前清秀才，民国初隐居家园，整日吸食大烟，摆威风，十足的绅士派头，家人均畏惧他，称之“大老爷”。可父亲却不买他的帐，常骂他“鸦片鬼”。父亲十一、二岁时，有一天，这位“大老爷”又在发威耍霸道，父亲眼见“大老爷”胡作非为、十分气愤，拿起菜刀反抗。当时这位“大老爷”被父亲追着满乡里跑了好几个圈，骇得失去了昔日的威风，竟大呼父亲为“小长毛”（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之意）。从此“小长毛”就在家族里叫开了。

父亲十五岁那年（1921年），我的祖父母在百日内相继去世，从此父亲生活更加艰辛，没有生活来源，常受歧视和欺凌。

1921至1923年间，父亲被送到无锡县吴氏诊所做学徒，这是他从事医务工作的开始。

这时的社会愈加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兵祸不断，今天张宗昌（奉系军阀）打进来，明天卢永祥（皖系军阀）打过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搞得天无宁日，民怨沸腾。目睹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腐败现实，父亲不满的怒火日盛，向往变革，寻求真理、追求进步、要求革命，以天下为已任的志向愈加坚定。他自己作主把陈士骥的名字改为陈志方，意在表明：好男儿志在四方。

图为父亲祖居。

在吴氏诊所当了两年学徒后，1924年父亲再次回到学校上学，1924至1925年时他就读于江苏无锡辅仁中学。

国内形势正处于风云激荡中。在南方，1924年初，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于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矢志北伐推翻北洋军阀同志，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大革命”的高潮演变为席卷半个中国的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自由解放的希望之光。正是在这一时期父亲在学校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启发和教育，热情投身革命并经受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这场疾风暴雨的革命洗礼。

父亲幼时就很喜欢打台球（即兵乓球），曾组织台球社到处比赛。1924年春，在台球比赛中认识了私立杨氏艺芳小学体育教员陈明岿（又名陈叔璇，共产党员，后被国民党杀害）。陈明岿同志了解到父亲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有反抗意识，据此他引导父亲参加革命斗争并发展介绍父亲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决定实行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内合作。）从此父亲即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不久父亲随陈明岿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国民党的江苏省党部拜见了朱季恂和姜长（尚）麟等负责人，一同参加追悼廖仲恺先生的活动。之后父亲回到无锡，担任无锡西区国民党分部常务委员，开展工人、学生运动。当时父亲办了一个无锡青年会，以无锡青年会的名义组织青年、工人学习文化（英语、国语、算术），以举行台球比赛等文体活动为掩护，组织群众，宣传革命思想，鼓动国民革命。

父亲还经常到学校、工厂宣传北伐革命，宣传只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豪绅地主，打倒帝国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出路，才能建立独立富强全新的中国，他热情积极的传播马列主义。

1925年春，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周启邦从上海来无锡从事革命活动。父亲当时已打进无锡申新纱厂，秘密组织国民党西区分部工作。周启邦与他共同在西区创办平民夜校，组织平民识字运动，招收了60多名纱厂男女工人，其中有秦邦宪（博古）的妻子刘群仙同志。因此，这期间秦邦宪（博古）同志也从上海大学来到无锡，到平民夜校看望他的妻子并开过一两次会，讨论如何加强对学生和工人开展工作。

当时组织革命活动困难重重，环境十分艰险，也没有经费来源。为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虽然父亲经济十分拮据，连脚上的袜子都是破的穿洞的，但为了办夜校，他毅然变卖了自己的衣物，用以购置文具、学习用品、租赁房屋校舍进行革命活动。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运动中，日本资本家残暴杀害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顾正红。以顾正红英勇牺牲为导火索，上海爆发了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各地掀起反帝怒潮，纷纷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父亲与同志们同仇敌忾。为了声讨帝国主义列强的罪行，他四处奔走，在无锡南门外街巷、城中公园等地街头演讲，向人民群众介绍“五卅惨案”的事实真相，揭露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发动无锡工友们募捐支援上海工人兄弟。在他和同志们的带动下，整个无锡沸腾了，工人们纷纷将他们的血汗钱慷慨献出，每人三枚、五枚捐来的铜元竟装满了整整三只肥皂箱（用装肥皂的旧木箱装募捐来的钱）。足见人民反帝热情之高涨，工人、学生运动的规模之大。

在一次次革命活动的历练中，父亲的政治觉悟得到很大的提高。1926年，党组织派乔心泉同志（当时共产党无锡县委主要负责人、共青团的负责人）从上海来到无锡领导并组织发展壮大无锡地区共青团。他找到父亲，并于当年六月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广泛地发动青年参加国民革命，中共无锡独立支部决定以国民党无锡县党部的名义组织青年社，父亲出席了该社的成立大会。之后父亲以办青年社为掩护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学习文化，宣传北伐战争胜利，进行CY（共产主义青年团）活动。从此无锡青年社、平民夜校就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

关于创办无锡青年社这段历史， 1926年6月23日的《申报》刊登一则新闻：“无锡青年社筹备会记：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学生金禹范及陈士骥、实业中学学生费成章、童宗濂等24人发起组织无锡青年社，于日前在公园开筹备会，到会22人……

【南下求学，广州遇险，经历4.15广州大屠杀】

1926年夏秋之交，父亲离开无锡只身来到上海，考入了上海南洋医科大学，一边学习一边进行革命活动（闹学潮）。由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大革命的形势在大风大浪中激流勇进，有着光明的前途。

随着北伐军捷报频传，开学不久党组织决定并指示父亲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转学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学习从事学生运动。

自国民党一大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广州就成了革命的中心，是许许多多有志青年追求革命而心向往之的地方。

于是父亲奉命欣然前往，满怀激情地到了广州。作为北伐军前进基地的广州，到处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和活力，街上贴满了红标语，各界群众组织很活跃。

国立中山大学（现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培养革命人材的最高学府，鲁迅先生任学校教育长。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学军事进黄埔军校，学革命进中山大学。

父亲因未带转学证书，要先进行入学考试，考试通过后进入中山大学在校部注册为医疗预科一，然后在医学院进行插班、试验（考试），再编入医本三（医学本科三）。入学注册那天，父亲身无分文，连一个铜板的学费都交不起，学校不同意给他注册。他就和注册部的人辩论起来：“中大是孙总理创办的最高学府，是培养革命人材的地方，怎么还要交学费？为什么不和黄埔军校同样待遇？”后来越吵越厉害，办事人员只好说：“这个事我们决定不了，先呈给上面指示。”最后，校方只好同意给他注册上课。这样他才正式进入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

中山大学孙中山雕像。

中山大学校徽。

中山大学校歌。

中山大学校史。

随着北伐节节胜利，“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充满校园，同学们革命热情异常高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父亲在这里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斗争实践的锻炼。但是，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翌日，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工人实行血腥屠杀，进行所谓“清党”，这是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残酷的大屠杀。继蒋介石“四一二”上海叛变之后，和蒋介石早就订有密约的以新军阀头子广州警备司令部戒严司令钱大钧为首的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于4月15日在广州开始了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血腥大逮捕、大屠杀。

由于共产党的许多组织毫无准备，遭受严重破坏，广州的形势急转直下。4月15日这天，国立中山大学也在西山会议右派头子戴季陶控制下进行了血腥逮捕和屠杀。

那天清晨，反动军警根据国民党右派“士的党”（司的党）提供的名单并在“士的党”徒带领下，凶神恶煞地冲进学校，到处抓人。武装军警在学生宿舍房门口按照黑名单一一点名，搜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父亲住的宿舍共有四个同学，其中父亲、王季甫、金世杰三人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另一个罗姓同学是群众，恰好当晚姓罗的同学出去看电影未归。站在门口的军警先点到金世杰、王季甫两人的名字，他俩一出房门就立即被捆绑起来。第三个叫到陈士骥（在中大父亲仍用原名），父亲未应答。金世杰同志为掩护战友，十分机警地抢先回答：“他不在，出去看电影了。”父亲灵机一动，将计就计，冒名顶替，自称姓罗，这样才幸免被捕。数月后金世杰同志却和其他许多被捕的同志，被反动派装到麻袋扔进珠江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父亲都感慨万分并告诫我们：“金世杰同志在危难时刻，置个人生死於度外，还勇敢地掩护同志脱险，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他是一个真正的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怀念他！你们也永远不要忘记他，要世世代代缅怀他”。

4月15日那天，当时在长堤中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病的优秀的共产党员肖楚女也被捕了。肖楚女及熊雄等同志都是在这一天遇难的，他们在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广州东校场被枪杀壮烈牺牲。

血！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南粤大地！染红了愤怒的珠江水！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同学们被国民党突如其来的暴行激怒了，对反动派的背叛极为愤慨，为营救声援被捕的学生，父亲以怒不可遏的心情号召全体同学集合在学校电影教室开会，除了为了集结革命同学之外，同时也为了把反动学生集合在电影教室内，以防他们密报军警再来抓人。父亲他们包围了国立中山大学副委员长朱家骅的住宅（朱宅在医学院内医学院学生宿舍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强烈要求他出面营救被捕同学。父亲同另外五名同学被同学们推举为与朱谈判的代表。他们六人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朱的住宅，为防止朱与外界联系，先把电话线切断后，他们把反动派无理逮捕学生的情况告诉朱家骅，并严词责问朱家骅：“我们这里是孙总理首创的最高学府，政府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来逮捕学生？发生这种新军阀非法逮捕无辜学生的事件，这又何异於北洋军阀？”当时还穿着睡衣的朱家骅假惺惺地说：“让我打电话到警备司令部去，催促他们快点把人放出来”，其实是想趁机打电话呼救。父亲等人早已识破朱的阴谋，说：“不必了，电话已打不通了。”朱听后，知道情况不妙，垂头丧气地软了下来，见到父亲一行愤慨已极，惊慌得浑身发抖。

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的强烈不满，父亲一行押着朱家骅一起到医学院电影教室去开会，向朱提出一系列责问和要求，把他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会上当即成立了医学院被捕同学后援会，并强令朱家骅担任主席。大约是十二点钟左右，当外面解除戒严后，父亲和另外三位同学一起强迫朱家骅乘其私家车到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校部找到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之后又一起到校本部大钟楼教务会议室召集国立中大全校教职员工及同学会代表开了紧急会议。

图：中山大学文学院。

路上父亲一行警告朱，不准朱送他们到警备司令部去，否则同归于尽，朱骇得不敢动弹。父亲等人押着朱家骅走进大钟楼会议室会场时，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参加会议的除了教务长鲁迅先生和几位教授，还有不少学生，左派、右派均有，“士的党”（司的党）也有些人参加。父亲一行一进会场，就大声高呼：“打倒新军阀！”。与会者愤怒谴责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坚决要求校方出面保护被捕学生。鲁迅先生当时站在席前，作为中大教务长的他，十分憎恨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暴行，同在场的师生们一起振臂高呼口号；他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坚决同反动当局做斗争、勇敢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给了父亲等青年学生很大的鼓舞。

会议由鲁迅先生主持召开。朱家骅不是坐在主持者的席位上，而是坐在旁边。他的脸色不好，很惊慌，额头不住淌汗。

鲁迅先生赞扬这些青年是中国的优秀儿女，质问当局：学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强烈要求学校营救被捕同学。在大义凛然的鲁迅先生面前，朱家骅显得那样猥琐渺小，他不时偷眼看看鲁迅。同学们对鲁迅的讲话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立即作出三条决议：一、坚决要求学校当局尽快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二、组织全校被捕学生后援会；三、号召募捐，慰问被捕同学。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自动捐钱出来，当场就募集两百余大洋，鲁迅先生也捐了款。大会决定由父亲和其他几位同学代表后援会去慰问被捕同学，随后他们买了许多罐头、饼干等到永汉南路南关戏院临时拘留所慰问被捕同学。校方在群众的压力下，表面上作了一些让步，答应请钱大钧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实际上却与反动当局加紧勾结，到处抓人杀害进步学生。此时白色恐怖愈发严重，笼罩着整个校园，笼罩着整个广州。

图：中山大学大钟楼。

几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开除四百多名进步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鲁迅关系密切的文学院学生、共产党员毕磊，被捕后由于不受敌人的诱骗，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敌人当场用刺刀向他身上乱戳，最后与肖楚女等同志一起被杀害。目睹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惨遭杀害，鲁迅先生悲愤已极，断然辞去国立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以示对敌人暴行的强烈抗议。四·一五以后，父亲也被列入开除的名单。如今在广州鲁迅纪念馆里陈列的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国立中山大学CP（共产党）、CY（共青团）进步学生名单中就有父亲陈士骥的名字。

父亲的一个江苏同乡，姓吴，苏州人，是校务主任，比较左倾，他派人在路上拦住父亲告诉他军警已到学校抓过他好几次了，劝告父亲不能回学校，回学校很危险，并说肖楚女同志已遇难。他又帮父亲取了行李，偷开了一份转学证书送出来，叮嘱父亲尽快离开。

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笼罩着国立中大，被开除、被通缉，父亲再也无法返回中山大学，又找不到党的组织，当晚只身跑到沙河，找到第六期黄埔入伍生、团卫生队孙队长（父亲的江苏无锡同乡）住处，孙给了父亲三十元大洋。之后，父亲又躲在校外一位同乡家里。因为找不到组织，又无处安身，不得已，几天后父亲冒着满天乌云，顶着惊涛骇浪，离开了广州，乘船返回上海，转入吴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

关于这段历史引自1981年9月23日父亲撰写的纪念鲁迅的署名文章《广州“四.一五”我所见到的鲁迅》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背叛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大革命由高潮急速转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处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至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因为自己的失误、挫折而灰心气馁，也没有因为反动派的血腥压迫而屈服。他们掩埋了烈士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抗争，继续前进，为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英勇奋斗。

面对着敌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在大革命处于最低潮的严峻时刻、在随时会被杀头掉脑袋的生死考验面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身铮铮铁骨的父亲没有屈服，没有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他认定只有马列主义才是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

大浪淘沙，在大革命最危难时刻，许多人纷纷脱党甚至叛变革命，恰恰在这时父亲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党的指示，当年暑假，父亲回到无锡继续组织当地的革命活动。在此期间，经父亲申请，由当时无锡县委委员陈明岿、孙逊群同志介绍，父亲于1927年8月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团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无锡县委委员兼秘书。从此，父亲往返于上海、无锡，积极从事党的活动，和同志们一道，用更坚决的革命斗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叛变。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八·七”会议后党在全国许多地方发动了农民、工人、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参加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江苏省委决定，首先在宜兴、无锡两县举行秋收起义。无锡县的起义，是在王若飞同志的指导下进行的。同年10月中旬，父亲参加了无锡县委在安镇附近召开的第一次无锡地区秋收起义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江苏省委代表夏霖及无锡县委、县共青团、县农协、区农协干部，共三十余人。会议决定，发动农民以请愿实行“二五减租”为名举行起义，会同无锡城区工人占领伪县政府和公安局，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决定，各区立即进行起义宣传，组编青壮年队伍，调查土豪劣绅的劣迹等工作。初步确定起义日期于10月底或11月初并拟定了起义的具体实施步骤。

第二天，无锡县委又在县城观前街二十号父亲的外祖母家开会，参加者有孙选、乔沁泉、孙任先和父亲四人。

会议根据无锡筹备会议的决定研究了起义前如何组织“工人赤卫队”，策应农民起义；起草告市民书及拟定标语口号；组织交通队和宣传队；分头调查城区驻军、警察、商团的人数、枪枝、驻防地点等。这次会议后，根据分工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由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消息随时会走漏。10月23日，无锡县委工人运动（县工会）地下机关就不幸遭到破坏，负责同志孙选等人被捕。这一消息还是乔沁泉、孙任先和父亲在外祖母家等待孙选来开会时偶然从当天的报纸上得知。为了预防万一，无锡县委各机关立即做出应对事变的准备，父亲等决定撤消观前街二十号县委机关，经研究决定派父亲马上赴上海向省委报告请示。

他们撤离后不久，伪公安局就派警察去观前街搜捕，因没抓到父亲，就把父亲的哥哥陈铁生作为嫌疑犯捕去，其他一无所获。此时父亲迅速赶到了上海向江苏省委报告情况，省委根据父亲的报告，重新研究修改了起义计划。

10月31日，夏霖在无锡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城乡干部会议，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将原来占领城区的计划改为占领无锡东北各乡集镇，视情况再决定攻城与否，同时城区任务是策应扰乱敌人心理、牵制反动武装力量下乡。会议决定成立“无锡县农民革命委员会”，严朴为委员长；成立“无锡农民革命军”，杭果人为总司令。

11月7日，王若飞和夏霖来到无锡检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情况，王若飞向县委的同志讲了国内外形势，阐述了起义的意义，决定起义日期定为11月9日。

11月9日晚上9点，无锡地区秋收起义爆发了。无锡东北四个乡镇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起义，参加者数千人。不到两个小时，即占领了十几个村镇，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但这次起义由于事前计划不周，具体领导人缺乏经验，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县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被捕遇害。无锡地区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父亲由于当时去上海向组织汇报，幸免于难。

【铁骨铮铮，经受牢狱考验】

无锡秋收起义失败后，次年寒假（1928年初）父亲再次回到无锡时，因县委遭破坏，他不幸在外祖母家被捕入狱。反动军警当时在现场搜出县委拟组织东北乡暴动留下来的四粒子弹，一张有几个外国人的照片及武汉大学朋友寄给父亲的信。反动派即以这几项定父亲的罪，说子弹是共产党暴动的证据，照片中的美国人是苏俄人，武大同学来信是与无锡共产党联系的信件。关押时敌人给父亲戴上手铐，后将他转到无锡县府监狱，关押二月余，受审两次，以后又转押到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关押五、六个月，审讯三次。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严刑逼供面前，父亲坚贞不屈，立场坚定，同时十分机警，始终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坚决驳斥了对他起诉的理由。每次审讯都一口咬定说：子弹是黄埔军校入伍生团朋友送给玩的，照片是美国人，武大同学来信是友人关系。父亲被捕期间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通过父亲的同学和国民政府内的进步人士设法营救。经努力，最后经父亲在南洋医大同学卫质文的活动，转请缪斌、周启纲两个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保父亲出狱。

父亲在被关押八个月后，特种刑事法庭只好宣判：“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交保释放”。但四粒子弹要罚款九十银元，实际上只打了个欠条。

关于父亲被捕这段历史当年的《申报》有记载。

图：国立上海医学院学业成绩表。

此表显示父亲1927年10月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学习，1928年1月休学，从时间点上看与他在无锡组织参加秋收起义及无锡秋收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时间相符。

父亲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关押期间，刘瑞龙同志也同狱被关押。

父亲被营救出狱时，正是大革命处于最低潮之时，他不顾环境的艰险和自身的安危，回到无锡，继续从事地下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时中共江苏省委派蒋庸（陈宇中）、吴治国到无锡来找父亲，接上关系后，他们重新组织恢复中国共产党无锡县委的工作并开展工作。根据党的指示，父亲于1929年夏、冬为了掩护身份在江苏省民政厅当科员，并同时在镇江开了一个“人人照相馆”作掩护，往来于无锡、镇江之间，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底将此照相馆以六百元大洋转卖给史良。

1930年秋，无锡县委决定再次秘密筹备一次大暴动。当县委刚刚派人打进警察队时，就被敌人觉察，出动侦缉队搜捕，父亲再一次被通缉。父亲通过卫质文旧部苗文成提前得到消息。苗文成是当时无锡侦缉队长，他知道卫曾保过父亲，在接到逮捕父亲的命令时即告卫，卫立刻通知父亲。父亲得悉后，一面请延迟两天捕人，一面连夜通知县委负责人吴治国等立即转移。两天后，父亲和县委书记吴治国夫妇等一同离开无锡，转移到上海待命。

本章节内容引自父亲追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亲历的峥嵘岁月所撰写的文章《在血与火的岁月里》。

图：陈志方署名文章《在血与火的岁月里》。

【奔赴中央苏区，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1931年初父亲在上海找到江南省委。由于情况复杂，白色恐怖又十分严重，组织决定他就在上海虹口等待组织分配工作。此时党中央正在上海中华旅馆召开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党内斗争很激烈甚至混乱。在待命期间组织一度曾决定让父亲到通海如泰地区（即长江入海口北岸的南通、海宁、如皋、泰县等县）的红十四军工作，因该军力量遭到严重损失而未成行。父亲虽然急于投身到革命斗争中，也只能服从组织继续等待分配。

国民党反动派对大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更加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认清了掌握革命的“枪杆子”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性。党在全国各地组建了红军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迅猛的发展。随着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和队伍的巩固、扩大，因此也成为反动政权的“心头之患”。苏区遭到了多次的反革命“围剿”，反围剿武装斗争异常激烈，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战斗产生大批伤员。中央红军深感卫生干部缺乏。中央苏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日显突出。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他提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是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大问题之一。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多次请求中央送医送药。红军迫切需要医务干部到根据地工作。党中央根据红军这一需要，指示中央和白色区域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从坚持城市工作的同志中物色学过医的人员，为红军征召军医人才，并陆续派往江西根据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一书中收录的《中央为红军征招医务人员的通知》一文详细记录了党中央在全国征召医务人员这段历史。

原文全文如下：“党在目前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任务下，红军的发展一日千里，红军与白军作战区扩大于十数省，这样的阶级战争的表演，尤其处在中国特殊环境之下，直接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过去如龙州、大冶、岳州及最近在长沙与各帝国主义军舰开战）更是万分残酷。因此革命战士的牺牲，受伤一定是不可免的，在革命战争中对于革命战士的救护，必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救护革命战士的运动，最重要的意义为鼓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恢复并加强革命的战斗力量。因此，党号召全党特别注意在一定反帝国主义进攻红军、反军阀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红军等运动中，提出每一个革命群众都要为红军找医生，为红军找药材，到战场上救护红军去，各种救护红军的口号要成为革命群众自身的要求，所以中央除动员各级党部号召广大群众作红军救护运动外，并决定把全国党组织下的所有有医学技术的同志（如实习生、医生及通西医的同志）只要身体健康的，无论如何，即刻调来中央预备送入专门传习学校，待受短期训练，以便送入红军中服务。务必成为红军中卫生救护的组织者，此事在目前形势之下，不简单是红军中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充分带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和革命战争的组织任务的，关系非常迫切，希望各地党部接到这一通知后，即提出讨论动员支部去XXX收集有医学技术同志的各军送来中央为要。”

                         1930年8月3日

1931年1月至5月间，从全国征召的军医人才分两批派到中央苏区。第一批有贺诚等同志，暂留在闽粤赣边区太洋坝医院工作。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父亲被选中成为派往中央苏区根据地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之一。父亲与彭真（龙柏）等同志是第二批被派往苏区的。

1931年春，中央派陈云同志在上海找父亲谈话，向父亲传达了党中央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去工作的决定，并向他介绍了苏区和红军的发展情况。父亲表示服从党的指示安排。陈云同志交给他一块密写的手帕作为接头信物。父亲小心地把它缝在衣袖里。乔装后他通过中央交通局开辟的由上海至香港，再经汕头、大埔、永定进入闽西苏区的秘密红色交通线经水陆、陆路交替前往并进入苏区。

中央红色交通线。

在广东的大埔，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交通”向导之一的曾昌明同志把化装成商人的父亲和胡底同志一起送到了闽西中央苏区。

关于一同前往苏区的胡底同志，父亲曾说：“胡底同志是个非常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同钱壮飞同志一起，被党中央派往国民党CC中央机关潜伏做秘密工作，他与李克农、錢壮飞被周恩来誉为我党秘密工作“三杰”之一，对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后来，因为公开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径，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胡底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胡底同志永垂不朽！”

父亲与彭真（龙柏）等同志到达苏区后，被暂留在闽粤赣军区军医处工作，由父亲任军医处长，从而加强了该区的医院力量。

父亲从此告别了故乡，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他从城市走向农村，脱下西装穿上军装，开启转战大江南北的革命军人生涯。

图：曾昌明。

经地下秘密红色交通线进入闽西苏区的部分干部名单。

【战斗在闽西革命根据地】

闽西革命根据地是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率领井冈山红军开辟创建的。“古田会议”等重大革命事件都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建设，闽西和赣南成为中央苏区两块主要的根据地。

父亲进入中央苏区，立即感受到与白色恐怖下国民党反动统治区的不同景象。红旗招展，革命气氛热烈，到处可以听到“工农齐奋斗，消灭白匪军，革命得胜利，世界尽大同”的歌声。他身在其中精神也为之振奋，斗志昂扬。

到达闽西中央苏区，最先接见父亲的是闽粤赣省委秘书长肖向荣同志。

他从父亲手里接过那块手帕，用碘酒在手帕上一抹，上面就出现了字迹，原来那是用米汤写的“介绍信”，抹上碘酒就能“现形”。肖看信后决定留父亲在闽粤赣军区工作，任军医处处长。当时肖劲光同志是军区参谋长，毛泽民同志是经理部部长，左权同志是作战处处长。

红军时期的父亲。

第一批来的贺诚等人暂留闽粤赣边区的大洋坝医院工作。

贺诚1931.4任军委总军医处长，1932.9任军委总卫生部长，1931.11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管理局长。

第二批来的有父亲、彭真等人暂留闽粤赣军区军医处工作，由父亲担任军医处长，加强了该军区的卫生工作力量。他们的到来对苏区红军卫生工作建设、组织、医院建设和培养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对红军指战员健康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1931.5闽西军区军医处长，1931.9任军委总军医处代处长，1931.11任军委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1934.10兼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

军委成立后，总军医处才正式组建，此时正式成立的总军医处任命贺诚同志为军医处长，父亲任医务主任。当时因贺诚同志在总医院工作尚未结束，故由父亲代理处长职务。 总军医处的成立使红军卫生工作在新形势要求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彭真（彭龙柏）；1932年8月任红军军医学校校长，1933年5月任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长，1934年1月任军委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总军医处成立不久，即遵照军委关于“各级军事机关也要相应建立各种工作部门”的指示，建立了医务科、卫生科、材料科、事务科等机构，以加强对全军医务行政、卫生防疫和药材供应工作的领导。医务科科长由父亲兼任；卫生科科长漆鲁鱼。

漆鲁鱼：1934年5月任军委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1934年10月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

红军初创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医疗保障，条件十分艰苦简陋。当时的医疗器械、药品一方面靠战场缴获，很少一部分通过商人购买。大部分自采自制。有竹制的镊子、探针、夹板。甚至将木匠使用的锯子、屠夫使用的刀都用来做手术。

红军自制的药品表。

红军自制的医疗器材表。

西药很缺，医务人员更是严重不足，一部分是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医生留用，一部分是用带徒弟的办法培养自己的医生、司药；也用每月几十甚至上百元银元聘请医生为红军服务；再有是从白区动员到苏区的青年医务人员。后两种人业务水平较高，但人数很少，一个收容三百名伤员的医疗所一般只有一个医生，有时还摊不到一个医生。看护工作主要依靠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妇女来做。她们虽然热情、勤快、但缺乏训练。不懂护理技术。当时的治疗手段简单，缺乏健全的组织和统一的工作制度，常常一场战斗伤病员抬了下来，却还没有组织好医疗卫生队伍。红军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医治条件仍然十分低劣。不少伤病员没有被褥，用稻草代替被褥。在这种高度缺医少药、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伤病员治疗时间长，治愈率低，残废、死亡率高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红军指战员真正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吃苦忍痛的精神达到惊人的程度。虽然伤病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机体，但他们始终保持了高昂的革命精神。这一切使父亲深切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想，红军战士都是怀着为人民打天下，为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的崇高理想，自愿集合到共产党竖起的红旗下的，他们在健康的时候忘我工作，英勇战斗，从不计较个人流血牺牲。当他们负伤生病了，作为医务工作者、作为红军卫生工作的主要领导，却不能创造一个较好的医疗环境，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自己真是愧对战友！他一面深深自责！一面夜以继日的更加发奋工作。

1931年6月，蒋介石先后调动了30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分兵三路向我中央苏区进攻，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进行决战，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打响了。我军只有3万兵力，第二次反“围剿”中连续苦战，未得休整，并远离根据地，在闽西地区进行着扩大苏区和发动群众工作。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了“避开主力，打击虚弱”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由闽西绕道千里来到兴国地区集结。千里回师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也是一次艰苦的行军。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父亲在闽西作为军区卫生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领导组织了军区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伤病员收容、战地医疗救护工作。

图：红军使用的医疗器皿。

1931年8月12日我红军袭击驻上杭芦丰的国民党军队战斗中，许多伤员运送下来。时任闽粤赣军区（即后来的闽西军区、福建军区的前身）军医处长的父亲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亲赴战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抢救伤病员。

他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前沿包扎所，组织伤员的抢救工作。在这次战役中，随机枪连战斗的伍修权左腮负伤，父亲亲自给伍修权处理好伤口并进行包扎后将伍转送才溪后方医院治疗，后转长汀福音医院治疗。

记得小时候我家和伍修权家同住在北京东城区报房胡同外交部的一个宿舍大院里，有一次父亲看到我和伍绵绵（现名伍星，伍修权之女，我的育英学校校友）在一起玩耍，对绵绵说：“你爸爸脸上受伤的子弹当年是我给他挖出来的”。

在回忆伍修权的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太阳西斜，经过一天鏖战的伍修权已经由教官变成了红军战士、指挥员，正当伍修权又一次扭头发出射击口令时，脸的左侧受到重重一击，被猛地撞倒在地上。他只觉得脑子里嗡地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是白军的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腮，几分钟后醒来，一摸发麻的左腮，看到是满手鲜血。伍修权遗憾的是首次参战就负了重伤，庆幸的是自己还活着，还能继续战斗。正在指挥作战的肖劲光得知伍修权负伤，命令战士把他架下火线。卫生队长（注：陈时任闽粤赣军区军医处长）陈志方一见，忙让人为伍修权清洗伤口，在他左边脸上包上纱布和绷带。处理好伤口后，他不同意伍修权再回战场，把他和别的伤员一起转送到野战医院。”

1931年夏，汀州变成了中央根据地的一部分，在第三次反“围剿”尾声的汀州作战中，下来了四五十名伤员。由于红军缺医少药，只好将他们安排在一所英国教会办的福音医院治疗。

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原英国教会医院后被红军收编更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这所医院的院长，也是唯一的医生，名叫傅连暲，他的女婿做司药和助手。

医院只管治疗给药，其他吃、住和护理均由部队自己负责。为了照料伤员，红军战士不辞辛苦地动员群众腾房子，找门板搭铺，筹粮做饭，条件十分艰苦。

更严重的问题是药品的紧缺，当时红军的药品来源，主要是就地取材、自主制造、广泛采集中草药、缴获敌军的医院物资，少部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购买，渠道非常有限。

1932年1月28日中央军委规定由总军医处统一办理药品采购工作。为了打破国民党药材封锁，解决苏区药材奇缺的难题，苏区政府鼓励支持苏区、白区商人开展贸易往来活动，从而获得一些药品。

缺医少药的困苦局面压不倒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他们根据党的指示，一方面积极地筹集医药经费，另一方面通过福音医院与外界的合法联系，利用福音医院的账户和名义，在上杭、峰市、汕头、上海等地设立药房，用以采办药品和器械，这些药房同时又是党的秘密交通点。购买的药材通过秘密红色交通线输送到苏区。随着敌人对我根据地经济封锁的加紧，医院的经费、药品来源经常被切断。1932年敌人大举进攻根据地时，上述药房先后遭破坏，工作人员大多被杀害。

1932年4月4日，中央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统一指导后方机关和总医院工作，并规定第一医院、各军团后方医院、残废院和军医处材料科的工作统归总医院领导和计划。

红军通过更名为中央红色医院的原福音医院与外界的合法联系购买药材。

图：中央红色医院使用过的铁架床、药碾、熬制药品的酒精炉、陶窑罐、药水瓶（2017年征集）、中央红色医院遗留的药水（2011年征集）、药品鹿角。

1932年秋毛泽东妻子贺子珍临产，住进了福音医院的妇产科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毛毛。

【建立红军卫生工作领导机构和卫生组织体系】

中国革命武装的红色医务工作是在极其严峻、极其激烈、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并在革命战争的连绵岁月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地发展起来。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红军队伍的壮大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全军统一的卫生领导机构，健全红军的卫生保障组织体系。尤其是1930年以后，由于各级军医工作尚未建立起专业工作系统，上下级的情形都未能充分了解，在计划和指导一切工作的时候，感到十分困难和不便。

1931年6月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后，1931年夏初，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并着手组建红军总军医处，调贺诚同志任处长。当时因缺乏干部，总军医处只调了一名军医和几名工作人员。此时的军医处只和总医院建立了业务领导关系，与各军团还没有联系上，没有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业务工作系统。又由于人手不足，贺诚同志调总医院任政委，还未来得及开展工作，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便开始了，因此总军医处当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在根据地内执行了消灭白色据点的任务。经过3个月斗争，使闽西和赣南两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巩固并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红军与全国革命根据地一样逐渐扩大的大好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城东的叶坪的一座祠堂召开了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由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政府的命令，11月25日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下设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经理部（后改称总供给部）、总军医处（后改称总卫生部）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相对应的，中央苏区的各级军事指挥机关，一般设有司、政、供、卫四大部门。司令部首长是参谋长，政治部首长是主任，供给部（最初是军需处）与卫生部（最初是军医处）的首长是部长（处长）。供、卫是平行的，因为卫生部工作关系到部队健康与伤病员的医疗，所以司政首长往往多分出些精力来计划安排卫生工作。

红军后勤一开始是供给、卫生两条直线。到1932年成立兵站后，后勤就成了三条线。互相之间有工作关系，没有指挥与领导关系，平行独立通向军委。

军委成立后，总军医处才正式组建，此时正式成立的总军医处任命贺诚同志为军医处长，父亲任医务主任。当时因贺诚同志在总医院工作尚未结束，故由父亲代理处长职务。 总军医处的成立使红军卫生工作在新形势要求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总军医处成立不久，即遵照军委关于“各级军事机关也要相应建立各种工作部门”的指示，建立了医务科、卫生科、材料科、事务科等机构，以加强对全军医务行政、卫生防疫和药材供应工作的领导。医务科科长由父亲兼任；卫生科科长漆鲁鱼。

1931年以来，敌人的“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因病、伤减员直接影响红军的军事行动，而许多卫生人员业务水平不高，缺乏经验。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健康”，要向苏区军民宣传卫生常识，进行卫生防病教育。随着红色卫生运动的展开，苏区卫生部门开展了卫生科普宣传与医药研究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近百种卫生书籍读物。此时，创办专业报刊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健康报》《红色卫生》等专业刊物应运而生，与党报一起，大量刊载卫生工作的评论、消息、简讯及卫生知识。

总军医处成立后，便着手建立上下级联系制度，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规则、纲要等，对红军卫生工作在组织编制、管理体系、医疗、卫生防疫、药材、经费等方面都制定了基本的规定性依据，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建立。

1931年在总军医处主持下，《健康报》诞生了。

《健康报》初创时只是一张土纸油印、不定期出刊的小报，但它承担着传达卫生领导部门的卫生政策法令、组织指导红军卫生人员的工作学习和向苏区军民进行卫生宣传教育的重要任务，在红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力。1934年10月后，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编辑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仍坚持《健康报》出版，为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提供行军、生活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后《健康报》一度停刊，1946年8月15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的机关报在佳木斯复刊，1950年3月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机关报，直到今天，仍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的，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国性卫生行业报，而这一切都是从八十年前的那一张油印小报开始的。

1981年在《健康报》创刊50周年之际父亲收到《健康报》的信函：“为纪念《健康报》创刊50周年，发扬党重视进行卫生宣传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想请当时在中央苏区了解《健康报》历史情况和卫生宣传历史传统的老同志……提供文物资料文物。”

父亲作为当时总军医处领导同志之一，也为《健康报》的创办倾注了心血，半个世纪之后回首往昔，应该会有很多感慨吧。

1981年《健康报》创建50周年之际该报给父亲的信函。

1981年《健康报》创刊50周年座谈会该报社给父亲的邀请函。

1931年11月28日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召开并做出决议：一、确定颁布暂行税则，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税率及税收办法。二、通过红军抚恤条例，中央成立抚恤委员会。

父亲作为红军总军医处代理处长、中央军委抚恤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央军委抚恤委员会成立的会议，并负责承办委员会卫生方面的日常工作。

中央军委抚恤委员会成立后，颁布了《红军抚恤条例》。《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和《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

193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团直接指挥师，并把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军团和师的军医处改为卫生部。总卫生部由贺诚任部长蒹政委，原属各科改局，增设政治部、医院政治部、医院管理局、保卫局等机构。

父亲被任命为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该局下设两个科：第一科为医政科，负责医政（行政和业务）、人事（医务干部的调动分配，培养工作）、教育（领导卫生学校，管理卫生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出版健康报，对部队进行预防卫生的宣传教育工作）；第二科为药材科，负责医药用品的筹集、制造和管理（自制消毒纱布、棉球、中草药如柴胡丸等）。在此期间父亲仍兼任红军军医学校教育长、教导主任等职，并兼授一些课程。

总卫生部的成立，统一了编制，形成了较完整的卫勤组织系统，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训令，开展工作，颁布了一系列卫生法则、工作大纲以及给部队印发的卫生常识读物，有效地保证了红军官兵的体质健康，从而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争取战斗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1933.1.15中革军委制定颁发“卫生员工作大纲”封面

【创建红军军医学校，培养红色医务干部】

创建时期（1931-1932年）

医务人员、药品不足，是红军创建之初就存在的两大困难。当时中央红军的医务人员中，有一些是党中央派来的，如贺诚、陈志方，还有在苏联受了8个月医务常识训练回来的王立中、王观澜、危公芝、李伯钊、彭龙伯和唐仪贞等几个人；有一些是我军占领某个城市后动员参军的；还有一些是白区革命互济会支援的；还有为数极少的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医生，以及一些参加武装起义的军医。尤其在总军医处成立不久，国民党第26路军一万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加入中央红军，组成第五军团，随之有一批医务干部参加革命，使卫生人员数量显著增加。

但是随着红军队伍不断扩大，战斗日益频繁，每一次战斗都产生新的伤员，这与红军医疗力量的缺乏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仅有的少数医务人员不能满足红军作战和部队保障的需要，上述医务干部来源不能适应红军迅速扩大，战伤、疾病日益增加的需要，也不能成为解决红军卫生干部来源的主要办法。面对部队这种严重缺乏医务卫生人员的局面，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培养革命的医务卫生干部成为当时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中央军委总军医处成立后，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并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很快获得中央军委批准。

1931年11月在瑞金开始筹建并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1933年5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贺诚兼任校长，父亲兼任红军卫生学校教育长（教务主任），彭龙伯（彭真）、唐义贞任教员。

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人民的好女儿唐义贞，这个让父亲一生都钦佩的党和红军的优秀女干部。

唐义贞出身殷实人家，原本是可以在家过太平安稳日子的江南女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共产党人熏陶成为热血青年，为拯救苦难的中国她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经党组织安排到达闽西苏区。

在苏区唐义贞与父亲同在闽西军区、红军总卫生部工作，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为红军卫生事业的创建与不断健全，他们发挥自身的才智、忘我地工作。

1935年1月27日在随部队转移突围中唐义贞被捕，为了保守党和红军的机密她吞下了文件，于次日被反动派破腹剜心枪杀，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唐义贞这个坚贞不屈的女红军、女共产党员、父亲的好战友的名字、她的光辉形象，永远定格在父亲的脑海里。父亲生前每每见到陆定一（父亲的无锡老乡）都会想起唐义贞烈士，他多次对我们说：“义贞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父亲还很自豪地告诉我们：“1931年12月30日这天在江西瑞金附近的叶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驻地）你们没见过面的唐义贞阿姨临产，是我亲自为她接生，她生下一个小囡，这个女孩是陆定一、唐义贞这对革命伉俪的爱情结晶，孩子平安降生后，因为出生在叶坪便取名“叶坪”。

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宣传部长陆定一于1987年写给女儿叶坪的一封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给叶坪——你是我的女儿，名叶坪。你的妈妈是唐义贞烈士。你的生日是1931年12月30日。出生的地点是瑞金叶坪。为你接生的是陈志方同志，无锡人，学医的，现在他还在北京；他曾做过几任大使……陆定一 81岁1987年11月30日南昌。

图为唐义贞。

1932年红军卫生材料厂瑞金新院村旧址

陆定一于1987年写给女儿叶坪的信原稿（叶坪之子赖章盛提供）。

红军军医学校于都旧址。

1933年3月后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2年1月15日，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于都县北门外天主教堂内举行了开学典礼，提出训练“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军卫生干部的方针。

红军军医学校这样一支小小的学员队伍，却引起军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等都赶来参加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中央挂着列宁画像，两侧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和工农红军军旗。那天朱总司令身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肩上背着雨伞，骑着一匹火红色的高头大马，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开学典礼首先由朱总司令致贺词。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中央军委热烈祝贺红军军医学校正式开学，热烈欢迎各军团的同志们来这里学习！”他简略分析了国内革命形势，介绍了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各路红军发展情况。接着说“医疗卫生战线是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一条重要战线，红军已扩大到几个军，一打仗就有伤员，但卫生人员很缺，所以要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军政方面我们有工农红军学校，我们还必须建立各种专业技术学校，由军医学校培养我们自己的红色医生。同志们是从各军团派来这里学习的，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我们的红色军医，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这就是中央军委对同志们的要求和希望！”勉励大家学好本领，为红军指战员的健康服务。接着贺诚校长做了建校经过的报告，勉励学员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红色医务工作者。提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校方针。

时任教育长的父亲在会上宣布了学制和课程设置，定学制为八个月至一年，并做了教育计划报告，宣布先只开几门基础课：生理学、解剖学、药理学、拉丁语和政治课，后期再开内、外科、病理、调剂处方、诊断、皮肤病、五官科等。

最后由学生代表刘震（后更名刘放，解放后任空军后勤副部长兼卫生部长）讲话。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来回答首长们的勉励，晚上总部业余文工团还为军医学校演了话剧和魔术。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

中国医科大学校址变迁图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从1932年1月15日这一天开始在江西中央苏区诞生了，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为中国工农红军服务的军医学校，是我党办医学教育的开端。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教育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为革命战争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卫生干部。凡政治上不坚定的不能入学，政治学习要好，技术也要好，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医务人员，否则不能毕业。学生毕业后就上前线为革命战争服务。第一期开学时，除校长、教务主任外，学校还配了两名业务教员和一名政治教员。父亲既是教务主任同时还兼任教员。学员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参加助民劳动和建校劳动。军政训练和业务学习安排得很紧张。

办学之初，学校环境非常艰苦，条件极为简陋，没有固定地点，没有教室，没有讲义，教学设备几乎一无所有，仅有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几本生理解剖挂图，两台显微镜（因没有染色液还不能用）更谈不上什么设备器材。

军医学校尽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学员们充满高度的学习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自己动手挑粮、砍柴、修建校舍、自制教具、自印教材。学校早晚歌声一片，欢声笑语。

红军卫生学校使用的课本。

红军军医学校贯彻了我党对技术人员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对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医务人员和小城镇动员出来工作的土医生，政治上热情帮助，使他们在党的教育下，经过革命的熏陶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同时在生活上也尽力给予关怀，凡担任医生、医务教员工作的，每月发给10元到80元大洋津贴费，从红军军医学校毕业的学生每月则发3元大洋。而父亲和贺诚等在红军医务工作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发津贴，仅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每月分两角钱左右的伙食尾子。

此时，红军完成了在根据地内消灭白色据点的任务后，便主动向敌展开进攻，于1932年2月间进行了赣州战役。军事斗争的需要使得军医学校不可能如和平时期的医学院所一样在宁静的教室中授课，正如军医学校的教育方针所明确的，这所学校是直接为革命军事战争服务的。因此，第1 期学员入校开学不久，就暂时停课，随军去攻打赣州，投身到战场医护实践工作中。

赣州战役历时33天（1932年2月4日—3月7日），红军广大指战员忍饥耐寒，浴血奋战，表现了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然而攻城未克，损失惨重，红军伤亡3000余人。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张赤男、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等10名师团干部英勇牺牲。父亲带领红军军医学校参加了这次战役，其间还去支援攻打福建龙岩的战斗（1932年2月23日—2月26日）。战斗中他们与三军团医院共同完成战地救护任务，战斗结束后，学校又到谭头圩组织临时转运医院，将伤员转送到于都以北曲阳后方医院。

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打完龙岩，漳州战役（1932年4月3日—4月20日）又开始了。

1932年3月，广东敌军向闽赣边境进犯，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命令由红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向福建进军，以打击福建敌人和入侵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并筹措经费。父亲带领红军军医学校转送伤员后，还没来得及复课，不久即奉总部命令迁至汀州，并一分为二，一部份向东随红一、五军团（东路军）东征转战福建。另一部份向西随红三军团（西路军）到广东打军阀陈济棠。

但每次战斗都难免有伤亡。在这次战役中东路军（一、五军团）共有伤员608人（打龙岩伤259人，打漳州伤349人）。父亲带领他的战友们在战斗中一边救治伤员，一边组织五军团在龙岩设医院收容伤员。开国中将王辉球就是攻打漳州负伤的349人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医疗条件简陋，为了保全生命，当时没有取出他伤口内的子弹，以致这颗子弹伴随他终身。

漳州战役之后广东南雄水口圩战役（1932年7月2日—7月10日）又打响了，这次战役中红军伤亡2000多人。为了保障伤员收容治疗，除各军团开设野战医院外，总军医处在信丰开设了临时医院，担负收容转运伤员至于都后方医院的任务。

本次战役，我总部后方设邓坊X。各军团展开野战医院，总军医处设前方总医院，收容伤员。同日中央民主政府发文要求广泛发动群众，成立担架队、救护队等组织，送往前方支援红军作战。注：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P17

由于当时战斗频繁而残酷，红军军医学校的课堂就设在行军路上，战斗的实践就是学习。在行军路上，教员将学习重点抄在纸板上挂在背包上面，让学员边行军边认记。行军休息时，战斗间隙中，教员就在村边大树下支起门板当黑板，用柴炭做粉笔，给学员讲解拉丁文、文化课、医药课。学员席地而坐，用树枝当笔学着在地上写画起来。战斗打响后，学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抢救、运送救护伤员，边打仗，边实践。

红军军医学校教育内容贯彻了少而精和重点突出的教育原则，除了学习必要的医学基础知识外，首先让学员学会战伤处理治疗（特别是四肢战伤），并以防治部队四种多发疾病为重点，给学员讲疟疾（包括感冒）、痢疾（包括拉肚子）、下肢溃疡（烂疤子）、疥疮以及其他医护常识。提倡“非药疗法”，如简易的水治疗法、运动疗法、食饵疗法等。用中草药代替难以搞到（“搞到”是父亲的原话）的西药，比如用柴胡汤代替奎宁和阿司匹林，后来还自制了柴胡汤和土法脱脂棉纱等。学校就是这样根据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应用中草药材和土疗法为革命战争服务。

【茶岭时期（1932-1933年）红军军医学校更名红军卫生学校】

由于革命战争和救治伤病员的需要，红军军医学校初创时期是在前方随军行动，水口圩战斗结束后学校返回于都。为了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全体学员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请求把学校固定下来，健全起来，早日复课。

朱总司令批准了这个请求。

1932年8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军医学校暂时迁到根据地北部偏僻山区，环境比较稳定的总卫生部总医院所在地的江西兴国县茶岭村，校址确定后即恢复上课。

茶岭是老根据地。学校到茶岭后军委总部指示贺诚和父亲负责总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派解剖生理教员彭真任校长，由总医院政委王立中兼学校政委。注：引自《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P49

定址茶陵后不久，红军军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简称红军卫生学校。

1932.8-1933.8红军卫生学校茶岭旧址（1958年摄）

红军卫生学校茶岭旧址（2002年摄）

1932.8-1933.8红军总医院（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茶岭旧址（1958年摄）

根据战争需要，学校采取短期速成的教学方式。军医学校学员上课没有教科书，教员自编讲义，把复杂的理论简明化、通俗化、形象化，把难记的内容歌词化。学员自己动手刻钢板、印刷，解决教材问题。没有笔记本，学员到校后每人发三张竹制毛边纸，这种纸很粗糙，但在当时很珍贵，大家都舍不得使用，除了做笔记外，在练习时都不用它，而是把大地当“纸张”，用树枝做笔在地上练习。晚上自习一盏油灯只发五钱油（相当于25克），学员们充分利用每人这五钱灯油，他们捻细灯芯，或者一个灯芯拨两个叉，几个人围在一起刻苦学习。为了使油灯点得更长久些，就尽量把灯芯捻得更细，以争取时间多看书，灯光如豆，看得很吃力，有时灯油熬完了，灯灭了大家就在夜暗中独自默诵记忆或躺在铺上背诵学习内容，互相提问，互相问答巩固学过的知识，互帮互学，尽管条件很差，大家学得却很刻苦。

由于红军卫生人员一开始就是把红色卫生事业当作崇高的革命工作，因此在这种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军医学校不仅办起来了，而且越办越好，在茶岭，军医学校第二期招生28名，有2名女学生，第三期30多名学生，有钟有煌、牛步云等人。

1933年9月24日出版的《红色卫生》杂志第三期关于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军医科毕业分配部队一览表 。

1933年9月24日出版的《红色卫生》杂志第三期关于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军医科毕业分配部队一览表（放大） 。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中央苏区卫勤工作】

在茶陵红军卫生学校发展壮大的同时，随着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斗争的迫近，父亲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卫勤工作准备上。

通过父亲和总卫生部战友们的一系列努力，红军的卫生机构日趋完善，经过1932年红军几次较大规模运动战的实践，取得了组织战时救护的一些经验，逐步形成了前后衔接的医疗后送体系。

1932年8月14日，两次反“围剿“斗争的间隙，于永丰铁龙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健全转运伤兵的工作的通令》随后不久，中央军委的后勤体制进行了一次调整。 1932年9月中央军委总经理部改为总供给部，下设会计科、出纳科、军（实）事科及军事工业局；总军医处改为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兼政委，原属各科改称局，任命父亲为医政局局长，唐义贞为药材局局长。

局下设科，下设医务、卫生、材料科、事物科；军和师的军医处也改称卫生部。

父亲作为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前后方办事处主任，代表总卫生部参加了战地委员会工作。根据作战命令，他预先制定工作计划，包括预计伤员数和需要担架数、选择后送路线、确定医院配置和转移等诸项工作。并在军、师开设野战医院，规定伤员在野战医院急救和初步手术处理后，后送兵站医院做进一步治疗并分类处理，轻伤则留在预备医院治疗，重伤继续后送转后方医院。兵站医院由总兵站指挥，后方医院则由后方办事处指挥。兵站和后方办事处统归由军委领导的总卫生部、总经理部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参加的战委统一指挥。

父亲回忆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前就做好了战救勤务方案，主要内容有：全战役可能发生的伤病员数，根据伤病减员数筹措医疗物资；医院和兵站线的部署，以及民工担架队的动员等等。”

1930年以来，红军卫生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已陆续建立，总卫生部成立后，又重新修订和增订了有关法规、工作纲要、条例、规则、制度等。

1932年底，敌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随之展开，红军按照毛主席战略思想，采取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等战法，展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军委训令加紧作战准备，并要求注重部队卫生，减少疾病，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其迅速归队。

1933年1月规定卫生员应随时携带卫生包（急救包）20个、碘酒1小瓶、吗啡少许。

伴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进行，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卫生、后勤体制经过一系列的改组，不断健全。

【瑞金时期（1933-1934年）卫生运动、医卫教育和救治王稼祥】

1933年3月内部人民委员部颁布“卫生运动纲要”对开展卫生运动作了更为深刻、详细的规定。“卫生运动纲要”分五部分：

一、国民党统治下的污秽和疾病；

二、苏维埃政权下的卫生运动；

三、卫生运动是广大群众的；

四、群众应该怎样讲卫生；

五、怎样做卫生运动。

父亲和他总卫生部战友们组织各部队深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要求干部战士注意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进行牛痘、霍乱传染病的预防接种。编印多种卫生知识普及读物。

《红星》报关于红一方面军开展卫生运动情况的报道

《红色中华》报（中央政府机关报）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报道。

红军卫生部门印发的卫生常识读物、《防疫简则》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亲自撰写卫生常识文章在“红星报”（军报）上发表普及卫生知识。

身为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的父亲组织卫生部卫生人员经常给部队讲卫生课，通过贴卫生标语、出卫生墙报、举行卫生化妆晚会、组织宣传等多种形式普及卫生知识。

正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时，前方受伤的红军官兵都转送到后方医院休养，苏区各地劳苦群众纷纷慰问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呈现出军为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的盛况，为此父亲撰写了题为“胜利县全县十六七万群众自动慰劳伤病战士的盛况”一文，刊登在《红色中华》第38期第六版。

父亲是个一身正气、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下半点沙子的人。不论上级、同级还是下级，只要行事违反革命原则都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指责、斗争。1933年9月《红色中华》刊登了一篇父亲署名的文章《两个腐化的医生滚出去》，将总卫生部下属两个违规腐化的医生清理出革命队伍。

红军对于内部的贪腐现象是深恶痛绝的，给予严厉打击，1933年12月红星报有一组报道《贪污、浪费与节省》——《浪费公款就是罪恶》：一、总卫生部附属医院院长傅XX同志行路有马骑，还要坐轿，他给轿夫费还是公家支付，这真是令人费解！二 、江西军区司令XXX…买鸡鸭吃消费了大洋二十余元。

战争年代红军总卫生部的任务总是随着战斗需要进行的，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是他们的岗位。

1933年4月，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为了庆祝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士气，总政治部在江西乐安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参加了会议。正当周政委讲话时，突然飞来6架敌机，对会场所在地的祠堂滥施轰炸，王稼祥主任不幸负了重伤，弹片打穿了他的肠子，耳膜也震破了。王稼祥负伤后，周恩来、萧向荣等立即请军委总卫生部贺诚部长前来救护。发现他腹部有多块炸弹碎片。王稼祥忍着剧痛，医务人员用磁铁吸出弹片，而一些留在肌肤深处的碎片无法取出。贺诚部长建议送瑞金后方医院治疗。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贺诚部长指派父亲亲自陪送王稼祥去瑞金，途中由总政治部通讯班班长丁盛带领一个班护送，经黄陂、小布、宁都，一路大约走了有半个月，到达瑞金。丁盛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的领导人只有一个勤务员，没有警卫员，也没有警卫排。总政治部有个通讯排，既送信又当警卫，王稼祥负伤后，要从前方送到后方。我带了一个通讯班，还有个医生叫陈志方，这个人很有才气，建国后当过广州市副市长，后来又当了驻外大使；一个马兵，带一匹骡子；一个管理兵，就这几个人回到了瑞金。住的村子叫白城子，在原来大地主家很大的一幢房子。”注：引自丁盛遗稿

送到瑞金后方医院后，彭真（彭龙柏）是主治大夫，王斌是会诊大夫。王斌回忆说：“伤势不轻，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把升结肠打通了，弹片嵌在右结肠骨窝上，升结肠穿孔感染，发生弥漫性腹膜炎，按常规必须在负伤后6小时内手术，缝合升结肠上的穿孔…当时没有X光机，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主治医生因情况不明，不同意手术，采取保守治疗，这是很冒险的！我们给上海地下党发了电报，由他们搞了一台X光机。我们派一个营到封锁线接回，运到苏区。照了X光后，弄清了弹片在右结肠骨窝上。当时王稼祥同志已发生右下腹局限性腹膜炎，右结肠骨脊内侧有脓肿。由于负伤初时只切开引流，没有把弹片刮出来，腐骨未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每天换绷带。”注：引自王斌：《回忆王稼祥》P62

由于战争环境和医疗条件的困难，王稼祥同志的伤未能根本治愈，带来终身痛苦的后遗症。

图：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王稼祥负伤处。

【红军卫生学校在瑞金的进一步发展】

1933年8月，为适应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扩大培养医务卫生工作干部的需要，根据上级决定，红军卫生学校由茶岭迁往红色首都瑞金，江西瑞金当时是较为安全的地方，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军委首脑机关都设在这里。卫生学校迁到瑞金住在瑞金附近的朱坊村，与总卫生部住在一起，原在茶岭的红军总医院也归总卫生部直接领导。

图1933.8红军卫生学校由茶陵迁到瑞金朱坊旧址（1981年摄）

军委总卫生部瑞金朱坊旧址。

军委总卫生部瑞金朱杨氏宗祠，原红军卫生学校校部旧址，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旧址。

由于离中央机关很近，得到军委与总卫生部的直接关怀和领导，学校迅速地发展扩大起来。首先合并了傅连暲同志办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然后把当时已住在离城约十里的瑞金洋江下的红军总医院合并改为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红军总医院名称从此结束。

这样，学校就成为根据地最好的医学教育机关和医疗机构。

图1933.8中央红色医院（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瑞金洋金下旧址（1958年摄）

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使用的医用物品。

卫生学校迁到瑞金后，陈义厚任校长。陈义厚是山东人，年约四十左右，毕业于国民党的军医学校，随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为人热情、诚恳、态度和蔼可亲，经常关心教员和学生，他每月有八十元津贴费，大部都用于给学生买生活用品了，而他自己生活却很简朴。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为了管理留下来的8000多名伤病员，他调任中央苏区医院管理局副局长。1935年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轰炸，壮烈牺牲。

1932年8月，王斌同志解放过来参加红军，在卫生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兼外科教学。

这个阶段，是卫生学校建校以来在苏区发展到最大规模的时期。在此期间开始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教学制度，制定了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发动师生自己动手创造教学设备，自制了一些图表模型，建立了模型室。学校已具有相当规模，成为红军的医学中心。不仅培养医生，还为部队训练卫生员和护士。卫生学校在瑞金除了原有的第三期学员外，又先后招收了四、五、六、七、八期学生。同时还办了卫生队长班、调剂班和卫生员训练班。当时学生扩大到四、五百人，红军卫生学校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创办到长征前共培养军医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300名，保健班123名，研究班7名，总计686名。

这些红军卫生学校培养出来的红军卫生人员在以后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新中国建立的战斗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瑞金时期由于学校扩大了，学员班次增多，于是分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是军医班各期，与校部同住。调剂班、卫生员班编为二大队，分住朱坊。军医班学制一年，五个月基础课，五个月临床课，两个月实习。调剂班六个月，卫生员（护士）班三个月。学校的附属医院颇具规模。学校和医院里都添置了许多图书和医疗器材，有了X光机、显微镜等。

教材是由任课教员根据教育计划，按少而精、重点明确的原则，参考医学书籍编写讲义，自编自讲，讲义开始时是油印的，后来改为铅印，由单页到装订成书。把成本的书发给学生，学员们都非常高兴，那时能得到一本医学书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学习的热情都很高。

教学方法上根据当时革命战争的急需和学员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教员按讲义讲述，指出重点，讲完后再问学生是否听懂了，不懂的提出后再次讲解，学生设有课代表，与教员联系，反映学生对教课的意见和要求。这个联系制度很好。有些要求记忆的，教员就把它编成歌诀，便于学员记忆，如：“阿司匹林0.5，发汗解热除痛苦”，“嗅视动眼四滑车，三叉外旋视面听，吞咽迷走副舌下，就是十二对脑神经”等。

注：这个方便记忆十二对脑神经的歌诀一直被流传下来，我1975年上第一军医大学时还沿用背颂。

除进行必要的理论教育外，特别注重诊断操作和手术。每天6小时上课，晚上各班集中自习讨论，教员分别参加，解答问题。每周上课36小时，每上完一门课或每讲完20-30小时课程后，要进行一次考试，教员看卷子评分，有错误的要帮助改正。在教学阶段上也分为基础、临床和实习三个阶段，由教员带领实地指导。校长和教务主任也经常进行检查，召开教学讨论会，改进教学工作。学校还办有《红色卫生》、《医学摘要》等二十几种红色卫生刊物医学刊物，由教员撰写，印发给各卫生机关供医务人员学习参考，指导红军和地方卫生工作。

在临床方面，教员分担附属医院的各项治疗。当时红军仍然是以疟疾、痢疾、下腿溃疡和疥疮四种疾病为主要多发病，外科主要是战伤。由于缺乏特效药品，技术水平也不高，战伤、疾病反复不易治愈，而那时，医疗要求是：轻伤病要治愈百分之六十，重伤病要治愈百分之五十。医疗工作者感到困难和压力很大，怕完不成医疗任务。一些起义参加红军的学员怕被说成是对革命消极怠工，都尽力设法采用中西医疗法来提高治愈率。

教员的任务是很紧张繁重的，他们既要编写材料，要给学员上课、要参加复习、要考试评卷、要带领实习、还要做好医疗工作。

红军的医药器材和医学书籍，一部分是打仗缴获收集来的，一部分是通过地下秘密工作同志从白区购买来的。由于国民党封锁医药器材常感到十分困难。棉花、纱布用过了要洗涤消毒反复再用，器材要爱护使用，药品要禁止浪费，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完成医疗任务。

这段时间学校的生活仍很艰苦，学员一律没有津贴，有时分得少许伙食尾子做为零用。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后方机关每天每人只有两餐饭包子（一种用蒲叶子包的份饭，半斤一包），经常缺盐，只有毛竹笋和少量的蔬菜。

1934年10月，红军卫生学校跟随红军长征，再次成为一所“行军路上的学校“。父亲则在此时就任校长，此后的两年里，他将与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们告别”革命摇篮“中央苏区，共同踏上新的征途。

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在我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教条主义地硬搬外国经验，追求所谓“正规原则”。应该指出，这个时期学校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的。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当时军医学校和医院的发展，也多少带有一种与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脱离革命实际的倾向。

尽管如此，父亲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医疗卫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他的同事和战友们一起，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创并建立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战地医疗工作、卫勤工作、兵站工作、军事医护教育、医卫宣传工作的基本体系，不但在当时挽救了大量红军战士的生命、改善了千万苏区干部群众的健康，而且为日后长期革命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经工作过的总卫生部，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的前身；他参与创办并担任教育长的红军军医学校，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更不用说那些从军医学校、红军总医院锻炼出来的红军医疗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骨干。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的辛勤工作，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从一开始就与旧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旧军队截然不同的革命宗旨。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一面加紧对苏区、红军的“围剿“，一面却对地方民生、医卫工作置若罔闻，甚至大言不惭的说因“匪患兵燹无暇顾及卫生行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红军却秉承高尚的阶级感情和革命人道主义，在极端匮乏困苦的环境下，尽一切努力解决红军官兵、苏区群众的救治、看病和卫生困难，利用一切可能以挽救生命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人心向背，谁代表了中国光明的前途，仅从这一端就不难得出结论。

以父辈为代表的红医工作者们的丰功伟业必将彪炳史册、砥砺后人，让今天和后世的我国医疗工作者不忘初心，将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艰难长征路】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红军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军和中央根据地得到长足的发展。

然而，国民党当局继续调集更大的兵力，从1933年9月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中央苏区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中以小敌大、以弱战强，人力、物力已经被压迫到了极限，而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放弃了过往运动作战、外线作战的战法，以弱势兵力与敌人展开阵地战，迟迟无法打开局面，严重恶化了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

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尽管红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仍然没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数量减少，根据地面积缩小，面临着彻底失败的绝境。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来称为“长征”。父亲也作为转移的红军队伍中的一员，踏上了这一贯串大半个中国的漫长征程。

父亲的长征路长达两年（1934.10-1936.10），他不仅经受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战斗磨练，同时也经受了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的考验。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又一重要阶段。

【仓促的战略转移准备工作】

由于战略转移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在无奈的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决策，决策又处于高度的保密之中，所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十分仓促。

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准备是红军战略转移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间紧迫、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总卫生部仍努力通过有效的卫生工作准备，确保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具体包括：

精简医疗机构。1934年9月15日中革军委下发了编制命令，精简卫生机构人员，担架运输统一由军团野战后方部编成运输队。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各编成一个纵队。中央纵队由总卫生部抽调医疗骨干紧急组建红星医院下设三个所。总卫生部编入军委纵队作为第二梯队。1934年10月中旬，总卫生部组成“瑞金”司令部，由贺诚部长任司令员。受代号“红章”的军委纵队指挥。

“红章”下属的“瑞金”司令部后来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卫生工作的总后勤保障部门，由总卫生部、卫生学校、红星医院3个所和运输部队、警卫部队等组成。

战略转移的卫生工作准备是在红军总卫生部贺诚部长领导下展开的。父亲作为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此时又临危受命，兼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负责各项工作的组织落实。父亲在接到命令后即开始积极有序的筹备，他尽己所能，把当时能想到、条件和能力能达到的方方面面尽全力安排、部署，他在一线领导指挥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卫生教导队、担架队等3000余人做好战略转移途中的各项准备工作。

【准备医疗队伍】

战略转移前，筹备、组织好一支医术精湛、服务至上的医疗救护队伍，不仅事关红军病伤痛的救治工作，更是红军战略转移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经过整编后的总卫生部所属医院大为缩小，卫生教导队解散，组织各医院抽调医护人员到各作战部队基层、野战医院工作，大批卫生干部离开医院直接充实到长征部队，当时李治、孙仪之、王斌、彭真（龙柏）等一大批医术精湛的医疗骨干被抽调到前方部队，并将编余人员送去增强战斗部队。各军团设有卫生部及野战医院，各师有卫生部、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

据张汝光回忆：“1934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总卫生部通知，要我马上去部里。医政局局长陈志方交给我了本预备医院的人员花名册，叫我立即到就近的几个医院去，按名册选120名年轻力壮、优秀的男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限时办完，并向他报告。预备医院是由各后方医院临时抽人组成的，每个预备医院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平时整训，战时作机动力量。我立即到附近3个预备医院去挑选了120人，造册上报。陈局长审定了110人，以总卫生部名义下令将这些人调到我们二所集中。”

张汝光回忆：“陈志方局长指示我对在二所住院的营以上干部进行清查，按短期能治愈回部队的、转移能行走、能骑马、需坐担架的，分类统计上报。第3天，陈局长批回来60名营以上休养干部的名单，并指示做好他们随时转移的准备，其中有刚从前线负伤转下来的团级干部，如九军团杨梅生、肖新槐、刘华香等。”

做好医疗物质生产筹集工作。战略转移前夕，总卫生部克服重重困难，到敌占区缴获或购买医疗用品；总卫生部所属的卫生材料厂，较好地保证了医疗物质的供应。到中央红军出发时，总卫生部给部队预发了供100名伤病员用三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50多副担架，确保了红军长征前期医药物资的供应。

张汝光回忆：“部里通知我制作10副用白铁皮制的轻便药箱担子，准备供100名伤病员用3个月的药品器材。10月13日晚，总卫生部给我们二所派来一个工作团，团长是徐特立老人，副团长是李伯钊（女），团员有吴仲莲、吴秀英、刘彩香等七八人，都是县以上的妇女干部。当晚总卫生部又派来50多副担架，每副五六个民工。命令我把110名工作人员和60名休养干部带到指定地点集中待命。我们赶到集中地点，贺诚部长已等在那里，我向他作了报告。他说，你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出发，行军路上要照顾好坐担架的重伤病员，注意隐蔽防空。当时我很纳闷，根本想不到这就是万里长征的开端。”这段回忆真实的记录了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的历史和在那段时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为战略转移所做的工作。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正式开始战略转移。当时，与千军万马一起跨过于都河（即贡水于都段）的父亲恐怕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开中央苏区，将是一去万里，书就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史诗——“长征”。

【突击救治伤病员，做好重伤员安置工作】

经过多次反“围剿”战争，红军伤病员日益增多。1934年8月底，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共有伤病员6361名，其中伤员3150名，病员3211名，各医院有伤病员1980名，共有伤病员8341名，战略转移前夕，伤病员的数量达到2万多人。为了保证战略转移的胜利进行，总卫生部积极做好伤病员的治疗、动员及安置工作。

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鼓动伤病员随医院行动，突击治疗争取伤员归队”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快对伤病员的治疗，把能随队行动的伤病员统统带着一起行动。凡一个月内治不好的重伤员都留在后方医院。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抚恤委员会为伤残人员颁发残废证书。

图：中央军委抚恤委员会颁发的“残废证书”

【长征中的卫生工作】

10月17日中央红军8.6万余人分别从十个渡口南渡贡水，从敌南路军防区向西突围前进。

两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对于身兼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前、后方办事处主任数职的父亲和他总卫生部的战友们任务是艰巨的，肩上的担子是光荣而沉重的。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两年，敌情严重，路途遥远，基本上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长途行军中度过的，对每一位红军指战员都是严峻的考验。对于红军医务工作者而言，他们每天既要带着沉重的医药装备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飞机轰炸，还要在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为受伤生病的战友们治疗伤病和疾病，想方设法为部队解除困难，他们肩上的担子更艰巨。

长征中部队脱离根据地，没有后方，处于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卫生工作任务尤其繁重。长征初期卫生部携带的医药物资还能保证医疗的需要，到后期药品都用光了，伤病员的数量却大量增加。父亲和他总卫生部的战友们出于对革命战友深厚的阶级情谊，他们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本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抢救伤员生命的决心，克服医药奇缺，没有稳定养伤场所等困难条件，在边行军、边作战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就地取材，采集中草药、应用土方土法等各种方法，克服重重困难，为伤病员医伤治病。挽救了大批伤病员战友的生命。

行军是长征的主要军事行动，为做好行军中的卫生工作，总卫生部要求每次行军前，卫生人员都要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指导战士们穿好鞋（草鞋），避免脚打泡或磨破脚，打绑腿不要过紧或过松，在行军中卫生人员跟随前卫部队行进。行进中从前到后一个排一个排地了解发病情况。在小休息或大休息时，都以班或以排为单位挖一临时厕所，离开时掩埋。每次休息，卫生员都要检查病号，请卫生队医生医治，并指导“倒脚”活动，增进下肢血液循环，防止静脉曲张和下肢溃疡的发生。宿营以后，督促战士们洗脚，烤干湿衣服，争取时间休息。卫生员还和连首长一起查看战士们盖没盖好被子，是否睡好等。长征途中扶老携伤病员和帮助身体弱小的女干部也是父亲和他总卫生部战友们的工作职责所在。

中央红军南渡贡水向西突围后，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其中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中最艰苦、最悲壮的战斗。红军同敌人苦战五天，克服了重重困难，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同时红军也遭受重大损失。经过湘江激战红军折损过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余人。

父亲就是这幸存的三万红军指战员中的一员。

强渡湘江后，12月3日中央红军进入西延山区……

1935年元旦，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军委纵队分别由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全部渡过乌江。红一军团红二师强渡乌江后，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向遵义急进。一军团二师六团于1月7日智取遵义。

【到达遵义后的卫生工作】

1933年9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时，第五次反“围剿”已开始，由于博古不懂军事，而李德在苏联系统学习过军事理论，于是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李德作为一个刚到中国不久的外国人，自然不懂得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他来自共产国际，当时中共上上下下对共产国际充满敬畏，博古等人对他言听计从。李德一到苏区就获得这样的权利，也就俨然以军事家自居。由这样的人指挥红军对抗装备大大优于红军的国民党军作战，以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继续盲目遵从博古、李德指挥，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血的教训使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及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结果。

一些曾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严酷的事实教育下，逐步改变了态度。广大红军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以上以姓氏笔划为序），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

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清算纠正了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肯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有了毛主席的领导，大家欢欣鼓舞，对夺取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在遵义总卫生部召开了各级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检查长征以来行军作战中的卫生工作，总结经验，评选模范卫生单位。评选工作是在各级军政首长的领导下，由下而上民主评定的。评定标准只有两条，即发病少和不丢掉伤员。红4团符合这两条标准，被授予“卫生模范”的光荣称号。同时各医院也开展了突击治疗运动，时间虽短，但由于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有力配合，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当时的统计，治愈归队伤员大于80%。仍留在医院的伤员也都更换了血衣，发给每人毛巾、肥皂、纸烟和两块大洋。这是长征以来伤病员第一次享受到的物资慰劳，朱总司令亲自到病房慰问伤病员。

红军卫生学校在退出中央苏区时，把在校学员都分散到各医院和部队去帮助工作，中断了教学。到达遵义后，红军卫生学校、干部休养连驻扎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由于有一段休整时间，军医班的六、七、八期学员和药剂班的二期学员共200余人奉命回校，利用城内的省立中学校址复课，仍由王斌、孙仪之、李治、余翰西等人担任教员，重点讲授战伤救护和多发病的防治知识，以适应部队行军作战的需要。

图：红军卫生学校、干部休养连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旧址

【转战黔、滇、川时的卫生工作】

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川陕军对付红四方面军，又以湘鄂军围攻红二、红六军团，同时调集川、滇、黔、湘、桂五省及蒋系兵力，一方面封锁长江，另一方面各路重兵同时逼近遵义地区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

遵义会议之后，在敌军各路大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为摆脱敌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英勇的红军在1935年1至5月4个多月的时间内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往返于四川（川）、贵州（黔）、云南（滇）边境广大地区之间，积极寻找战机，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红军部队经历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大的战斗行动。歼灭了敌人，补充了自己，搅昏了敌人的头脑，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使红军迅速地摆脱被动地位。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消灭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于1935年1月19日率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川南开进，预定夺取土城、赤水县城，在泸州上游的纳溪、江安等地北渡长江。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27日中革军委纵队及红军各部陆续到达土城，川军郭勋祺部2个旅4个团6000余人也已衔尾追来。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不顾疲劳，立即部署土城战役，旨在利用土城以东3公里青杠坡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追敌，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再全力北上。

然而28日拂晓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敌情判断有误。敌人实际是4个旅8个团万余人，而且敌增援部队还不断拥来，敌我展开激烈拉锯战，红军部分阵地被突破。危急关头，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亲上火线指挥战斗。

此时三万红军被压制在土城不足15公里的狭长河谷地带，形势万分危急，中革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因此人们都说青杠坡是红军四渡赤水的发轫地。

青杠坡战斗是长征以来继湘江战役之后又一惨烈之仗。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红军伤亡很大，红5团政委赵云龙等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杨成武、杨勇、张震等指挥员在战斗中负伤，红军伤亡3000余人，歼敌3000余人。鲜血染红了整个青杠坡每一寸土地。为纪念土城青杠坡战役壮烈牺牲的红军烈士们，土城人民修建了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

图：1935年1月土城战役青杠坡战斗遗址。

在转战川黔滇途中，由于敌机的猖獗活动，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战斗中有较多红军伤亡，因此随军行动的较轻伤病员甚多，各军团野战医院都是满额收容。一路上以各兵团卫生部为主，对伤员展开积极救治，沿途设置收容队，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行军中发生的病员，都集中在收容所，能随队的轻伤员都步行随部队行动，不能行走的重伤病员尽可能由担架抬着或雇牲口骑，军政首长见到伤病员不能行走往往把自己马让给伤病员。凡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发足休养费和药品分散安置寄留在贫苦群众家中隐蔽休养。

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期间，父亲在贺诚部长领导下一边指挥着运输担架队一次又一次地冲到第一线抢救伤员，一边组织医务人员对运送下来的伤员实施紧急救治，同时组织对已包扎处理完伤口的伤员进行快速抢运，尽早让他们渡过赤水，在紧张的战斗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顾不上喝一口水，吃一口干粮，拼尽全力地挽救红军将士的生命，直到天黑才把最后一批伤员抢运渡过赤水河。

长征开始时总卫生部还带着“照病机”（X光机）、显微镜等笨重的医疗仪器、器械行军，这些都是总卫生部的宝贝家当。频繁的战斗，长途跋涉，这些医疗设备成了卫生部越来越沉重的包袱。为了轻装前进，在一渡赤水时，不得不请示上级批准，把那台照病机等笨重的器材、教具、教材等全部甩掉。注：红军官兵称为照病机的实为X光机

其中，X光机是地下党组织通过多人之手从苏联经香港辗转运到苏区的先进设备，总部首长、卫生部领导、医务工作人员都对这仪器情有独钟，从国立中山大学医学系走出来的父亲更是割舍不下，但为了轻装前进，父亲不得不忍痛割爱，经请示上级批准后，指示袁升平组织人手，带领担架队队员，将笨重的X光机等全部轻装处理，他们经过细心包装，进行了秘密深埋，以便革命胜利后再挖出来为红军服务。

图为“照病机”（X光机）。

由于敌情变化，毛主席指挥红军掉头东进，于1935年2月18日二渡赤水，重至贵州，24日再占桐梓，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奉命率部攻占娄山关。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雄踞大娄山山脉的最高峰，是川、黔交通要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黔军王家烈三个团扼守娄山关阻止红军南下。2月25日下午红三军团红13团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向娄山关疾进，于红花园与黔军遭遇，敌且战且退，回到娄山关关口，抢占了制高点点灯山，妄图凭险顽抗，红军采取正面强攻和迂回包抄，攻占了点灯山和大尖山，经激烈战斗占领了关口。26日退往关南的敌人向关口反扑，在红军正面出击，左右包抄，前后夹击下，敌全线崩溃，仓惶南逃。这一战歼灭和击溃国民党黔军3个团（有书记录为4个团），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充分显示出遵义会议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发挥的巨大威力。

毛泽东同志在娄山关战场上留下了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大捷同样是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军团师政委钟赤兵右腿负伤。在前线做了简单的处理后钟赤兵被后送。部队第二次进入遵义之后，为救治娄山关战斗负伤的重伤员，忙碌在卫生部休养连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展开了手术室工作，做扩创、取弹片、骨折固定和截肢等手术。

钟赤兵的右腿在娄山关战斗中被9颗子弹打穿，撕掉了一大块肉，由于受伤后他仍继续战斗，以致被子弹击中的骨头在战斗中扭碎了，在前线只做了简单处理，又没有及时包扎，当送到野战医院时已发生严重感染，经过仔细检查后，为保全他的性命，只好痛下决心立即给他做截肢手术，开始还想给他多保留肢体，因此只是作低位截肢。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及其简陋，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麻药，于是就用绷带把钟赤兵绑在门板上，手术工具是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的木匠锯。手术开始了，用木匠锯截肢，木匠锯上下拉动发出刺耳的响声，钟赤兵忍着如万箭穿心般的疼痛躺在“手术台上”紧闭双眼，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身上直往下淌，但他一声不吭，在场的医生、护士都被他的坚强意志所感动；父亲看着他关切地对他说：“如果疼痛难忍，你就喊吧，这样可能会好些。”钟赤兵摇摇头，没有说话。手术中钟赤兵几次昏迷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手术做了三个半小时，当钟赤兵再次苏醒过来时，他的右腿膝盖以下只剩下小半截了。就这样21岁的钟赤兵成了半截腿的人。然而手术后钟赤兵并没有摆脱痛苦。贵州天气潮湿，加上医疗条件很差，手术时没有消毒药品，没几天钟赤兵的伤口就感染了。为了把钟赤兵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父亲决定给他进行第二次截肢，把右膝盖以下的部分截去。不料伤口继续感染，伤情继续恶化，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硬着心肠将钟赤兵的整条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半个月内三次截肢，对于一个人来说，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可是钟赤兵忍了，而且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面对伤残，他不但无怨无悔，还常常对身边的战友说：“是党和战友们救了我的命，我只有拼命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多做工作，才感到问心无愧！”正是因为截肢，钟赤兵牢牢记住了陈志方这个名字。解放后每每他对他的子女讲述他截肢的经过时总是说：“手术中我昏死过多次，但每次当我睁开眼睛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陈志方……”

图：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图：娄山关小尖山红军战斗遗址

图：1935年娄山关战役战场（今日娄山关）

图：娄山关战斗失去一腿的开国中将独腿将军钟赤兵

图：1935年娄山关战斗后钟赤兵在遵义老城天主教堂锯腿。

红军在遵义抓紧休整，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可局势没有根本好转。蒋介石在遵义再次被我军攻占之后，气急败坏，调集川军、黔军、湘军和中央军各部向遵义合围。

红军截获、破译了敌军的行动电报，决心抓住战机在鸭溪诱出敌周浑元部加以歼灭。但由于敌人调整了部署，诱敌计划落空。此后，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说服中央军委取消了先打王家烈的打鼓新场作战计划，发起鲁班场战斗，压制周浑元部的同时，在茅台镇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时，红军大张旗鼓，让敌人的侦察机看到我大军主力渡河场景，随后派出中央军委电台随一个团西进古蔺地区，频繁发报，从而成功欺敌，使得蒋介石做出了红军主力将西进古蔺、叙永，北渡金沙江的判断。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再次调集各路兵马向他所认为的红军主力进军方向猛扑而去。蒋介石在电报中自鸣得意的说：“……以如此大兵包围该匪于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然而，英勇的红军岂能如他所意。老蒋看到的完全是毛泽东希望他看到的佯动假象。红军主力出敌不意，掉头北上，3月22日在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渡口与二渡时完全一样。实际上，红军在二渡时已经为后来的四渡准备下了船只。

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全军留下红九兵团继续欺敌佯动外，主力急进南下，与敌人擦肩而过，直扑乌江。

3月31日，暴风骤雨之夜，红军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兵锋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为了亲临指挥他的“剿匪最后一战”，正在贵阳。闻讯吓得魂飞魄散，急令滇军3个旅赶来贵阳救驾。我军攻贵阳也是虚，向东转向清水河畔。蒋介石又以为我军是要渡过清水河向东去与红二、六兵团会合，再次下令各部向东追击。然而，红军这仍然是佯攻，趁敌军各部被蒋介石反复调动、混乱不堪之际，再次调头，从贵阳、龙里之间穿了过去，向西进入云南。

滇军主力此时大部都已被蒋介石调往贵阳，云南敌军兵力极其空虚。至此，经过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黔西北的一系列迂回运动战，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突破了数十万敌人的层层包围，终于造成了我军进军云南的大好时机。

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外宾问他一生中指挥打的哪个战役最好。他回答：四渡赤水是平生最得意之笔！

部队进云南后又折向北进，带着胜利后的喜悦，部队行进在云贵高原上。这时因为都是白天行军，部队卫生工作比较好做。由于正值云南的初夏季节，天气较热，为预防中暑和肠道传染病，卫生部要求部队在出发前喝足、带足开水，有水壶（多为竹桶）的装好开水，在行军中不要喝生水。注意行军途中的饮食卫生。一般派两名看护走在伤病员前面，在途中烧水、做饭。每到一地，在部队大休息或宿营时，由各团卫生队选定饮用水源，并且立牌标明，进行卫生侦察，了解当地有无传染病；同时医生深入到排、班检查发病情况，为伤病员上药看病进行治疗。督促战士洗脚、治脚泡、挖厕所。如发现驻地有传染病患者，即使已经住下，也建议由司令部机关下令立即离开。宿营地的卫生由部队负责彻底清扫。离开时要掩埋厕所，归还借物。在中央苏区时形成的一套卫生制度和卫生习惯，在这段行军中都能较好地去做，这对保障部队健康起到行之有效的作用。

1935年5月上旬，当红军巧渡金沙江之际，敌人以6个团的兵力从侧翼袭击红军，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立即组织反击，消灭敌人敢死队四五百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并乘胜追击到金沙江数十里外的团街地区。此次战斗在总卫生部的领导下红军以团为单位组织了救护工作。在阻击阶段，由连队的抢救小组把伤员后送到团卫生队；在反击阶段则由团卫生队派担架排把伤员抬回。对伤病员的处置仍然是轻者随军，重者寄存。对寄留在群众家中的伤病员尽量多留些药物和钱物。当时各团的卫生力量通过遵义整编都得到了加强，有卫生队长1人，医生或医助2-3人，司药1人，看护4-5人，担架排21人（7付担架）。卫生装备有简单的手术器械1套，可以做小手术，如取弹片、缝合、结扎血管、整复固定等。各营也有救护所，有医生或医助1人，卫生指导员1人，担架班15人（5付担架）。营救护所的卫生装备有止血带、夹板、注射药剂（镇痛、止血、强心）等。各连队的战救力量是以卫生员为主组成的，有文书、通信员、管理员、炊事员等6-7人。各排还有卫生战士1名（有的以班为单位设立卫生战士1名）。团以下卫生战救力量是比较强的，这些都是遵义整编的成果。

1935年5月9日红一、三、五军团于皎（绞）平渡抢渡金沙江成功。同时，四渡赤水以来一直留在敌人后方单独遂行欺敌、佯攻任务的红九军团也在树桔渡、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至此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尾追的敌人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滇边界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是役，红一军团一部从安顺场沿河抢渡大渡河成功后，沿河北上，随后大部队也从安顺场沿河北上，以一天一夜强行军240里的速度赶到泸定桥，冒着敌人炮火进行强夺。在急行军途中与敌人遭遇，进行了十几次战斗。父亲和总卫生部的战友们根据战斗需要，采取灵活机动的不断变化的救治方法。由于时逢大雨，发生的伤病员全部随部队前进，能走的自己步行，重伤员用担架抬着赶路。在距泸定桥110里的猛虎岗遇上敌人一个营的阻击。为保证部队迅速通行，一军团首长命令前卫团的伤病员全部留给后卫团收容，待战斗结束后再归队。当部队抢渡泸定桥时，敌人放火烧桥，红军发生了一些烧伤病号，由跟进部队进行抢救收容。这次火线救护的特点是伤病员都发生在前卫兵团；在夺取渡口和抢渡阶段发生的伤病员，都是抢下火线后就地隐蔽，不前送也不后转，待夺取阵地、解除了敌人的炮火威胁之后，再进行治疗和处置。

1935年5月30日中央军委率领的红军主力终于胜利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图：今日泸定桥

图：泸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碑

在这四个月的运动战转战中，部队连续行军作战，红军产生的伤病员不少，卫生部沿途设置收容队，收容新发生的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并施以治疗。为了预防并使已患病的伤病员经过治疗尽快康复，身为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的父亲亲自撰写题为《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的文章，发表在红星报第十六期上。

同年针对红军部队对待伤兵治疗工作存在的问题，父亲又发文《红军关于优待伤兵问题》以期改正。

【关于干部休养连】

红军开始长征时，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一个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下辖三个梯队。总卫生部为第二梯队，下属的医院（代号红星医院）编有三个干部休养所。周恩来总负责，陈云是指挥。休养员是师以上干部。

第一干部休养所收容年大体弱的老同志、机关首长和妇女干部（如凯丰、邓发、罗炳辉等同志的爱人）、伤病军事干部（张宗逊、钟赤兵、李寿轩、姚喆）共70多人，当时亦称中央工作团，直属总卫生部梯队随带行军。他们中还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邓颖超等。

第二、三干部休养所分别收容军队团以上伤病干部和一些一般干部，伤病员共约百八十人。有一个30多人的担架排，一个运输排，一个饲养排，还有若干名政治战士，是由年轻的女同志担任，负责动员民夫，调查土豪和搞宣传工作等。红星医院随总卫生部行动。

父亲当时任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负责医院及各休养所的医疗工作，行军途中总卫生部要求红军卫生学校的教员当医生，未毕业的学员当护士。

干部休养所随红军总卫生部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由江西到湖南，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过湘江、翻过老山界到广西，由广西到贵州，1935年1月6日随中央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进入遵义。这期间国民党飞机天天跟踪轰炸扫射。为防止国民党空袭，干部休养所都是采取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找竹竿做火把，夜间打起火把照着走，走湖南，广西、贵州，一路翻山越岭，山道崎岖高低起伏，人们的衣服常常被火星烧了窟窿，虽然行军如此千辛万苦，可父亲这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铁骨铮铮的红军将士们倒觉得举火把夜行军的景观像一条很长很长的大长龙，非常好看。山路夜行军，高一脚、低一脚很难走，常常一夜行军好几十里也只能翻过一个山头，加上不断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休养所的休养干部都很疲劳。有的伤病员行动困难，就发些钱，寄留在群众家里休养，好了后再找红军。听说，中央考虑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成仿吾等几位老同志年纪大，怕他们继续随队行动有困难，想把他们也寄留下来，每人多发些钱作为生活费，但这些老同志都不肯留下，死也要跟红军走到底。

各休养所抬着60多位营团级重伤病员，还收治军委纵队途中发生的病员，4-5个人抬一副担架，前后距离拉得很大。赶上阴雨连绵，走山路很困难，有时一夜也走不出10里路。每到宿营地，医务人员就抓紧为伤病员作治疗，工作团就领着大家唱歌，徐老还给大家讲故事，鼓舞大家的斗志。白天宿营时，工作人员筹集粮食，动员民工来补充不足的民工。通过敌人封锁线时更是紧张，白天隐蔽在村子里，夜里待主力部队打开突破口，在两翼掩护下，休养所在限定的时间内迅速通过，走慢了掩护部队就要撤走。一路上工作人员很少有躺下休息的时间，背包离不了肩，只能抽空打个盹。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决定把各所重伤员和走不动的工作人员留下，交给当地游击区安置。突破湘江进入广西贵州以后，山大路小，为了行动方便，不得不把坐担架的伤病员改为骑牲口（团以上干部休养员都有牲口），并把三个干部休养所改为三个干部休养连，让行政人员当连长。

休养连里都是些年龄大的老同志、女同志、伤病员，行动真是困难，行军速度很慢，年纪大的老同志像徐特立、谢觉哉等几位年老者更是辛苦，走一天到了宿营地就累的不想动，什么都顾不上了，找把稻草就地就躺下了。年轻的同志忙着找吃的东西。开饭时，给老同志打点饭，找点菜，他们吃一点就抓紧时间休息，准备第二天再行军。据孙仪之回忆：“我记得，谢觉哉、成仿吾当时都穿着打土豪弄来的破旧棉袄，背着个破挂包，里边装着几本书，装咸盐的旧纸烟罐和碗筷，柱着棍子走。有一次夜行军，成仿吾同志掉了队，部队跟在他后面走，一直走近国民党的碉堡，看到灯光才发现不对了，就赶紧往回走找队伍，当跟上队到了宿营地，有些人有意见，说成仿吾想把部队带去投降国民党。为此，第二天早饭后开会，有些人提出这问题，说他走错路是有意的。会上董老解释说：“不会的，是天黑看不见走错了路，才平息了意见。”董老虽年老但坚持自己走，还要求同在第二干部休养连的孙仪之每天宿营时到各班去查一下，看看明天有多少能走的，有几个不能走需要担架抬着的，查后报告。休养连每天行军都需要动员民夫抬担架，这是一件大事。要派人到附近村子里去动员，说好抬到目的地发工钱让他们回家。当时，董老规定，请民夫抬担架最多不能超过三天，到时发工钱让民夫回家。还要写个字条证明已给我们出过夫，以免后边的部队再征用。民夫走了，就得再雇请，不然第二天就走不了。动员民夫是很不容易的，男同志去，群众不了解有些怕，所以就让女同志去动员。吴富莲、刘彩香等几位年轻女同志，每天到宿营地不管时间多么晚，她们都要到附近村子做动员工作。有的讲好了明天走多远才答应抬担架。有的不放心，怕像国民党拉夫一样，这就要多做许多解释工作。她们每到宿营地就要跑村串户，非常辛苦。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期间，父亲在贺诚部长领导下带领总卫生部下属各休养所、医院及红军卫生学校也驻扎在黎平。

图：干部休养连贵州黎平旧址

根据黎平会议精神，部队进行了精简，三个干部休养连缩为两个。一渡赤水后在扎西整编，又合为一个连。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将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及重伤员集中起来，方便照顾和管理。干部休养连遂变成三百多人、四十副担架、十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组成的特殊连队，直属总卫生部。连长最初是何长工，1935年1月侯政（又名有成，卫生学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后任八军团卫生部长）为第二任休养连连长，指导员是李坚真（原中央妇女部长）。干部休养连分为五个班。第1班由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陆定一等一些年大体弱的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党校部分人员组成。第2班由参加长征的女干部组成，他们中有邓颖超、贺子珍、刘群先等。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干部，有24名是在干部休养连休养或工作渡过长征岁月的。第3班是军队团职以上伤病员，他们有陈伯钧、张宗逊、钟赤兵、李寿轩、姚喆、文年生、白志文等。第4班是中央政府部长和省级以上地方干部，有罗明、钱之光等。第5班也是军队干部伤病员，住院时间短，流动性大，这个班不固定，有伤病员时展开，没伤病员时撤收。

干部休养连编有医务室，由孙仪之任主任（1935年6月孙调红军卫生学校后李治接任）有医生、司药、卫生员等十几人。还有一个30多人的担架队。

长征途中为张宗逊、钟赤兵、李寿轩、姚喆、贺子珍等数十名受伤的军队领导干部做了外科手术，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长征途中医务人员还为4名女干部接生小孩。部队行军走到贵州苗族地区一个山村宿营，贺子珍同志临产。老乡的旧风俗，不让外人把孩子生到他家，叫到牛棚去生，干部休养连干部向这家老乡做了许多工作，答应给他家披红挂彩，还给他家钱，这才同意在他家分娩。生下孩子，董老还给老乡家写了信，拜托抚养。然后就行军走了。

邓发同志的爱人也是在贵州行军路上临产。那天上午八点多钟，当时敌人正从休养连后面追上来，已经听到了枪声，天上还有敌人的飞机盘旋，情况很是紧急。休养连干部派人去向五军团的董振堂军团长报告，董叮嘱休养连干部别着急，做好接生准备，他们会顶住敌人。等了三个多钟头，小孩刚生下后赶紧收拾好就走。打掩护的五军团部队一直顶到下午才撤下来。有官兵埋怨为了一个女人生孩子而打阻击不值得，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明天吗？”

在行军中经常遭到敌军空袭。有些老弱有病的同志、重伤员、女同志，不容易很快疏散隐蔽。1935年4月，部队走到贵州紫云县五里牌一带大山下，天已黄昏，部队就地休息，准备宿营，打前站的正看房子，大家刚卸下伪装，担架放在路边。突然来了两架敌机向我部队轰炸扫射，俞翰西同志牺牲了。4月23日，在兴义境内行军时，休养连又遇到敌机空袭，贺子珍奋不顾身的扑上前掩护担架上的钟赤兵，结果身中十余处弹片，军衣为鲜血浸透。贺子珍受伤后，每天当部队到达宿营地，毛泽东就会来看望她。

1981年10月父亲收到长征途中任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寄来的两张信签和工人日报刊登的由侯政撰写的《革命征程不畏难》的文章；这篇文章真实记录了长征途中休养连的故事。全文：略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父亲随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及总卫生部贺诚部长、侯政等人编入了左路军，离开了中央纵队，也离开了朝夕相处近一年的干部休养连的战友们，但是这段用鲜血凝成的战友情却陪伴他们终生。

解放后，父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使国外，与休养连的老同志们联系不多。1990年底，休养连的老同志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刘英、李坚真、张宗逊、张震等在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都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过雪山、草地时的卫生工作】

连绵横亘的雪山和茫茫千里草地，不仅人烟稀少，粮食缺乏，而且是少数民族杂居，封建统治极为残酷的地方。通过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经历，也是最著名的战斗历程。父亲和战友们的红军卫生工作也经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总卫生部随军委总部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为了迅速实现同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的局面，决定快速前进。1935年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接着继续北进至宝兴县的大硗碛，这时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挡住了红军北上的去路。6月9日红军到达天全，在此休息两天，进行过夹金山的准备。

根据长征大事记记载，红一方面军从四川宝兴县的大硗碛起，到达松潘县的毛尔盖止，中间经过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也叫仓德山）等5座大雪山。这些雪山的共同特点是山高、寒冷、终年积雪不化，无路、空气稀薄。高度大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有的高达海拔4500米。在雪山地区总历时31天，行程约2000华里。

父亲和他的红一方面军战友们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就是夹金山，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漫漫雪山行。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县的西北、大渡河东侧，是邛崃山脉中的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区天气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当地群众说夹金山是“神鸟”也飞不过去的“神山”。雪山寒冷，气候恶劣，翻越夹金山要多穿衣服，要在中午时间过山，晚了就会冻死人。

虽然是6、7月的盛夏季节，但在雪线以上稍事停留就会冻坏。一步一步攀爬，越往上越冷，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体弱的人极易晕倒，必须靠别人扶持。当时部队战士棉衣早已丢了，也没有更多可添加的衣服。都穿着破烂的夏装，没有御寒装备，就更增加了寒冷威胁的严重性。加之部队经过连续行军作战之后，体力还没来得及恢复，因而遇到的困难就更多。在这种情况下，防寒保暖和克服呼吸困难就成为通过雪山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大难题。

爬雪山的前一天晚上，同志们谈论着，我们走过多少穷山恶水，经过多少艰难险阻，还怕过大雪山吗？1935年6月12日早晨，吃了一顿煮豆子饭，部队出发前把设法买到一些烧酒分给战士，叮嘱爬山时冷了喝上一口可以御寒。有的战士还把毯子裹在身上。大约八点多钟，大家就都鼓起勇气，沿着前边部队走过的雪路开始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终年积雪，寒风刺骨。高海拔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自然条件异常恶劣。暴风、大雪，人们随时都有被风卷走、被大雪掩埋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谷雪窟之中。一步一停，一步一喘，真是寸步难行，艰难的行程。此时的红军干部战士都是经过长途疲劳、衣食单薄来到这高原大雪山，气候不适应，有许多同志就这样在这大雪山上不幸牺牲了。但这并没有吓倒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英雄父辈们，他们硬是顶严寒，冒风雪，手拉着手，咬紧牙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拼命挣扎着往上爬，渴了他们抓一把雪吃，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起不来的危险，父亲就亲眼看到身旁的同志倒下去，永远站起不来了。他曾告诉我们“爬雪山时，走着走着就听见身边扑通、扑通的声音，扑通的声音就是有人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许多战友就是这样牺牲的。”当部队终于爬上夹金山第一座高峰之后，四顾茫茫一片银海。部队仍需继续前进，前方还是雪山、连绵不断的雪山，还要翻越、不断地翻越，苦与难无法言表。然而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英雄的红军干部战士们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死都不怕的精神，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克服重重困难，渡过一次又一次死亡线的考验，渡过了无数难关，爬上了一座又一座高峰，终于翻越了长征路上的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虽然已无力欢呼，但内心胜利的喜悦是由衷的。征服雪山这天是父亲终身不忘的记忆，因为他们终于征服了“神山”。

过了雪山高峰，就觉得轻松了，下山好多了，走的也快些了。走了几十里路，到了一个小村子宿营。

为后续部队能顺利通过雪山，父亲和卫生机关的战友们及时总结经验，制定出预防冻伤和避免呼吸困难的措施，由司令部机关以命令形式下发后续部队遵照执行。总卫生部向各单位动员。这些措施的内容包括：部队要克服困难，要发扬友爱，互相帮助，走不动的要拉着走，要准备一根棍子柱着防止雪地滑倒，务须于翻越雪山的前一天到达登山出发地，天一亮就出发，力争在当天11时以前翻过山顶，因为到下午气候多变，常有狂风大雪；在登山之前，要动员部队既树立翻越雪山的信心，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困难，做好充分准备，每个战士都要带些御寒生热的食品，如生姜、胡椒、辣椒、烧酒等物；每人发强心药数包和急救水1小瓶，多穿衣服；出发前吃热饭，要吃饱吃好；减轻运输员的挑担重量，身体好的战斗员也分担挑些东西；体力虚弱的骑马或指定人搀扶，实在不能走的用担架抬，4人抬1付担架；由各连队抽调体力好的组成开路先锋，为跟进部队探出1条安全路线，把路面踩实；登山时要求部队紧紧跟上，后边的人踩着前边人的脚印走，开始时不能走快，以保存体力；到达雪线前进行一次休息，检查鞋袜和着装；越过雪线后不能停步，不准休息，不准说话、唱歌，更不准掉队，再疲劳也要坚持走，因为一掉队，往往风雪就盖住了前边人的脚印而迷路，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呼吸困难时，要走一步做一次深呼吸，前后左右的人要相互关心，发现神态异常的人要主动搀扶，帮助背东西等等。

伤病员过雪山时，大多数是骑马或坐担架，用毛毯裹好身体，由医护人员带着强心药和急救水伴随着前进。以上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寒冷和缺氧给部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翻过夹金山，第二天又走了好几十里路，6月16日到了懋功县。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4团于6月12日在北进途中，到达达维村附近，发现村里有部队，便做好战斗准备。通过联络，才知道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也由通南、巴打过嘉陵江来到这里，已攻占懋功，并前出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顿时，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红4团干部战士“蜂拥而下，同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红四方面军送给红4团粮食，做面葫芦慰劳他们。村头村尾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群群的战士在愉快地交谈，互相询问情况。晚上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村的草坪上举行了会师联欢晚会。会场上燃着熊熊火焰，大家同唱着宣传队刚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庆祝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师原本是件可庆幸的好事，然而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当时居四方面军领导地位的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到达卓克基时，反对毛泽东的主张，猖狂地进行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张国焘在会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他回到四方面军后即要求中央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在杂谷脑召开干部会议，歪曲事实真相，制造谣言，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挑拨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的关系，在他的策划下，中共川陕省委于7月9日致电中央，建议为了“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并提出了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于7月16日、18日连电中革军委，说“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蒹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的大权。”

党中央对于上述要求进行了仔细研究，未予同意，但为了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此后又在芦花（今黑水）召开政治局会议，党内斗争激烈；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松潘，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7月23至28日，党中央由芦花进到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毛儿盖是高原地区，是四川松潘县一个大的藏民区，比较富庶，有几百户人家，但都跑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将近一个月。地里麦子熟了就割麦子，但是，因为没有打麦磨面的工具，割下来后只能用火烧烤掉麦芒，再用手搓麦穗，然后把麦粒用水煮着吃。由于高原地区气压不够，烧水不到70℃就开了，青稞麦皮子厚也煮不烂，吃进麦子，大便拉出来还是麦子。拣野蘑菇吃又有人发生中毒，在这种情况下，真是饥寒交迫，瘦弱不堪，牺牲了不少人。

长征途中的给养没有什么保证，走到那里吃到那里。有的地方还好，能找到粮食，有时打了土豪，还可以杀猪，大家吃点肉。有的地方穷的很，什么也没有，生活就很苦了。

红军战士们在磨难中却得出这样深刻体会：一、不管好吃不好吃，只要有得吃总比饿死好；二、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三、在艰难困苦中，只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规定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计划还规定红军分左右两路，以第5、第9、第31、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共20个团编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以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军委总部机关随左路军行动。父亲所在的总卫生部属总部机关，因此总卫生部大部分随左路军行动。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地区前进。于8月20日左右到达阿坝地区。到了阿坝，张国焘即召开了四方面军军政干部会议，讨论行动问题。此后不久，总部通知要准备好十天干粮和干柴，准备过草地，还规定吃粮纪律，不许随便多吃，要坚持吃到十天。

这时摆在父亲和他的红军战友们前进道路上的是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草地是一片茫茫无边的大草原，荒芜泥泞，漫漫无边际。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时而雨雪冰雹。草地草深过膝，脚下都是水草稀泥，根本无道路可走。行走时只能踏着水草包走，走草厚的地方，要十分小心，人、马稍一不小心就会陷到稀泥里去，越动陷得越深，直到被稀泥埋没也无法救出。

茫茫草地渺无人烟，数日行程内间或有为数极少的游牧藏民，粮食十分缺乏。沿途虽然沼泽遍地，可水大多有毒，不能饮用，天气变幻莫测，时晴时雨，不时还会遭到狂风和冰雹的袭击。在这异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他们肩并肩手挽手地一步一步向前行进着过草地。部队白天行动，晚上在寒冷潮湿的草地上，不仅没有房屋，就连一块能够宿营的干地也不容易找到。大家只好背靠背坐在地上，支撑起褴褛的被单合起来搭个小棚子挡风遮雨，燃起篝火抵御草地夜间的寒冷。

过草地时红军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更困难的是找不到粮草。开始还可以吃到一些没有盐，煮不烂又嚼不动的牦牛肉和羊肉，以后是青稞麦烧野菜汤，到后来，草叶、草根，甚至皮带都啃完了。最后有些同志干粮吃完了，没办法，就脱下皮草鞋洗洗烧了就吃。

为了照顾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许多人宁愿自己吃野菜野草充饥，把仅有的一点干粮让给别人。当干粮吃完了，不得不宰杀战马。走在后面的部队连野菜野草也找不到，就把皮带、皮马鞍作食物。

图：1935年根据红军过草地时面临的困难红军总卫生部制定的解决措施

总卫生部杀了一匹马，每人发三两马肉，那时没有秤，也就是每人发一小块，烧熟了像个黑煤球就吃了。饥饿、寒冷、劳累使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真是艰难度日，苦不堪言。

在草原恶劣气候、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父亲也病倒了。父亲告诉我们：“我在过草地时险些丧命，由于疲累、饥饿交加，我发起了高烧，而且持续不退烧，根本无力行走，倒在路边，我以为自己要见马克思去了……但是战友们没有丢下我，警卫员硬是忍着饥饿咬着牙坚持用担架抬了我8天，总算活了过来。”

困难是极其严重的，但每一个红军都是铁打的英雄汉，我的父亲就是千千万万个特殊材料制成的红军将士中的一员，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尽管困苦但父亲依然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想尽办法克服困难。

父亲告诉我们兄妹：“在过草地时人饿瘦了，马却吃肥了。有一天我们发现草地河沟的一洼水塘里有小鱼，可能是当地的藏民不吃鱼，鱼一点不怕人，顺手就可以抓到，警卫员用帽子把小鱼一网打尽，想办法煮了一锅鱼汤，虽然没有油没有盐，但对于饿了许久的我们感觉却是十分鲜美的。”

再后来部队继续行军由于连绵阴雨没有干柴无法生火，抓到水洼里的小鱼也无法煮了吃，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生吃充饥，就这样战胜饥饿，维持生命，顽强走出了草地。

张国焘自认为四方面军兵多力强、装备较好，看不起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说一方面军是“叫花子”兵，他妄自尊大，藐视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他的一方面军编入左路军的战友们受到歧视。有一天，四方面军通知医院的人员去参加在野外的大会，在大会上四方面军一位高级干部作报告，说：“毛、周、张（张闻天）率一方面军北上逃跑投敌。”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参会的人听了大吃一惊，后来回来私下议论，十分怀疑，同时也为红军的分裂担忧痛心。

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他自称中央军委主席，擅自率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他命令总部直属队、中央红军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大部返回夹金山川康地区躲藏起来，企图使毛主席率领的北上抗日的部队成为孤军，被国民党军阀围歼。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父亲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不满，他们颇为忧虑。同时更加怀念毛主席。

1935年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到松岗后总卫生部与四方面军的卫生部合编，此时对红四方面军卫生机关进行了整编。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合并，部长仍是贺诚，下设医政局、保健局等机构，原四方面军的分院均改为后方医院，并成立了一个后方医院办事处，军师医院改称卫生部，团医务所改称卫生队，经过整编，使一、四两个方面军卫生机构达到了统一。尽管受到排斥，父亲仍任保健局局长，总卫生部还恢复办卫生学校，父亲任校长，同时兼任前方办事处主任，随总部行动，负责红军卫生学校工作和前线卫生工作。

【长征中的红军卫生学校】

红军卫生学校是贺诚部长和父亲于1931年底在中央苏区创建的，父亲一直担负着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长征开始时，红军卫校随总卫生部行动。

长征前夕，总卫生部对卫生学校进行了整编，把即将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军团医院，壮大医疗队伍，充实火线救治力量。学校仅留有第6、第7、第8（预科班）三期军医班约200多名学员，父亲时任医政局局长兼任校长。学校改编为卫生教导大队，编入中央纵队，实行军事化管理。

长征之初，学员们除了自己的衣物等日常用品外，还得背负枪支、弹药、干粮、讲义、教具等四五十斤重的物品，还要雇请民工挑运笨重教学设备，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上级要求轻装行军，父亲决定学校将部分物品包括教材、讲义和教学用具掩埋或烧掉。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部队往往夜里行军，白天休息，学校就利用下午时间在庙宇或祠堂坚持上课，老师讲两节课，学员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讨论。遇上战斗就中断上课，一有机会又立即展开教学。就这样走走停停，坚持教学。过湘江前后，战事日益频繁，教学工作极为困难，卫生教导大队就此解散，并再一次轻装，把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和医疗设备等抛弃。抵达贵州黎平时部队进行整编，学校把学员分配到部队参与伤员急救、卫生宣传、调查水源、了解疾病等工作。学校教员则到干部休养连负责医疗工作。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卫生学校借部队休整之际，致电前方各军团召回学员，准备在遵义城内省立3中学复课，不出几日，先后到了二百余人，主要进行卫生勤务和伤病急救知识教育。因战事又起，不到一周，学校被迫停课，被召回的教员和学员重新回到所属部队继续长征。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35年8月3日在松潘的毛儿盖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红军卫生学校亦分为两部分跟随部队行进，王斌、李治带领第6、7期学员随右路军北进。第8期学员由贺诚部长和父亲带领跟随左路军通过大草地北上向阿坝出发。行至阿坝时张国焘坚持其错误主张，公开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擅自带领部队南下返回草地，向天全、芦山方向退却至松岗地区.张国焘强令部队南下，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总卫生部和九军团也被迫南下。总卫生部一直跟随朱总司令的红军总部行动，兼任卫生学校校长的父亲亦带领着卫生学校随总部南下。

父亲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与朱总司令同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党小组长是罗舜初同志。

部队在松岗休整驻扎了个把月，离开松岗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再次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这是第二次过夹金山，山上的死人还没有化。在海拔4000多米、寒冷刺骨的雪山上，艰难的爬越雪山，每前进一步都身临险境，喘气、活着都很困难。

然而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逆境中，红军卫生学校的学员却凭着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没有中断学习。万里关山，处处是红医战士们学习的园地。每个学员们仍坚持把要学习复习的内容，包括那些难记的用拉丁文标识的药名，挂在自己的背包后面，为的是便于行进中后面的人能看着前面的人的背包上的内容学习，就这样以皑皑白雪为练习本，以手、身边的物品为笔，在海拔4000多米寒冷刺骨的雪山上留下一行行的拉丁文。是怎样一种意志支撑他们如此学习？这份刻苦与坚持的背后是红医战士对生命的尊重，是永不放弃的精神。如今的夹金山已经很少出现积雪。但当年红军医务工作者在雪山上写下的拉丁文却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融化”，如果历史的那一刻能够凝固，就会让人看到，红军经过的雪山上，除了千军万马留下的的脚印外，还有这一行行的拉丁文。

但因敌人大军堵截，百丈关战役受挫，损失惨重，红四方面军被迫再次北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跟着又翻过夹金山。这是第三次过夹金山。这次过夹金山也较前两次适应些了，走了两天，又过党岭山，由于大雪封山，他们在山上找路，强烈的雪光反射，很多同志患了雪盲。第二天到了道孚，休息一天然后到了炉霍。

在炉霍住了四、五个月，自然环境如此艰苦，张国焘仍在继续搞他的分裂活动。

尽管党内斗争激烈，但为了革命的需要，部队到达炉霍和道孚地区后，红军卫生学校利用休整时间，在贺诚部长领导下，父亲作为学校校长在艰难的条件下带领卫生学校师生开展学校的恢复重建工作，学校召回第8期学员约30余人，另从四方面军招收了一批卫生干部和女青年，与第8期学员合并，学员共有五、六十名，在松岗喇嘛寺重新复课。这段时间周越华任政治处主任，孙仪之任教务主任，教员有孙仪之（兼）、江一真、许德、周泽藻、谭锦荣等。父亲和贺诚、苏井观等卫生部领导也承担部分教学工作。同学们的学习情绪是很高的。每当夜幕降临，经常看到师生们围坐一堆堆篝火旁，进行着认真而热烈的讨论。鲜红的火光，把茫茫草原照得通红通红。

据时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在炉霍 期间父亲还为他做了痔疮手术。

教学除进行基础理论课教育外，卫校还特别着重进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治教育，教员言传身教，学员互教互学，他们以乐观主义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错误路线。

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严重时刻，大家坚信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派人来把部队带上正确的轨道。

复课后条件十分艰苦，缺少中央苏区时期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学校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像样的教室、教具，讲义十分匮乏。学员睡草窝住牛棚，把牛圈打扫干净当教室，把门板涂上烟灰作黑板，用石灰作粉笔。他们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抓紧学习，学习内容包括药名、拉丁文名、某一疾病的主要症状、诊断病的主要依据和主要治疗方法。

每到宿营地休息时学员就围坐在地上，将背包当课桌，在背包上做笔记。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药名、拉丁文，认生字等。据教员许德回忆：开展教学最难的是印讲义，当时既没有油墨，又没有蜡纸。但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红军学员，用桐油拌锅烟代替“油墨”，没有蜡纸就用毛边纸涂米汤凉干制成，没有纸张就用搜集来的旧纸代替。

此时第8期学员进入到临床学习阶段。师生们始终坚持边战斗、边学习。在战斗中，他们英勇果断，救死扶伤。当遇到敌机轰炸时，学员们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战友。他们把战友当作自己的兄弟亲人，不让战友兄弟再流第二次血，表现了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卫生学校师生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经受了新的锻炼和考验。他们除了行军外，还要担负医疗救护工作。他们既是学员，又是医生还是护士；既做担架员，又做宣传员，还做炊事员。他们发扬红军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许多同志宁可自己用野菜充饥，把仅有的一口粮食留给伤病员；宁可自己受冻，把仅有的一张羊皮盖在伤病员身上，没有药就自己动手寻找中草药，千方百计地抢救阶级兄弟，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战斗间隙他们一直坚持学习，遇到战斗就暂时停课，学校的课上上停停，停停上上。

1937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左路军的卫生学校也于10月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瓦窑堡的卫生学校胜利会师。这时由于张国焘的打击迫害父亲已经离开了红军卫生学校，但是卫生学校在长征路上坚持办学过程中所凝炼的“坚定信念、勇往向前、不怕牺牲、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顾全大局、服从指挥”的精神，是父辈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瑰宝。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和完成长征】

张国焘一向有个人野心，想自立为王，在四方面军内一贯奉行极端的恶劣的军阀主义旧作风。他历来不重视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对反对他的红军干部实行残酷迫害，肆意关押和枪杀。

1936年4月左路军行至西康，在道孚、甘孜一带停留。当时父亲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前方办事处主任，统管红四方面军前方医院（有材料说是后方医院）、兵站等部门的后勤工作。

在道孚、甘孜进行部队作风纪律整顿时，父亲发现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其中有四方面军总医院政委（原张国焘的警卫员），此人实行军阀主义，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强奸妇女。

父亲是一个政治原则性强，有组织才能，工作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干部。对于这种破坏群众纪律等严重违法乱纪的问题，父亲报请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李卓然副主任批准，撤消了该政治委员的职务。该政委跑到张国焘处哭诉。此事触怒了张国焘。他得知是父亲撤销了他亲信的职，立即派政治保卫局执法队将父亲抓起来，开始押在政治保卫局，送到军法处关押（处长刘型）。罪名一是父亲坐过国民党的牢，有变节嫌疑。罪名二是搞小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改组派”。当时许多不满张国焘的人都以此种罪名被捕甚至被杀。父亲考虑到后果严重，虽已做好死于非命的准备，但也要为自救做最后的努力，便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瑞龙同志。1928年父亲与刘瑞龙是在南京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监狱的同牢难友。在信中父亲向他申述了自己的不白之冤，写道“没想到当年在白色恐怖下没死在国民党牢里，这次要死于张国焘之手，死在共产党牢里，实在不白已极…”

在父亲几乎遭无辜杀害之时，刘瑞龙（刘延东父）出面证明父亲在坐牢期间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后经组织营救出狱。通过刘的活动，张国焘才同意把父亲放出来。李卓然（时任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亲自到禁闭室告诉父亲：“你的问题已解决”。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国焘召开了有徐向前、陈昌浩、曾传六、李卓然参加的前委会，对父亲进行斗争，以 “轻视工农”为罪名，决定给予行政撤销前方办事处主任及党内外一切职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通报全党、全军以教育全党，此后即送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教员，名为当教员实际是罚做苦工、受监视。从此父亲离开了红军卫生工作领导岗位。忍辱负重继续长征。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也是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产物。此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适应抗日救国这一重大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在毛儿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随右路军行动。

1935年9月8日，党中央获悉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一起北上，迅速脱离险境。然而在红大学习的300多名红四方面军学员，在时任红大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的鼓动下，脱离红大南下。以后编成一个红大干部队，随同红四方面军部队行动。10月9日以原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干部队为基础，在卓木碉又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远征前来在甘孜与四方面军汇合，劝说张国焘保持团结，一致行动。

会师后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这时部队出了草地，到达上下包座。

8月5日红二、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又行军通过腊子口。腊子口两边是大山，中间有一条河，敌人卢大昌部防守在右侧大山上，白天不能通过，部队是黑夜通过的。敌人还常常打冷枪，从大山上往下推石头，这确是个险要的山口。红军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过了腊子口，于8月9日进入到了甘肃境内哈达铺，北上经过岷县、会宁到了打拉池，在打拉池住了四、五天等候过河。张国焘又拉部队往西走，要准备过黄河到河西。说去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此时在红大高级班当学习辅导员的父亲和黄志勇、冼恒汉没有跟部队往西走，而是原地等待总部。在这时，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打来，两道渡河浮桥被打断，部队无法继续通过；另一方面，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张浩同志来劝说张国焘不要过河，到陕北来与中央汇合。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态度虽未改变，但不得不改变方向。到宁夏同心城后，在同心城住了两、三天，这时张国焘也不神气了，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周恩来、张浩同志动员部队打退胡宗南的进攻。然后，向西经旺堡到陕北吴起镇。从而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9月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队又折返北进，父亲和黄志勇、冼恒汉三人随总部向东开进，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

历尽无数艰辛，父亲虽然政治上饱受屈辱，肉体上尝尽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磨难，但他忍辱负重，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终于随大部队冲破了重重封锁，战胜千难万险，坚持走下来，最终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张国焘的打击迫害，父亲离开了红军卫生工作领导岗位，然而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之付出心血和青春的红军卫生工作和在江西中央苏区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锤百炼，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发展成长。红军卫生学校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有着如此经历的医学学校。

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引下，红军卫生学校在漫长的革命烈火中，逐渐历炼出一整套的办学方针、方法，革命校风和光荣传统，培养出成千上万的红色卫生干部，他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红军精神万岁！    

1936年父亲在红大。

父亲作为红军早期卫生工作领导人之一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为人民所铭记。

冯彩章曾担任贺诚的秘书，1981年他在整理编撰贺诚回忆红军卫生工作史料期间给父亲写来一信，信中说：“陈老：近况好！为念。贺老正在回忆红军时期卫生工作情况，他多次谈到您时很兴奋，还说我俩都健在很幸运。贺老对您评价很高。说志方同志少年英俊，举止端正作风老练，在红军征程中出了大力，是我的好助手，很怀念他……还特意提出写几段与志方并肩战斗情景，从行军打仗到办教育，制定章程法规等等。为能满足贺部长愿望，想先看看陈老传略，如需具体情节补充，再来访面叙。”

图：冯彩章1981年元月9日给陈志方的信

《红医将领》里收录了父亲的名字和事迹。

1985年八.一建军节，父亲为张汝光等人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工作史略》作序。

1981年3月10日，为祝贺《健康报》创刊50周年父亲作为该报早期领导人发表署名文章《继承传统、发扬传统》

父亲保存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红军长征线路视频源自网络，在此引用以了解两万五千里的征程途经的地方。

纪念父亲115周年的美篇（上篇～红医将领篇）终完成了！由于本人近日刚从外地归来后生病卧床，又正逢父亲115周年冥诞，仅用一天半时间从本人编撰的《从红医将领到资深外交家》一书中摘取部分内容完成此美篇，时间仓促，估计错误不少，敬请批评指正！

本文篇幅有些长，但全文旨在弘扬革命前辈、共产党人、红军将士百折不挠的钢铁精神！希望能静下心来慢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