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芜湖无为市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鱼龙灯”和“剔墨纱灯”，从历史成因上说同源，从文化属性上说同类。 灯皆从烛来，到西汉始有灯，出土的长信宫灯，便是实物。 先人从火可“驱兽避寒、照亮黑夜”得到启发，赋予烛、灯以“袪邪禳灾、祭祀神灵”的文化属性。到了东汉，灯烛与宗教和艺术相结合，便有了花灯。汉明帝下旨：各地于元宵夜燃放花灯以敬佛。唐宋以降，花灯渐成民俗。 花灯与傩仪、舞蹈相结合，便有了舞龙灯、花鼓灯。<div><br></div><div>花灯与造型绘画艺术相结合，便有了彩灯、宫灯。</div> 花灯与普罗大众的生产和生活相联系，便有了鱼龙灯、草龙灯、渔灯。<div><br></div><div>花灯与贵族和文人的审美相联系，便有了宫灯。</div> 宫灯制作者多为能工巧匠和丹青妙手，其精美制作悬于华庭之上，殿堂之间，载于方志，成了阳春白雪。鱼灯出自村夫之手，带着社会底层人民的审美，但志书不载，流于民间，成了下里巴人。 毫无疑问，剔墨纱灯最初也是用于“元夕放灯”之用的。两宋年间，“放灯”文化大盛，开封、临安皆设有大型“灯会”，伴有“灯市”。各州县无不仿效。无为州（军）为宋时重镇，文化彰明、人才荟萃，制灯艺术开出了两朵奇葩：走向民间的鱼龙灯和走向宫廷的剔墨纱灯。 鱼灯和纱灯孰先孰后？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有人言之凿凿，某诞于某年某月，说得越详细越不可信。但大体上是不会早于西汉的。 吾乡鱼龙灯，与流行全国的地龙灯、草龙灯、板凳龙灯、火龙灯等是一脉相承、一样的性质。应为外埠流传至本地，再行本土演化，非为本地原创。民俗遗产，大抵如此。 《乾隆无为州志》：“州中元夕放灯由来已久，灯前必设大牌，绘一兽形，虎面麟足，雄势狰狞，振以金鼓，俗名虎头牌，实乃龙种，可避水怪。相传米公知军时遗制，盖以濡须泽国也。近争易以人物龙凤花卉，失其旨矣。事不师古，而乐于纷更，一灯牌且然，亦可慨夫。”<br><br> 这里说的不是灯本身，而是说在放灯的场所放置的一块大牌子，类似今之广告宣传牌。牌子上过去画的是可“避水怪”的兽形神龙，后来（乾隆时）画风大变，改画人物、龙凤和花卉，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志书作者感叹人心不古。这段文字并没有描述灯上的图案。 地方志称剔墨纱灯乃“蔡静创制”，实际上是指清雍正年间无为人蔡静作为画坛佼佼者，创新了一种新画法而已。 蔡静的父亲蔡浤（音宏），是无为州当时有名的大画家，他还与苏州有点牵涉。《嘉庆无为州志》卷二十一：“蔡浤，字秋浦，工染翰，游姑苏。韩学士菼（音坦）赠诗云：‘君家濡须我苏城，衣带长江一水盈。我却利名君作画，买山生遇卖山生’。卒年八十，诸子皆世其业。六子静，字安吉，号竹田，丹青称工，写真得生趣，尤善墨竹。性豪迈，诗酒自娱 。士大夫多折节事之。濡须以剔墨纱灯驰名，即静所创。年七十二卒”。 这里提到的“韩学士菼”，姓韩名菼，字元少，长洲（今苏州）人，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与朱彝尊、方苞交好。韩菼正直敢言，不为利害祸福所动，康熙二十六年（1687）托病辞归回苏闲居。正是此期间，在苏州学画卖画的蔡浤，拜会了韩菼，以画相赠，韩作诗回赠。这样说来，蔡氏父子应该是吴门画派的传人。后来蔡静“创制”纱灯上的“剔墨画法”，使纱灯走进了宫廷。 这是我收藏的文革前的剔墨纱灯画。文革结束后，县剧团从仓库里找到“破四旧”时收集的几只纱灯做道具，这是从其中损坏无法修复的纱灯框上揭下来的。大约画于1962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