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源文的美篇

张源文

题意：我的论文

关于“韵、法、气”之管见

一一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楷书

张源文

　　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唐朝的鼎盛期和清代的复兴期，是楷书艺术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对这三个时期的楷书进行分析、评价和比较，将有助于加深和概括地把握楷书的艺态及其流变，并对创造楷书的未来不无积极意义。

一

魏晋南北朝（除西晋外）的大部分时期，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之中，朝代更替频繁。令人惊奇的是，初生的楷书此时非但没有因社会的动荡停滞不前，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内因，是汉字及其书写艺术，有着不受制于外界的自身发展规律。在秦汉四百多年中，汉字先后经历了篆、隶两大书体的演变，并在正体之外出现了草书，这就为楷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外因，是乱世的灾难和血污，动摇了一切固有的权威，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西汉经学对人的统治崩溃了，人的知我意识觉醒了。出于对现实的厌恶，人们变外向的努力进取为内向的自我完善，以心灵之善，艺术之美来抵制或超脱现实社会之丑恶。在这种执着的追求中，书法艺术空前的昌盛了。此外，书写工具的改进，崇尚书法的风气和以书法取仕等也无不有利于楷书的繁荣。

楷书在这个时期，努力地摆脱了隶书的羁绊，取得了长足的地步，但又不可避免的留有较多的隶书痕迹，从而表现出兼具隶书简朴厚重与楷书轻便灵动之美。钟、王两位大师，更以其超前意识和杰出的才能，为楷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树立了美的典范。尤其是号为“新体”的二王作品，充分表现出一种平和自然，清丽婉约和含蓄典雅之美。这种美的境界产生，是与那个时代特点分不开的。笔者认为，钟、王之所以能获“绝顶”之誉，并非全在于字好，而是包含着其它原因，如中国人喜好怀古和崇拜权威，他们被许多相传的美妙佳话给理想化了，加上许多帝王和书法权威对他们的推崇和赞美，更为他们涂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他们的传世之作无一原作，均系后人摹刻之物，这就存在着作品面貌被美化的可能。

南朝禁碑，故碑版很少。北朝仍沿袭东汉以来树碑立传的风气，所以碑刻丰富无比。而出现在公元500年前后的大量北魏，与当时的民族大融合和佛教造像的盛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其它艺术一样，楷书也在汉族传统的特点中揉进了少数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元素，彪悍朴实的秉性，呈现出粗犷雄强，拙朴浑厚，富有自然天趣的特有的“韵”味十足的风格。因魏碑楷书尚在未被最终定型的过渡阶段，故点画结体较自由，变化大，多姿多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毫不逊色于汉唐碑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魏碑反映很冷淡，究其原因，首先是受到了排外的“正统”思想的束缚，认为只有钟、王和智永及虞世南这一路才是书法的正统，而对异族书法或有异族特点的书法不屑一顾。其次是魏碑出锋露角，胫骨开张，带有放荡不羁的山野气息，为崇尚冲淡、含蓄、和谐、典雅的传统审美心理所不容。

二

唐代是历史上最重视书学的王朝，产生了众多的书家和精美绝伦的名作，楷书是集前代大成并形成尚“法”的格局和特色，无论是追摹王羲之清丽婉约的书风初唐楷书，还是落脚于务实尚俗的中、晚期唐楷，也无论是温文尔雅、外柔内刚的虞体，还是险劲峭拔，平中寓奇的欧体，或流丽飞动，纤劲秀美的褚体，再就是雄强深厚，凝重端庄的颜体，以及方折俊丽，瘦硬骨胜的柳体等等，无不在点画结构，用笔态势上，不外乎都突出了一个“法”字。“法”的形成，是楷书高度成熟的主要标志，也是提高民众书写水平的一必要条件。与唐诗在苛刻的格律中成熟和繁荣一样，唐代的书家们寓意精湛的技术，鲜明的个性于森严的法度之中，创造出多种不同风格的典范之作，垒作一座楷书的高峰。

唐代的楷书之所以能完成由“过渡型”向“成熟型”的飞跃，而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唐朝乃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立碑刻石，纪功纪事风气的再度兴起，给书法艺术注入了勃勃生机。在印刷书尚未盛行，大量的文件和书籍都是靠手工抄写，楷书的运用更为频繁和广泛。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又经历了隋代的总结，唐太宗李世民爱好并身体力行地学习书法，而且将“楷书遒美”作为选官吏的标准之一，极大的剌激了读书人学习书法的热情。太宗以下的高宗、玄宗、肃宗以至窦后、武后等，也都爱好书法，这些因素都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自宋代起，有人对唐代楷书持批评态度，如高羹在《续书谱》中说“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画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 清代的康有为的言辞则更为偏激，谓唐人书法“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淳；而颜、柳过奏，斯来尽矣！” 又说“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 笔者认为，唐楷确有“应规入矩”的表征，但这不见得是缺点。唐代书家的楷书在展露才情和表现自我的同时，更肩负着完善楷书，为其立“法”，使之规范化的历史重任，其功不可抹。张旭是超绝的狂草圣手，不见得就没有“飘逸之气”吧？但是其楷书《郎官石记》写的非常工整，这是因为楷书不同于草书，是实用性极强的正统文字，在尚未有印刷字为参照的唐代，统领书坛的领袖如欧、虞、褚、张、颜、柳等还得“应规入矩”，以便使人们在书写楷书时有“法”可依，这种“应规入矩”是无可非议的，也是时代的需要。

任何一种字体，都必须经历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直至完全成熟的发展过程。魏晋的楷书在比较成熟的阶段，它向完全成熟的唐楷发展，这是楷书发展的必然规律。所谓“书法”，即书写的法则，楷书的书写从无“法”、少“法”到有“法”和多“法”，这不仅是字体，也是一个艺术的进步。倘若唐代的楷书还一直是魏晋南北朝的面貌，那岂不是楷书之悲，书法之哀！

　　艺术之“法”和法律之“法”是两码事，唐楷之“法”，非凝固死板之物，否则何以变幻出欧、虞、褚、薛、颜、柳各种不同的风格呢？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肥瘦，在唐代书家的笔下，非但没有“一之”，相反很有生动美的表现。只是变化不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显眼罢了，怎么可以说是“几若算子”呢！说“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 那么欧、虞、褚、薛、颜、柳他们不都成了名重书史的大家了吗？何浅薄之有！将楷书归罪于唐楷，是极不公正的。

楷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不景气，并非学唐楷之过，究其原因，主要是楷书未被最终定型，字体内部缺乏变革创新的因素。随着印刷术的流行，大大减少了手书正楷的需要，整齐划一的印刷体字触目皆是，势必对人们的审美观造成不良影响，对墓碑的重视已不如先前。即是官僚地主的墓碑也不再书刻死者的传记，只有其姓名，生殁年月日时，寥寥数十字，也不必请名家书写了。由于楷书最为工整，不宜发挥，文人学士便将兴趣转移到更为适于抒情达意的行草书上，凡此种种，决定了楷书自宋代起就步入了衰途的命运。因此，我们不能持偏见于唐楷，盲目的舍弃“法”，而应更好的吸取它的长处。

一种书体艺术之高低，与这种字体的成熟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基本成正比。在某种情况下，书法往往会超前于字体，短处也会转为长处。魏晋时期的楷书尚未定型，因而它所流露的“真态”，实际上是一种带有隶楷原始意味的形态。作为字体，它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并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它的书写艺术。作为艺术，正因其字体不及唐楷成熟，所以具有书写比较自由，便于发挥，富有自然天趣的优点。因受当时社会的影响，楷书在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艺术的飞跃，产生出名重书史的“晋韵”。“韵”和“法”是不同时期的艺术结晶，它们有着不同趣味的美，将它们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是故，晋有晋韵，唐有唐法，只是晋无唐法，唐无晋韵罢了。我们不必在“韵”和“法”中作出非此及彼的选择，而应将它们纳入互补的宏观视野中，吸取它们各自特有的艺术价值，为我所用。

四

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曾涌现出无数率真自然，浑朴天成的风格。而在唐朝的鼎盛期，产生了众多细凿精雕，优美劲健的杰作。后代的书家要突破这极尽变化，各臻妙境，令人叹为观止的两座楷书高峰，自然是极其困难的。在楷书荒寂的近千年中，个别书家虽然有所成就，因光彩有限，也若流星飞逝，谁都无回天之力。直至清代，楷书才遇到新的契机，焕发出新的生命，书家们以复古为途径，吸取金石书法的丰富营养，在塑造个性和表现自我中，开拓出一块不小的新天地。有趣的是，清代的书坛呈现了“二律背反”的态势，既有死板沉闷和千人一面的“馆阁体”，又有我行我素，张扬个性的“怪体”（如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和金农的“漆书”），其反差之大，对立性之强，可以说是清代楷书的总特点。

　　声名狼藉的“馆阁体”出现于清朝，并非偶然，它是明代“台阁体”的恶性循环的结果，也是遭铺天盖地印刷字不断污染后落下的怪胎，更是被科举仕政功利扭曲了的畸形产物。它和《八股文》一样，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其笔画结构却特别端正，已经规格化，很便于镌刻和辨认，很适合用作印刷字体。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印刷体正楷字，就是一种新型的“馆阁体。” 当然，我们不能因“馆阁体”一度将书法引入程式化歧途，去抹杀它提高了楷书实用价值的贡献。

清代书法的繁荣，与碑学的兴起也是分不开的。关于碑派书法复兴的原因，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清朝统治者所施行的“文字狱”。其实，如果没有对长期以来“唯赵、董是尊”的不满，没有对宋以后帖学派的逆反，没有对毫无艺术个性之“馆阁体”的厌恶，若不是金石文字本身具有古朴苍健，天真烂漫的动人魅力和再塑性强，从而更适合借以抒发作者情感的优点。那么出土的金石文字再多，也只能被作文史考据的资料，也至少不会迅速的对书法产生如此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清代有不少书家以擅长魏碑书法而闻名于世，但他们的魏碑体书法，已不再是一千多年前的北魏书法简要再现，而是熔唐魏于一炉的综合体，既富唐楷之工稳，又具魏碑之奇趣，且以羊毫出于宣纸，饶有金石之气。

　　除碑学兴盛原因外，不少书家还精通小学，兼擅诸体，旁及它艺，有较广泛的艺术素养，故往往能受益于字外，讲究笔墨的大写意国画和讲究章法的篆刻艺术的巨大成就，对书法也产生了有益影响。在艺术趋于商品化的清代，使许多书家们更注重表现自己，作品的面貌更多，个性更突出了。特别是宣纸和羊毫的性能，很符合碑派书法追求金石气的需要。书写工具的改变，往往有益于形成新的书风，这一切都拓宽了人们的艺术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丰富了人们的创作手法，彰显了笔墨和章法上的鲜明个性。它虽未能超越晋韵和唐法，却别有一番金石之“气”的建树，其成就不可低估，对当今楷书的创新也不无启迪意义。



五

总之，楷书在魏晋南北朝，唐朝和清朝这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中，形成了“韵”、“法”、“气”不相同的典型风格，它们的特性各有千秋，有着不可替代之美，值得人们深入地去开拓，广泛的吸收。只有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楷书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更新传统的审美模式，建立新型的价值观念，并通过最佳选择，优化处理，有机结合，以期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楷书形象。



作者简介：张源文，生于1956年6月，湖南辰溪县人，民革党员，县文化馆退休干部，知名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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