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是国民党特务，母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母女相聚，母亲被杀

和谐

文章来源：奥古说历史
美篇制作合成：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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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有一段特殊的岁月，即便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也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份，这也就使得很多家庭成员归属的党派不同，立场也不同，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一对母女立场不同的真实故事。

1949年，在经过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后，解放军战士们基本上将国民党主力部队给“打残”了。但是国民党军队从未承认过失败，而是率领剩余部队败逃台湾岛，持续地与大陆地区进行局部“热战”，而在硝烟背后，双方互派情报人员进行潜伏。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位接受上级指示潜伏到台湾的女情报人员-朱枫。

1905年，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小名谌（chén），出生时家庭富裕，父亲朱云水是当地渔业工会的会长，所以全家在当地小有威望，即使是处于乱世也能保证衣食无忧。

朱枫非常聪颖好学，加上家庭条件较好，所以自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医学，财会，编制，琴棋书画都甚是精通，加上她乐观开朗，乐于助人，善良淳朴，所以深受家乡人的喜爱。

但也因为自身过于优秀，引来不少来朱家提亲之人，这些人都奔着朱枫是个才女，家庭条件优越而来，这群人中不乏一些政坛人士和地主人家。

但朱枫的父母视朱枫为“掌上明珠”，并不急着把她嫁出去，想等女儿再长大点，由她自己做主婚姻，趁女儿年纪还小，就将她依次送至县立高级女子小学，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等读书。

朱枫生活在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参加“五四运动”，俨然是一个进步青年。

当她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之时，朱枫遇到了陈修良，这是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开始。陈修良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在学校自发地成立学生自治会，发表《救时刍议》，让朱枫大为赞赏。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sà）惨案，各地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有着陈修良在前领路，朱枫紧随其后，这也让朱枫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的反帝反封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到了22岁这年，朱枫奉父母之命远嫁东北一个叫陈傅良的人，实质是给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做了第二任夫人，也许是天意，陈傅良已经有了孩子，名叫陈莲芳，随后几年中朱枫为陈傅良育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叫朱明，另一个孩子取名朱晓枫。

无奈时局动荡，日寇悍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即“九一八事变”。陈傅良因山河破碎外加积劳成疾，病逝于沈阳，朱枫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孩子回到镇海老家。回来后的朱枫很快将生活的全部重心都转移到革命斗争上来。

但朱枫的心中难免有一些愧疚，因为自从前夫陈傅良因病去世后，朱枫便投身革命，无暇照顾她的继女陈莲芳，不得不将她托付给自己的妹妹朱贻云抚养。

朱枫因为学识渊博，所以开了一家私塾，希望能从思想上启蒙学生，让他们走上爱国救国的道路。朱枫的学生中有个名叫朱晓光的年轻人勤奋好学，虽然是名富家子弟，但与朱枫一样都非常痛恨黑暗的旧社会和欺压中国百姓的外国势力，对共产主义向往已久。

两人默契十足，经常上街散发抗日传单，参加一些抗日的宣传表演节目，将赚得的钱都捐给在东北前线作战的将士们。

1937年全年抗日战争爆发，朱枫和朱晓光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救亡运动，前者将家中收藏已久的古董玉石，文玩字画全都给卖掉，将所得的钱支援前线。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不顾世人眼光，结为了夫妇。

到了1937年年底，战事吃紧，全家都迁往武汉，朱枫在新知书店工作，但该书店因为战争原因，资金链断裂，影响后续的刊物出版，朱枫知晓此事后，将自身的首饰卖掉捐了所得的500元钱入股书店，开始成为隐蔽战线的情报人员。

说是入股书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朱枫对党的事业的无私奉献，她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出对党对人民的热爱。

而随着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中国军队虽然在武汉地区同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主力部队，但武汉还是沦陷了，中国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朱枫全家继续西迁至湘西地区，后来因任务原因，朱枫回到浙江，与各界抗日分子一道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在此期间，她将陈莲芳和朱晓枫送往台湾。（不曾想后来陈莲芳会成为国民党的特务。）

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国内物资供应严重不足，朱枫主动将自身的嫁妆和母亲留给自己的遗物全部当掉，购买了大量的印刷设备，特意从香港运送到内地。

朱枫就是这样的人，哪里有需要，她就奔赴哪里，当党组织要她前往日军占领的上海地区时，她毫无怨言，和丈夫作了简单告别后，就来到上海，边筹建“同丰商行”，边开书店，去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一些任务。

但没多久，就有敌人一路查到“同丰商行”，将包括朱枫在内的全部工作人员抓进日本宪兵队的牢房。

朱枫进入监狱后，她虽然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但并未屈服于日本人和汉奸的折磨，虽然有几次被打得昏迷过去，但始终守口如瓶，未向敌人透露一点机密，只是说自己是来上海做生意的，并非共产党员。

我党知道朱枫被捕后，想尽办法营救了她，而就在朱枫出狱后不久，大家发现她又消失了，众人心生疑惑：“难道她又被敌人抓住了吗？”

想到这里，众人都心惊胆战，赶紧分头行动，势必要找到她，后来才知道朱枫当天夜里想到自己的存款和支票都还在自己的书店里。

但书店已经被日本人给查封了，门口站着巡逻的士兵，她冒着被敌人再次抓捕的风险偷偷从书店的排气扇爬进去，进到书店，她都不敢点蜡烛，在黑乎乎的房子中摸黑寻找，碰的一身的伤，才凭手感知道存款 ，支票等物品，再原路返回爬出来。

当我党同志问她为何不在意个人安危拿回这身外之物干嘛，她却说了一句让当场人员都自叹不如的话：“我拿回这笔钱后，便可以将更多的同志转移到安全地方了。”

1945年朱枫因为自身杰出表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情报部门工作，负责一家商贸公司的财务工作，以便掌管地下党情报部门的日常支出。

朱枫在隐秘战线一直默默地付出，与朱晓光一年都见不到几面，所以两人的家书一封接着一封，道尽夫妻分离后无尽的思念。

1948年，朱枫又奉命前往香港的合众公司从事情报工作，这让两人的距离变得愈加遥远。

在上海解放后，朱晓光在此任新华书店的领导，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四处奔波，只需做些轻松简单的工作。党组织也了解到夫妻俩常年分居，而朱晓光因为工作多年积劳成疾，身患肺结核，时常需要卧床休息，所以特意将朱枫从香港调回上海一段时间，以便照顾他的起居。

朱枫获得调动消息后喜出望外，不分昼夜地与情报组成员交接工作，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她即将踏上返程之时，组织下达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指示，打乱了计划好的行程，也自此改变了他们夫妻俩的人生轨迹。

原来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几场海战中进展得不顺利，尤其是需要拿下宝岛台湾，急切需要和台湾的地下情报组织及时沟通联系，以便了解实时的军事动态。

但是不巧的是，在台湾的我党联络员被叛徒出卖，整个地下情报组织成员都面临覆灭的风险，及时联系上台湾的地下党相关人员将情报送回大陆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让解放军战士们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时刻出发，这时没有重要的情报信息，就要功亏一篑。

一封从海峡对岸寄过来的家书送达朱枫手中，原来是她的继女陈莲芳邀请她去台湾相聚，但她心中感慨万千，毕竟自己曾经在陈莲芳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投身到革命中，而将其交给妹妹朱贻云抚养。

但是朱贻云夫妇如今都是国民党的高级领导，陈莲芳在耳濡目染之下，嫁给了国民党的官员，这也意味着，朱枫母女二人为了各自的理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如今，国民党败退台湾，朱贻云夫妇和陈莲芳夫妇都一起奔逃台湾了，而朱枫一直以来都是以商人身份示众，所以陈莲芳在到达台湾后，认为朱枫仍然只是个在大陆到处做生意的商人，所以写下这封家书希望朱枫也能来到台湾团聚，好好孝顺她，并附赠一张“登岛券”，希望能够让母亲一路绿灯通行。

此时，负责处理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同志向朱枫下达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任务，即前往台湾执行任务。

朱枫心中知晓组织之所以选她来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无非是因为她有几位亲人在对岸，让她以投奔家人的名义合情合理，能够掩人耳目，况且自己在情报部门工作多年，机智果敢，对党无比忠诚，党中央最放心让她来完成这份光荣的使命。

在国家和小家面前，朱枫毅然选择前者，舍弃私利，只是对丈夫和家人多了一份亏欠，但如果执行任务顺利，安然回到大陆就可以为国家为人民谋划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她刚和丈夫说不久就能相聚于上海，如今上级就下达了这个特殊任务，她无法和丈夫解释其中缘由，只能写一份带有暗号的家书寄给丈夫来解释她的出尔反尔：

“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送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相聚……”

她故意倒置性别，说自己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外出一趟，不写明时间地点和具体使命，就担心信件被敌特分子截去，但信件充斥着自己对家人的无尽思念和对下次团聚的无比渴望，让人读完不禁感叹国家和家庭不可兼得！

1949年11月25日，朱枫带上女儿寄给自己的“登岛券”坐上了一艘从香港驶往台湾的名叫“风信子”号的海轮，朱枫在甲板上思索着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她望着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海轮，心里自然明白：“此去无比凶险，身边无组员帮衬，万万不可失误，否则就要一去不回，成为绝唱了，但又一想，既然是为国奉献，又何惧牺牲呢？”

说长不长，说远不远的距离，从一座海岸到另一座海岸，像置换了时空一样。

抵达台湾的港口后，岸边的人群黑压压一片，全是来取货的商人或是等待亲属的。

在下船通过警务人员盘查时，她被搜身，打开行李好几次，因为香港作为大陆地区通往台湾唯一通道，国民党会严加盘查，好在自己有子女在台湾的特殊身份获得这个“登岛证”，才能顺利过关。

朱枫虽然与妹妹一家和女儿一家许久未见，但还是一眼就从他们的身形中判断出来，这就是思念已久的亲人。

朱枫下船了，这一刻她是开心的，是母女重逢，是姐妹团圆，在去往住处时，他们难掩内心的喜悦，因为他们的情感没有半分作假，毕竟亲情血浓于水，在这个多秋之事的国度，能再次平安相见是极其不易的，他们聊着这些年各自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当然不包括各自真实身份的事。

这也是让朱枫感到非常压抑的一件事，她此次前来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有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自己作为地下工作者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需要守住一切不可说的秘密，她要接着隐瞒下去。

她来到女儿家的第一晚，和女儿彻夜长谈，想知道当年自己将女儿交给朱贻云后，有没有对自己不满，这些年吃了多少苦，而她女儿也只是安慰着母亲，说自己没事，没受委屈，劳烦母亲一直担忧自己。

朱枫知道女儿陈莲芳现在是国民党无线电组一名特务，而远在大陆的朱晓枫却是一名解放军战士，真是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不同人生命运啊！

但朱枫在休息片刻后，便想开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命运，才避免了千篇一律的结局。路在自己脚下，无法改变别人的人生，那就改变自己的人生吧，她来到台湾，有多重身份，是陈莲芳母亲，是朱贻云姐姐，更是共产党的好同志。此次她有两个主要任务，即见一见中共的蔡孝乾和国民党的参谋次长吴石。

蔡孝乾，他的经历不平凡，是台湾本地人，在我党进步人士思想的熏陶下，成为一名党员，随后返回台湾宣传革命思想，在台湾组建共产党，因躲避日本人的抓捕，回到大陆进入中央苏区任教，还曾参加过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长征中，唯一一个台湾籍的共产党人。

朱枫按照原定计划与蔡孝乾会面，并将上级的一封密信交给他，而老蔡也将在台湾获得的绝密情报分享给朱枫，说后续还会有一系列中央材料要交给她，彼此取得了信任。

朱枫知道老蔡手里掌握着所有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的信息，也就开门见山地将上级要求的指示传达给老蔡。老蔡说：“现在岛内局势还不稳定，非常紧张，国民党政府犹如惊弓之鸟，疯狂搜捕地下情报工作者和他们认为有异样的人，本着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人的原则行事，如今要执行上级的指示恐怕会有不小的难度啊！”

朱枫来之前就有心理准备，知道现在事情正朝着不可控的态势发展，但听到老蔡这么一说，情况貌似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危险，同时她也对老蔡说凡事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保护好自己才能开展下一步行动。

两人担心国民党特务会盯上他们，所以不敢聊太久，就先后离开了会面地点。也幸好当时天降大雨，行人都急着找地方避雨，两人的交谈未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各自回到了住处。

与老蔡的成功接头表明她距离完成任务更近了一步，接下来她就要去见一见上级指示的“密使一号”了。

朱枫和这个神秘人约定的时间到了，朱枫也在好奇究竟是什么职位的人会和自己接头呢？是男还是女？是高官还是普通的士兵？

没一会，外面就敲起门来，朱枫仔细地听着，四短三长，这就是约定的暗号，她随即将门打开。但当打开门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脸色发青，心想是不是自己被敌人跟踪而暴露了身份，现在这个人就要来逮捕自己。
原来此人正是国民党参谋次长的陆军中将吴石，他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威望，自小就参加革命，留学日本，并在一系列战役中获得无数战功，朱枫心想此人果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吗，如果弄错了可就会酿成大错啊！

吴石见到她的神情，微微一笑，说道：“同志，我可以进去吗，这份绝密情报你还要吗？”

为何就连吴石都会成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呢？

原来他虽然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但是亲眼见到国民党内部腐败至极，作风涣散，只重视权钱交易，不顾黎民百姓，让他深感痛恶，对国民党政府的前途深感无望。

当知道共产党是一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军队后，在1948年就经友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自那时起就作为地下工作者为我党提供一些情报。

朱枫听到此话后，与吴石对了暗号，顺利接头，兴奋地与吴石交谈，并将上级给他的信交给他，原来这是从他家乡寄来的信，他的老领导和家里人知道他身处敌营，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让他接着工作，为人民而战。

看完信后，吴石激动万分，知道家人和领导一直在理解和支持他，让他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于是两人正式对接任务。

吴石转身走进书房，从墙面镜框后面的一个极小保险柜里拿出一个微缩胶卷，这里面竟然是一份绝密资料，包括各防区《敌我态势图》，《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等资料，这份情报如此详细周密，连每个部队的番号，人数，人员花名册都囊括在内，朱枫立即将此微缩胶卷通过香港转送到华东局情报部。

后来这封绝密情报送到了毛主席手上，他看完都觉得不可思议，直说一定要给朱枫和“密使一号”记个大功，只可惜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化太快，这份情报终究没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党组织在得到了足够的情报后，便立即下令朱枫尽快回到大陆，担忧有不测风云。但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地下情报部门的破坏愈加猖狂，在一次搜捕过程中，将蔡孝乾给抓进去了，在敌人不分昼夜地数日严刑拷打下，他就叛变了。

在他的“坦白”下，我党共有400多名地下工作者被抓捕，在这紧急关头下，吴石让朱枫先到阿里山酒店住下，他想办法将朱枫安全送走。

朱枫静下心来，立刻在女儿家中写好辞别信，就立刻前往酒店。她打听到台湾到香港的轮船和飞机全部停运，毫无回到大陆的机会的可能。

吴石想到一计，冒死开了个《特别通行证》，以探病为由将她送到舟山的机场，叛徒蔡孝乾发现朱枫已经先行离开，气得将吴石给供出来，蒋介石听到自己的爱将竟然背叛自己，气得快要晕厥，当场下令捉拿吴石。

而吴石被捕后，他的上司周至柔去他家搜查，发现了吴石给一众人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那些国民党特务立即兵分几处搜捕我党地下工作者，其中就有人来到舟山在此全力搜查朱枫的下落。

历经两个星期的搜查，最终因有人出卖她的行踪，导致她被捕，此处离她的家乡如此之近，但现在又是如此之远，是一道生死的分界线。

朱枫知道落在了国民党手中，已经是死路一条，只想一死了之，不受敌人侮辱，不让狄然套出自己的一句话。所以将身上的金属物品砸断，并全部吞下，想以此结束生命。但敌人发现到了她这个举动，使用军机将她从舟山运回到台湾，送进医院将她抢救了回来。

她被关进了监狱，经历了多轮严刑拷打，她紧紧地握着拳头，咬紧牙关什么也没说。这时敌人把她的妹妹一家人和女儿一家人全部叫到监狱，希望劝降她，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只是和他们说了几句生死诀别的话。当陈芳莲知道母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时，也只能说：“我劝不动我的母亲，她信仰的是共产主义。”

1950年6月，朱枫与吴石等人一起被押往台北的马场町，行刑前，她高呼：“新中国万岁！”敌人恼羞成怒，朝她开了七枪，终于壮烈牺牲，年仅45岁。没想到母女二人在多年未见，终于在台湾相聚之时，母亲却被杀了。

朱枫烈士，心中有着崇高的信仰，无论敌人对自己怎么威逼利诱，自己都始终守口如瓶，自己与家人相聚次数屈指可数，她仍然从未抱怨，有的只是一份对党的赤诚之心，她用生命捍卫了尊严和信仰，我们后辈人要学习她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毕竟她是只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的英雄。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美篇编辑：徐传胤、网名：和谐。北京京东工作站公益记者；黑龙江省绥化市作家协会会员，诗文散见百度等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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