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始末

铁甲骑兵

淮海战役始末

杜聿明

一、淮海战役前蒋军的幻想

1948年春，我向蒋介石贡献反人民作战计划的要旨是: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蒋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起攻势，寻求解放军的一部而击灭之，以挽回蒋军连年惨败之颓势。

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以徐州方面来说，决定仅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加强工事，独立固守，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均可以随时放弃，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又将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指挥各机动兵团与解放军作战。

至1948年9月底，蒋军在徐州附近的部队虽已整补完毕，济南守军却己被解放军全部围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己由1946年的120万人上升到280万至300万人；蒋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0万人左右(实际上空额甚多，老兵不到半数)。

可是这时的我还认为“要打开蒋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于是拟了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想集中徐州部队的主力乘解放军二野、三野东西分离之际，妄图击灭三野的一部分，以振奋蒋军士气。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情况判断

甲、双方兵力：

1.解放军方面:三野所属十六个纵队，二野所属七个纵队，加上华东、中原军区及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约60余万人。

2.蒋军方面:经过两年多的作战，总兵力已有极大的消耗，士气低落。在徐州、蚌埠一带，有三个绥靖区的五个军(李延年第九绥靖区之四十四军，冯治安第三绥靖区之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刘汝明第四绥靖区之五十五军、六十八军)，还有四个兵团的十二个半军(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三个半军:五军、七十军、七十四军、十二军之一师及米文和师；七兵团黄百韬之四个军：二十五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百军；十三兵团李弥部两个军:八军、九军;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四十ー军、四十七军、九十九军)，牵制二野之十二兵团黄维部有四个军(十军、十四军、十八军、八十五军)，及直属部队有七十ニ军余锦源，一○七军孙良诚，一一五军司元恺(由安阳空运徐州后编十三兵团)，以及交警总队、炮兵、工兵、通讯、辎重、战车等。以上共计24个军约70余万人左右(蚌埠、安舷、苏北第一绥靖区等部队及华中其他部队未列入)。

由以上双方兵力，可以看出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

但解放军手榴弹、迫击炮则与蒋军相等，局部使用上又极机动灵活，往往集中兵力火力消灭蒋军后即脱离战场，实行整补。如蒋军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在二野未东来以前，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破三野之一部，即可以振奋士气。

乙、双方态势

1.解放军:自1948年7月初，豫东攻势结束后，二野主力在豫西整补，三野主力在鲁中及鲁西南兖州、济宁以北地区整补，并于9月24日攻陷济南，此时尚无发动攻势的行动，在解放区并无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但据谍报称:在解放区内已有“消灭黄百韬，再打邱清泉”等口号标语。预料再过二十天或一月之后，解放军势将发动攻势。

2.蒋军:自1948年7月初，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吃掉后，蒋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商丘、新安镇、海州、台儿庄、枣庄、韩庄间地区，一部在郑州防守，华中之机动兵团集结于遂平、驻马店附近。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整补，虽然这时济南失陷，而徐州蒋军并未来得及参加战斗，仍然保有充沛的力量。在徐州附近并设有坚固据点工事，不怕解放军少数部队扰乱攻击。

综合以上情况判断，蒋军如主动攻击，有可能抓住解放军一部而消灭之。即或不能亦可收复若干城市，振奋舆论，激励士气。万一态势不利，亦可以主动进退，较之消极困守有利得多。

(二)方针、任务及指导要领

甲、方针

在二、三两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集结主力寻求三野之一部，一举击灭，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以华中蒋军之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二野，以徐州蒋军之主力向三野主动攻击。

乙、任务

1.华中蒋军，以主力多方牵制二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其作真面目的作战。

2.徐州蒋军应以一个绥靖区守备徐州既设工事;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蚌间护路，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另以一个绥靖区为总预备队。

3.徐州前进指挥部指挥四个兵团，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三野之一部而歼灭之，进而击破其主力，一举收复泰安、济南。置攻击重点于左侧方(约三个兵团)。

丙、指导要领

1.对华中方面:如二野绕道东进，应适时选择捷径，迎头痛击，将其阻止于平汉路以西地区；如二野已越平汉路东进，威胁徐州，则应日夜尾追之，协同徐州蒋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而击破之。

2.对徐州方面:如已在衮州、济宁、大汶口间捕捉三野之一部，应迅速包围歼灭，不可旷日持久，与之对峙，坐失良机。如对方避免决战，第一步应将之压迫于东平、大汶口以北及泗水以东地区，不再深入。第二步作战计划即实行“钓鱼”战法(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选择最适宜坚守的据点，留足粮弹，独立固守，主力骤然撤退，诱惑三野来攻受挫后，再由外线包围击破之)。如在蒋军攻击期间二野已东进威胁徐州，即以有力之一部依据韩、枣既设阵地及东平湖、南阳湖间的运河沿岸占领狙击阵地，阻止三野南下及西进，以主力回师协同华中蒋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击灭之。如二野企图通过微山湖向济宁、兖州增援，威胁蒋方攻击军侧背(判断此公算较大，但也可能向别的方向)，攻击军应依据东平湖、南阳湖间之运河沿岸阻击二野并迅速击破三野之一部，再回师击破二野。如二、三野汇合东西夹攻徐州，攻击军右翼兵团以内线作战转运于徐州，加强徐州防务，右翼各兵团即协同华中蒋军击破二野后，再集中主力击破三野。

3.蒋方攻击军各兵团及各军间接连部应特别注意加强兵力，以免解放军乘隙钻入。左右各兵团应特别注意远距离搜索警戒及侧背掩护。

我的这一计划拟定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及其参谋长李树正原则上同意对解放军采取主动攻击，但他们认为我使用的兵力过多，使总部控制部队太少，怕徐州出意外，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最后刘峙勉强同意，并决定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调出冯治安的三绥靖区部队参加攻击。计划决定后，刘峙即令十三兵团的一部强迫接替冯治安部徐州的防务，立即引起冯部的怀疑和不满。

这个计划经过我亲自携往南京国防部及与北平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东北的反人民作战)往返磋商，经一周以后(大约是10月7日)始决定，并得到华中白崇禧的同意；同时又在徐州召集兵团司令以上各将领会商后，准备10月15日开始行动。

15日清早，我正上车出发到前方指挥时，忽然蒋介石从南京来，要我不要执行这一计划，在飞机场等他一同到东北去。于是这个作战计划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打乱了蒋军的阴谋而未实施。

徐州蒋军此后21天(至11月6日)一直停止于原来状态未动。

二、所谓“徐蚌会战计划”

1948年10月下半月这一期间，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指挥东北蒋军作垂死的挣扎。这时，徐州附近蒋军已整补完毕，停止于柳河、商丘、徐州、海州、峄县、临城、贾汪及宿县间陇海路两侧地区。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即束手无策。

打乎?守乎?退乎?议论纷纷，毫无决策。而华中白崇禧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蒋军对三野的攻击(如前说未实施)向豫西发动一次“扫荡”，又完全扑空。

及10月30日，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己完蛋，沈阳甚混乱，危在旦タ，即慌忙飞返南京，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方针

蒋军以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击破解放军攻势，完成“戡乱建国”之目的，着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包括临淮关、怀远、凤台间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二）任务及行动

1.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

2.各部队行动:

(1)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

(2)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

(3)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

(4)柳河、商丘附近之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凤台间地区转进。

(5)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

3.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三）指导要领

1.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掩护主力安全撤退。如遇小部队袭击，应迅速击破，继续向目的地转进。

2.如遇解放军大部队来犯，则以一部牵制其主力，迅速向目的地转进。

3.徐州、贾汪守各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如遇攻击，应利用既设工事，努力抵抗，争取时间，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如蒋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

以上计划，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定后，于11月3日上午派其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见，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说:“如果吾弟同意这案，请即到蚌埠指挥……”蒋介石在用谁的时候，就是这样“客气”。我看了这一计划后，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即与许朗轩商榷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分路同时撤退，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各个击破的危险。许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说:“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匪决战的计划，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名，受国民党所谓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预计在葫芦岛蒋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蒋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许朗轩于11月3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我不了解，可以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案，据事后了解，蒋介石的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第二案，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解放军。研究结果，决定采纳第一案。

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也回忆不起来了。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

　　除11月3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欠九十九军)向涡阳、蒙城集结，令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镇集结外，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摆于陇海路沿线未动。听说顾祝同曾于11月4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以后冯的通电我未看到，刘的通电我看到过)。

到11月6日，发现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先令第一百军星夜开海州，增加海州、连云港防务；后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的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

据说，黄百韬6日晚接到命令后，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这样大的兵团(五个军加上各直属部队)如何能够在敌前安全撤退，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及时捕捉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同时将运河大桥截断。黄的部队边打边退，损失惨重。同时，解放军于8日争取得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迅速由枣庄、贾汪南下，楔入徐州以东至碾庄间的曹八集附近，将十三兵团之一部消灭，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惊魂未定，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至于该兵团之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

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況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況，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最后则是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也是決定蒋军命运原因之一。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蒋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蒋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

三、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1948年11月8日，我从葫芦岛指挥蒋军撤退完毕，回到北平。9日正午，傅作义约我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8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非常混乱，马上问傅:“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傅说:“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样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11月3日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9日晚，我到了南京。为了想了解徐州全面情况，立刻到顾祝同家中。这时顾祝同正同徐州刘峙(或者是刘的参谋长李树正，我未十分弄清楚)通话，我听到顾说:“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等明天午后官邸汇报决定后再通知你。”又说:“光亭在这里，你同他讲话吗?”顾把电话交给我，等了一下，刘峙在电话中说:“光亭!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我说:“等见老头子后再说。”我又问:“黄百韬的情况如何?”刘说:“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敌人已到运河以东，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现在稳定一点……”(其实这一天晚上，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重重包围，而刘峙和顾祝同尚在梦中)。我把电话放下后，顾祝同对我谈了何、张“叛变”、徐州险被“共匪”乘虚而入，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很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未撤退回来，共匪就发动攻势了。”我看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顾一再委婉地劝我明天参加会报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我答“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

我在汽车上想:今天到南京，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南京大街小巷都在抢米、抢面，警察看着不敢过问。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形成未战而先溃乱丧师的局面。

我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希望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明天我睡到床上，由她出来说我腰腿疼的不能起床，不能去徐州。一到办事处，就问我的弟弟杜子丰:“秀清(我老婆的名字)什么时候可以到?”

子丰说:“三嫂说她不来。”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坐着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一言不发，就同我谈了一些东北蒋军完蛋后各方面的看法，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怕对蒋介石“不忠不孝”，只好还是一言不发。子丰又说:“听说张长官(治中)来南京，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我说:“好!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

10日，张文白约我下午3点钟谈话，“总统府”武官处通知我4点钟参加官邸汇报。我上午见了何应钦，谈了东北蒋军复没完全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结果(详见我写的“辽沈战役概述”)。何应钦慨叹不已，力劝我到徐州指挥，并支持我的一切作战主张。我觉得碍于何的私人情面，无法推卸，就请何拨我一辆新吉普车，供战场上指挥之用(其实是想在逃走时用，免得抛锚被俘)。何也马上应允，后来将他自己的包车给了我。

午后3时，我见了张治中，陈述了东北蒋军惨败的概略经过和徐州也搞得十分混乱的情况。我说蒋军不能再战。张也认为不应该再战。然后我问张:“听说长官和邵先生主张和谈，不知谈得结果如何?”张大意说:邵先生同我对蒋谈过这个问题，分析了全国民意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认为到了和谈的时候了。谈了几个钟头，最后蒋说:“那么就是要我下野了”。我们见这种情形，似乎再无法谈下去了。我说:“既不能战，又不欲和，怎么办呢?”张动气地说:“他要的呀!”

我觉得我的希望又落空了。一看表，官邸汇报的时间己到了，就急急忙忙告别而走。

四、蒋介石改变决心，黄百韬被歼

11月10日午后4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汇报。我到时，郭汝瑰、侯腾等数人均已先后到会。大家知道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一部在策应李延年部撤退时，即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被围于碾庄圩，感到十分恐慌，异口同声地说:“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4点钟过一点，顾祝同、蒋介石先后来到，正式汇报开始。

首先，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侯腾说:“三野主力已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渡过不老河插进曹八集、薛家湖附近截碾庄圩后路。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及三野一部在徐州以西、黄口附近与邱兵团接触中。我军黄百韬兵团主力及四十四军已退过运河西岸碾庄圩附近被围，在抢过运河桥时受三野火力封锁阻击，伤亡甚重。李延年本人已到徐州取得联系。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尚未渡过运河。西路邱兵团与共军接触后，且战且退，正由黄口向徐州转进中。孙元良兵团昨日己到宿县附近。刘汝明绥靖军己到固镇以南，今日向蚌埠前进。判断:敌人将以有力之一部(实际是半数以上)牵制我军，主力(实际不到一半)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

侯腾接着说:“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后方秩序也极混乱。今两日满街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粮店大部关门不敢营业……”侯的报告未完，蒋介石即怒气大发，手指着侯腾说:“你造谣!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其实我一到南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眼里露出一股杀气，我也不敢说了。

接着，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蒋军作战计划，大意说:

(一)以目前情判断，共军有包围攻击黄兵团的企图。我军空军炮火绝对优势，以内线作战原则，陆、空协同，步、炮、战车协同，先将运河西岸徐州以东之共军击灭，以解黄兵团之围。

(二)以黄兵团死守碾庄圩，六十三军守窑湾镇待援。

(三)以李弥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备徐州。

(四)以邱兵团、孙兵团(现已到达宿县附近，令即返回徐州)迅速东调，击破徐州、碾庄间之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蒋介石听了郭汝瑰的报告后说:“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又问:“墨三有什么意见?”这时我见徐州搞得这样糟，蒋介石没有指责任何人不照他的命令，就料到有关蒋军生死存亡的“徐蚌会战计划”的决策是蒋本人改变的。我昨天到南京，他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到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到我的头上。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正在这时，蒋介石转身问我:“光亭还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说:“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蒋介石走了之后，顾祝同拉住我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叫刘经扶到蚌埠去指挥，好罢?”我说:“指挥这样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又对顾说:“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就是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顾了解我的意思，连称:“可以，可以，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当晚我带了必要的幕僚人员邓锡洸、冯石如、张干樵等飞向徐州。说也奇怪，南京到徐州的飞机是经常飞的，可是这一次却迷失了方向，沿途找不到徐州。一直飞到黄河边，驾驶员才发现飞过了，急忙回头，一直弄到12时前后还未找到徐州。驾驶员发出警报说:“再过一小时找不到的话，油就完了。”正在紧急关头，左侧方发现灯光，飞机转身而去，就是徐州。降落后已经近1点多钟了。我当时这样想:“真是天要灭蒋”，情况这样吃紧，飞机又误了几个钟头。

　　到徐州后，得知情况如下:蒋介石的命令头一天(10日)晚上已到，但徐州“剿总”并未实施，理由是:

(一)邱兵团被二野牵制，无法东调；

(二)十六兵团11日晚始可到达徐州市以南之三堡附近;

(三)黄百韬兵团渡运河桥时损失甚重，碾庄粮弹两缺，攻既不可能，守亦成问题；

(四)李弥兵团荣誉师之一部掩护第七兵团后退到曹八集，9日晚被解放军消灭，现解放军已在不老河以南曹八集、薛家湖一带占领阵地;

(五)不老河北岸解放军有大部队集中，对徐州压力极大;

(六)黄维之十二兵团现到达阜阳附近，因之无法抽调兵力解黄兵团之围。昨晚黄百韬电话尚通，今日(11日)起电话不通，仅有无线电可联络。

这时徐州总部非常混乱，刘峙、李树正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一时无法作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看到“剿总”的一份“敌我态势图”，除徐州东南褚兰、八义集间尚无情况发现外，其他外围解放军已重重包围牵制，要抽调某一方的兵力解黄百韬之围，诚属不易:加以“剿总”的情报机构腐朽，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线部队长总是夸大他当面的敌情，而使高级指挥官无从正确判断。

“知已知彼，百战百胜”，蒋军这时恰恰相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蒋军之所以全军覆没，固然是由于它本身腐朽，指挥机构无能，可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蒋军丧尽民心。

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蒋军实行了严密封锁，蒋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蒋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蒋军从人民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蒋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刘峙及其参谋长每天骂黄维行动迟缓，按兵不进。

我考虑很久之后，觉得解放军总有主次之分，绝不会到处都是主力，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一)华东解放军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实际不到一半)先消灭黄百韬，以有力之一部打援(实际是一半以上兵カ)；

(二)徐州以西黄口亘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解放军，只有极少之一部，甚至是游击队，用以牵制蒋军，因之可以大胆抽调兵力，以解黄兵团之围。

我作了以上判断之后，刘峙、李树正很怀疑，仍然不敢抽调邱兵团。这时我与邱清泉通电话后，了解黄口附近之解放军主力有南移模样，但尚未证实。米文和师已失联络，情况不明。根据这一情況，一面令邱清泉迅速搜索清楚二野行动，一面判断二野主力可能南下阻止黄维兵团北进。

根据以上判断，我提出两个方案如下：

第一案: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一周至十天，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十六兵团会合十二兵团先击破二野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三野以解黄百韬之围。

理由:这一案蒋军可从现有态势迅速攻击，并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近十个军，计:邱兵团三个半军，黄维兵团四个军，孙元良兵团两个军)，以击破二野六个纵队。但此案能否实施，关键在于黄百韬是否可以坚守一定时期。

第二案:以十六兵团守备徐州，以二兵团、十三兵团之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同时令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理由:这一案可以安定黄百韬部心理，稳扎稳打，徐州不受威胁。但如黄维兵团被二野牵制，不能及时到达徐州以东参加战斗，则感击破三野之兵力不足。

我的第一案提出后，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认为黄百韬决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险。而且这时对二野情况尚未完全明了，如果二野主力不在涡、蒙附近，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被歼，简直闹成笑话。我对二野情况也不明，万一扑空，黄百韬又被吃，蒋介石向我追究责任，别人骂我见危不救，难以逃避责任。心中虽认为第一案是战略决战的上策，也不敢坚持。

对于第二案，刘、李认为符合蒋介石的命令，但对邱兵团能否不受牵制东调，以及东调后解放军尾追到徐州如何对付，仍有极大顾虑，李树正不表示意见，刘峙犹疑不定，于是决定先召邱清泉来徐商讨。

11日中午前后，邱清泉到徐州，这时侦察报告二野主力南下(其实原来即非主力)，当面仅有两广纵队。同时邱清泉认为米文和向解放军投降(以后事实证明是被解放军包围消灭)。

到11日午后，刘峙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十三兵团解黄百韬之围，但仍留了一个尾巴，令七十四军位于九里山附近为预备队，以防二野向徐州攻击。刘峙当日命令要旨如下:

(一)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与邱清泉兵团在黄口附近激战后已向宿县、涡阳、蒙城间地区转移。三野主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兵团包围于碾庄圩附近，正激战中。

(二)军以击破三野主力解黄兵团围之目的，即以有力之一部守备徐州既设工事，以主力展开于苑山、张集间地区，以空、炮、战车掩护，迅速向碾庄圩攻击前进。

(三)着十六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备徐州机场、龙云山、九里山一带既设阵地，并特别注意徐州以西萧县及西南符离集方面之搜索警戒。

(四)着第二兵团(欠七十四军附独立骑兵旅)、十三兵团归前进指挥部指挥，展开于苑山、张集间地区，迅速向碾庄圩攻击前进。

(五)着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九里山附近。

(六)陆、空、炮、战车协同计划由前进指挥部拟定。

(七)交通、通讯、补给计划(从略)。

刘峙和我共同下了决心之后，我令邱清泉兵团主力(第五军、七十军、十二军之一师)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将徐州防务交给第十六兵团，集结于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预定12日集中完毕，13日开始以空、步、炮、战车联合向解放军攻击，并请空军协同步兵侦察解放军的动态。

待全般情况明了后，再决定攻击部署。

这时我主张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以全力向其主力攻击，但苦于情况不明，无法决定。刘峙等深恐主力远离徐州，反为解放军所乘，坚决反对。待12日午前10时左右，空军侦察到渡过不老河之解放军有若干小部队陆续经曹八集南进，午后并发现有大部队通过曹八集、薛家湖等地南进，苑山附近之十三兵团始终对不老河北岸及曹八集间之情况搞不清。及黄昏前后，得第二兵团骑兵旅报告:“在徐州机场以东、白楼附近发现共军，正驱逐该敌掩护集中。”鉴于解放军的行动神速，阻援部队的兵力强大，战略战术部署的变幻莫测，几使蒋军寻求不到他们的弱点，同时又感到徐州会战全靠空运补给，现解放军已威胁到机场的安全，迫使我不能不放弃一翼包围解放军的战术，而实行正面攻坚。

当晚即决心把主力展开于刘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3日开始攻击前进。其命令要旨如下:

(一)三野主力在徐州以东渡过运河、不老河，现正与黄百韬兵团激战，其有力之一部已进至白楼、薛家湖、曹八集、周庄附近占领阵地，企图阻止我东进。徐州以西二野之主力已南移，九里山、萧县以西间仅有两广纵队及三野之一部进行牵制。

(二)军以击破三野之一部、进出碾庄圩附近解黄兵团围之目的，明(13)日以空、炮、战车掩护下攻击前进。

(三)着第二兵团(欠第七十四军)展开到白楼、李庄至陇海铁路(不含)地区，明(13)日拂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攻击前进。

(四)第十三兵团以一个师沿不老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主力展开于陇海铁路(含)以北、苑山以东、周庄间地区，明(13)日拂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与战车团协同攻击前进。

(五)炮兵队在苑山以东附近放列，支援两兵团作战。

(步炮协同计划另订。)

(六)战车队配属十三兵团协同作战。(步战协同计划另订。)

(七)陆空协同作战计划另订。

(八)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九里山附近。

(九)通讯补给计划(从略)。

战斗经过概要:

12日晚，邱兵团在白楼、崔楼附近与解放军有局部战斗。

李兵团在苑山以北某村之一部被解放军袭击，一度混乱。

13日两兵团因夜间均有战斗，到9时左右始完成攻击准备，9时后在空、步、战、炮协同下开始攻击。空军以轻重炸弹及燃烧弹更番投掷，山、野、重炮齐发，一时乌烟弥漫天空，村落尽成瓦砾。蒋军步兵协同向前猛冲，各兵团进展尚属顺利。忽然因解放军以远射程炮弹射击机场，打到机场东北跑道附近，空军起飞受到威胁，一时陆空联络中断，地面部队亦受意外损失。经侦察后，发现解放军炮兵是由不老河北岸打来。这时从安阳空运三十九师司元恺师已到徐州以北龙庄附近集结完毕，即令该师协同十三兵团之一部向不老河北岸攻击，将解放军炮兵压迫撤退。空军继续起飞，掩护陆军继续攻击前进。每一村落据点的解放军都以无比英勇的斗志，狙击蒋军，虽然火力较蒋军为弱，但是节省弹药发射准确，对蒋军每一村落家屋都给以严重打击。甚至有的村落已被蒋军空军炮火摧毁，而解放军战士仍各自为战，勇猛狙击蒋军。蒋军打进去，被解放军赶出来;再打进去，再被赶出来;打得蒋军垂头丧气，谈虎色变。各级指挥官重重督战，迫使部队强攻。每一村落据点，蒋军皆付无数的炸弹炮弹、重大的伤亡，经过反复争夺，始能占领。我在苑山指挥所亲眼看到这种战斗过程，感到解放军的战术技术及战斗意志远远优于蒋军。同时错认解放军的火力微弱，又无空军、炮兵、战车，认为打过两三天后，解放军伤亡过重，必然全线崩溃。晚上统计当日进度，蒋各部队进展少的三四公里，多的六七公里。以蒋军攻击位置开始到碾庄圩不到40公里的距离，估计一周以内可能打到碾庄圩附近，解黄百韬之围。我感到十分乐观，晚上即向刘峙汇报，刘也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14日，发现解放军的打援部队越打越强大，而且抓住蒋军不能夜战的弱点，集中力量在夜间反击蒋军。如邱兵团右翼张集附近之七十军，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阵地一度被突破，经过激烈的争夺战，至拂晓前后阵地始稳定。当日空军照预定计划轰炸后，步兵疲劳不堪，未能照预定计划实施攻击。于是空军指责邱兵团按兵不动;等邱清泉准备好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又负气未出动轰炸，邱又指责空军不支援，使步兵受意外损失。双方互相指责，以至叫骂而闹得互不协同。这一天蒋军内部陆空军闹得一塌糊涂，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铁路以北之十三兵团第八军虽然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经过激烈的争夺战，也只攻占两三个村庄，左翼第九军也毫无进展。

晚间我感到战斗发展已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不是那么乐观。这一天刘峙也亲到苑山指挥视察，看到陆空不协同的情况，感到丧气。于是就同邱清泉商议，将七十四军星夜调至潘塘镇附近集结，从右翼向解放军的左翼实行迂回包围，以打开正面攻不动的僵局。计划定后，七十四军即开始调动。

　　这一天，空军亦将陆空矛盾互不协同情况向蒋介石反映，据说空军曾向蒋报告邱清泉保持实力按兵不动，蒋一面电斥邱，一面派顾祝同、郭汝瑰等于15日到徐州督战。顾祝同一见我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实际有七八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严令我督促两兵团攻击前进。

我对顾分析了几日来的战况及邱清泉和空军的矛盾之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划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陆续增加(究竟多少，我也未搞清)。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这时刘峙建议:“放弃徐州，以全力解黄百韬之围。”顾、郭似乎也有这种意见，但未说出，只是急着要我大胆抽调兵力，解黄百韬之围。但是如何抽调兵力，既可以保徐州之安全，又可以解黄百韬之围，都拿不出具体办法。于是我提上、中、下三策请顾决定:“我认为这一战役的胜败关键在于黄百韬坚守的程度如何，如黄能像潘裕昆守德惠、陈明仁守四平街那样地坚守，以这几日的攻击进度看，是可以解围的，这是上策。如黄百韬坚守不住，徐州尚能保全，这是中策。如放弃徐州，丧失补给基地——机场，又不能一举击溃共军以解黄百韬之围，势必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成了下策。”我这样一说，顾、郭都瞠目无措，只怪邱、李攻击不力，实际上是怪我指挥不力，但未正面说出。他们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蒋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我只是鉴于东北蒋军在运动战中全军覆没，徐州会战一开始，即发现解放军声势浩大，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战术打击黄兵团，并将其包围于碾庄圩，又能大胆深入渗透于碾庄、徐州之间，不顾蒋军绝对优势的空军炮兵的轰击和坦克的冲击，以极其英勇的姿态，反复争夺，狙击蒋军。当时我绝不敢轻举妄动，怕被解放军消灭掉。

但是，我这时对于尽量抽调兵力解黄百韬之围的信心并未完全丧失。如前所说，14日晚已决定将七十四军增加于右翼，向解放军包围、迂回攻击，这时拟待九里山之七十二军将当面情况弄清楚后，继续抽调，增加攻击。可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企图如上，顾表示赞成，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当晚顾返京向蒋介石复命。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1948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我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所以这次我才对顾单独讲我的计划。

16日，邱兵团之七十四军开始由潘塘镇经双沟向土山镇方面之解放军侧背迂回攻击，不料七十四军一开始行动，即在张楼、陈庄附近与北进之解放军(据说有三个纵队)发生遭遇，在空、炮掩护下激战终日，不但毫无进展，在黄昏后，七十四军之第一线部队反被解放军击溃。邱清泉接连在电话中告急，说七十四军垮了，要求调七十二军增援。这时七十二军仍被解放军牵制，无法抽调。后令邱清泉以仅有之预备队一部及坦克重炮支援，始将阵地稳定。当晚解放军对七十四军及守机场之十二军于一凡师彻夜猛攻，激战至拂晓，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7日，黄兵团外围据点已大部被解放军消灭，碾庄情势更加危急。我令邱、李两兵团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继续攻击前进。约9时前后，先后得空军报告，发现张楼、房村有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同时得地面各部报告，说当面的解放军皆向东溃退。又从俘虏及居民中得悉，解放军粮弹缺乏，战士每日仅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吃。当时根据各方面报告，我错误地认为解放军已被蒋军击溃，且全线崩溃，因即下令全线追击。

当日午间，两兵团先后到达黄家楼、大许家、顺河集、房村附近，发现解放军仍有纵深的既设狙击阵地，顽强地打击蒋军，我仍主观地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少数掩护阵地，仍令各兵团发起攻击，日以继夜地向解放军攻击。及18日发现解放军抗击蒋军更加顽强，阵地屹然未动，再令各兵团继续攻击，并以大许家为重点，集中空、炮、战车实行中央突破。激战一日，大许家未攻下，全线进展亦甚少，有若干村庄白天蒋军攻陷，夜间又被解放军夺回。这时各兵团均伤亡过半，士气更加低落。而黄百韬在碾庄圩外围之各部队四十四军及一○○军主力已被歼，一○○军军长周志道负伤化装逃回，仅有二十五军及六十四军守碾庄、大院上等几个村庄，情势更加危急。

19日，九里山附近解放军之游击队因被七十二军攻击自动撤退，九里山防务已令十六兵团之四十一军接替，七十二军遂开始东调。这一天，蒋军全线攻击无进展，到晚间得悉碾庄阵地已被解放军突进，黄百韬率少数直属部队逃到大院上。刘峙同我得到这一恶耗，垂头丧气，恐慌不安，急找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及战车团长赵志华在“剿总”商讨迅速突破解放军、救黄百韬的办法。余吹牛说，他“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解黄百韬之围”，赵吹牛说，他可以“亲率战车誓解黄百韬之围，如果步兵跟不上，战车可以单独打到碾庄”。刘峙鼓励说:“全靠你们两位健将解黄百韬之围。”

20日，蒋军全线攻击无进展，炸弹、炮弹极感缺乏，战车炮弹全无。七十二军在空、炮、战车配合下牺牲极大，只攻下大许家。余锦源即叫苦连天，说不能再攻了。

21日，我仍强令各军继续攻击，解放军利用既设工事狙击蒋军，发挥了高度的狙击战艺术，使蒋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黄昏后解放军对大院上黄百韬之残部发起总攻，激战至22日晨4时左右，大院上及附近村落蒋军残部皆被歼灭。据战后化装逃回之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当时黄百韬、陈士章、刘镇湘等见情势危急，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来盘问我，我说:“我是伙夫，死了的是伙夫头，是我的哥哥。”解放军再未追究，我将黄掩埋后，钻空子跑出来。”杨又说:“陈士章不知下落，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敌人冲锋死了。”当时我听杨说得似乎非常真实生动，我对黄百韬、刘镇湘为蒋介石尽忠，感到十分敬佩。可是1956年刘镇湘从济南调来，同我一齐学习改造，说明杨廷宴当时的“真实生动”的报告也不是真实的了。

最可笑的是，当17日解放军有计划地改变狙击阵地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蒋军时，前方判断错误，刘峙乘机大事宣传徐州“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并向各方发出通电。到22日黄百韬部被完全消灭后，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携带了大批勋章、奖章及白银等慰劳品。他们到徐州后还到第二兵团参观了战俘武器及战迹。有一位记者以怀疑的口气问我:“这样的大捷，黄百韬到哪里去了?”我说:“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蒋介石集团上上下下就是这样可笑地自欺欺人，欺骗蒋管区的人民，以掩饰其反人民战争的失败。

五、蒋介石再变决心，黄维兵团被歼

12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在图上研究后，我觉得刘峙似乎太泄气。就对刘峙打气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协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30万兵力能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像11月初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我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出什么。

23日，蒋介石要刘峙同我到南京开会。大概是10点钟前后，我们到达蒋介石官邸的会议室。首先由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他说:“我军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共匪，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采纳这一案，并对我说:“你回去马上部署，向匪攻击。”我说:“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其实黄维这时已被围，而蒋军尚未知道)。”我并建议调青江浦附近之第四军、南京附近之八十八军及五十二军等部队迅速向蚌埠集中，参加战斗，另外再设法抽调两个军。蒋介石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

我当时认为蒋介石这一决策尚有一线“希望”。当日午后即同刘峙飞返徐州，准备为蒋介石作垂死的挣扎。飞机经过双堆集上空时，曾见双堆集以东浍河东岸炮火连天，若干村庄被毁。我与黄维通话，黄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不是办法。”我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23日午后，我同刘峙返徐州后，即决定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第二兵团及十六兵团担任攻击，当晚并就攻击准备位置。十六兵团当日乘解放军之不备，先攻占笔架山。晚间蒋介石的正式命令亦到。

24日，正式开始攻击，当时并有美记者数人来观战。这一天在步、炮、战车配合下，集中兵力火力，机声隆隆，火光冲天，向解放军进攻，而解放军则英勇反击，双方火力及肉搏战，都发挥到最高度，逐村争夺，寸土不让。蒋军依赖空军炮火掩护，白昼攻击，而其空军炮火尚不能绝对压倒解放军。加以解放军战士个个政治觉悟高，善于短兵相接、打肉搏战；蒋军则是受令前进，层层督战，士兵拥挤一团，空军炮火失效，以致伤亡惨重。

这一天，十六兵团在美记者视察下攻占白虎山、孤山集及沙帽山；第二兵团前进约五华里左右。当晚调整补充后，25日继续攻击前进。在解放军纵深坚固的阻击阵地前，蒋军屡攻屡挫，一连三日，进展甚少。27日，两兵团先后建议，如此强攻，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必须增加空军轰炸及炮火，以火力为主攻。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但由于蒋军的炸弹、炮弹都快消耗光了，也不可能大量补充。28日我仍令各兵团攻击前进时，蒋介石又来电令我到南京开会。

至晚各兵团仍停止于孤山集、四堡、褚兰之线。入晚，十六兵团在孤山集遭解放军的反攻而溃退。这期间蒋介石并未照他原来的决策抽调兵力增援，第六兵团攻击未成而向后退缩，黄维兵团被围，越围越紧。

　　28日上午，我到南京后即赴黄埔路“官邸”，不久顾祝同亦来，叫我到一间小客厅中讨论如何挽救蒋军的这一危机。我先问顾:“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增加呢?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顾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啊!”我说:“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把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很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黄维完了，徐州各兵团也要全军覆没。但无法增加兵力，打下去不可能，守徐州我也失了信心。我沉思了好久，对顾说:“既然这样的困难，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上是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顾同意这一案。接着，何应钦慌慌张张地来说:“怎么样?就不能打了么?”我将以上意见同何讲了之后，何说:“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对顾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了解我的意思，就说:“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于是三人出来到会议室开会。

这时蒋介石披了一件黑斗篷，满脸通红，窘态毕露地来了。向大家点点头说:“好好，就开会。”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他说:“目前共匪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北进，以解黄维之围。”并滔滔不绝地讲这一案的理由。我有点忍不住，就大声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综错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有人问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我说:“也要看情况。”刘斐在旁边给我打气，连说:“打得!打得!”又有人问我:“你的意见如何打?”我笑而未答。经过一阵乱吵乱嚷，才沉静下来。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蒋到小会议室后，我同他分析了军队生死存亡之道后，讲了同顾祝同商量过的一案(如上述)，蒋马上同意，急忙掉头出来问王叔铭:“今天午后要黄维突围的信送去没有?”王说:“尚未送去。”蒋说:“不要送了。”蒋介石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出席的人都未说话，即宣布散会。

会后我想:“如果蒋介石这封信投下去，徐州的部队也出来不了。”萧毅肃还以为我要打，就拉着我说:“你考虑没有?保卫南京要人啊!”我说:“你的意见高明!我自有办法。”萧并不完全了解我主张撤而不打的这一案，连连说:“要人啊，要人啊!”

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一再变更决心之下，一直在双堆集对解放军顽抗。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蒋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下章还要说的)，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蒋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10月10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蒋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

双方争执到15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狙击下即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的。

六、蒋介石三变决心，全部完蛋

如前所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蒋政权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在徐州的蒋家各机关纷纷要求尽先让他们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挤得未能走了，等到29日早晨才起飞的。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

28日晚，我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人开会，我讲了蒋介石的决策之后，吹牛说这一撤退是可以成功的。大家一致同意“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并决定撤退的概略部署如下:

(一)29日蒋军发动全面攻击以迷惑解放军。

(二)30日晚全部开始撤出徐州，第一要到达永城附近，第二要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解放军进攻。撤退中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行进。

(三)十三兵团先遣一个师，于29日晚以前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隘路，以掩护主力之安全撤退。尔后归还该兵团建制。

(四)二兵团于29日全面实行佯攻，以迷惑解放军。于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小孤集、四堡、白楼等处牵制解放军。掩护部队应努力迟滞解放军，到1日晩撤退。主力于29日晚开始撤退，务于30日晚到达瓦子口、青龙集附近，掩护军右翼安全，尔后经王寨、李石林到达永城以东及东关南关地区。

(五)十六兵团于29日对当面之敌实行佯攻，迷惑解放军，于30日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孤山集、笔架山一带迟滞解放军，至1日晚撤退归还建制。主力于30日黄昏后开始退经萧县红庙、冯河集，向永城西关地区前进。

(六)十三兵团(除先遣一师外)于30日晚在苑山附近及徐州市留少数掩护部队迟滞解放军，掩护部队至1日黄昏后撤退。主力自30日晚开始撤退经曲星铺、袁圩向永城北关前进。

(七)徐州警备司令部指挥地方军警于11月30日由徐州撤退、经袁圩、薛家湖向永城西关前进。

(八)指挥部直属部队于30日归副参谋长文强指挥，经铁路附近公路经大吴集、孟集，向永城前进。

(九)各部队行动统制地区:12月1日，指挥部大吴集，第二兵团司令部王寨，十六兵团司令部红庙，十三兵团司令部曲星铺，徐州警备司令部袁圩;12月2日，指挥部孟集，第二兵团李石林，十三兵团袁圩，十六兵团冯河集；12月3日，指挥部永城，第二兵团司令部永城东关，十三兵团司令部永城北关，十六兵团司令部永城西关，徐州警备司令部永城西关南关间。

(十)通讯联络:各部队行动期间用无线电，到达统制地区后有线电话及无线电并用。

(十ー)补给:各部队携带足七日给养、五百公里油料并携行弹药，在到达阜阳以前，中途不补给。

(十二)其他破坏等工作由舒参谋长分别指挥实施。

撤退经过

我将命令下达后(口述笔记，以后正式补发)，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及档案未处理，补给区司令部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已上火车未运走，库存被服用具及粮食甚多。临时决定地图档案由主管参谋1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火车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他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到29日晚，十三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实占领萧县，对萧县情况不明，很耽心被解放军狙击，打破蒋军撤退计划。及30日晨，该师才炮火连天地向萧县进攻，已暴露了蒋军的企图。十六兵团29日也未照命令对解放军攻，反而退守孤山集、笔架山、白虎山之线，当晚解放军即攻占孤山集。该兵团并将30日晚主力撤退命令误解(也许有意)为掩护部队于是晚撤退，使解放军于1日清晨即顺利到达萧县。

29日晚，并因各部队撤电线，误将对指挥部联络电线拆乱，对各兵团电话不通，一直到30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亦未通话。

这时我对各兵团当面情况极为模糊，急急忙忙率指挥部人员出发，发现自徐州西门至萧县公路，车辆拥塞，无法前进。徐州市商店住户全部关门，满城死气沉沉，部队、车辆、人马拥挤不堪。调查结果是:第三处将直属部队行进道路经铁路附近误当为萧永公路，各部队已开始行动，无法改变。我一面命参谋人员指挥各车队绕道铁道附近撤退，一面出徐州南门绕风凰山便道到达萧县附近。这时见徐州城内火光冲天(以后知道是管图参谋提前烧毁地图档案)，深恐解放军马上追来，所有部队车辆会全部损失，再指示参谋人员指挥各部队车辆绕道北行。由于各部队车辆混杂一起，各有主张:有的绕道脱逃，有的仍向萧县前进，所幸解放军当日尚未追到，我一直到黄昏前后始到大吴集。至12月1日晨得报，萧县以东尚有大批车辆未能撤完。同时由于十六兵团误将掩护部队撤退日期提前一日在30日晚即撤退，这时解放军已追至萧县附近，所有后尾人员全部被俘，1日晚徐州解放。

12月1日，我在大吴集除与第二兵团联系外，其余各兵团未直接得到联系。晚上继续撤退，12月2日午前我到达孟集附近，接到邱、李两兵团报告，得悉各部队在撤退中十分混乱，孙兵团尚未取得联系。按照原定计划是2日晚继续向永城撤退。午后接到七十四军转来空军的一份通报，说发现解放军有大部队由濉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同时两兵团也要求稍加停止整理部队，我为与孙、李两兵团都未取得联系，及顾虑夜间行动可能与解放军发生穿插混乱的情況，即决定当晚在孟集、李石林、袁圩、冯河集附近停止休整一晚，3日白天向永城继续前进(这已经是一个错误)。决定后我即亲往李石林、袁圩处，到邱、李两兵团司令部视察。我问李弥昨晚为什么不到指定位置联系，李说他未收到命令，查明系其参谋长受令后未交李弥，我对其参谋长加以指责。这时瓦子口的骑兵旅已撤退，青龙集以北第五军四十五师掩护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在红庙附近担任掩护之十三兵团一部亦与解放军接触。我即面令各该师必须掩护至3日午后主力撤退后再行撤退。邱、李二人皆与前方各师通了电话，我仍返孟集附近指挥部。

3日午前4时左右，孙元良经过冯河集，与我通了电话，说他昨晚未能赶到这里，是因部队两日未休息，走不动，现在正照命令向永城继续前进中。我要孙休息几个钟头再前进，邱、李两兵团也是昨晚休息，今日白天向永城前进。我告知孙解放军的情况，并给他将电话架好。

　　3日上午10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而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孟集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商讨决策。孙元良很快来到，李弥本人未来，派了两个副司令官(陈冰及赵季屏)来，邱清泉因传达各军停止命令，迟至午后2时左右オ到。大家看了蒋介石的命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照原计划撤，尚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大家应对蒋介石负责。如果照命令打下去，未见得有把握(实际上认为要全军覆没，但怕各部队长泄气，又未说明)。这时邱清泉说:“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接着邱就对陈冰等大发脾气，说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事实上是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撤退过早)，致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并骂十三兵团怕死不打仗。陈冰不服气，就同邱吵起来。我同他们排解后，问孙的意见，孙见邱的气焰嚣张，也不敢说退，只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完全听命令。”邱清泉见我还在犹豫不决，怕我泄气，就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二兵团担任攻击，十三兵团、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我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将蒋介石的信看了一遍，都感到蒋的指示十分严重，不能不照令迅速解黄维之围。于是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不让“敌人”把部队冲乱(其实正是陷入重围)。

当晚即调整部署如下:

(一)指挥部第二兵团司令部在曲兴集，该兵团应在陈庄、孙厂、前王楼、刘集、鲁楼间地区占领阵地，明日攻击前进。右翼与十六兵团、左翼与十三兵团连接。

(二)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在李石林，右翼连接第二兵团在孙瓦房、后刘岗、王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左翼与第十六兵团连接。

(三)第十六兵团司令部在王白楼，部队右翼连接第十三兵团在赵破楼，僖山集、义村、庄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右侧背，左与第二兵团连接。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改变了向淮河附近撤退的决定而向解放军攻击之后，当日午后我到达曲兴集，即将以上决定补达笔记命令。同时电复蒋介石说:“昨日因各部队零乱，停止整顿一晚，本日各部正在前进，到孟集附近时，奉到钧座手谕，当即遵照改变部署(如上)，明日经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之匪攻击前进。指挥部本晚在曲兴集”；并请蒋介石空投粮弹。

晚上接到蒋介石国防部的正式命令，其要旨如下:

(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匪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匪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惨重(以后谍报当日炸的是正在赶集的老百姓)。

(二)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匪，此为对匪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匪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28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攻击，已陷蒋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后悔我今天上午太儒怯，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亦晚矣，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国民党军覆没过程

3日晚，各部队按照蒋介石改变了的命令到达位置后，至12时前后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右翼已到达薛家湖，左翼已到大回村附近，形成包围态势。当日上午接到蒋介石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在青龙集东北香山庙附近担任掩护之第五军四十五师己被解放军包围，邱清泉要以七十二军之一师前往支援，当晚经过激烈的战斗始撤出。邱兵团右翼义村、庄楼附近的王屏南补充旅(在徐州撤退时新成立的)当晚亦被解放军歼灭。据说第十六兵团派去接替防务的一团当时不了解情况，派军官前往联络(说是一位团附或营附)，解放军说:“我们就是补充旅，你们来接防，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庄休息休息，再去接防。”该联络军官信以为真，即回报说已同友军接洽好，全团整队进入义村、庄楼、猝不及防，即被解放军消灭。这是解放军以智取胜的前奏，也是蒋军愚顽被歼的开始。

是晚全线皆有战斗，部分解放军与蒋军混淆不清。如由萧永公路撤退之第二兵团一个后卫营，遇到解放军的一个大部队时，这个营长即冒充解放军而免于被歼。另有少数解放军深入蒋军内部到处打枪，弄得蒋军草木皆兵，敌我不分，各据一村，彻夜混战。这一军说：“当面之敌攻击甚烈；”那一军说：“共军已窜到我阵地后方，正在驱逐中。”甚至指挥部及第二兵团所驻的曲兴集内外亦发生混战，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4日拂晓前后始渐形沉寂。检查结果，只发现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首及几个被打死的蒋军，此外并无虏获解放军的任何证据。这一晚混战究竟是蒋军自相混杀，还是真有解放军打进来，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当晚在我住房的一个碉楼上查出两名解放军武装便衣（也许是民兵），我令审讯后枪毙（后来据副参谋长文强说，他并未执行，而是放了）。

4日，我照原定逐次攻进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两兵团坚守掩护阵地。蒋介石来电说：“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又给各部队泼了一头冷水。邱清泉看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如何能打仗呢？”我再力陈利害，蒋介石复电说：“6日开始空投粮弹。”这时解放军己全部明了我们的企图，对东、西、北三面打得英勇，对南面守得坚强。

经过两日激烈战斗，第二兵团虽展至青龙集、陈官庄以南刘楼及西面黄庄附近，可是西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六兵团赵破楼、朱大楼等阵地先后被解放军突破，同时归该兵团指挥之“剿总”特务团在5日晚被解放军一击即垮，并尾追到十六兵团阵地内，一时发生激烈的混战，岌岌可危。在东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三兵团阵地亦被解放军激烈攻击，崔庄附近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6日，蒋军继续攻击，进展甚少，而解放军则全面向蒋军攻击，到处被突破。中午前后指挥部向贾砦移动，路过李石林附近时，孙元良和邱清泉仓仓惶惶来找我。邱对我说：“孙副主任认为目前情况不利，要重新考虑战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请他再讲讲，我们研究一下。”我说：“可以，我们到李丙仁那里去好罢。”三人一同到了李兵团司令部，孙元良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独断专行，才可以挽救大军。”孙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讲得十分动听。邱清泉连称：“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比较沉静，未发表意见。孙、邱二人就竭力鼓动李弥一道突围。最后李弥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天以前大家同意这句话的话，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谁能打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丢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

邱清泉有点不好意思，还吹牛说：“不要紧，我们还有力量，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接着说：“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敌人，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一个月，在这一月之内，我们牵住敌人，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关键就在这里。”

我说了之后，谁也未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纷纷讨论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尤以孙元良主张最力，邱、李附和孙的主张。我见这种情况，心中也无底，觉得打也靠他们，突围也要靠他们。我说：“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下命令。”邱清泉见我有些难过，就说：“总座，我保驾你安全突围。”我信心不大，对他苦笑了一下。会议一直开到午后3时左右，大家一致认为要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决定后大家分头散去。邱清泉回陈官庄，孙元良回高楼，我到贾砦后处理破坏携带不了的东西。不久李弥电话架通，我问李弥侦察的情形如何。李说：“东北敌人很多，突围不易”，他反问我：“孙、邱两兵团侦察的情况如何？”我说：“电话未通，等一下联系到了再同你说。”不久，邱清泉来对我说：“坏了！坏了！今天攻击全无进展，西面、南面敌人阵地重重，突围也无法全军，我仔细考虑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找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我说：“同李弥他们通话研究一下现在挽回也许不晚。”当即与李通话，讲了邱的以上意见，李也同意。

再与孙通话，仍然未通，即与邱、李决定：不管孙元良的情形如何，这两个兵团决不突围。这时孙兵团高楼方面已炮火连天，预料孙兵团已在实行突围。即同邱研究，如何补救孙兵团遗留下的漏洞。邱说：“将二兵团预备队调来填防。”同时又说：“如果孙元良打开一条路，我们也跟着后面走。”晚上9、10点间，我到陈官庄去，先后得到第五军的报告说：“孙兵团从右翼西北方面突围的仅有少数部队；其余大部分从西南第五军正面出去，即被解放军缴械，一时阵地内外乱打，形成混战状态。”

7日，十六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跑回来对我说：“十六兵团在突围前根本未侦察突围路线，也未打突破口，到黄昏后即将重武器破坏，希望钻空子出去和靠第五军打出去，不料第五军未突围。我同孙元良乘吉普车一出火线，即遭敌人机枪扫射，大家滚下车，失了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官兵在第五军后方，请示处置办法。”我即令其收容到多少编多少。以后共收容1万多人，临时编为一个师，归七十二军指挥。事后知道，十六兵团在解放军天罗地网下突围，除孙元良个人只身化装逃走外，部队大部被歼。军长胡临聪、汪匣锋等将领均被俘。这个兵团就是在我的张惶失措之下糊里糊涂完蛋的。

　　孙兵团在7日突围失败，邱、李两兵团在调整部队后仍向解放军攻击。由于解放军的阻击阵地不断加强、战斗意志坚定，加以蒋军士气日益低落，虽经各级指挥严厉督战，屡攻屡挫，徒增伤亡，毫无进展。同时解放军对东、西、北三方面，尤以对两兵团结合部攻击比较激烈，掩护阵地外围据点大多被解放军攻破，李弥因失守阵地枪毙一团长。当晚我决定再调整部署，令各兵团多抽调预备队以策应解放军的攻击，同时改变全面攻击为重点攻击，即集中炮兵、战车掩护一个军突击一日，攻下若干村落，以作绝望的挣扎。

8日，首先以重炮、坦克支援七十四军，攻击刘集附近的一个村落，邱维达亲自指挥，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将该村占领。邱清泉认为邱维达有办法，继续攻击前进还有希望，再令攻击，但毫无进展。

9日，以炮兵坦克支援七十军在陈官庄以南攻击，经过一日的激烈争夺战，由于解放军沉着狙击，每次冲到阵地附近，皆被消灭。蒋军攻击失败后，战车、步兵互相埋怨，内部矛盾重重，闹得一塌糊涂。同时李兵团官兵认为该兵团老担任掩护，被动挨打。还有，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村落，尚可挖老百姓的粮吃，而掩护部队则吃不到，因此意见甚多，并认为我不公道，有私心。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与邱、李商定，两兵团齐头并进攻击，即将第二兵团青龙集阵地移交十三兵团，十三兵团李石林附近之掩护阵地移交第二兵团，这样各兵团自己掩护自己打，以免互相矛盾，发生意见。

10日调整部署后，当晚解放军全线发动攻击，各军与军之间，尤以两兵团的结合部受解放军的攻击最为猛烈。是晚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受伤，李弥兵团青龙集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攻占，各兵团与各军作了垂死的挣扎，以预备队增援反复冲击，始将阵地稳定。此后一连五日，都在挨打情势之下一再作垂死反攻，不仅毫无进展，反使包围圈逐渐缩小。在这期间，我曾于7日前后电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绝对无望解黄兵团之围。

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匪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匪决战。“过了一天，蒋复电说：”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同时在这期间，刘峙也曾乘飞机亲到陈官庄上空说：“委员长命令：请你赶快指挥邱、李两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我也曾一再严令邱、李两兵团以各种战法攻击，但因粮弹缺乏，士气低落，下级官兵厌战情绪日增，不管任何办法，对解放军的攻击都归无效。

16日，我仍在督促各兵团攻击之际，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我接到这个恶耗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而蒋只是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现在黄维一突围，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决心令两兵团加强工事，持久固守，以待局势的发展。我再电蒋介石力陈利害，请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大意如7日电），我决率两兵团坚守到底。17日蒋介石复电：“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我派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于18日飞京受命。同时得刘峙复电：“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这时我认定突围是下策，可是各部队长亦各有各的意见，纷纷来向我献计。如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夜间以步兵攻破解放军一点突围，战车团长赵志华及骑兵旅长×××（忘其姓名)则主张白天突围，反对夜间突围。我和李弥、邱清泉则对任何突围皆无信心。七十二军长余锦源说得很乐观，认为打到什么时候也有办法（事后知道余已准备假投降）。二○○师师长说得更痛快：我们来个假投降。我说弄假也会成真。

19日午后，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乘C47型机降落到陈官庄，降落后董即嘱附运输机起飞。舒、董这次来，携有蒋介石及王叔铭的两封亲笔信，我回想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反反复复，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到15日晚，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匪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射毒气弹。如何投放毒气，己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

董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兄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弟可尽量支援。

我将信看完后，舒适存对我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我想突围也无望，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董明德来，不能不敷衍他一下。于是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洸来商讨，拟定陆、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部队被消灭后，共军即广播出来。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我问董：“用的什么毒气？”董说：“催泪性的。”我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董并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我即交舒适存和邓锡洸拟陆、空协同突围放毒计划。

我即同邱清泉商量定上、中、下三策，写信请蒋介石作最后后的决定：（一）由西安、武汉（必要时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这是上策；（二）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就是说请蒋介石和谈，但又有顾虑，不敢明讲），这是中策；（三）如果照令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这是下策。函中我还请蒋介石要求美方支援大量”面包篮炸弹“，准备屠杀更多的人民。我明知一、二两项意见蒋介石办不到，也不能不作绝望的乞求。

我将这个信件连夜亲自写好，准备20日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京向蒋介石请示。不料当晚风雪大作，一直到12月28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董、舒二人无法起飞。在这期间，董与我住在一个屋内，每日长吁短叹，谈论这一战役胜败的影响。

我问董的看法，董说：“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董问我的看法，我说：“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陈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说：“你看会这样的吗？”我说：另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呢？“董说：”既然这样，请你到南京去一趟，面陈国家大计。“我说：”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既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亦晚了，无法挽回。“我还说了从东北到徐州，蒋介石一意孤行，每次变更决策和蒋军被消灭的情形。董也认为从徐州出来后，不该停住再打，言下叹息不已。他说陆军将领还有钱可以跑。我说：“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董似乎有点怀疑我，我也怕董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来观察我的态度，又竭力在董面前表示我对蒋介石的忠贞。其实我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做事，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自黄维被消灭后，何应钦即通电辞职，我在蒋介石左右即失去靠山。蒋不久也可能下野，等他下野后，如果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的话，我愿将部队交出。但在蒋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

在这期间，邱清泉曾对我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把它烧了。”我问邱：“内容说些什么？”邱说：“共匪还不是那一套！劝降么，谁降匪呢？”有一天晚上，李弥打电话来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十三兵团军官（记不起姓名）。”我问：“他说什么？”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我认为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不便说，就说：“你看着处理好了。”李一再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我同意了。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并带有一封信。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

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随即将这个军官交文强讯问。

我亲自拿着信，去探探邱清泉的态度。这时邱正同耿元哲（兵站总监，解放后在济南改造)围着火盆谈天吃酒。我说：“陈毅有一封信，你看看。”邱接过去看了一半，一句话未说，又将信撕掉烧了。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骄傲跋扈，目空一切。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并有时发生正面冲突。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坐着心乱如麻，又想了解文强问讯的情况，于是立刻回来。文强和李剑虹（第二处处长）都对我说：“这个人吓晕了，谈不出什么道理。只说：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成功对他有奖，如被杀害，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

我见文强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就叫将他送回去。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20天，蒋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同时解放军进行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等，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蒋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12月6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19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23、4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发生故障，即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天老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蒋介石25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29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

　　蒋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飞散，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冲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区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将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邱维达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30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全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张副司令等数人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大骂而跑。

如前所说，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这一天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他们又转回来，劝我（实际上是威胁）必须当晚突围。我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出了一身大汗，心里直跳，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沉默了好久。“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后我对他们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这时李弥、邱清泉、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我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

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熊笑三已溜掉，李弥还在等着。我说：“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李出去又回来说：“第五军警戒兵说，谁也不让走。”我很生气说：“哪里会有这回事。”

李弥这才去了。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惶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七十二军。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我走到贾砦附近，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以后给我裹伤时知道的）。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又遇到一个老百姓，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我心中很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还有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这时天己亮了，见村庄上有队伍，尹副官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我说：“不行，还是赶快走。”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说“送俘虏的。”再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我觉得左右都变了，凶顽气又来了，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

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你们饿了吧！”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我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

首长似乎有点怀疑，只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将计就计说：“叫高文明。”他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十三兵团有几大处？”我答：“六大处。”“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我先无准备，一个也写不出，就打叉问：“你贵姓？”他说：“我姓陈。”我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我的家庭，就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怕飞机炸，就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我想：“我就是，你还未发现。”他又问：“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我们三个人都说：“听说跑了。”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交代到另一间屋里休息。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同陈主任一样地问过一番之后，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这一检查，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以后，解放军对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从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我觉得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维艰，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抢救到卫生处。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一场大梦。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册P1一25，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