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年前的今天】1937年南开大学遭日寇炸毁

抗日战争史、抗美援朝、对越自反击

今天是南开“校殇日”。1937年7月28日深夜至29日，侵华日军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南开系列学校悍然实施野蛮轰炸，在轰炸毁校后，还将学校财产劫掠一空。南开大学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惨遭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军队在北平城外交火。在卢沟桥、宛平城、南苑、西苑、北苑等地战场，双方互有死伤，日军受阻，被迫等待援兵。7月下旬，日军援兵抵达，又开始大举进攻。26日，日军进攻廊坊。当天晚上7时，丰台日军500人企图强行通过广安门进入北平城，遭到中国守军刘汝珍部的坚决阻击。

日军指挥官香月清司借口“广安门事件”，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7日正午以前，八宝山、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撤至长辛店；限28日正午以前，北平市内及西苑的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以西。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即将采取一切必须步骤。

日军不待中国方面答复，即于27日派兵攻占团河、通州，进犯南苑、北苑、黄寺及沙河等处，并以一部切断了南苑至北平间的公路。北平城呈现被包围形势，事态突然变得十万火急。

28日，日军派出大量飞机、战车及机械化部队，猛攻驻扎南苑的第二十九军军部，中国守军战死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与南苑指挥官赵登禹以身殉国。

在进攻北平的同时，日军又大举进攻天津。为了炫耀武力，日军对天津市区狂轰滥炸，到处纵火，导致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成为全国国防最前线，日本特务和汉奸更加肆无忌惮地活动。在日军进攻天津前夕，曾有汉奸冒充新闻记者图谋绑架南开大学学生会成员，引来留校学生群起自卫。不久，南开大学商学院三年级一名学生遭到秘密绑架并被杀害。此后，日本军部强迫天津警察局命令“南大全体学生立即离校，否则，日本人将自主行动”。这表明，日本侵略者正在有计划地对南开大学展开罪恶行动。

日本决定对南开下手，而且召开新闻发布会，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

下午，一片寂静。外国记者又被请到日本人的新闻发布会议室。“先生们，”那位在英国受过训练的、衣冠楚楚的日军上尉说，“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然而一天前，他还谈到他可能被杀呢。

　　“为什么？”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问。

　　“先生们，这是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那里保持着军队。”所谓“暴乱的中国人”，并非用词不当。这是日本新闻发言人惯用的一个词，用来指中国军队。

　　“不”，一位记者说，“今天早上我曾在那里，并没有看到任何军队。”

　　“但那里的建筑很坚固，非常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

　　“你怎么知道？”记者冒失无礼地问。

　　“如果我是中国司令官，我会利用它们。”日本上尉满不在乎地说。

　　“先生们，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开学生抗日拥军，他们老是给我们制造麻烦。”

　　“但是，上尉，现在校园内并没有学生，目前正放暑假，空无一人。”

　　上尉真的发怒了。他说：“先生们，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要炸毁南开大学，因为他是一个抗日基地，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那么，日本军队将要轰炸中国所有的大学？”

　　“请原谅我。”

　　这是历史的见证。日本要炸毁南开是早有预谋的。

　　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占天津。当天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要轰炸南开大学。7月29日凌晨，以南开大学为据点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8师一部，从八里台进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及日租界。下午，日军飞机重点轰炸天津重要设施及军事目标，驻守南开大学的第38师预备营即被炸死百余名官兵。日寇立即报复南开，报复我军抵抗侵略的正义行动。29日凌晨，从海光寺兵营密集炮轰八里台南开大学一夜。29日下午，日寇飞机投掷大量炸弹轰炸。30日白天，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下午派兵闯入校园，到处纵火。 日本侵略者以猛烈炮火轰炸各教学楼和师生宿舍，并派出飞行第六大队以“九二式50千瓦弹”轮番轰炸。日本史学家石岛纪之文在其所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说，日机连续轰炸天津4个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后来，日军承认“30日轰炸南开大学。其中一部分完全摧毁距天津城南方4公里的抗日据点南开大学”。7月29、30日，“中央”通讯社从天津发出报道：“日机对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坏文化机关，秀山堂、芝琴楼全被毁，木斋图书馆亦有一部炸毁”；“两日来，日机在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尤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29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这场劫难使得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设施损失殆尽，其中包括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珍贵成套期刊理工科大部仪器设备，全部教学及办公用具等。以战前价值计算，损失约663万元(法币)，约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损失的1/10。重达一万三千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由大钟寺迁来，“是一件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用来破坏中国建设、屠杀中国人民。”此外，日军不仅炸毁南开大学，同时也对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毁掠，共毁坏房屋30栋、中西文图书5万册及全部基础设施。日军在野蛮轰炸南开大学后，立即对校园进行了军事占领。日军第27师团搜索队，第27师团病马厂(包括病马血清研究所)，第27师团通信队及第二中队(装甲车编制)都曾长期驻扎南开，并把校园的一部分改为野战病院。南开师生被迫离开校园，辗转南迁。

　　7月29日，日本特务率领几个朝鲜浪人，还到张伯苓家捉人。“且幸家人已事先逃离，特务们只把未搬走的衣物抢掠而去。”南开大学被炸时，校长张伯苓不在天津。此前，他应邀出席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庐山会议后，他因故未能立即返津，不久传来日军侵占天津的消息。7月29日，他在下榻的南京饭店得到南开被炸的报告。他说：“时余并不惊讶，因此事已在意料之中。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他向“中央”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这个谈话给予劫难中的南开师生极大的振奋，也是对全国人民强有力的昭示。“中央日报”为他的谈话发表“社评”指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全国同胞应郑重记着张伯苓先生的言论，全国同胞要发扬张先生讲的南开精神。”其实，不难发现南开精神就是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教育献身精神，也是面对强敌威武不屈、誓死抗争的民族战斗精神。

北平沦陷后，日军进入正阳门（前门）

日军在天津城内开炮轰击

日寇进入天津市区

7月31日中午，中国国民党中央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陶希圣四位教育文化界名士，陈布雷作陪。中日国力悬殊，蒋、张虽是主战派，对抗战前途也悲观。据胡适当天日记，“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当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中华民族生死悬于一线，已到最危险的时候、最危险的处境，拼死抵抗尚有尊严和生机，不战而降耻辱永远，虽“生”如死。8月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

会谈中，张伯苓慷慨陈言：“此刻南开的校舍被毁的烟火未熄，只要委员长决策抗战，南开的牺牲有无限的代价，无上的光荣。我拥护蒋委员长决策抗战……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他与严修先生共同开创了南开的教育事业，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现为重庆南开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

他扎根中国大地，塑造起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爱国情怀和“公能日新”的精神品格，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锡祜烈士事迹

张锡祜（1911—1937），抗日英雄。张锡祜的父亲是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先生。1933年张锡祜考入中央航空学校，1937年8月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时年26岁。现安葬于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内。在其短短二十余年的生命中，留下的记录极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国势危殆。日军占领东三省之后，又开始步步向长城一带蚕食。张锡祜经常和同学冒着风险上前线慰劳将士，最远的时候他们甚至去了北戴河前线。张锡祜吃过部队里的汤面饭，而且还跑到前线的防御工事去看，这些经历让他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想法。

22岁那年，张锡祜郑重地告诉父亲：“我要当一名飞行员保家卫国。”父亲张伯苓和叔父张蓬春都非常赞同他的做法，可这个决定遭到了张锡祜奶奶的强烈反对：孙儿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抛家舍业跑到南方去学习飞行，其后还要当兵，这是多危险的一件事啊。她规劝张伯苓，希望他能让大孙子回心转意。而张伯苓反过来劝告母亲：“国家要是亡了，咱们这个小家也就不存在了。”1933年2月6日，张锡祜离开天津，前往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报道。临别之际，他的亲友和南开的老师同学都来车站送行。看着大家依依不舍的眼神，张锡祜心里清楚：自己的选择正是为了让祖国大地上这份和平与安宁不受日寇侵犯！

就这样，怀着一腔报国之志，张锡祜开始了飞行员的学习生涯。学习之余，最让张锡祜牵挂的还是母亲和奶奶。张锡祜曾给好友严仁颖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嘱托好友抽时间到自己家里去劝劝母亲和奶奶，让她们不要过于担心自己。张锡祜在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道：“驾飞机炸破富士山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入学一年之后，张锡祜成功驾驶着飞机飞向了蓝天。

1937年1月10日，张锡祜与未婚妻张乐民在南京订婚，但是订婚几天之后，张锡祜便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张锡祜舍下未婚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保家卫国的战斗中。1937年8月14日，淞沪抗战的硝烟笼罩上海。张锡祜所在的空军战队得到命令前往南京，同驻扎在那里的日军展开战斗。但是由于当时的气象测报不良，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易受恶劣天气影响。为了能够更快速地赶到南京战场支援友军，张锡祜所在的战队坚持顶着恶劣的天气前往南京。在傍晚飞回南昌的途中,张锡祜驾驶马丁机冒险飞行，于临川上空遇雷雨失事殉职,时年26岁。

张伯苓收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书后沉默良久，他忍痛说：“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悲痛之余，张伯苓更表达了对儿子英勇献身的赞许。面对周围人的关心，张伯苓宽慰大家说：“我早就认为这个孩子会以身许国，如今他真的以身许国了，也是意料中事。这就是求仁得仁，没必要太伤心。”张锡祜曾在奉命执行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出云”舰的战斗任务前写过这样一封家书：“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生死早置之度外。”民族大义，儿女情长，一封匆匆写就的家书，一位有血有肉的中国男儿，忠与孝，爱与恨，皆从中体现，感天动地，英魂长存。

大钟在海光寺

大钟在英租界维多利亚公园

1930年后，海光寺大钟来到南开大学成为校钟

大钟在望海寺

1930年代大钟在南开大学

1930年代人们在南开校钟前留影

1931年，南开大学第九次毕业典礼，同时也是大钟移至南开后的开钟礼

南开校钟被日寇掠夺后，在日军兵器厂中的最后留影

南开大学校钟

1997年重铸的校钟

张伯苓字字千金，掷地有声，高风亮节，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张、蒋之言，“语至明断而诚恳”，现场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光流逝八十四年，此言此情此志依然让中国人动容。

自1937年7月29日至10月初，日寇先后轰炸南开大学、河北女师、河北工学院、沪江大学、吴淞同济大学、南昌葆灵女学、武昌文学中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妄图先从文化上摧毁中国抗战的意志和潜力。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日机频频轰炸时说：“倭寇对我国侵略，不但欲吞我全中国，且欲侵凌世界及毁灭世界文明，故开战以来，对于我国文化机关，特别加以摧残，肆意轰炸……全国学校、全国民众，何以不抱与日偕亡之决心。敌人轰炸之弹愈烈，我人敌忾之心愈炽，是则敌人之轰炸，不啻我国之警钟也。”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张伯苓挫而弥坚，常用这句话鼓舞师生知难而进。1937年10月，南开三十三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致电全国校友：“教育救国，苓之夙愿。此身未死，此志未泯。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未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号召南开校友像前线抗日将士一样，“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被炸毁的南开校舍

被炸后的南开大学思源堂，近景为秀山堂残迹

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后，师生千里跋涉，辗转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华民族存续文明的火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

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陷落，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迁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到长沙，以清华大学长沙分校为基础，组建临时大学，并成立以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为核心的筹备委员会，1937年9月开始筹备， 10月25日开学。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菁华免遭毁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千余师生在艰苦条件下，严谨治学，联大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随着淞沪会战失利和南京失守，武汉亦岌岌可危，长沙也受到日机轰炸，师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另觅新址办学刻不容缓。虽然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不赞成迁校，但在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支持下，1938年1月，学校当局决定西迁昆明。

当时，大部分教职员支持西迁，但反对迁校的学生也不少，他们认为逃难式的搬迁就是逃跑，是弃救国的责任于不顾。为统一思想，学校当局请军政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其演讲的核心要义是：现在政府组织青年从军是抗战的必需，但作为少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应该承担更艰巨更伟大的使命，西迁就是为将来的国家建设培养更多人才。演讲以后，反对西迁的学生大部分都改变了想法。

当时进行西迁也面临诸多困难，首要解决的就是经费问题。学校在1938年1月22日的布告中规定了对学生的交通补助是每人20元，但有学生测算，至少还有35元的缺口要自掏腰包填补，相当于7个月的生活费，这也是一些学生反对西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戏言，不如走到昆明吧？虽是玩笑话，却也催生了步行入滇的计划。

2月，学校发出布告，正式将步行入滇队伍名称定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对全体男同学组织体格检查，凡合格者一律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步行入滇。学校对行进路线也作了具体规定，划为7个阶段：第一段，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第二段，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船；第三段，芷江至晃县（今新晃县），65公里，步行；第四段，晃县至贵阳，390公里，乘汽车；第五段，贵阳至永宁，193公里，步行；第六段，永宁至平彝（今富源），232公里，乘汽车；第七段，平彝至昆明，237公里，步行。按此计划，并非全程步行，去掉车船，步行只有1300多华里，但实际步行里程翻了一倍，达到2600华里。旅行团入滇费用由学校承担。其实受经费困扰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中也有不少在路费上捉襟见肘。闻一多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步行入滇的原因，“一则可以获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由此可见，后来可歌可泣的3500里长途跋涉，实为无奈之举。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学生有284人。自愿参加的教师有11人，他们是：闻一多、曾昭抡、黄珏生、李继侗、袁复礼、许维遹、李嘉言、王钟山、毛应斗、郭海峰、吴徵镒。由曾昭抡、黄珏生、李继侗组成指导委员会，黄珏生任主席，负责日常领导工作。旅行中的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考虑到途经湘西，土匪猖獗，学校曾请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委派熟悉湘西的政府人士为团员开道，虽然张治中不赞成迁校，也没有委派相关人士，但还是派出军事委员会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军训教官毛鸿少将任参谋长，另有徐行敏等三名队医随行，并为每名学生配发黄军服、绑腿、棉大衣、干粮袋、水壶、雨伞和草鞋。

2月14日进行出发动员，黄师岳团长对全体团员训话。年近50的黄师岳是位儒将，他在讲话中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算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算第二次，三保太监下西洋算第三次，现在，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黄团长的训话从历史文化的高度肯定这次西迁，更增强了学生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19日下午，在租用的圣经学院操场举行了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张治中作了欢送词，黄师岳带领团员呼喊口号，仪式结束后正式出发。本来第一段长沙到常德计划是步行，为了节省体力，改乘5艘民船离开长沙。23日早晨抵达益阳，由此上岸，正式的步行也是从益阳开始。

如此远距离的长途跋涉，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平生第一次，而行伍出身的黄师岳也没带过这样的队伍，途中自然糗事不断。23日第一天行军，就有不少学生脚底磨出血泡，队伍也非常散乱。第二天，黄师岳要求团员按部队规定行军，但学生们并不能完全遵守，队伍渐渐就散了。黄师岳开始还纠正，后来也想开了，只要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也就随他们去了。之后每天早晨整队集合后，就散开边走边聊。没有了严格的行军纪律，队伍反而变得活泼而有生气。若干年后，有人回忆说，联大的自由氛围就是从这次行军开始的，也不无道理。当然，也有必须守规矩的时候，比如地方政府举行欢迎仪式时，就要整齐列队，不能太散漫，基本的形象还是要注意的。

旅途中的危险主要有两个，一是湘西土匪。队伍经过时，黄师岳要求所有团员必须整队行进，服从命令，路上的村民也提醒他们“前面绿林的朋友比较多，要小心”。3月5日队伍经过文昌坪时，听到枪声，计划的宿营取消，连夜行军，虽然艰险，但全程并没有遇到土匪，据说是湖南省政府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有一批穷学生要到云南去读书，请不要为难云云。另一种危险则来自复杂的自然环境。4月11日，旅行团来到盘江渡口，此乃滇黔咽喉，必经之地，因为铁索桥已坏，只能摆渡过江，小船每次只能载五六人，全靠船工高超技艺才能激流行舟，每次到岸，学生们都要击掌庆贺趟过了鬼门关。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内外矛盾集中爆发、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当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与底层民众接触并不多。这次旅行，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社会、了解民生，也能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抗战与建国、历史与未来等重大课题，是难得的一次实践教学。

长途旅行激发了大学生们的抗战热情。旅途中团员们不时唱起抗战歌曲以激励士气，遇到民众时也向其宣讲抗战道理。4月13日，团员们在贵州安南县（今晴隆县）获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当晚便举行了庆祝大会，黄师岳、县政府代表、学生代表相继上台发言，高唱救亡歌曲，并举行了火炬游行，堪称县史上前所未有之盛况。

与此同时，这次旅行也让大学生们对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国情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在沅陵县发现还有学生在念四书五经，一些地方甚至还供着“皇帝万岁”牌位，让学生觉得民众的愚昧依然很深。青溪县戒烟所旁边居然就贴着烟土广告，过了贵阳，罂粟到处都是，地方军阀强令农民种植甚至直接押运倒卖烟土，也让团员们“开了眼界”。

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各界人士在圆通公园唐继尧墓前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梅贻琦、黄师岳都做了致辞。胡适称赞说：“这段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日后在组建远征军时，西南联大的外语系学生踊跃报名做随军翻译，更有学生牺牲在了异国他乡。今天翻开旅行团的名册时，可以看到许多两院院士和专家学者的名字，如任继愈、查良铮、何善周、王玉哲等。无论牺牲者还是后来的国家建设者，他们的壮举，或许也是因为在此次旅行中注入了抗战爱国的基因吧。

▲在南开学校求学时期的周恩来

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文科，这是当时的入学注册登记表

▲周恩来（前排坐者）同南开学校老师同学的合影。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积极参加戏剧活动。这是他和学校新剧团主要演员合影（左后立者为周恩来）。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后排左一为周恩来）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这是该校毕业同学录上的周恩来小传。

▲1919年秋，南开大学学生周恩来、马骏等人发起并组织天津青年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此为觉悟社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一代良相、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南开大学著名校友周恩来。

1951年2月24日，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

1957年4月10日，周恩来视察天津，受到南开大学师生热烈欢迎

南开学子举办活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4周年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

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伯苓老校长后人张元龙先生讲话

7·28南开校殇日纪念活动

2019年12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编辑部、抗日战争纪念网举办的“抗战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历时两天在南开大学圆满结束。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青春伴随她。

大中路旁杨柳翠，新开碧波映晚霞。

古钟悠悠铭校史，主楼巍巍塑英华。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一生去爱她。

敬业广场书声朗，马蹄湖水映荷花。

公能校训记心上，月异日新竞芳华。

今日湖畔放声唱，明朝建功在天涯。

《南开大学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駸駸，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主楼

1919年，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和严修创办南开大学；

1920年，南开大学开时代先声，实行男女同校；

1937年，日本侵略军轰炸南开大学，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

1938年，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复员北归；

1984年，南开大学成为全国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一；

1995年，南开大学成为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15所大学之一；

2000年，南开大学进入首批国家教育工程“985工程”；

2013年，南开大学成为首批进入最新国家教育工程“2011计划”建设的高校；

2017年，南开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

2019年，南开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开启新征程。

二主楼

第二教

如今的南开园

新开湖

敬月广场

老图

2019年10月17，南开大学百年校庆！

感恩南开！祝福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