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帝国威尼斯的兴衰荣辱

山水情怀

奥斯曼的崛起，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战争、瘟疫等，充其量只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威尼斯衰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当“包容性”制度异化为“攫取性”制度，当海洋精神和冒险意识逐渐丧失，当年轻人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通道被堵死之后，这个国家便注定了必然衰败的命运。

——题记 

意大利旅游名城威尼斯是一座面积仅有7.8平方公里的水上小镇，它由118个岛屿、177条河道和401座桥梁连接而成，就像由一串串珍珠连缀起来的瑰宝一样，镶嵌在波光潋滟的亚得里亚海上，温情脉脉，诗情画意，远离尘世，顾影自怜……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水一样的柔弱、内敛、谦和、不争高下。

其实不然，历史上的威尼斯更习惯于用战舰、刀枪和拳头说话。它曾是亚得里亚海、地中海一带绝无仅有的海上霸主，控制着亚欧之间唯一的贸易通道；它拥有一支战无不胜的海上武装，不仅战胜过强大的奥斯曼，还以区区一城之力与拜占庭帝国相抗衡，并配合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威尼斯神话”。

没有哪个国家像威尼斯一样有着如此不可思议的传奇经历，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在国家体制不变的状态下维系了千年的荣耀和繁华。“威尼斯神话”究竟是怎样成为现实的？威尼斯海上霸权又是怎样从辉煌走向衰败的呢？让我们寻踪觅迹回溯到2000年前的古罗马吧。

一、生存

威尼斯的历史是从罗马帝国濒临灭亡时开始的。蛮族入侵让平静而富裕的罗马人陷入了恐怖的深渊，为了躲避战乱和蹂躏，威尼斯先民们于公元五世纪初陆续来到罗马北部波河入海口的潟湖避难。波河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从阿尔卑斯山上奔涌而下流入大海，形成了大片的滩涂和沼泽，称为潟湖。落潮时露出几座孤独的小岛，涨潮时一片汪洋；虽然不利于生存和航行，却是抵躲避外敌入侵的的天然屏障。

每当蛮族前来滋扰抢劫时，威尼斯人就放弃岸边的领地，迁入潟湖岛屿中避难，蛮族始终无法越过这道天然屏障，让威尼斯人在兵祸乱世中得到了生存和喘息。大海保护了他们的灵魂，却惩罚了他们的肉体；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潟湖到处是沼泽和滩涂，却没有生命必须的土地、淡水和树木，可以利用的资源除了鱼和盐之外，唯有他们的航海技术和造船经验。然而对于逃难求生的威尼斯人来说，上帝的赏赐已经足够了。正是依靠不为命运屈服的信念，他们在这片生命的禁区中开始了艰难的生存。

他们以收集雨水和岛外交换小麦的方式满足了最基本的需求，然后以深埋烂泥中的橡木桩和石块筑造生命的地基，日积月累，潟湖中不仅有了避风遮雨的房子，还出现了教堂、学校、工厂、议会和政府……在茫茫大海之上，在沼泽和滩涂之间，威尼斯竟然建起了一座辉煌的城市国家。

公元697年，威尼斯进行了第一次公民选举，就此确定威尼斯是一个议会制的、非家族世袭的、终身元首制共和国。

威尼斯没有土地，没有封建制度，没有农业基础，因此也没有正常国家中常见的矛盾和包袱。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依靠贸易和交换，于是贸易、造船、航海、物流、运输得到了优先发展。生活的艰难迫使人们必须抱团取暖，自律和公平是精诚团结的基础和前提。就像一艘航行中遇到暴风雨的大船一样，全体船员不分阶级、贫富、贵贱都要面对大海的考验。

著名的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认为：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是结合了君主专制（终身总督）、寡头政治（小议会制）和民主政治（大议会制）的混合政体，其政治制度的复杂性恐怕为人类历史所罕见，严格分类的话仍可划入“共和国”类型，但它又难得成功地把分权与高效两种相互矛盾的特性统一于一身。尽管它一直是个专制国家，却对臣民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

自此以后，威尼斯历任总督都小心谨慎地维护着威尼斯内部的稳定和国家的形象，维系着威尼斯与伦巴第王国、法兰克王国、罗马教宗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经历数百年的韬光养晦，从一个小渔村和粮草批发地，转型成为离岸贸易集散地，威尼斯人终于走出了狭窄的潟湖，将商业贸易扩散到亚得里亚海、地中海，进而全世界了。

二、独立

经济地位上升以后，威尼斯人开始寻求政治上的独立。在欧洲历史上，但凡不想被肢解的民族或国家都会通过结盟来捍卫自己，而以不结盟的方式寻求独立对于综合实力并不强大的蕞尔小国来说通常非常困难，可威尼斯做到了。

威尼斯属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却又紧邻法兰克王国，查理曼不想让它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附庸，便擅自认定威尼斯为主权独立的邦国。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后成为西罗马皇帝，儿子丕平被封为意大利国王（查理儿子被称为“意大利丕平”，查理父亲被称为“矮子丕平”），遂协迫威尼斯投靠西罗马。

公元809年意大利国王丕平率大军南下准备接收威尼斯。威尼斯第九任总督安德诺利唯恐威尼斯毁于战乱，便跑到君士坦丁堡求援，结果一去不返，遭到全体威尼斯公民的唾弃。临危不惧的威尼斯人关键时刻选出了主战派第十任总督帕契帕索。

在帕契帕索的领带下，议会通过决议：拒绝投靠法兰克。威尼斯人忍痛烧毁了海岸上的街市，把全部人员撤到潟湖中最大的岛屿利亚托岛上，并在此建立永久性政府机构，以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迫使法兰克不得不卷入这场自己并不熟悉的海战。

因为不了解潟湖的水文情况，法兰克人驾船进入潟湖后陆续搁浅，跳下船来的骑士和战马也深陷泥沼中动弹不得，只能成为威尼斯人射杀的标靶。威尼斯人取得了在这场攻防战的完胜，犹如400年前他们的祖先应对蛮族入侵一模一样。

此后不久，意大利丕平染疾而亡。查理曼与拜占庭经过谈判最终确定：法兰克放弃威尼斯的主权，承认威尼斯属于拜占廷帝国管辖；但同时威尼斯需对法兰克支付军费，查理曼愿以法兰克境内的自由通商权作为交换。

查理曼得到了贡金，拜占庭得到了管辖权，两大国各取所需，夹缝中的小国威尼斯却“割地又赔款”。这个结果表面上看来是威尼斯输了，而且输得有点儿惨；但实际上，远在天边的拜占庭根本管不住天高皇帝远的威尼斯，而一旦解除了近在咫尺的法兰克的威胁，就等于宣布了威尼斯政治上的独立，而且还得到了大半个欧洲的通商贸易权。这无疑是个“双赢”的结果——威尼斯赢了两次。

独立，让威尼斯人掌握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赢得了成功崛起的第一步。从此以后，随着查理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两大势力集团的逐渐衰退，独立的威尼斯反而在狭缝中羽翼丰满、脱颖而出，并在欧洲舞台上施展拳脚、开始成为填补权力真空的力量。

三、信仰

威尼斯人虽然信奉天主教，却不是虔诚的基督徒，罗马教皇几乎是所有（天主教）国家的教皇，却唯独不是威尼斯的教皇。威尼斯人从来不听命于罗马教皇，他们对于生意的热衷和利益的追求超越他们的信仰，如果信仰与利益发生冲突，他们永远会站在利益一边。

在威尼斯人眼中，只有圣马可才会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敬仰和崇拜。

马克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也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在基督教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尊荣。马克曾在阿奎利亚传教，而威尼斯人大多都是来自阿奎利亚的难民。据说马克有一天坐船经过潟湖时遇到风浪，在一座小岛上避难，有位天使显像对马克说：你会平安的，马克！这里将成为一座奇妙的城市，并将接纳你的遗体。威尼斯人对于这个传说深信不疑，每当危难之际总会在心中默念：马克！马克避难的利亚托岛后来就成了威尼斯的行政中心。

公元828年，两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威尼斯商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埃及亚历山大港，他们的光临不是为了生意，而是为了崇高而神圣的信仰。

当时的埃及，伊斯兰势力如日中天，原本信仰基督教的居民们纷纷改信真主阿拉，并上街拆毁基督教神殿和圣像。这让威尼斯人联想到两百年前的拜占庭，为了限制教会的权力，东罗马于726年也曾发生过一场“破坏圣像运动”，教堂内的雕刻都被石灰水洗清，大量艺术品遭到焚毁，这场浩劫席卷整个拜占庭，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威尼斯商人看准时机赶赴君士坦丁堡，疯狂购买收缴起来等待销毁的圣像，并把这些几乎可以免费得到却价值连城的艺术品运回威尼斯，赚取了不菲的利润。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亚历山大港再次刮起捣毁圣像风潮，而马克的遗骸就供奉在亚历山大教堂里，估计不久也将难逃厄运。于是两位威尼斯商人便以护送圣马可遗骸到安全的地方为借口，对教堂神父威逼利诱，甚至连偷带抢，将骗到的“圣体”装在整车猪肉的最底层，以躲过海关重重检查，连夜将“圣体”运回威尼斯。

威尼斯人对于圣马可遗骸的归来欢喜若狂，两位勇敢的商人因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威尼斯第11任总督查士丁尼.帕提西帕奇奥宣布：建设一座专为供奉圣马可遗骸的教堂，并捐出自己的部分财产，得到了全体市民的响应。圣马可大教堂从828年开始建造，先后历经多次翻修、一次火灾焚毁、三次重建，数百年的装饰，直到1094年才宣告完工。这座金碧辉煌的大教堂是威尼斯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一座收藏丰富的艺术品宝库，拿破仑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教堂”。

圣马可从此成为威尼斯的保护神。圣马可大教堂和圣马可广场上的市政厅、博物馆、钟楼、石柱雄狮一起，构成了威尼斯的地标性建筑群，是威尼斯的行政中心和神经中枢，是威尼斯的荣耀与骄傲的象征，凝聚了威尼斯千年的理想和信念、精神和财富。直到今天，威尼斯重要的政治活动、宗教仪式、传统节日或假面舞都会在这里举行。

四、财富与梦想

海洋国家有两条致富之路：一是经商，二是当海盗。威尼斯建国之初就以立法的形式严禁威尼斯人当海盗，且把打击海盗活动作为国家行为，以此宣示威尼斯成就海洋帝国的梦想和决心。

然而，清剿海盗谈何容易？亚得里亚海东岸马达马提亚一带（今南斯拉夫）是威尼斯商船必经之地，也是各大势力的缓冲区，这里国家分布十分混乱，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且地势险恶、峡湾幽深、礁石嶙峋，便于船只躲避风浪，也便于海盗隐身藏匿。这一带的海盗由早年入侵巴尔干的蛮族斯拉夫人组成，随着东罗马拜占庭的势力逐渐衰退，他们在这里劫持商船，杀人越货，神出鬼没，十分猖獗。威尼斯人只能以缴纳“保护费”的形式换取商船和货物免遭劫掠。

这种局面直到公元991年才被打破。当年上任的威尼斯总督奥赛罗与拜占庭签署条约，以战时威尼斯为拜占庭提供海军战力、补给和军费的义务，换取威尼斯商船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靠岸时免除码头税，以及征讨马达马提亚的皇帝敕令。

不要小看了这纸敕令，它就相当于“海上警察”的授权，有了授权，威尼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代表拜占庭皇帝发布圣命，名正言顺地打击海盗，合理合法地掌控亚得里亚海制海权了。威尼斯打击海盗的力度和战绩博得了拜占庭的赞扬，皇帝巴西尔授予威尼斯总督奥赛罗“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头衔。自此以后，历届威尼斯总督都兼任达尔马提亚公爵，达尔马提亚也就成了威尼斯传统意义上的海外殖民地。

斯拉夫海盗停歇不久，诺曼海盗开始出现。到公元11世纪，曾经入侵不列颠、诺曼底的诺曼人占领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之后，继续挺进属于拜占庭领地的希腊。1081年，诺曼人首领吉斯卡尔几乎全歼了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带领的拜占庭军队，并占领了大片希腊领土。虽然在威尼斯人的帮助下拜占庭成功击退了诺曼人，挫败了吉斯卡尔的野心，但诺曼人试图染指整个希腊，进而吞并君士坦丁堡的野心暴露无遗。

拜占庭皇帝决定派出2万陆军对抗诺曼人，希望威尼斯海军在海上夹击海盗。第31任威尼斯总督塞沃不仅接受了拜占庭的要求，还迎娶了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十世的公主为妻，以此赢得拜占庭皇帝的信任。最终，威尼斯击败了强大的诺曼军队，占领了重要的港口城市杜拉索（今阿尔巴尼亚），解除了拜占庭的后顾之忧。

为感谢威尼斯人的英勇奋战，拜占庭皇帝于1082年颁布《金玺诏书》，授权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的领土范围内自由贸易，免缴赋税。拜占庭港口城市雅典、萨洛尼卡、底比斯、安条克、以弗所、希俄斯岛、优卑亚岛等，都为威尼斯人打开方便之门。威尼斯还被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人社区，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金角湾建立货栈、仓库、以及“办事处”性质的商会等，《金玺诏书》无疑是打开东方贸易之门的一把金钥匙，不久将彻底改变了地中海的格局和威尼斯的命运。

威尼斯商人蜂拥而入，穿梭于君士坦丁堡、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之间，疯狂地买进卖出、囤积居奇。他们控制着从莱茵河到黎凡特的贸易枢纽，将印度的胡椒运往佛兰德斯；把英格兰的羊毛制品送到德意志；让马六甲的香料成为法兰西宫廷的奢侈品；让中国的丝绸成为佛罗伦萨银行家情妇身上的时尚；将威尼斯玻璃变成叙利亚清真寺的吊灯；将波罗的海的琥珀装饰图坦卡蒙的墓室……

《金玺诏书》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不仅仅是特许和免税，还有那个让威尼斯人日思夜想的词汇——垄断。有了垄断，竞争对手热那亚、比萨、米兰、佛罗伦萨逐渐退出贸易竞争，威尼斯把商队贸易终点站布满这个免税国家的港口城邦，并逐渐取代拜占庭成为东西方中转贸易的枢纽和中心。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财富消失的恐惧刺激着威尼斯人的神经，使他们不畏艰难地奔向海洋，在这座原本贫瘠荒芜的城市里堆积起财富和宝藏。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座停留在抽象化、虚拟化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农业、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离岸保税仓库，但它的政策完全配合经济目标，它的管理高效务实无人比拟。它发明和建立的现代银行制度、会计制度、金融制度为欧洲各国所借鉴，它对财务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效率领先同时代几百年，它的金币“杜卡特”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元。

在这里，金钱像泉水一样流淌，现代化程度令人震惊，威尼斯“商人”取代中世纪“骑士”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他们的财富波及欧洲各地，超过罗马教廷，甚至富可敌国、睥睨天下。

有了钱，威尼斯的河道被重新疏通修缮，河上的桥梁换成了大理石；无数华丽的宫殿建筑、私家别墅在河道两边拔地而起；欧洲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座海关大楼应运而生；以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为样板、仿照圣索菲亚大教堂镶嵌壁画风格装饰一新的圣马可大教堂，向全世界展示着威尼斯的财富和力量。

威尼斯人还把大量金钱投入绘画和音乐，创造了奢侈、高贵、雍容、美妙的“威尼斯艺术”。人们也许不知道，威尼斯曾是欧洲的艺术中心，“威尼斯画派”在西方艺术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提香、丁托莱托的作品享誉世界；音乐沙龙、歌剧演出也曾风靡威尼斯，“巴洛克音乐”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维瓦尔弟创作的《四季》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艺术家。

威尼斯究竟多么富有？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是10万人口，每年贸易额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达2亿多美元，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8500万美元，远超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和西班牙平起平坐，与英格兰不相上下，即便当时中国明朝的全国税收，也无非这个水平。然而，泱泱大国明朝的人口是蕞尔小国威尼斯的1000倍，国土面积更是不能同日而语。

五、海上称霸

财富成就了威尼斯的繁荣和发展，也助长了威尼斯人的贪婪和傲慢，招致众人的讨厌和怨恨。穆斯林鄙视他们，拜占庭人憎恶他们，叙利亚人骂他们是“混蛋”，教皇庇护二世把他们视为“鱼虾”。威尼斯越来越不得人心，但威尼斯人又似乎无处不在，因为全世界都离不开威尼斯。

拜占庭皇帝曾经意识到了威尼斯潜在的威胁，为了消弱威尼斯的影响，给了比萨和热那亚与威尼斯一样在君士坦丁堡经商的特权，但为时已晚，非但无法改变拜占庭失血的状况，反倒险些激发一场商业战争，致使双方矛盾日渐加剧。

1171年3月，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突然宣布与威尼斯断交，收回威尼斯人的租界和贸易特权，并逮捕了境内两万多名威尼斯商人，没收他们所有的货物、船只和商品。一场剑拔弩张的海战尽管没有发生，彼此之间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虽然这次危机挫败了威尼斯的风头和锐气，但威尼斯崛起与称霸的决心和意志势不可挡，三十年后，借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机会和力量，威尼斯开始了绝地反击。策划这一行动的是第41任威尼斯总督恩里克.丹多罗。

出身于政治世家的丹多罗年轻时曾担任商船团护卫舰司令和威尼斯住拜占庭大使，大使任内卷入了1171年那场收回租界的断交事件。尽管他无力保全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租界，却保全了五千多威尼斯侨民的生命安全，当侨民们乘坐的舰船返回祖国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呼。在外交和军事双双挫败的情况下塑造英雄激励士气，威尼斯想要以此告诉全世界：它依然是地中海的霸主。

1193年，丹多罗以86岁高龄当选为总督，虽然这位老者驼背、重听、衰老、双目失明，却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野心和意志，而且智慧超群、威望出众，他带领威尼斯人对拜占庭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反击，摧毁了这个千年帝国存在的根基，并就此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

这场灾难性的历史事件缘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计划集结包括五千名骑士、两万名步兵在内的总共四万人组成的大军远征耶路撒冷，遏制伊斯兰的扩张。由于上次十字军东征走陆路并不顺利，他们想从海上远征耶路撒冷。

1201年十字军找到地中海霸主威尼斯，下达了一份惊人的订单，要求威尼斯一年时间内造出浆帆船五十艘、货船七十艘、帆船两百四十艘、登陆船一百二十艘，并准备三万名水手和登陆队，三万加四万共计七万人、五千匹马的粮草。威尼斯人经过精明的算计后也给出了同样惊人的报价：八万五千马克，双方约定分四期支付。

这是中世纪最大的一笔商业合同，显然，这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十字军是付不起的，可丹多罗依然接下了这笔订单。因为他早已拿定主意：十字军如果不违约，等于威尼斯发了一笔横财；十字军如果违约，利用这支庞大的舰队报复拜占庭，夺回失去的权益，也不失稳赚不赔的买卖。

不出所料，到了出征的日子情况有变。由于各大贵族相继退出，十字军士气不振、迅速解体，最终，只有孟菲拉特侯爵勉强拼凑了一万人马，在约定的1202年6月来到了威尼斯。说好的四万人马只来了一万，说好的八万五千马克分四期支付要改成五万马克分十期支付。丹多罗的回答是：“没钱不开船！”十字军陷入绝望，但又没有理由怪罪遵守契约的威尼斯人，因为他们还未曾见到过一支如此雄伟壮观的舰队正严阵以待停靠在威尼斯的港湾。

最终，丹多罗想到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解决方案，既然十字军拿不出这么多钱来，那就以“劳务”换取“债务”，先帮助威尼斯除掉心头之患。十字军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无奈登上了威尼斯的“贼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初衷和计划因此被彻底改变。

由两万十字军和威尼斯水手组成的联军首先攻下达尔马提亚的萨拉（匈牙利领地），接着又以萨拉为据点，先后两次攻陷君士坦丁堡。上演《王子复国记》帮助宫廷内斗中失意的拜占庭王子阿列克谢夺回王位，不过是丹多罗的一个借口而已，威尼斯的真实意图是打算取而代之。

1204年4月13日，早已失控的十字军和威尼斯联军对这座全世界最富裕、最繁华的城市实施了最疯狂的一次洗劫，烧杀抢掠一直延续了三天三夜。金角湾陷入一片火海，皇家图书馆被毁之一炬，索菲亚大教堂被抢劫一空，暴行骇人听闻，现场惨不忍睹，实际损失“连最精于算数的威尼斯人都无法估计。”

战争结束后，威尼斯不仅得到了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包括爱琴海、亚得里亚海沿岸众多港口和岛屿的主权，不仅偷走了君士坦丁堡大批历史文献、大理石圣像、石柱、青铜雕塑、壁画，还窃取了帝国的威仪、礼节、文化乃至灵魂。一夜之间，威尼斯从一个商业帝国成为强大的海洋霸权国，从亚得里亚海到东地中海，从爱琴海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到黑海，威尼斯号令天下，威震四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本是为了打退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却因为威尼斯的参与改变了计划和路线，使同为基督教世界的拜占庭帝国遭受了致命的一击，客观上助长了伊斯兰势力的西进，成为1453年拜占庭最终覆灭的重要掘墓人。

亲手导演这一事件并把威尼斯推上海洋霸主地位的瞎眼老人丹多罗成了威尼斯人心目中的神话人物，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崇拜。无疑，他是威尼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督，他虽然奠定了威尼斯百年繁荣昌盛的根基，却也毁掉了威尼斯人的信仰和荣誉，在基督教世界中臭名昭著。他最终没有活着回到他为之奉献毕生的故乡，于1205年6月21日去世，享年98岁，遗体安葬于索菲亚大教堂。

六、衰败与反思

长命的丹多罗一手创造了威尼斯的巅峰时代，却也给威尼斯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就像一个曾经青春年少、活力四射的人逐渐衰老一样，充满传奇和梦幻、曾经呼风唤雨的海洋帝国也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生命倒计时。

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是导致威尼斯衰落的直接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奥斯曼帝国与控制东地中海及沿岸诸岛的威尼斯帝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双方就此陷入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战争。威尼斯的军事据点和贸易中转站如内格罗蓬特、塞浦路斯、勒班陀、克里米亚等……被强大的奥斯曼一一清除，威尼斯最终失去了地中海霸主地位，地中海航路也最终失去了传统的商业价值。

与此同时，大航海时代不期而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崛起。当葡萄牙发现并掌控由大西洋经印度洋通往东方的航线之后，当荷兰、英国使用了更坚固、更快捷的商船，并组成以资本为驱动力的股份制公司之后，当大西洋开始取代地中海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之后，威尼斯的挑战和冲击接踵而至，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

让威尼斯遭受严重打击的还有疫情。曾于1348年从中亚传入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的黑死病，在1575年到1577年间卷土重来，威尼斯三年时间死亡五万人，城市人口锐减三分之一，致使威尼斯经济日趋萧条。

1797年5月12日，威尼斯共和国大议会以512票赞成、20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不抵抗投降决议”。四天之后，拿破仑麾下的4000名法国大兵开进威尼斯，延续千年之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就此寿终正寝、烟消云散，几年后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在我看来，奥斯曼的崛起，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战争和瘟疫等，充其量只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而已，威尼斯衰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外患”而是“内忧”。正像清王朝衰败的主要因素不是鸦片战争、不是八国联军，而是“闭关锁国”一样，自我封闭拒绝接受外来文明，势必招致被动挨打、国将不国的命运。

威尼斯的“内忧”来自威尼斯自身。其实开埠之初，威尼斯就建立了一整套鼓励冒险与创新的体制，比如以“贪腐零容忍”的法律对各级官员的权利界限做了明确而严格的约束；总督不能指定继承人、不能暴露遗嘱、同一家族出身者不能连任总督；为防止贿选还设定的程序繁琐的选举人团制度等……其目的是为了鼓励欲望、限制贪婪；既保障了社会资源的横向流动，又打通了各阶层晋升的纵向空间；使威尼斯保持了内在的凝聚力和生命的活力。

但不幸的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强大，威尼斯赖以崛起的内在精神和冒险意识开始丧失，致使政治越发保守，体制开始僵化，权力腐败日渐加剧。1286年威尼斯议会通过议案，决定议员资格允许世袭，从此不再有新议员提名；1324年为了进一步垄断财富，威尼斯开始实施贸易国有化，少数贵族逐渐控制了国家权力，把贸易变为贵族的特权，个人必须支付极高赋税才能参与其中。这在冥冥之中都成了威尼斯命运的转折。

曾经鼓励年轻人扬帆冒险的一系列开放政策被一个接一个地废止，白手起家变得越发困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逐渐成为“笑话”，威尼斯财富集中，阶级固化，新兴贵族再难产生，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丧失了海洋精神和冒险意识的威尼斯人，开始把目光转向欧洲大陆，转向坐享其成的土地买卖，从此在国际事务中销声匿迹。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是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通过十五年的原创性研究，合著完成的畅销书，两位的结论是：创造社会繁荣或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体制、体制、体制”。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都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那就是“包容性体制”和“多元性体制”；而历史上那些将要失败或已经失败的国家，比如威尼斯，无一不是因为选择了另一种糟糕的体制——攫取性体制。

攫取性体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它的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整个国家制度建立在剥夺多数人而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基础之上，大多数人没有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因而，国家不仅不能持续繁荣，且很难有技术创新和进步，还会经常面临为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内乱和不稳定。无论从效率上还是公平上讲，包容性制度都优于攫取性制度。

人的堕落，是一切衰落的开始。威尼斯的荣辱兴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包容性越大，获得的财富就会越多。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受到利益的诱惑和驱使，往往会收起他们上位的梯子，让大多数后来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富、改变命运的机遇受阻。最终，使国家变成攫取性体制，使社会陷入“内卷”和“躺平”，经济随之失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