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兵英雄聂佩彰的战斗足迹—追忆父亲

凌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历史的时刻，我们应铭记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大众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我也同时怀念我的父亲，一位始终跟着共产党，在革命队伍里、在枪淋弹雨中奋不顾身、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工兵英雄。

在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电视剧“大决战＂的时候，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又找出父亲仅留存在世的一些珍贵照片，梳理一下父亲的革命历程和足迹，做了这个“美篇”，以寄托我对父亲的深深怀念之情。

　　这是父亲战争年代最早的一张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是当年太岳地区一位领导的后代传给我的。照片左为我父亲，从照片上看到的是父辈饱经烽火硝烟洗礼的刚毅形象。几位战友们的着装让我们感受到前辈们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着的艰难困苦。照片的年代是抗日战争中的1942年，地点是山西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沁源地区。当时根据太岳分区的决策和布署，针对日寇的＂铁壁合围＂策略，太岳地区的军民展开了一场历时三年之久的沁源围困战。

　　沁源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广大民众在围困战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长期坚持用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夜袭战等战术，将日寇围困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民兵们在打造“石雷＂。

　　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铁雷供应不足，太岳分区的聂佩彰工兵小组带领民兵们一起试制成功了铁雷的代用品“石雷＂。也成功的用＂石雷＂打了几场漂亮的伏击战，炸翻日伪军的汽车，毙敌、伤敌数十名。实践证明“石雷＂的威力与铁雷相仿。＂石雷＂的研制成功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举办“石雷＂训练班，聂佩彰担任教员，负责教学，为部队和民兵培养了三百多名造雷、埋雷的爆破能手。这些骨干带领军民大摆地（石）雷阵，为沁源围困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场70多年前的战争胜利，被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典型战例。

这是父亲保存的聂佩彰工兵小组爆破英雄张兴旺同志照片，照片背面是父亲聂佩彰手写字体。上面的三人合照中间是张兴旺。

这座庄严素朴的纪念碑座落于沁源县李元下庄，建于70多年前的1944年，为了纪念岳北地区在三年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2300余名烈士而建立，纪念碑落成时驻沁部队和群众团体两万多人在碑前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痛悼抗日英烈。

此碑是由我父亲聂佩彰督建，并亲自撰写的碑文。

整体碑文。

碑文局部（督建聂佩彰书）。

纪念碑背向全貌。

太岳地区党政军领导人薄一波、陈赓、牛佩琮、王新亭、谢富治、毕占云、李成芳、顾大川、刘有光等都为纪念碑题词。

　　一九四四年冬，太岳分区决一旅工兵连在山西省安泽县亢驿村正式成立，聂佩彰首任连长。一九四五年十月工兵连编入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一旅，聂佩彰仍任连长。这张工兵连全体合影，左前蹲者为聂佩彰，前面工兵小组合影的三个人都在其中。因上级领导器重聂佩彰的聪明才智，给予他特殊照顾，成为当时唯一享受团首长待遇配备乘马的连长。

在战争环境下诞生的工兵连，需要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聂佩彰首先集中班、排长进行埋设地雷、坑道作业、爆破等基础知识和操作技术的学习和训练，组织爆破演练，在全连掀起＂苦练基本功，准备大反攻＂的练兵热潮，为大反攻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技术基础。

　　抗战胜利后，工兵连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国共第一战“上党战役＂，工兵连接受了攻克长治外围长子城北门的任务，面对坚固的城门和复杂的工事，决定采用坑道爆破法，连长聂佩彰使用最简易的测量方法（烟袋杆和香火）测量，指挥全连把坑道掘进到北城门下，用数口棺材装满炸药引爆，炸毁敌固守的城门和外壕，为我军大部队攻城铺平了道路。

此后工兵连又先后参加多次重要的战役，在转战各战场之时，聂佩彰对各类武器进行改造革新，他计算出爆破各种目标的使用炸药常数，下发部队，方便部队在各种情况下使用。在副旅长蔡爱卿的指导帮助下，对六〇、八二迫击炮进行革新，使其即能曲射又能平射等无数新的发明创造。

　　工兵连参加了横渡黄河、豫西作战。在洛阳战役时部队开进后，陈赓专门召见了聂佩彰，听取他关于燃烧弹、集束手榴弹、炸药发射筒的使用和威力后，决定火攻洛阳城。这次战斗中聂佩彰首次组织了全连规模的连环大爆破，在此起彼伏的爆破声中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防线被彻底攻破。这次大爆破方案精细、分工周密，成果显著，都是没有先例的，它即充分表明了工兵在攻坚战斗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又表明了工兵连战斗保障能力的增强和聂佩彰同志指挥技术的提高。

在一九四七年年终总结中屡立战功的工兵连被旅党委授予了“无坚不摧＂、“紧密团结、巩固部队＂的锦旗。工兵连“无坚不摧＂这一光荣称号也成为完成各项任务的一贯作风。

　　在频繁的战斗中，工兵们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炮火之下实施爆破，伤亡很大，牺牲的又多是爆破骨干，爱兵如子的连长聂佩彰，就像剜心头肉一样难过。打了胜仗聂佩彰立了战功，上级召开庆功大会他也不去。他在连里摆上酒杯，写上牺牲战友的名字，跪地洒酒祭奠战友。他心中在想今后的战斗中怎样才能减少战友们的牺牲，这时的聂佩彰开始了＂飞雷炮＂的最初设想。

一九四七年六月，四纵在翼城北良壁村首次成立工兵集训大队，时任纵队工兵主任的聂佩彰担任大队长。照片左前蹲者为聂佩彰。

　　“飞雷炮”的研制和诞生应始于1947年，在中原野战军四纵的这次工兵集训中。聂佩彰根据以前发明的迫击炮飞送宣传单和沁源围困战时用的“掷石机＂抛射石头的原理，制定了试验方案，并在集训队干部会议上提出设想，得到了纵队首长的肯定和大家的支持。这张训练大队全体干部合影，后排右二为聂佩彰。

“飞雷炮＂试验用炸药包的黄色炸药来源，完全靠拆卸敌人投掷未爆的炸弹和手榴弹，这种拆卸技术以及试验中的点火等危险动作，聂佩彰都叫战友们闪开，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由他独自完成，因而受伤是在所难免的，他身上在这一时期留下累累伤痕。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和改进，凝聚着连长聂佩彰和工兵连集体智慧的“飞雷炮＂诞生了。因为抛射炸药包是由抛射地雷引发的，故称“飞雷＂，因为是依照迫击炮原理制成的抛射筒，所以命名为“飞雷炮”。这一自制的武器是工兵的炸药和炮兵的发射技术双重作用相结合的产物，是工兵或特种兵参战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

集训结束后，中原野战军在河南方城南门进行军事汇报演习，刘伯承、陈毅、李达等首长都兴致勃勃地和部队一起观看工兵连“飞雷炮＂的发射过程，演习开始，工兵连向预先射置的3个300米左右的目标连续发射3发“飞雷＂，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过后，目标全部被摧毁，全场一片欢呼声，获得了上级首长的一致好评。旅长李成芳、政委胡荣桂指示要在全部队推广应用，也给工兵连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物质条件。

到淮海战役开始前中原野战军各旅工兵营大多自制和配备了＂飞雷炮＂。聂佩彰也对＂飞雷炮＂进行了革新和改造，装配了瞄准仪、炮座、脚架和机械发射装置，使它更加适应战场使用。

　　“飞雷炮＂的诞生结束了攻城靠工兵送炸药，步兵登云梯开路的历史。之后的战斗中，“飞雷炮”在对付国民党的坦克、装甲车、野战工事和密集的队形等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威震敌胆，为我军的战斗力增添了神威。国民党军把我军这种新式武器称做“土原子弹＂、“土飞机”、“特大威力炮＂、“没良心炮＂。

　　

陈毅说：我留过洋，还没见过这样的武器。＂飞雷炮＂能打这么远，威力这么大，我看对作战会起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刘伯承说：＂飞雷炮＂不仅可以在敌前沿的障碍物中开辟通路，而且可以摧毁敌人浅纵深的坚固工事，它弥补了我军在炮火方面的不足，将会提高我军的攻坚能力。飞雷的创造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它的诞生，表明了人民战士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领导热心的扶持这种智慧的发展，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

　　陈毅、刘伯承、邓小平在双堆集决战前夕去“飞雷炮＂阵地视查，陈毅说：“没良心炮＂名字起的好啊，专打没良心的国民党反动派，合适啊。

　　“飞雷炮＂大显神威是在淮海战役总攻阶段，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1948年11月23日，十万兵马的黄维兵团被我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围追堵截在这里，黄维兵团进攻、突围失利，在双堆集转入防御。黄维部队利用地形构筑了大量地堡、交通壕等里三层外三层的防御体系，又在阵地中心把几百辆美式卡车联成一圈，并用沙土装满卡车，打造出所谓核心防御圈。

　　随着战役的进程，阵地前敌我双方壕沟和工事犬牙交错，两军对垒更加接近。双方距离仅几十米，这正是“飞雷炮＂的理想射程，使这一武器有了绝佳发挥威力的机会。

　　在为总攻所做的炮火准备中，“飞雷炮＂逐渐成了主角。一百八十余门“飞雷炮＂推进到战壕最前端，敌人里外三层的防御工事基本暴露在“飞雷炮＂射程之下。

　　1948年12月6日下午四点半，中原野战军组织这一百八十余门“飞雷炮＂对敌进行的总攻开始了。连续向黄维阵地发射了三波＂飞雷＂，按照每门炮每次抛射20公斤炸药计算，敌方阵地上平均每平方米就摊上一公斤炸药。

　　仗着坦克重炮护身的黄维兵团，在“没良心炮”的弹幕攻击下顿时失去了章法，许多简易工事飞上了天，连美式卡车排成的“车阵＂也顿时宣告崩溃，黄维不曾料到，其苦心经营的野战防御体系立刻成了一片废墟，其密集的兵力防御更是不堪一击。被我军俘虏后的黄维还不服气的要求看一下我军这种‘‘从苏联进口＂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淮海战役持续两个多月，在此期间“飞雷炮＂功不可没，它的发明减少了我方进攻人员的伤亡，弥补了我军火炮的不足，战场结果是造成了空前规模的战场威摄力，大大的缩短了战役的进程。

　　战后工兵连被评为旅先进模范集体，荣获了旅党委授予的“飞雷立功＂锦旗奖励，工兵英雄聂佩彰荣立特等功，参加了旅庆功大会。“飞雷炮＂以其显赫的战绩，为聂佩彰和工兵连赢得了荣誉，工兵及其运用的这一爆破手段也成为淮海战役取得彻底胜利的重要因素。陈赓司令员亲自把＂飞雷炮＂画了图，向总前委写了报告，在部队里大力推广使用。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亲自接见和表扬了“飞雷炮＂的发明创造者聂佩彰。

　　毛泽东同志对淮海战场上的工兵和“飞雷炮＂也很重视，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警告国民党：“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火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新中国成立后，“飞雷炮＂和工兵连荣获的“飞雷立功＂锦旗，被永久陈列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博物馆，以褒奖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功绩。这种特别的武器“飞雷炮＂和它的发明创造者聂佩彰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

　　重新改扩建后的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的＂飞雷炮＂展柜。

淮海战役纪念馆的模拟我军的＂飞雷炮＂阵地。

　　北京原总参工程兵军史展中的工程兵英雄特等功臣人物展板。

　　改扩建前的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馆中陈列的“飞雷炮＂。

　　原军博二楼淮海战役展馆中，四纵十一旅旅直党委授予工兵连的“飞雷立功＂锦旗。

　　我向我的战友们讲述“飞雷炮＂的光荣业绩。

改扩建后的军博，在负一层陈列的＂飞雷炮＂。

　　1949年7月1日，原二野特纵的某步兵团改编成立了工兵七团，聂佩彰调任团参谋长。1950年初西南军区为解决18军进军西藏的交通问题，作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的决定，调6个工兵团担负抢修任务。工七团到四川重庆后接收了国民党工兵学校的五名教员，2名中校、3名少校，由聂佩彰组织领导他们办集训队，重点学习提高道路、桥梁课目。在之后的抢修康藏公路中，解决了很多工程技术问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排左二聂佩彰）

　　工7团同工兵10团、12团一起抢修两路口至沪定80多公里的路段，包括海拔3400多米的二郎山，海拔4800米的折多山路段。在狂风怒吼、雨雪交加的恶劣自然环境下，在悬崖峭壁上，在腐朽泥泞的“橡皮路＂上，在被泥石流一次次冲毁又重新修复中，工兵指战员们战胜种种困难，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任务，保障了18军发起昌都战役。

工兵团参加了在大渡河上用橡皮舟漕渡人员、马匹、物质和汽车。

　　这是工兵部队参加修筑康藏公路中的一段。 在康藏高原上修公路，其艰巨程度在 世界公路建筑史上实属罕见。我想现在所说的“天路”，风景壮美、被称为此生必走的318国道，也都是建于当年工兵战士们所修的康藏公路基础之上吧。

　　昌都战役胜利后，同年10月中旬，工七团东调回四川休整。这张工七团团领导的合影就是那个时期在四川时照的，后排左一是父亲聂佩彰，另外几位领导是谁？后来如何我都不知道。但这几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我军指挥员形象给我的感觉就是即坚毅沉着、又凝重温厚，气宇轩昂，令人敬仰。新中国成立了，他们来不及享受幸福和平的生活，又执行了抢修康藏公路的艰巨任务，完成任务后的他们带上光荣的军功章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

　　也就是在这次部队休整期间，连年的战争已经40多岁的父亲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工七团的领导非常关心，和部队驻地的地方领导共同牵线，父亲和我母亲（当地的一位小学老师）结合了。和上一张工七团领导合影是同一个照像馆，同样的背景，父亲母亲照了这张结婚照，父亲还和母亲的全家照了这张全家福。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点名父亲入朝参战，没来得及休整身心的父亲又奔赴新的战场。新婚的母亲也穿上军装，来到志愿军留守处，担任文化教员。

　　这是 父亲留下的一个笔记本，残破到没有了封面，用钉书钉又重新装钉还在使用。从扉页上看，应该是在修建康藏公路时发的，而使用是在抗美援朝期间。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时，我拿出这个笔记本，通篇一字一句抄录了一遍，看着父亲隽秀工整的字迹，辨识着笔记中的繁体字，仿佛在和父亲进行着一次隔时空的心灵对话。仿佛看到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奋斗奉献的日日夜夜。

　　抄写重读父亲的 笔记，仿佛看到父亲在抗美援朝的前线每时每刻的工作状态，他的工作天天都安排满满的，都是在超负荷运作的，大到工兵部队的架桥铺路，司令部工作安排，参谋人员的培训。小到工兵器械的保养保管，都做到精密细緻安排。还有美帝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战后，部队所采用的防范应对措施…等。看到的是父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场一路走过的一贯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着全部生命。

　　工兵七团在大同江上漕渡。在朝鲜前线，架设桥梁时的测绘，或是指挥架设浮桥时，父亲不顾身体情况，有时都需要下到冰河中亲自操作。

　　这座志愿军渡江的浮桥建于1951年5月，由东北军区工程兵所建，承载着工程兵广大指战员的心血。“东北军区国防建设指挥部＂（沈阳军区工程兵的前身）成立时聂佩彰调到指挥部下设三个科中的技术工程科任科长。

　　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后的一张照片，应该是在1953年初，父亲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时，这是一张不完整的全家福，因我当时还没有出生，令我终身遗憾的是此生没有一张和父亲的合影。

　　连年的战争父亲身体留下很重的创伤，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又夜以继日的工作而积劳成疾，病魔彻底击垮了坚强的父亲，直到从前线回国后才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工程兵领导派干部带着慰问信去慰问，上级和同志们期盼父亲能早日康复，继续为工程兵部队的建设做更多贡献。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渴望着他的陪伴，盼望他康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一切都回天乏力，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生命停止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幸福美好生活就要开始之时。

　　从我记事起，父亲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的一座墓碑，父亲是墓碑上的名字。烈士陵园建园初期的园长是一位老红军，他志愿来到这里工作，长年守护着这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每当烈士家属来扫墓时，他都亲自陪同到墓前祭扫，抱抱我们这些没有了父亲，还尚在襁褓之中的烈士子女。

每位烈士墓前的当年种下的幼松，静静地陪伴着烈士们70年了，长成一片遮天避日永远长青的松林。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团圆，他们如迎风傲雪的青松一样不朽千古！

　　70年时间长河流逝，革命先烈长眠在这里，是他们披荆斩棘、不懈奋斗，把黑暗挡在身后，用自已的鲜血和生命迎来新社会的曙光，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有了今天的盛世中华。如先烈所愿，他们的理想实现了，英雄们可以放心了，英雄必须被铭记！

　　军史史料中父亲和“飞雷炮”的记载我已深深铭记在心，但我们不能忘记的并不只是父亲的功名，而是他为了革命事业，在生死之间选择了毅然绝然的前行，把重逢留了别人，把不舍留给了我们。

　　我不曾记得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远去背影，他倒下的是山，站起来的是峰。他用“飞雷炮＂的轰鸣化作迎接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礼炮。他留给我们的是日月同天的永恒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