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兵工总厂旧址的发言

早雨

承前启后扬传统        继往开来创辉煌             谭霆 (2021年在广东兵工总厂旧址党史教育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我父亲到石井兵工厂任训育部主任和中共支部书记。       当时兵工厂内的斗争非常复杂和尖锐，国民党右派和我党都在争夺工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张静愚和后来的余程万更是大肆收买工賊进行反共活动，同时又挑动工人斗工人。鉴于这种形势，我父亲一进厂就立即组织支部党员发动工人全面揭露他们污蔑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及分裂工人队伍的阴谋。 张静愚见我父亲刚到任就坚决与他们作斗争，就换了一付面孔，企图收买我父亲，他们对我父亲说了许多恭维话，又劝父亲加入他们的孙文主义学会，说如肯跟蒋校长干定会大有前途云云。张、余及前厂长马超俊三人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而孙文主义学会则是国民党在黄埔军校中最坚决反共的组织。其实，1921年我父亲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机器工人夜校任负责人时，马超俊就隔三差五，以广东全省机器工人维持会主任身份窜到夜校，挑拨工人不要受共产党影响，不要听共产党的话，不要跟共产党跑，所以他们和孙文主义学会是什么货色，我父亲当然一清二楚。 父亲详细向陈延年汇报了兵工厂情况，陈延年指示我父亲要彻底揭露孙文学会的反共分裂活动，对他们丑化、谩骂和挑衅坚决揭露驳斥。在陈延年的直接指导下，我父亲发动党员和广大工人对国民党右派作出了坚决的、同时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团结了广大工人群众，孤立了一小撮工賊，又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维护了共产党的声誉和形象，并维护了两党的合作，很好地发展了生产，支持了北伐大局。       父亲在解放后回忆这一段工作时，常说兵工厂工运的成绩，主要是杨鲍安、杨殷、杨章甫和其他同志早期打下了基础，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组织了“十人团”，无论是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建立工会，建立党、团，还是揭露厂长马超俊贪污渎职、私卖军火，最后被孙中山撤职，还是发动工人罢工，反对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等，都是他们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和不畏艰难、不惧危险、坚决斗争所取得的。而我父亲进厂后取得的一些成绩，也同样离不开支部的广大党员、“十人团”骨干，以及广大工人群众。 　　除了回顾广东兵工总厂对敌斗争的这些历史外，我还想继续与大家分享我父亲告诉我的，他们老一辈的一些革命事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革命前辈们不怕艰难、不畏险恶、不谋私利、不贪钱财、不求升官和不怕牺牲的人生追求和革命信念。 先说说杨鲍安吧，杨在1919年左右，与我父亲同在广州南武中学任教，后来又一起参加了广州五四运动，1919年前后，他在各种刊物上大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与李大钊并肩的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0年7月谭平山等人从北大回广州后，我父亲马上介绍杨与他们认识，此后，大家共同创建了广州共青团，后来更共同成为了一大期间的党员。全国团一大召开时，杨和我父亲都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任大会文书部的英文秘书，我父亲则任中文秘书。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时，两人又一起出席大会并合作工作。党“三大”召开时，他们两人与杨章甫、杨殷等又一起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和会后工作。省港大罢工时，我父亲更在他和杨殷、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领导下共同组织起广大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父亲与杨鲍安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1931年8月4日，因叛徒告密落在国民党手里的杨鲍安在上海龙华被处死。死前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作诗一首： 《死前一夕作示狱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牺牲时他大义凛然，掷地有声高喊：”死可以，变节不行！”当时的场景连反动派也感到了震惊。        杨殷和我父亲的感情也很深厚！实际上，广东早期的党员都常在一起工作，并一起过组织生活，所以我父亲和杨殷、杨鲍安、杨章甫、刘尔崧等人很早就有很多交往，大家都很熟悉及很有感情。我父亲和杨殷在“三大”一起做会议筹备工作及在其领导下参加省港大罢工工作，后来还与他及沈青一起参加了1927年10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和布置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杨殷在广州起义时负责情报和安全，我父亲当时在香港任省委秘书和省委交通主任等职，父亲和杨殷为发动广州起义，分别在香港、广州、澳门等地建立了多个秘密据点及秘密交通线，为起义做了大量前期人员和物资的输送工作。起义失败后，又利用交通线和联络点进行了善后工作。       1929年8月，由于叛徒白鑫告密，杨殷和澎湃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面对高官厚禄和严刑拷打，他们毫不动摇，几天后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临刑前，他们视死如归，从容自若，齐唱国际歌，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1920年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我父亲组织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前后他们创办了一报两校，为建党展开宣传和干部培养工作，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经费不足，要靠众人筹款。 陈独秀是陈炯铭聘请来广东任教育委员长，因而收入很高，但我父亲说，每次拿到工资，陈都把百分之八、九十捐给小组。谭平山家庭负担很重，但他却经常把计划寄给乡下家用的钱截留给小组，小组急用钱时，他又带头当押衣物筹款。我父亲当时在广州中小学任教，那时老师是可以四处“跑穴”兼职的，他于是能兼即兼，甚至远到番禺、顺德上课，清末民初交通非常糟糕，每次都累得精疲力竭，还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父亲把得到的收入的大部分也捐给了小组。 对共产主义小组捐献最多的是谭植棠，他爷爷是地主兼米商，在他说服下拿出了许多钱财给小组，抗战时，还捐了十几万担粮食给当地游击队。       谭植棠解放初被污蔑为“大老虎”和阶级异己分子，屈死时躺在一张破草席上，全身一无所有。当时审案人向我父亲调查，我父亲说：如果他是贪污犯，当初就不会把家族那么多财产拿出来给党。如果他是异己分子，他就不会不分昼夜，无偿为党同时兼做八、九份工作，就不会积劳成疾长期吐血，就不会多次病危，还坚持革命。 1927年广州反革命政变，谭植棠正患肺病大量吐血在医院抢救，最后是被装进棺材辗转偷运回家乡，才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杀。       八十年代谭植棠获得平反，她女儿对我父亲说，他爸爸从未后悔过，因为在参加革命时，他就已经下定了决心把一切都奉献给党和人民。       我还想谈谈彭湃。彭湃从日本留学回国，拿着施存统的介绍信去拜见陈独秀，刚好我父亲和陈在一起。据父亲说，他们三人谈话时彭就表示要把家产捐给革命。       彭有多少家产呢？他家乡的人说，彭家有小鸟都飞不出去的土地，年景不好都能收过千石的粮食。彭家总共才二三十人，却拥有1，500多佃户、家丁和佣人，还有无数的房产和浮财。       后来，彭在集市上把一摞摞田契当众烧毁，把大量土地、房子和粮食都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还把许多金钱捐给农会、农军和中国最早的两支红色娘子军“卢森堡队”和“红色粉枪队”。       彭湃这种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行为，当时震惊了全中国！ 革命前们辈除了不谋利和不贪财，还不谋官和不怕死。 陈延年在广州任广东区委书记时，曾两次要提拔我父亲到区委任职，但我父亲认为当时党成立不久，最重要的一样工作就是要宣传启蒙和发动更多的人认识和参加革命，而我父亲当时还兼着多间学校以及工运、商运等工作，接触着大量的青年及其他人群，很有条件做更多的宣传教育启蒙和统战工作，壮大革命力量，至于个人的升职，是不必考虑的事情。当父亲把这种想法与陈延年汇报后，陈大加赞赏和支持，还表扬父亲是一个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同志。 汪精卫也曾想拉父亲去当官，他让陈公博找我父亲谈了多次，许诺至少让父亲当国民党中央委员，还说父亲介绍他们认识的一个小同乡谭xx，已当了外交部次长，父亲一定会被委任更高职务。那时刚发生了4.12和4.15，共产党人到处被追杀，如果父亲投靠了汪，不但马上解除了危险，还能得到高官厚禄，但父亲却断然拒绝了汪、陈的拉拢，毅然奔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4.15期间，陈延年已转任江苏省委书记，但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蒋介石很想杀他吗？不！蒋认为他是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弟弟陈乔年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他父亲更是中共魁首，倘若成功策反他们，就能让共产党遭到重创。但陈延年根本不被任何高官厚禄诱惑，多次严词痛斥前去劝降的人！        现在都说陈延年是被乱刀砍死的，但我父亲他们当年听到的讯息，他是被国民党一刀一刀凌迟割死的，最后只割剩下一付骨架撑着一个头颅！陈牺牲前一个多月，还在上海指示我父亲去武汉向中央作汇报，并反复交待父亲注意安全。听到他牺牲的噩耗，父亲如雷轰顶、悲愤交加！痛哭了一大场，又大病了一场。陈延年的牺牲更加加深了父亲对敌人的仇恨！         我父亲也曾多次被捕，受尽酷刑。1933年在南京陆军中央监狱，被国民党用沾了水的钢鞭狠狠抽打了三、四天，上完老虎凳后，又被倒吊了两天两夜，刽子手不单在他伤口撒上大把的盐，还在他全身被打得血肉模糊的皮肤上粘满胶布，每隔三四天再连皮带肉、连血带脓一张一张往撕下…。酷刑让父亲九死一生，却无法动摇他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邓中夏在广州工作时曾与父亲同住了半年。那时父亲常教他说广州话，他则常教父亲如何做工人运动，两人好得象亲兄弟。邓后来担任中央秘书长，父亲参加南昌起义还是他代表中央当面批准的。        父亲在南京监狱的某天，突然看到邓也被押送进牢房。当时大吃了一惊，正想与其打招呼，邓却转身装作不认识。两人后来有机会私聊，邓说他已被叛徒出卖，估计很快就会被处死。他嘱咐我父亲一定不能暴露身份，鼓励父亲和其他难友一定要坚持下去！果然不久，邓中夏就被宪兵押去行刑，临别一刻，父亲再也没机会和他说话，只能四目相视。父亲当时心如刀割，痛苦万分，但邓当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目光，却一辈子铭刻在父亲的心中！ 解放后，父亲常说：“我们太多的同志牺牲了！我们幸存下来的人绝不应该为个人谋私利！幸存下来的人更应该为人民的事业加倍努力工作！以告慰先烈们的英魂和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 　　今年是我们党的百年华诞。我们党在这一百年里取得了许多无与伦比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正确和光荣的政党！      但是我也常常思考，我们党怎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结百年经验，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坚定确立为人民谋利益的人生观！坚定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世界观 ！树立并坚持正确的信仰，靠少数人不行，要靠大多数人，靠一两代人不行，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谆谆教导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最根本的就是传承为人民谋利益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只有代代传承和坚持这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党才能永远不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才能永远不被敌对势力颜色革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从胜利走向胜利！       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向广州华师附中团委赠送了一幅题词，内容是“承前启后扬传统，继往开来创辉煌”，我希望以此与大家共勉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