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老师

清源一木

作者：王宏斌

　　时间真不经过，转眼我已68岁了。回想起那些从小学到大学，直接或间接为我教过书的，上过课的，辅导过作业的，传授过知识的老师至少也有数十位。但伴随年龄的渐进，光阴的逝去，工作的变动，居所的迁徙，绝大多数老师都失去联系了。他们渐渐从记忆中模模糊糊的褪去，而唯有我初中、高中的语文老师陈文炳、陈景素夫妇，五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相见，每次拜望，心里总有一股暖流涌出，大有久别回家的孩子进家门看见父母时的那种情感。彼此拉着双手，嘘寒问暖，问东问西，道不尽的家常，说不完的往事，叙不尽的师生情谊。记忆的波涛时不时就会把思绪回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灵台二中（原什字五·七中学）初中、高中的生活岁月。

一

1969年9月，我们开始了初一第二学期的学习（复课闹革命后是春季招生，下半年为第二学期）。新来的女老师陈景素，是从泾川县广播站调来的，她接替了由老三届学生杨万钧担任的班主任，她讲的第一堂语文课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当“起立”“坐下”的仪式后，陈老师说：“同学们好！我是你们初一二班的班主任，叫陈景素，耳东陈，风景的景，朴素的素。今后的语文课由我给大家上，请把书打到……”，随着这段纯正的普通话，悦耳动听的音调，优雅起伏的发声，顿时，教室里挖桌框的、翻书包的、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的、左顾右盼的学生，不约而同的停了下来，凝神屏息，鸦雀无声。五十四双睁大的眼睛聚焦讲台上这位个子不高，双眼皮，大眼睛，黑发齐项，皮肤白净，面带微笑的年轻女老师身上。大家心里都在自问:“前面的话是她讲的吗？”因为长期以来，学校老师方言土语授课，学生土气俗语沟通，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温馨，动听，地道的普通话，惊呆是难免的。

“同学们，请打开课本，不要看着老师”。这时，大家才从失态中回过神来，红着脸翻开书本。这堂课，陈老师凭借丰富的知识，配以流畅优美的普通话，同学们听得是津津有味。说句实在话，从文革动乱开始到复课闹革命几年间，老师就没有好好讲过课，学生也没静下心来听过课。陈老师的这堂课总算把学生几年撒野的心重新收拢在了神圣的课堂上。从此，我们班上课步入了教与学的正常轨道，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陈文炳老师原是灵台一中的语文老师。1968年，当时的县革委会撤销灵台一中，把老师下放到各公社去办“五七”中学，陈文炳老师带着灵台一中新招的家住什字、西屯、上良、星火公社的18位高一新生来什字中学，开办了什字中学的第一个高中班（原灵台二中只是个初级中学）。我听陈文炳老师的语文课是1971年1月份高一第一学期，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当讲到“屈指行程二万”句时，他顺手用白粉笔在黑板上风驰电掣般的画了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平面图，标出了江西瑞金、井冈山；四川若尔盖雪山、草地；甘肃的腊子口、哈达铺、会宁；宁夏的六盘山；陕西北部延安的地理位置。并用红粉笔勾划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走的线路，对重大事件发生地画上了小红旗。围绕地图，引经据典，运用自己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烂熟于心的历史、地理知识，以及通透的中共党史学问，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一体化的文化课。因为文革后，学校不开设历史、地理课，学生对历史、地理课知识基本空白，经陈老师这样图文并茂讲语文课，辐射历史地理内容，使学生们精神为之一振，焕发了学生殷切的学习兴趣，受益匪浅。

二

陈文炳老师教学非常严谨，就凭他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讲好课应该是轻车熟路，不费吹灰之力，可他不，每节课他都当新任务、新战斗完成，先几天备课，翻阅资料，充实内容。

一天晚自习后的九点，我去问陈老师一个题，轻敲了半虚掩的门，他让我进来，只见一间半的平房里，东面墙下立着两个书架，摆满了图书。有一张三块木床板拼在一起的通铺，花被子下躺着熟睡的两个孩子。陈景素老师在慢条斯理地洗着衣服，陈文炳老师灯下聚精会神地修改着讲义。当时我心在想，有相当一部分老师都是被后来称为“二百米的硬功夫（即上课预备铃响后，急急忙忙找出课本，边翻书，边去百米外的公厕，方便后边看边直奔教室，上讲台开始讲课）”，那有陈老师这样写了一厚沓讲义教案，晚上还在补充修改的呢？便脱口问：“陈老师，您讲得这么好，还要备课吗”？陈老师合上资料说，备课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只有备课充分，才能讲好课，况且现在形势变化很快，不随时添加新知识、新内容，就会落伍，跟不上形势，就会误人子弟呀！而且多年来我养成了备课的习惯，不充分备好课就睡不着觉。我又看了一下满书架的书籍，便问道：“陈老师这么多书都是您的吗”？是的。我和你陈老师除了两个孩子（当时还没有生老三小勇），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书。一个要作学问的人，不仅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而且要藏书，藏书实质上是在积累知识。陈老师笑嘻嘻地说。

自从听了陈老师这番话，几十年来，不管是在校学习，还是在单位工作，我都保持着读书，买书，藏书的习惯。不过藏书多了，查找资料快捷方便，却遇到搬家麻烦挺多。现在好了，有电脑，随时可网上查阅资料和书刊，不花钱买书了，也不再受老伴“乱花钱”的数落了。

三

陈老师夫妇不仅在知识上给予了我们无私的滋润，而且在心灵上给予了我们父母般的抚慰。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文革动乱祸害工业、农业、教育最严重的时期，农村的生活虽没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么困难，但不少家庭极度贫困，衣衫破烂，食不果腹都大有人在。像我家八口人，七十多岁的爷爷双眼失明，五个孩子尚未成年，一家人的吃饭、穿衣就靠父亲每日在生产队挣十个工分（值一毛钱）和母亲挣八个工分（八分钱）的收入来维持。

记得1970年11月份的一天，天下了一场“蒜水雪”（空中为雪，落地为水），北风呼啸，阴冷异常，我过冬棉衣还没有穿上。因姊妹多，母亲忙不过来，规定每年只给做一双新布鞋，穿了十多个月的布鞋已经破烂不堪，鞋头破了一个大洞，脚大拇指像蛇头一样裸露在外，下课往外走，被陈景素老师看见了，她只问了一句“你妈忙的很吗？”“嗯”，我不好意思的点了下头。我心里很明白陈老师的意思，就是让我妈抽空把鞋补一下。当天晚上的自习课上，陈老师辅导完作业，临出门时指着我说：“你到我房子来一下。”我匆匆赶到她宿舍，她从床下取出了一双新的圆口黑布胶底鞋，说：“这是一个当兵的亲戚送你陈老师的，他嫌小不合脚，看你穿上合适么？”陈老师把鞋递到我手里，转身忙她的去了。我握着这双布鞋，噙着感激的泪水，含含糊糊的说了声“谢谢”就跑回了教室。很长时间，我脑海里一直回旋着什么叫“雪中送炭”，什么叫“师爱如母”这个问题。

前年，清明回家扫墓，在什字镇南门车站碰见了经营医药超市的初中同桌女同学潘淑珍，她正领着几个孙子玩，老同学见面寒暄几句后，她便问我“见陈老师了没，他俩好吗? ”我告诉她，陈老师一家安好的情况。她便给我讲了陈景素是她的解困恩人的一段往事。

1969年10月一天，14岁的她第一次来例假，没有进行过生理卫生教育的农村女娃娃，不知道是咋回事，肚子疼的要命，只以为是内脏烂了，肠子断了在流血，吓了个半死。她这么一提，我还真有点印象，当时只见她双手捂着肚子，满脸眼泪，脖项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我问她咋啦？她只是摇头不说话。她接着说：下课后，陈景素老师悄悄把她叫到了宿舍，问了情况，讲了凡是女人迟早都有这个过程，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从心理上解除了她的恐慌。陈老师还给她喝了一缸子红糖水，给了一沓卫生纸，教她如何垫护。她感激的说：“如果没有当时陈老师的关爱，我都做好了跳井的准备”。我开玩笑说：“那次你真跳井了就没有眼前这几个孙子了！你现在是老板，等陈老师再回灵台，你得好好摆上一桌，搞个谢师宴，感谢陈老师的恩情。别忘了，我作陪哦”！“那是必须的……”她应道。

四

陈文炳夫妇，不管是当班主任还是代课，总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和力量，在学生中自发形成了“我要学，我想学，必须学，不学怎么办”的风清气正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在“造反有理”的年代，充满野性的红卫兵们能一下回归课堂，静心听讲，潜心苦学，实属不易。现在回想起来这与当时称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政策背景分不开，但老师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端庄品行的启迪与诱导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教师中以貌取人，用“阶级眼”看人的大有人在，而陈老师夫妇不论是抓学生教学成绩，还是思想道德的培养，对学生从不说过头的话，刺激的话，挖苦的话，伤自尊心的话，一心爱护学生，尤其对那些家庭生活困难的，穿戴破烂不堪的，身有残疾的，其貌不扬的学生倍加关照。用陈老师夫妇最中肯的话讲：学生都一样，学生都是好学生，教育不好是老师的责任。因此，在学校引起了一股爱老师，爱班级，爱集体，爱学校，爱学习，爱祖国的暖流。当今有不少哲人通常把老师比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我说，陈老师夫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点点滴滴，就是对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最好诠释。

上图：陈文炳与中学生导报社领导班子成员合影。从左到右：副总编白敬文（市拔尖人才）、社长栾行健（市教育局长）、总编辑陈文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总编王俊夫（市民盟副主委）。

五

哎！人老了，眼前的事记不起，过去的事忘不了。回忆往事，也许是对过去历史空页的补记，也可能是对心灵缺憾之事的慰籍。

1980年陈老师夫妇告别奋斗16年的灵台教学生涯，携两子一女调回兰州，陈景素老师任教兰州七中，陈文炳老师就职兰州市教育局，任《教与学报》（后改为《中学生导报》）的编辑，后曾任总编辑兼兰州市教科所副所长。他们居住在兰州七中家属院，与我单位同住原定西北路一条街上，相距500米。他乡遇恩师，格外亲切，自然常来常往。晚饭后常带妻子于静玲和儿子王明去陈爷爷陈奶奶家玩。转眼到了1985年7月份，儿子整满7周岁，到了入学年龄。可妻子的户口在灵台农村，儿子出生是由一个放羊的老婆在土坑上接生的，没有医院的出生证明，我一个星期内跑了附近的七所小学，求情下话，让接收儿子入学，可都因无城镇户口和出生证明被推出门外。妻子暗自流泪，儿子哭鼻摸水，我急火攻心，眼睛成了红豆豆，脸上爆出簇簇水泡，嘴唇上一层血痂，躺在床上起不来，妻子轻声对我说：“他陈爷爷在教育上，看能托人问问那个学校么？”我心想陈老师对我人生发展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终于长大了，工作了，再把自己儿子的事推给陈老师，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万般无奈，我第二天就去农民巷兰州市教科所找陈老师，硬着头皮把儿子上不了学的实情告诉了老师。“孩子入学是大事，千万不能耽搁。我小学没有熟人，我去市教育局找人说一下，你回去等我的电话！”陈老师说罢放下手里正在修改的报纸清样，下楼骑上他那辆在兰州五中上中学时的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下午两点，我接到老师的电话，让带上儿子直接来一只船小学门前见面，我与儿子飞跑到了约定地点，只见老师秃顶的额头上冒着汗珠对我说，已经与学校说好了，你们进去找校长吧。幸好一只船小学的支校长正在办公室与教导处郑主任商量工作。进门后，我如实陈述了孩子入学遇到的实际情况，请求帮忙接收入学。支校长说:“这孩子没户口，没出生证，没上过幼儿园，不知能否跟上？”便随口问孩子对面墙上是啥字，孩子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背过唐诗吗？背首让老师听听。”儿子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起接连背了五首。旁边的郑主任见孩子聪明便说：“树上有十只鸟，一枪打下来一只，树上还有几只？”孩子用换门牙漏气的话说：“还有九只‘丢’（都）飞了。”惹得旁边几个老师哈哈大笑。支校长对我们说：“这孩子破格收了，开学看榜报名吧。”

孩子入学的事办成了，我心也就放下了。

如今，儿子已经进入不惑之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每每提起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当时多亏了陈爷爷帮忙，不然我就入不了学……”几十年过去了，从自己到孩子两代人，关键时刻都有陈老师无私的援助和关爱。同在一个城市生活，也没给陈老师夫妇帮上过什么忙。记得那还是陈老师刚调兰州来没几天，一家五口人住在兰州七中家属院的两间平房里，厨房是门对过的一间简易储藏间，并与邻居共用，很不方便。我利用周末时间，我便叫上表弟李永忠，从我单位基建工地上用架子车拉了些旧砖头，帮老师砌了一堵隔墙，抹上了泥皮，解决了一时的不便，老师非常高兴。就这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多年来老师还一直记在心里，不只一次的在众多同学面前提及，还经常给他的孩子当故事讲。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总觉得对老师关心不够，很是愧疚。

上图：陈文炳与学生郭长乐（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回灵台时合影。

六

陈老师夫妇为人低调，诚实待人，自食其力，独善其身。几十年来靠一支笔，一双手，辛勤耕耘在六尺讲台上，将火红而美丽的青春，无怨无悔的献给了灵台这个山村小县，献给了他们呕心沥血并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近期我有幸拜读了陈文炳老师的《漫笔集》一书，从中了解到他们好多不为人知的身世背景和艰辛磨难，心中更加敬重，钦佩这对默默一生的老师。

在平常的生活中，很难看出这对夫妻与普通人家、平民百姓两口子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他们知识面宽，文化素质高，为人谦和，善解人意，和蔼可亲，不爆粗口，不说脏话，走到那儿都受人喜欢而已。其实，陈景素老师1939年出生在湖南张家界一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家庭里，父亲是1938年延安派往湘西的特派员，曾任湘西工委的宣传部长、抗战报纸《力报》的副总编辑，曾在周总理手下工作过。她五岁时父亲就病故了。    

陈文炳老师1938年出生在福建安溪县一个归国华侨，又是民军少将的家庭里，书香子弟。其大姐莫耶是我国著名女作家，《延安颂》的词作者，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姐夫方唯若将军，是原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军级），被誉为军内才子，有报告文章被毛主席批转全军。1955年，陈文炳从东南到西北来投奔大姐，在兰州上学。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甘肃的教育事业。1964年11月，陈文炳与陈景素这对甘肃教育学院毕业的深情恋人，在灵台一中大会议室举行了结婚仪式。共同把青春献给灵台的教育文化事业。从1967年到1972年，先后生育两儿一女，取名：陈小兵、陈小丽、陈小勇。三个孩子从小懂事听话，聪明好学，成年后都很有出息。长子小兵，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次子小勇，西北师大生物系毕业后，先后考研，获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生物多样性学科组长。女儿小丽，大专毕业，就职兰州市实验幼儿园高级教师。

陈老师夫妇有这样优越家庭背景（指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后）和良好的人脉关系，可他们从来都闭口不提，不炫耀，不张扬，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特别是孩子的事业辉煌，令人翘指赞扬，可他们仍若无其事，不显摆，不卖弄，淡然处之。有一次在家聊天时，我问陈文炳老师：“老师您有这样硬的背景，就甘愿在这个县级职务上干一辈子吗？找个人说说”。旁边的陈景素老师插话说：“还找人哩，省上领导多次找他，他都不去”。我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陈文炳老师笑了下说：人各有志，我就爱搞教育。八十年代，省上曾来兰州市商调过几次，兰州市不放，我也心安理得。1986年，大姐去世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流萤同志（流萤曾是莫耶在任甘肃日报社领导时的部下）来家吊唁时对我说：“等你姐姐的丧事办完后，你到省委组织部来找一下我”。我这人一辈子不好意思为自己的事找组织和领导，我没有去。

七

“人生之短暂如白驹过隙，几十年的生活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已。风雨坎坷已成为过去，紧张的工作只留下漫漫的回忆。民国时期，父亲被害，家庭被视为“匪类”；解放后被定为“剥削阶级”；文革时期又被列为“黑五类”，像是社会的弃儿，使人啼笑皆非，莫衷一是。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能比较正确的看待历史，对待个人的时候，我又误了一些机遇，只能碌碌一生了。不过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没有人能世代荣华富贵，也没有谁会永远贫困潦倒，也许你一生苦难的付出，会给后辈儿孙带来福气也未可知。俗话说：“事不可做绝，福不可享尽”。人生的处事态度若能做到：处逆境而不颓废，遇辉煌能戒骄奢；做一般工作时兢兢业业，有权势时警惕腐败，不目中无人。如此，你将无愧于心，也不会留下身后骂名。”

以上这一段铿锵有力并闪烁哲理光芒的肺腑之言，是选自陈文炳老师所著纪实文学集《漫笔集》里的结束语，也是陈老师夫妇高贵人品、豁达胸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勤奋敬业，赤子之心、精彩人生内心世界的闪亮独白和真实再现。

人这一生，只要心存善念，灾祸远避，福报必来。陈老师夫妇童年、少年、青年岁月蹉跎，历尽坎坷。可中晚年生活幸福，快乐怡然，两人面色红润，精神抖擞；金婚后的夫妻俩，更加恩爱。现在儿孙满堂，更显的生活和谐，其乐融融。据说陈文炳老师曾两次重病，险遭不测，但抢救及时，化险为夷。事后，他还风趣地写了一首诗：“白日无端遭病魔，魂游天外不知愁。阎君婉拒耄耋客，重返人间做愚叟。”表现了他那豁达乐观的性格。陈景素老师去年在昆明不慎摔断了髋骨，术后恢复良好，步履如初。现在金港城与女儿小丽居住，生活温馨。有时一日三餐，或上街小吃，以图清闲；或自己操作，体会其中乐趣。有时夫妻挽臂牵手，信步门前的百合公园。有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游弋在知识的海洋之中；有时写诗搓麻，体会夕阳余晖的灿烂光芒和无穷魅力，这也可能就叫“好人一生平安吧”!

老师，德高望重的老师！

老师，终生难忘的老师！

当下，你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学生对您的教诲之恩，教育之恩，引领之恩，无以为报。只能怀着一颗真诚的感恩之心，衷心祝愿老师吉祥平安，生活快乐，健康长寿，岁月无恙！！

　　上图：陈 文 炳 近 照

作者简介：王宏斌，兰州·平凉联谊会执行会长，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离退休干部党总支书记，原甘肃省粮食局行业发展处、政策法规处处长。

本文被收入《黄土情缘》一书。

感谢王宏斌先生授权发布此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2021.7.24日陈清木编发于福建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