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辛酉年——辛丑年

海南薛武鹰

　　今年，辛丑年农历六月廿五日（2021.8.3），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这是父亲薛如初在1963年1月25日（大年初一）拍的照片，时年42岁。

　　一百年前——1921年农历六月廿五日亥时（1921年7月29日），我的父亲薛如初，出生在海南岛琼山县城南薛石乡薛村。祖父薛锦春是独子，从小聪明好学，曾祖父薛苯为了培养他，在他十六岁的时候，配比他大二岁的石塔村王氏为妻，以解决家中劳动力的问题。民国四年（1915），祖父是民国初期，薛石乡第一个考上府城肇新高小学校的（现府城街后街琼山区教育局宿舍大院里），是当时琼山县府城高小最高学府。每当祖母给他送米送菜到学校时，同学们都说：“锦春，你姐姐来了”。祖父毕业后成为城南一带学问较高的人士之一，被聘请在薛村私塾里教书。民国十六年（1927）民国琼山县政府认为祖父在城南一带有文化、有威信、有能力，就委任祖父当环城乡团董，时年29岁。后因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转入地下。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下令各个乡自筹资金建炮楼。即调祖父回薛石乡当团董，指定在桥南沙溪边筹建薛村炮楼，控制南北交通要道。当时，群众生活困难，款筹备不上来，上峰又追迫得紧，祖父只好卖了自家二块3亩多的水田地，用卖地钱按时完成建炮楼的任务，得到民国县政府的表扬。后来，祖父由于镇压共产党方面无力，抓到了于心不忍上交就放了，多次受到县里的指责。

父亲7岁那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和他睡在一起的祖母突然死亡，一双眼睛被老鼠挖去吃掉了。半年后，祖父继娶石村（龙桥）16岁的陈氏为填房。由于祖父当团董一事出力不讨好，好象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真正是“赔了夫人又赔田”。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下半年就辞职，仍继续在村里教书，继祖母务农，父亲这时也上薛村小学读书了。民国二十年（1931），城西仁里村聘请祖父去教书，他把我家的房屋卖给族里宗亲，带着全家离开他伤心的祖籍地，到城西仁里村教学，兼行医（中草药医生），父亲也随到仁里村小学读书。祖父在仁里村买了一块旁边有个大水塘的二亩多旱田地（在今龙昆南路与城西路的地方，原府城至仁里村路的小桥旁边）来耕种，以来维持生活。正是祖父当了这二年的团董建炮楼这件事情，给我们家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间，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祖父在仁里村买的二亩多旱田地，就在这一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扩建龙昆南路时，这一带的农田和水塘都被填了。

　　父亲随祖父到城西仁里村小学读初小，于1932年至1934年在府城读高小毕业后，13岁的父亲开始走上他打工的路。第一次是在海口“琼南生”茶店当店员（服务员），二年多后，由于继祖母陈氏去世，父亲便回仁里村务农和照顾三个弟妹，协助祖父养家糊口。

　　说起继祖母陈氏，她从小勤劳朴素，16岁从石村（龙桥）嫁给比她大14岁的我祖父当填房，也是出于无奈。她家境贫寒，年幼失去双亲，随哥嫂过日子。她大哥好赌成性，赌输了就回家迫她要钱，拿不出钱来就把她和嫂子绑在树上毒打。祖父经媒人介绍，了解到她的情况后，用五块银元当彩礼把她娶回家。继祖母嫁过来后，生了二男二女，对父亲如亲生儿子。继祖母的死亡是气死的，原因是：她嫁给我祖父后，在1932年生下我叔叔薛如仙。叔叔生出来的三天里不吃不叫，祖父拿来手电筒照他的眼睛后，叔叔就哭起来，也开始吃奶了，但叔叔的眼睛瞎了，这可能和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有关系。后来继祖母又生了二个姑姑和一个小叔。叔叔7岁的时候，有一天背着几个月大的小叔去玩，把小叔放在到我们家地里，他跳到旁边的大水塘里玩水。由于叔叔是盲人，看不到小叔也爬到水塘里，结果不滿周岁的小叔被淹死了。小叔的死，对继祖母打击很大。她整天哭哭啼啼，埋怨自己的命苦。自己不到十岁父母去世，跟随一个好吃懒惰又爱赌博的大哥生活，没少挨大哥的打。嫁给我祖父后得到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不料生的大儿子双目失明，小儿子又溺水身亡。继祖母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活活的气死了。

　　父亲从薛村搬到仁里村，一直是租我外婆娘家的房子住（她娘家没有男孩）。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全国民众人心惶惶。由于害怕日寇抓青年妇女去当慰安妇，在外婆堂弟老梁舅公的介绍和主持下，住在外婆娘家的母亲，和父亲在1938年底在仁里村举行简单的婚礼，父亲时年17岁，母亲14岁。父母结婚后，家里有母亲管家，父亲经人介绍，从1938年起到海口海南书局当印刷工人。当日本人要登陆海南前夕，祖父深知日本人入侵后，必然要找当地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出来协助他们对中国人的统治。因此祖父决意离开海南去湛江霞山。这时，和祖父同期在城西某乡当团董的某人（此人后来参加琼崖纵队，在一次对日寇的战斗中受伤，被日本鬼子抓到，拉到府城剖腹挖心肝示众。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劝祖父和他一起去投奔共产党抗日。祖父担心共产党容不了他（主要是村里的），也不想留在府城，就谢绝某人的劝告，带着父亲逃去湛江西营（法国租界地）。后来的事实证明，祖父的选择去西营是明智的。日寇侵琼后，有几个原在民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被日本人叫出来当维持会长或其他公干的，日本人投降后，被当作汉奸枪毙了。1939年2月日寇侵琼，当时年龄刚满15岁的母亲，带着双眼失明7岁的叔叔和二个姑姑（一个5岁、一个3岁），在外婆和老梁舅公的帮助下，艰难地生活在仁里村。

当时，日军就驻扎在现海南中学旁边的炮楼据点里，经常到仁里村和附近村庄骚扰民众，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仁里村，远远看见母亲就追赶，她跑得快，刚好近处有一个外地的妇女路过仁里村，就被那个日本兵就近给抓走了，母亲侥幸逃脱。多年后母亲对我说起这件事时，还是心有余悸。

　　父亲他们到湛江霞山后，祖父继续行医，父亲去“琼南茶楼”当挑水挣钱。第二年，西霞（营）“统一酒家”聘请父亲去当店员。

到了1940年夏天，接到父亲传来信息，要我母亲带弟妹去西营。于是在某天的一个晚上，我母亲背着不满5岁的小姑，7岁大姑牵着身背行李的9岁瞎子叔叔，从仁里村徒步十多公里，到海口市新埠亮脚、亮肚（地名）一带，乘木帆船偷渡去湛江（日寇为了防止琼崖纵队和大陆联系，封锁了琼州海峡）。途中乘木帆船在海上，看到被日军用军刀杀死的偷渡者尸体，有大人的也有小孩子的在海上漂浮，船上的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这船偷渡客的运气还行，母亲她们都能顺利到达湛江西营，几经周折找到了父亲。

母亲到西营后，就在现在的霞山区东堤八角菜市场一带，贩卖蔬菜过日子。第二年，西营“统一酒家”聘请父亲去当店员。因父亲有高小毕业的文化水平，又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体字，平时做好本职工作外，晚上还协助老板计帐和算帐，同时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在霞山这几年的时间里，祖父又继娶了第三个祖母，名叫莫有珍，广东番禺人，时年刚三十岁，也是落难逃到霞山的。三祖母从十几岁起就给人当佣人、保姆，在霞山也是给人当保姆带小孩子，也协助母亲卖蔬菜。她人品好，懂规矩，对家人相敬如宾。霞山俗称广州弯，虽然是法国租界地，但那里什么人都有。有国民党、共产党的联络站，也有海盗探子。晚上不是日本人闯进来抓抗日分子，就是海盗来抢东西。有一天深夜，二个海盗来抢我们家，祖父和父亲拿起扁担和俩个海盗对峙，三祖母她抓起菜刀冲上去，对着海盗乱砍。面对象疯子般发飙的三祖母，海盗只好逃之夭夭。后来母亲对我来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别看她平时是文质彬彬的淑女，但她那次发飙起来，形态比海盗还可怕。” 三祖母1944年生了一个女孩，因1945年初感染当地的一场流行病，和比她小几个月的我哥哥先后死亡。

我叔叔薛如仙，也是在霞山得到一个和尚的真传，教他算命和按摩，从此开始了他算命和按摩谋生的盲人生崖。

　　三祖母莫有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们全家于10月底回到海口，先后牛角村和深记租房居住。祖父继续行医，三祖母和母亲给人当保姆，父亲在海口“国民茶楼”当店员。民国政府为了处理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档案材料，成立海口处理局招聘工人。1946年春节后，父亲应聘去当什差（低级工人），夜间去海口“协信会计讲习所”学习会计，1947年在会计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于5月经朋友介绍，到民国文昌县政府应聘当会计，并兼文昌县警察局会计。当时民国政府实行财政包干，人员定额，多收分成的财政政策。各县市每年的财政收入，全部上交省政府指定的银行，由省派的出纳员管理，然后按比例拨给地方政府。下面的会计人员只负责计帐，各县市长有权聘用政府工作人员和资金分配。在文昌县这几年里，父亲目睹了民国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存在吃空饷的贪污腐败状况。

父亲在民国文昌县政府当会计时，还带舅舅去当会计助理员。由于这件事情，文化大革命时间，舅舅单位有人从他填写的履历档案中看到这一材料，获如至宝，以为是抓到了一条国民党的漏网之大鱼，把舅舅抓起来关到“牛棚”里一年多。经多方外调审查，最后没有查到什么证据，只好放人。后来，单位调来一位领导是“四野”转业干部，他敬重舅舅的人品、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和有精通的业务技术，是难得的人材，就培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舅妈不久后也入了党，她在办理身份证时，不知道出生日期，就以她7月1日入党时间为出生日。舅妈在母亲车祸死后，连续三年春节为我妹妹缝新衣服。

　　这是日军1939年侵琼占领文昌县政府时，拍的黑白照片。1949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1949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我出生在原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文城镇。祖籍在海南琼山县府城薛村，系薛氏迁琼叔祖支二十六世。因出生在文昌县，父亲给我取名薛文昌。文化大革命时，我自己改名薛武鹰，一直沿用至今。有趣的是，父亲与共产党同年诞生，我与共和国同龄，也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吧！我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做为一个 “老三届” 、“下乡知识青年”，走过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路。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寻常、最耐折腾、也是最乐观的一代人之一。

　　1947年初，父亲到到文县县政府当会计期间。由于当时内战，物价飞涨，生活结据，父亲兼职文昌县警察局会计。我出生后，父母没钱请保姆，母亲只得冒着寒风细雨，到水井打水洗衣服、尿布。仅十二天就患了(月内风)病。到了1950年4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父亲带着重病的母亲和我，从文昌县回到府城大路街外婆典住的家，由外婆梁喜转照顾，还得到姨妈林常玉的资助。外公因病中年早逝，年仅四十出头的外婆，不想回到那人生地不熟的旧州心良村婆家，就在府城大路街典了一间房子住，靠“走市”养三个孩子过日子。每天晚上十点左右从府城出发，徒步到永兴、雷虎一带的农村集市，买些农副产品挑回府城卖，赚些绳头小利，含辛茹苦的养育着二舅林常森、小姨林常玉和小舅林常茂等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母亲患病回来后，外婆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母亲的奶水少，外婆既要抓药给母亲治病，又要照顾我们的生活，没钱买糖，只能捡些甘蔗头剥皮，用口咬，用刀背砸，硬是挤出些甘蔗水煮米糊喂我。看到我瘦得皮包骨难养，据说有贱名的孩子好养，就起个小名叫“阿狗”。经过外婆一年多的精心照顾下，我们母子俩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终于挺了过来。

　　这个装棉被的粗布袋子，是1951年4月琼山县政府机关先后搬到云龙镇岭脚圩时，父亲买来装绵被及行李用的。1968年11月我上山下乡时，母亲又给了我。这是父亲唯一存下来的用品，己经有70年了，我现在还用来装绵被。

　　1950年8月份，琼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县粮食局，父亲应聘到琼山县粮食局会计股当会计。1951年夏天，祖父患病在海口过世。祖父一死，以组织名义针对祖父的是非事也就连接而来了。首先是有人说祖父是害怕共产党政府而畏罪自杀，要开棺验尸。由于有关部门不同意而作罢了。到了“三反、五反”运动时，有人又告发父亲是暗藏的国民党人员及租父的历史问题。由于父亲参加工作以来所填写的履历，与组织调查的情况相符。琼山县审干办公室对父亲的审干档案中，有村里的薛如惠出具的证明中称：“他父亲当薛石乡团董时，薛的年纪小还在上学，那时看来，他父亲对他是没有大的影响的”。审干结论是：“没有发现其他政治问题”。1953年设置在云龙岭脚的琼山县政府，有一次主办的公审大会上，对父亲作为交待问题认真老实的典型进行表扬。而对另一个隐瞒历史情况的琼山县某局工作人员，宣布逮捕，判了重刑。这件事情影响很大，那时在县机关工作的人都认识父亲。直到十几二十年后，不少认识我的干部提起父亲时，都说我认识你父亲。

这件事情，是我在1971年被推荐参加工作前，父亲教我填写家庭成员情况时，对我谈了这件事情经过时说：“家庭情况对组织一定要说如实说明，否则就会弄巧成拙。”

　　这是三祖母于1952年夏天离开海南，去东北当保姆前，和我妈、姑姑、二姑、我和她以前带大的小女孩，一起在海口新华北路“光明照相馆”合影留念的相片。

　　三祖母莫有珍一生的谋生手段，是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1951年祖父去世了，她到一个老革命（夫妻俩人都是琼纵老战士）家当保姆。此人全家于1952年夏天调往东北一个用信箱通信的某单位工作。组织对当保姆的三祖母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后，才批准她随行。三祖母离开海南时，只告诉母亲她乘船的时间，可能是怕分别时的痛苦心情受不了，没有说是在秀英码头乘船。当时因琼山县政府搬到云龙镇岭脚圩，父亲也随县粮食局搬去，不在海口，只有母亲带我到海口钟楼码头找不到三祖母时，抱着我哭成了泪人。也为她自己没能留下三祖母，而后悔终生。

　　三祖母去东北前，如莲姑姑己经在海口罐头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在某专政机关工作的村里人，去罐头厂办案时，看到姑姑在厂里上班，就向有关单位反映，说姑姑的父亲是反革命，不宜在生产出口食品的厂里工作。不久姑姑就被从海口罐头厂调出，到海口某塑料厂当工人至退休。

　　三祖母去东北后，小姑薛如英也被海南军区招待所吸收当公务员，第二年调0953部队后勤部当公务员。

　　三祖母帮这位老干部当保姆的夫妻俩人，先到广州学习近一年时间，才到东北哈尔滨的单位任职。祖母带大地俩个女儿，和他的一家人比自己亲生的还要亲。由于这个单位的特殊性，祖母和我们从此不再联系了。直到改革开放他们家调回广州，通过多方面的帮助，到1986年我们家才和祖母联系上。这年7月份，父亲带着我继母陈淑琴和我7岁的二儿子到广州，和三祖母见面，然后带她一起回到海南。然而，三祖母回来还没有几天，广州那边多次来电催她快点回去。就这样，三祖母回来住不到半个月，也放心不下那边那个家，毕竟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了，在我们家生活才近十年。在那段时间里，只要我出差经过广州，都要去看看她老人家。过了几年后，三祖母走完她当保姆的人生路，他们家也给三祖母养老送终。

　　这是1986年7月份，父亲携继母陈淑琴和我二儿子薛晓蕾，在越秀公园五羊石雕像前和三祖母（中）合影留念。

　　1956年，全国形势大好，国家进入正规化建设。军队实行授衔，地方各级人员进行编制改革。父亲由于对会计业务的精通，他认认真真的算帐，清清白白的做人，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他每月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海南行政区粮食局还请他去帮忙汇总全海南岛粮食系统的报表，成为粮食系统会计业务的尖子。因此，实行工资制以后，父亲从每月以二百斤大米折价计报酬，改定为干部23级工资制，按当年这个工资标准，相当于县级机关股长的工资级别。但因为历任股长们的工资都比他的低，因此这个工资标准，一直到1972年全国工资大调整吋，才调升为干部22级。

　　当时刚解放不久，专业人士缺乏，海南区粮食局会计科经常叫父亲去帮忙，特别是一次年报表上报省厅后退回，区局还要请父亲和他们一起去广州处理报表。区局里的一位领导知道这件事后，对他们会计科的业务水平提出质疑，说了：共产党的会计还比不上国民党（时期）的会计。仅仅这句话，1957年差点就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位“四野”干部是立过大功，因满身枪伤才转业到地方的。因此，只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自己检讨后才过了关。但他后来的日子也不好过，每次运动都会有人拿他这句话说事。父亲每个季度到区粮食局帮忙的事，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停止。

　　我和三祖母、二儿子晓蕾，于1986年8月在五公祠合影留念。

　　紧接着又遇到三年国家困难时期，全国实行公共食堂。父亲开饭在粮食局食堂，我们母子三人吃饭在府城县后街食堂。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去砍柴送到食堂，以抵伙食费。母亲为了我和妹妹能吃饱，经常饿着肚子，这样又患了“水肿”病，差点又要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幸好府城粮所所长李大娘(四野南下干部，铁岭人)出手相助，把粮所仓库里的面粉袋，不定期的给我们家和街坊邻居洗后，将沉淀的面粉水，煮成面糊加上野菜吃，这样的帮助将近一年时间，才救活了我妈和街坊邻居好几家人的生命。

1960年夏天，是最困难的时候，府城到处都是人们种蕃薯、种菜和木瓜来自救。父亲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利用中午下班的时间，带我到现在的从海南中学到龙昆南路的板桥路的拐弯处北边，开荒出一亩多地，种上蕃薯，间种芝麻。有一天开荒回来的路上，看到有人卖二块钱一斤的熟蕃薯，他卖了一斤才7个，不懂事的我一下子吃了三个，剩4个母亲和妹妹各吃一个，父亲和母亲推来推去才吃二个。这样，我们收获了许多蕃薯。又将收获的芝麻全部卖给府城粮所，换了食油20多斤，父母将部分蕃薯和食油，送给叔叔和俩个姑姑。这样的收获，在府城人来说，是少有的、珍贵的。母亲在1962年再生我弟弟薛文城。我从7岁起，妈妈就教我洗衣服，教我钉钮扣补衣服，还迫着我挑水做饭扫地等家务活。她常说：“一个男孩子，从小不养成勤劳苦干的习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本领，长大了怎么养家糊口。”

　　因父亲工作认真负责脚踏实地，业务水平高，多次被评为琼山县、海南区粮食系统的先进工作者，被当作奖励品的背心、文化衫都穿不完，这对在当时实行凭布票才能买到布料的情况下，是一件很光荣而又实惠的事。

1965年国庆节后的某一天，琼山县粮食局领导要培养父亲入党，他非常高兴，是自己的工作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后，拿着刚从书店里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给正在读高一的我，叫我帮他写入党申请书。我问他申请入党的理由时，他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也是在新旧二个政府机关工作过的，认识到新旧社会二重天，共产党真正是为人民的政党。” 我把父亲讲的这段话，写到他的入党申请书中去。 我在代父亲写入党申请书时，认真的看了几遍党章，这是我第一次看党章和代父亲写入党申请书，觉得很光荣，暗暗下决心长大了后，也要申请加入共产党。父亲的申请书递交上去后，组织派人到薛村调查情况。村里人听说父亲申请入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紧接着有几个人带着大队的介绍信来到局里，要求局领导将父亲交给他们带回薛村批斗，理由是父亲系“反革命分子”的儿子。面对这几个无理取闹的村民，县粮食局局长（南下“军转”干部），严厉的批评了这帮人的恶劣行为后，他们才灰溜溜的回村里去。由于这件事闹的影响较大，父亲的入党问题也就这样搁浅了。

　　这是1982年夏天，父亲带着我大儿子薛晓荡，去看望在广东韶关当兵的弟弟薛文城时，路过广州，在越秀公园五羊雕像前拍的照片。

　　三祖莫有珍母于1986年8月在五公祠花卉园留影。

　　1965年底，琼山县开始搞“四清”运动。虽然父亲不能入党，但他依然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被评为“四清运动积极分子”。母亲被评为新华管区“学习毛主著作积极分子”，当选为福地后街居民小组长。

　　1968年10月份，琼山县组织干部下放到大坡中税办“五.七干校”，父亲是第一批被下放的干部。11月20日，我也响应号召，下乡到大坡公社大坡大队青年场务农，后安置到大般生产队。1969年11月份，我被评为琼山上山下乡知青积极分子，在县里作典型讲用发言。并在12月中旬到广州参加广东省知青知代会，于12月23日回到农村。12月29日下午，母亲因车祸死亡。这是我们家处在最低谷的日子，当时父亲去琼山县中税“五、七”干校，我下乡大坡大队大般村务农，妹妹年仅11岁，弟弟7岁。弟妹俩人只好到琼山福利厂，借住叔叔薛如仙家。叔叔从小双目失明，婶婶黄惠兰是残疾人，养4个堂弟妹，生活本来就过得很结据，弟妹来了后，他们的生活就难上加难了。我们家就象天塌了一样，弟妹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养成艰苦朴素的好习惯。就这样，一直到1970年底，父亲从干校调回轧延厂当会计后，才把弟妹接回来。1972年底，父亲娶了琼山服装厂的寡妇陈淑琴为妻，从此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是弟妹寄宿在琼山县福利厂叔叔家时，我从乡下回府城看望弟妹时，为叔叔家挑水的古井——马鞍街2号旁边的达士巷小井。

　　这是我妈车祸死后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二（1970.2.7），表弟妹们来府城时，和我弟妹合影留念的照片。

　　父亲一生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算帐。他的业务水平，在琼山县财务系统的人员中，和原琼山县税务局赵副局长（原任民国琼山县财政局副局长），都是较高的。在那个年代，凡是县里出现的重大经济案件，县委县政府一定指派他们俩人去参加办案，不管作案人的作案手段多么狡猾，只要他俩一介入，案件马上就破，被称为经济犯罪分子的克星。父亲1986年国庆前荣获国家财政部授予“从事会计工作三十年优秀荣誉证书”。

父亲退休后还培养妹妹学习财务工作，妹妹调广州市工作后，一次在参加广东省财政厅召开的财务工作会议时，财政厅某领导知道妹妹是从海南来广州市工作，是薛如初的女儿时，竖着大母指说：“你父亲是海南的这个，我曾经请他到广州帮忙查了几个经济案件。” 也许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和影响，妹妹在财务工作中也很为突出，有五、六个单位同时请她兼职会计工作。她于2003年4月至2008年4月，以财务经理的身份当选为广州市茘湾区人大代表。

　　这是1969年12月18日，我和出席广东省知青积代会的34位琼山县代表，在广州市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合影留念的相片。

　　父亲虽然入不了党，却鼓励我要努力创造条件入党。1971年2月我参加工作后，就开始向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都因家庭的历史情况而搁下来。但我痴心不改，在积极工作的同时，不断的写入党申请书。1977年，我被抽调参加琼山县“路线教育工作队”，也继续向工作队党组织上交入党申请书。到1978年初，工作队要收队时，工作队党组织派出二党员，到薛村对我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村里的一位老人对调查人员说：“他祖父是无恶不作的反革命分子，我亲眼看到他杀害过许多革命同志。” 一位李姓的外调人员，是五十年代琼山县监察委员会的老党员，有着丰富的调查办案经验，就问：“你是亲眼目睹他祖父杀害革命同志，你当时在什么地方怎么看到？他用什么枪，杀了几个人？打了多少枪？那你又是怎样逃脱的？” “……” 他答不上来就改口说是听别人说的。问：“是听谁说的？” “……他也答不出来，只说“反正他就是无恶不作最坏的反革命分子，连我也被他抓了才放的。” 问：“为什么他是这么坏的人，抓你就放了，是否你自首了他才放你的？” 这一问，这老人脸色马上变得苍白，豆大的汗珠流了出来，语无伦次地说：“ 因为我们都是村里姓薛的宗亲，他就把我放了”。最后讲不出什么证据后说了：“薛锦春在民国十七、十八年间当了一年多薛石乡团董，我可以做证明。”并在证明材料上按下手印后就匆忙离开。（注：这段对话的内容，是调查组在工作队党组评议入党申请人时，将对其外调情况和证明材料，对与会的人员公布后，并将党员对申请人的评价意见一起，送其所在地的党委。我也在场，才得知这一情况。）从此以后，凡是对我祖父的调查材料中，再没有其类似的说法了。

1978年2月份，我的入党申请得到大坡公社党委的批准，正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还兼职任公社团委副书记。不久就任大坡供销社副主任，1993年出任琼山市开发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父亲听到这些消息后，都非常高兴。

　　自从1999年琼山市政府，修复琼台福地遗址以来，我一直在这里义务管理琼台福地，至今己经22年了。

　　1970年底，琼山县组建无线电厂，后改为“琼山县轧延厂”，由于缺会计人员，父亲才从干校调回该厂当会计，直到1981年6月办理退休。父亲退休后，厂里还留用工作他几年，外单位也请他去兼职，直到1993年患病后才离开他那心爱的工作岗位。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对工作认真负责，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也从不怨言。1997年10月22日（丁丑年九月廿一日）早上5点半钟，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路，享年77岁。

　　这是父亲去世前，从1963年8月份起一直住在这里，即府城福地后街29号（原21号）。

　　在琼台福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时，我的留影。

后 记

这篇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美篇文章的内容，是根据父亲生前的口述和留下的档案材料，及家人、亲戚提供的信息编写而成的。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回忆父亲坎坷一生当中的主要几件事，以及他身边亲人的故事，组成一篇较完整的家史。这样的家庭历史，也可以说是千百万草根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缩影。通过这部家史，反映出老百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各个阶层的人物，在社会上各种表现的现实情况。正能量的意识表现，还是占据社会的主流。希望我们家的子孙后代，要记住和了解这段历史。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党的100周年奋斗，国家终于挤身于世界之林。因此，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守护好人生的道德底线，积极向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 薛武鹰

2021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