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智取华山》创作的前前后后

云淡风轻

“自古华山一条路”，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妄图凭借所谓“天险”负隅顽抗，我某部侦察小队依靠当地群众帮助，历尽艰辛另找通往山顶小道，终于出奇制胜一举歼敌。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摄制完成的《智取华山》，生动再现了这一真实战绩，突出表现了解放军指战员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是新中国初期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创作的成功探索，开辟了以惊险样式反映军事斗争的新路子。

彭总提议创作

提议拍摄《智取华山》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时值新中国诞生不久，他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亲莅有“天下第一险”之称的西岳华山视察，置身南接秦岭、北瞰黄渭之间，面对云雾缠绕、峭壁险峰景观，领略“一人当关、万夫难开”险要，顿生“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豪情，不禁心潮澎湃、思绪翻滚，仿佛又回到挥师解放西北征程之中，随口发出感叹：“在这里拍一部攻克华山的电影多好啊！”同行的贺龙、习仲勋、甘泗淇等西北党政军领导一行，不约而同地一致称“好！”

彭老总所说要拍的电影，就是后来的《智取华山》，该片所描述的，正是不久前发生在这里的以奇袭和智慧完胜的著名战斗。时为1949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的陕中战役中，我大荔军分区和渭南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势如破竹连下潼关、华县、华阴三县。驻守的国民党保安第六旅被打垮，旅长韩子佩率领残部逃上华山，掠夺百姓、强占道观、砍伐林木，封锁唯一由北峰通往山下的小道，妄图凭借天险苟延残喘，沿途要冲隘口均修起工事，配备机枪戒备森严，扬言“解放军不是神兵天将，没长翅膀，飞不上山来！”

为解决这股敌人，同时保护华山免遭战火，大荔、渭南军分区组成联合司令部，决定政治劝降和武力进剿并行。然而，联司所派的由陕保六旅起义军官充当的两名信使，竟被韩子佩下令就地枪决，一人脱逃下山幸免于难，陕保六旅军官亲属上山送劝降书，亦遭韩子佩拒绝。联司下决心以武力解放华山为民除害，路东总队参谋刘吉尧奉命率领一个侦察班先行出发，寻找攀登华山的新路。

起初几天奔波调查没有一点结果，老百姓都说：上华山的路从古到今只有一条，就是已被敌人占控的那条正道，周围都是直立着的断崖石壁，根本没有其他的路可以上去。就是那条正路也很窄小，要过“独木桥”“千尺幢”“鹞子翻身”“老君立沟”等许多险要的地方，山上风又大，遇到瘴气就是鸟雀也难展翅，人要抓住铁链子才能通过，如果把“千尺幢”通道用铁板一盖，谁也无法上去。后来好容易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口里，打听到一个线索，两岔口的王银生之父曾上华山采过药，可能知道上山有无他路。当侦察班沿着陡峭崖壁、灌木丛中的羊肠小道跋涉10多里找到王家，得知苦熬大半辈子的王父，前几年上山采药坠崖身亡。不到30岁的王银生，曾两次被敌抓去当兵，对国民党反动派深恶痛绝。他自幼上山打柴、采药，练就一身惊人的攀山本领，人称“爬山虎”，后因父亲罹难山崖，母亲心有余悸，便不让其再冒险上山采药，一家五口的生活，全靠他打柴卖几个钱勉强维持，日子过得十分贫苦。

刘吉尧有心争取王银生为向导，率侦察班落脚在两岔口，自己动手割草砍木，在王家茅屋旁搭了间草房一住十来天。他们白天帮王家打柴、锄地，晚上和王家老小拉家常，讲解放区农民翻身当家作主的新鲜事。王银生表示愿带侦察班上山，但其母还是不开口放行。适逢一天狂风暴雨骤至，王家茅草房屋顶被卷走，刘吉尧等冒雨抢修，毫不犹豫地拿出被单帮助遮挡风雨，使王银生一家十分感动，其母终于答应让银生做向导带路上山侦察。

正是在王银生帮助下，刘吉尧所率侦察班攀登悬崖峭壁，排除千难万险，闯过天井、飞云峡、吊石板、青龙背、老虎口等道道难关，如神兵天降抵达北峰脚下，于出其不意间突入敌阵，当机立断主动出击，为解放华山打开大门，大部队闻讯全线出击，迅速占领了北峰。6月19日，联合司令部派人登上韩子佩盘踞所在的西峰劝其投降，韩子佩走投无路之下，被迫放下武器。

华山之战俘敌旅长韩子佩以下官兵109人，我方无一伤亡，千年名山完好无损回到人民怀抱。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非同寻常，它是陕西境内最后一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妄图东山再起的梦想，拔除了我野战大军西进路上障碍，得以迅速投入解放西北的伟大战斗。这一仗还集中表现了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宗旨，打仗依靠人民支持，同时又是一支讲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军队，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战胜敌人。此战因而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嘉奖，西北野战军前委授予侦察班8名成员全军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刘吉尧还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出席了1950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彭德怀等拍摄反映智取华山战斗影片的指示，迅速得以贯彻落实。时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兼文艺科副科长的王宗元，亲自衔命组织实施，由其和任萍在一篇报告文学的基础上，执笔改写为《奇取华山》电影剧本。

拍摄曾有反复

对于《奇取华山》的拍摄，中央电影局很为重视，因其合乎当时力主的“抓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题材”的制片方针，经各有关方面协调组成的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审查认可，按照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所提意见，由编剧修改完善后，于1951年8月下达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指定由郭维担任导演。因此时剧本颇为简单，限于单一战斗过程，加之胶片供给不足因素，确定拍成片长四千尺、约可放映近一小时的小型故事片。

之所以选择郭维执导该片，乃因其为部队“文艺兵”出身，曾长期在陕北从事戏剧工作，曾担任过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戏剧队长、冀中区党委群众剧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调任河北省文工团团长。此前不久，著名导演史东山拍摄《新儿女英雄传》，要找一位既有冀中抗日生活，又在白洋淀待过，并且懂得编导的人做副导演，郭维被相中圆满完成任务，由此与电影结缘。仅跟了一部戏就有独立执导机会，郭维在感到幸运之际，亦担心经验不足，时任电影局长袁牧之特意鼓励说：“咱们解放区来的，没接触过电影，拍头一部失败了不要紧，就当作练习了!”蔡楚生也专门与之约谈予以指点。

郭维率领摄制组开赴华山，实地察看其险峻山势极难攀登，深感“华山自古一条路”名非虚传，特别是与剧中主要人物刘明基的原型、战斗英雄刘吉尧会合后，了解到华山战斗的具体过程，直接感受到我军指战员紧紧依靠人民、不惧一切艰难困苦、机智、勇敢、以少胜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高度自觉的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在增强通过电影艺术描绘我军这一光辉战绩责任感的同时，对剧本产生了一丝犹疑，觉得它容量过小、表现平板，囊括不了我军攻克天险、歼灭顽敌的内容，不能充分阐明主题。但又不可擅自改动剧本，只能在限定的范围里尽量“抠戏”。就这样匆促赶拍了一个多月外景戏后，草草粗剪了一下，就报送电影局听取意见。

相关领导审看后很不满意，认为片子存在诸多问题，对真实情况把握不够，连华山地形都交待得不甚清楚，过于偏重电影戏剧性追求，演员表演失真，所追求的不是政治和艺术效果，而是廉价的剧场效果，特别表现在对敌军人物的处理上，比如敌军官方子乔在策划如何对待我军进攻时，用了洗脚及要人为他擦脚等极其夸张而又无意义的动作。艺委会主任蔡楚生甚至大为光火：“这叫什么？整个是解放区文工团的文明戏！停拍！”郭维在侧听了如坐针毡。

围绕如何处理此片出现争议，有认为总体水平太低，这个题材不值得拍成故事片，也有表示异议，支持影片继续拍摄。同为电影指导委员会成员、但分别代表不同意见的蔡楚生与江青等，又一起重审了《奇取华山》样片。鉴于此片涉及解放战争，属于正在强调电影表现的“重大题材”，已有一定基础，而且此时因受到电影《武训传》批判影响，电影创作陷入困境产量骤降，亟待恢复与提振，决定修改剧本重新拍摄。电影局特意安排刚从西北军区调入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纪叶，协助郭维修改剧本。因纪叶一直在主力部队从事政治宣传及文艺创作，担任过西北野战军第一军政治部文工团主任，亲自参加了西北战场许多重要战役，具有丰富的生活基础。修改方案出来后，剧本创作所专门组织了讨论。该所另一位编剧东方，亦曾一度参与此剧修改。

动手修改剧本之初，因江青等正大力推行拍摄所谓具有史诗性影片，而且她一直强调“这可是个大片子”，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曾把重点放在体现华山之战的所谓战略意义上，煞费苦心却大而不当，走了一段弯路。就在碰壁之际，同为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南征北战》已进入摄制，比照其虽然从一支具体作战部队转战经历切入，但为揭示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思想，侧重宏观角度展现战役规模，以体现战争场面气势取胜，纪叶、郭维等获得启迪，感到用电影表现革命战争能否成功，关键还是在于通过军事斗争的矛盾和冲突，塑造出丰富感人的银幕形象。艺术创作贵在出新，不应亦步亦趋落入窠臼，应切合《奇取华山》的特定实际，选取与之适宜的处理方式，遂决定另辟蹊径加以表现。经过反复审慎考虑，采取把战斗缩小到一个小分队侦察活动中去进行，着力于渲染环境和精心构思情节，从一个侧面反映革命战争的胜利规律。于是，他们又找到刘吉尧深入采访，更为详尽地了解所经历的战斗过程，并且由他带领亲自重走了一遍侦察英雄们当年走过的山路，为了把握当时敌人的心态变化，甚至找到了关押敌旅长韩子佩的监狱。

再度进行修改时，郭维、纪叶紧紧环绕敌方扼据天险守山、我方亟需想方设法攻山这一尖锐冲突，设置强大有力的悬念：华山唯一上山道路被敌人控制，我方侦察小分队能否另外找到道路歼敌，让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始终牢牢扣住观众的心弦，随着以侦察参谋刘明基为首小分队潜入山区，历经各种艰险终于找到这条“不是路的路”的过程，在一系列凶险环境和紧张情节之中，融入素以险峻著称的西岳华山自然风光的展示，其天险在剧中不只单纯地作为背景陪衬，而是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描写组成部分，既突出华山地势的险要，将复杂的地形交待明白，也折射我军战士钢铁般意志，为塑造英雄形象增光添彩。侦察英雄机智、勇敢的行动，始终都在华山险峻的特定背景中展开，使观众对他们的安危产生强烈关切。而侦察行动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偷袭性，攀越天险则具有一种冒险性，两者所构成的惊险电影引人入胜的特征，与革命战争中军事对峙巧妙结合，由是衍生出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崭新惊险样式。

艰辛堪比实战

在着手修改剧本的同时，郭维开始重新组建摄制组。演员班底作了大幅调整，除少数主要正反面人物保留原有演员，其余均予以更换。扮演侦察英雄的演员，不仅需有相应演技水平，而且还须具备一定部队生活经历，以有助对角色的理解和表达。侦察参谋刘明基仍由郭允泰饰演，他11岁在家乡参加八路军，13岁开始从事部队文艺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拍《奇取华山》之前，刚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遇敌机扫射负伤尚未痊愈，这些经历为其较好塑造英勇、机智、干练侦察指挥员形象提供了扎实基础。其他几位侦察战士的扮演者，也大都来自部队文艺团体，同样有着较为长期而丰富的从军历史。为侦察英雄带路的药农常生林饰演者刘柳，与剧中人物遭遇一样，自幼受苦出身，饱受旧社会的压迫，因而能较为迅速而深入地进入角色并予以体现。反面人物中，方化仍饰演敌旅长方子乔，为衬托其骄横、淫威、凶残而增设的姨太太，特邀早期影坛明星黎莉莉饰演。

为使影片再现的华山之战具有强烈真实感，重拍仍以华山为外景摄制地，郭维亲率60多人的摄制组和整整一个营的部队上山，打响戏里戏外两场战役。如同剧中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激烈斗争一样，华山的险峻地势同样给影片摄制带来极大困难。不仅摄制器材装备携带运输非常不易，而且人员行动也十分不便，常常是几十个人甚至有时几百人拥挤在一起工作，并且随时担心稍有不慎失足丧命。为了完成一个镜头的摄制，需要甘冒相当危险去忘我拼搏。摄影师陈民魂在拍摄俯瞰华山全貌这一镜头时，就攀登到高于华山四五百公尺的大山上，那里从未有人走过，没有任何路径，只有摸索着抓住山藤向上爬行，每向上攀登一步都令人万分担心，结果还是在快爬到目的地时失足摔下，幸而他抓住山腰荆草才未发生危险。拍摄苍龙岭上的戏时，镜头角度必须从岭的右侧拍去，可是岭上狭小，两侧又都是万丈深渊，摄影机无地架设，于是摄制组设法在经多年雨水冲刷淤积在峭立岭壁上的泥土和丛生的野草上架起木板，放上摄影机进行工作。为防止淤泥脱落，摄制组用绳子拴住摄影师，交由旁边人员牢牢抓住以防意外。这种“保险”方式，还不止一次用于照明师及助理们，因为他们需高举反光灯给演员助光，所站之处往往是危险地势。相形之下，面对摄影机表演的演员们，或在峭立的石壁上爬行，或在惊险的悬崖上飞跑，担负的风险更大，付出的辛劳更多，而且有的人还患有心脏病、恐高症等，但仍以满腔热忱和勤勉态度坚持完成拍摄任务。

最为困扰外景工作的，还是要数华山的天气。那里多雾、多雨，经常一连十几天不见太阳，正常晴天最多不过维持两三天立刻就又阴起来。每天晚上，摄制组都有许多人夜不能寐，来来回回地跑出去看天气，预测第二天能不能工作。连华山的老道都看得心焦，天天帮着求签、祈祷。好不容易遇上晴天，就得赶紧抓拍镜头。然而，华山的天气瞬息万变，刚刚还是阳光明媚，摄制人员一切准备就绪，刚要开拍却忽然天昏地暗，接着就是倾盆大雨。拍摄我大军冲上千尺幢场景时，事先预测当天阳光照射天险隘口的时间，只有中午11时后的半个钟头。摄制组调集人员提前进入现场，阳光一到正准备开机时，天边忽然飘来一朵浮云，把阳光遮住了，急得导演直跳脚。类似的变故竟连续有六次之多，每次都令摄制人员和协拍的一个连战士都要白跑三十余里。郭维本想讲几句安慰话，战士们却抢先说了：“咱们拿出刘参谋解放华山的精神来，明天再来！”正是在这种氛围激励下，摄制组没有消极等待天气，而是发起积极进攻，即便阴天也来到拍摄现场，摆定镜头地位、试排演员的戏、装置背景环境等，作好一切准备，只要天一晴立刻开拍，这样抓紧一个晴天，完成两个甚至三个晴天的工作量。

像影片中侦查英雄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拿下华山天险，影片外的拍摄工作得到华山群众的大力帮助，这是令摄制组深为感动与难以忘怀的，郭维晚年回忆起来还充满无限感慨：“那些帮助我们的可爱老乡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在连徒手登山都很费劲并要担心危险的山上，再背负笨重的摄制器材来回移动，其负重难度可以想象。华山的群众特意选拔出一些身强力壮的爬山能手，帮助携带全部拍摄器材及用具，还郑重承诺：“这是国家的东西，我们保证决不出错！”他们极其用心负责地保护着这些器材，而且颇为自觉地熟记了每件工具的性能和用途，看到工作中缺什么，不等招呼就很快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帮助携带摄影机镜头的那位老乡，没几天就熟悉了各种镜头的尺寸，无论需要哪种，不等摄影助手去找，便立刻就送过去了。华山的群众真正把影片拍摄当作了自己的事情，也切实把参与这一工作当作莫大的荣誉。

由于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多在夜间，为了达到更好的银幕效果，许多重要场景只有在摄影棚里搭置，利用灯光进行拍摄。因而在结束紧张的外景工作后，摄制组又转返进入内景拍摄。美工师与装置人员密切合作，将山峰、巨石、茅屋、庙宇、河流，以及老虎嘴、天桥等所需景物，逐一精细制作呈现出来，有的虽是比实物缩小多倍的模型，却有以假乱真的魅力，为营造华山真实而又奇险的环境作出了努力。

影片于1953年8月摄制完成后，曾送中央审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了审看。毛泽东主席为电影中情节和人物所感动，向陪同的有关领导询问真实侦察英雄的近况，并深情地说：“要关心他们，把他们安置好，他们是为人民立了功的。”他还特意提到影中的常生林(即原型王银生)，“特别是那个老百姓，是解放华山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是完不成任务的”。审看完影片后，朱德总司令提议：“是否将‘奇取’换成‘智取’?”毛泽东主席笑着说：“很好，就改为《智取华山》。”片名由此从《奇取华山》变成《智取华山》。一部电影从开拍到最后审查，由中央高层领导决定，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亦是绝无仅有的。

1954年1月，《智取华山》正式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因其对惊险样式的成功尝试而得到观众认同，同时也引起国内电影界极大关注，起了首开军事惊险片先河的带动作用。在当年发行的16部故事片中，它的拷贝数位居第一，并在第8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为自由而斗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