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让人尬笑的往事

胡卫国

　　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刚收工回家，就听到罗队长在院坝里喊我。

　　我连忙跑出来，一看，除了罗队长，旁边还有一个人，罗队长介绍说，这是尖山区公所的陈同志，听说这里还有两个知青，上来看看。陈同志接着说：“我是区革委会知青办的，原先在民政那边，才调到知青办来，下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

这位陈同志大约50岁左右，中等身材，微胖，身上披着一件棉袄，手里杵着一根树枝，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态度和蔼，眼神柔和，没有那种公家人在农民面前的睥睨傲慢表情，因为走了九十里山路，他显得有些疲惫，我连忙进屋去拖了一把靠背椅出来让他坐，又端了半瓢觚水给他，这才到隔壁找了一条长板凳，我和罗队长并列坐下来。

　　看望谈话就在这“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开始了。

陈同志先问罗队长，这两个学生表现怎么样？罗队长见多识广，不卑不亢，不像一般农民在工作同志面前那样虔敬恭迎，他毫不迟疑地大声应道：“不错！勤快，有老少”。那陈同志点了点头，对我笑了一笑，表情比较夸张，我明白陈同志的善意，他应该在来的路上就已经询问过我们的表现，但还想让罗队长当着我的面再讲一次，以增加我对罗队长的好感。知青办的干部，促进知青和贫下中农的良好关系，当然应是其职责，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对这个陈同志好感度增加了不少。

罗队长应该明白这一点，但还是凑近我的耳朵轻轻说：“这个人有点聋头戳耳的”。聋头戳耳是方言成语，不仅仅指人有听力障碍，还形容因耳背导致行为迟钝，反应不灵光的样子，戳就是“傻戳戳”的戳。我细看陈同志，好像真的有点憨头憨脑的样子，对罗队长这话没有一点反应。

接着，就是陈同志提问，我主答，罗队长补充或解释，内容当然主要是关于生活方面，譬如粮食够不够吃，油水怎么样，家里给不给钱，一月给多少等等。再就是了解我们的个人及其家里的情况，他问我：“你们两个一起，哪个叫么子名字？”“叫廷轸”，他应了一声：“哦”。接着问道：“哪个做饭呢？”我回答道：“主要是他做饭，他勤快，做事很细心，我比较懒，不爱做饭。”停了半刻，这陈同志突然又问了一遍：“你一起这个叫么子”？我说他叫廷轸，“叫么子”？罗队长以为他没听清楚，大声地重复一遍：“叫廷珍”！罗队长及队里的老乡都把廷轸喊成廷珍，把轸(zhen去声）唸成珍（zhen阴平），听到这里，这陈同志突然愣了一下，“廷珍”？语气似乎有点变了：“你说你们两个住在一起？什么时间开始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但还是据实回答：我们一起到谭家坪插队的四个人，后来覃和彭两人被招工回城了，剩下我们两人，形影相吊，顾影自怜，大概半年前，我们就住到一起了，实行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为找到这个时髦词语概括我们的关系状态还有点小小得意。

陈同志听了这话，盯着我看，半晌不作声，这一严肃起来，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我感觉到这谈话的气氛有点诡异了，突然，他转向看着罗队长，厉声问道：“他们住到一起了，你们怎么不管？”听到这突发的大嗓门，吓了我一跳，罗队长也是一愣，不客气地回答：“他们两个自己要住到一起的，我们管么子管？”见此情景，陈同志转而问我：“你们家里知道你们在一起吗？”我觉得有点蹊跷，也有点生气了：“这事没有必要告诉家里！”他听了好象更生气，一字一句地对罗队长说道：他们年轻不懂事，我们不能不管，不管就是害了他们呀！”这话说得颇为语重心长，有点情真意切的味道。突然，我明白陈同志是啥意思了！但罗队长却还没有搞清楚，气冲冲的站起来：“你们谈，我去安排夜饭”。说完就走了。

知道了陈同志的意思，我轻松了，忍不住好笑，又不敢放肆地笑，估计当时我的表情似笑非笑，有点怪异。可能是人的一种比较阴暗的心理吧，我就想看看别人的尴尬，想看到剧情反转后的那种吃瘪表情，于是就故意装傻充愣。这陈同志他偏偏不问那关键一句，我也就偏偏不讲这一句，不作任何申辩，让这误会继续发酵，只要廷轸回来了，自然就淸楚了，但还是低着头不看陈同志，兀自好笑。

陈同志见到我那个样子，愈加气恼，语气也变了：“你们住到一起，是哪个提出来的？”我只能继续装傻：“我搞忘记了，好像没有谁先提出来，我们两人都觉得住在一起好些。”这一下，那陈同志有点气极败坏了，用手指着我，声色俱厉：“我不相信你们同时提出来搬到一起！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我有点怕了，怎么收场呢？过了一会儿，想想还是不逗这位老同志了，正想说，那陈同志降低了声音，靠近我问道：“公社知道你们这事吗？”“不知道”。“哦，那就好，那就好！不要讲了，你们赶紧分开，不能在一起了，我来想办法把你调到别的生产队去，其它的事我们以后再说！”听他这样说，还真有点感动了，连忙顺着他，可以可以！我们马上分开住，但不能调到别的生产队，完全没有必要！陈同志听了又发火了，喘着粗气，鼓着眼睛看着我，貌似被气得说不出话了。

正在这时，廷轸回来了，他身材高佻，帅气儒雅，穿得规规矩矩，戴的是一顶当时最流行时髦的绿軍帽，那时他在烂田坝小学当民办教师，放学晚了，这陈同志正在气恼中，见到廷轸来了也不理不睬，我急忙给廷轸介绍：“区知青办的陈同志，专门来看望我们两个的”。廷轸走上前，握住他的手，轻轻的摇起来：“欢迎！欢迎领导！”只见那陈同志突然愣住了，直勾勾地看着廷轸，接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糟了！糟了，搞错了！”这时的笑就是尬笑，是那种真的觉得尴尬不好意思的笑，带一点歉意的笑，不是那种肌肉僵硬拉起嘴角的假笑，笑了几声，他拍了拍手：“好，好！没事就好，你们赶紧弄饭吃，我到罗队长家里去吃饭”，招了一下手就走了。廷轸不解其意，一脸诧异，听我一讲，也忍不住拊掌而笑。

　　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件趣事，是生活长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因有趣而难忘，曾有好几次作为朋友们闲暇之余调侃取笑的谈资。

现在分折，这事貌似偶然无意，实则蕴涵着那个时代的必然，并非毫无缘由阴差阳错的无厘头。

造成误会的原因首先应该是因为名字。

我的名字简单直白，政治性较强而文化意义不大，颇具年代特征，有一定的性别辩识度。我父亲是正宗的土八路，在人民解放军大学堂里的扫盲班毕业，干部登记表上填的文化程度是初小，给我取名字时，我估计是推开窗户就看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横幅标语，于是就取其中两个字为名，我的同学中，叫抗美、援朝的有好多，还有叫保家的，意义显然比我这名字要差一点。

廷轸就不同了，他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著名的水利工程师，文革中也是属于“不能走的老九”，所以，廷轸这名字一听就知其家学渊源，轸，乃上天二十八星宿之一，原意是指古代车厢底部的横木，唐代王勃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起始句即：“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不过，包括罗队长在内的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滕王阁序》，所以，也就只能以轸为珍了，成为了“廷珍”。

那时普通老百姓给孩子取名字，女儿大多是花、珍、香，或菊、梅、英、桂等，表示或寄情于对掌上明珠的怜爱珍惜之意，这些字成为女孩子取名的专属用字。在一般情况下，名字中有这些字，就是女人。陈同志听到“廷珍”二字，就认为是个姑娘家，这其实是中国人容易产生的误会。如果是书面语言，特别是规范的文本文件，那就不同了，姓名后面若没有括号，就可认定为中国大陆的汉族男人，一般不会弄错。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中文汉语口语中的他和她读音完全一样，听不出区别，如果是英语，他——读he，而她——读she，如果是俄语，单数名词都要分阴性和阳性，一听就能断雌雄辨男女，何至于闹如此乌龙。

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折。

陈同志一听到和我同住的叫“廷珍”，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个女人！立马强烈反应，浮现在脑海的应该是：孤男寡女，同居一室，干柴烈火，这就是问题，不得了！他脑中那根弦一下子就绷紧了，于是，“气恼冲昏了头脑”，情急之下，也就“不问青红皂白”了，这还了得，出大问题了！务必严肃查处！

那个年代，非配偶男女之间只要产生问题，不管大小如何都是问题，统称作风问题，“男女授受不亲”是男女都须遵循的行为规范，非婚男女在一起，道不明也说不清，重则是罪，流氓“淫乱”“淫荡”，“万恶淫为首”，轻也是错，轻薄轻浮，伤风败俗，成何体统？即便是已明确婚姻关系，但未领证的男女，婚礼之前在一起厮混也是“非法同居”或“婚前同居”，也是在搞坏事，属明令禁止、严厉打击的行为。

我还记得，那些年坊间有个男人犯错（罪）的“两巴说”：男人犯错或犯罪，一是因为嘴巴，好吃懒做，贪吃贪婪，贪污腐败，再就是“祸从口出”，乱说乱讲，瞎说一气；二是因为那个“巴”，没有管住，惹出亊端，道德败坏，作风问题，真不是小事。现在回想，也确有几分道理。那些年的电影里，不管什么类型的坏蛋歹徒，个个都是色鬼淫棍，正面的英雄豪杰，都是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目不斜视，几乎都不近女色，甚至坐怀不乱。在我们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如果天色已晚仍未回家，父母知道是和男同学在一起，即刻放心了，如果和女同学在一起，马上起疑心，不放心，担心犯“作风错误”。女生那就更危险了，与男生在一起，就是“羊入虎口”，就是典型的在一起“鬼混”。我们的文化中，性，真的是禁忌之宗。

所以，我觉得老陈同志气恼发火，怒吼我们都是应该的，正常的，一点毛病没有，眼看着年轻人犯错误而无动于衷，或者躲避责任一走了之，那才是不可原谅的，即便我当时不听他的话，他还是想着保护我们，包庇我们，直到今天想起来，仍十分感激，屈指一算，老人家若在世，已逾百岁之期了。

　　半个世纪了，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偶尔会想起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脑海中会泛起缕缕涟漪，总是忍不住用“如果”或“假若”联想扩散，推衍剧情。

如果“廷轸”真的是“廷珍”，不是他而是她，在老陈同志及罗队长们的包庇掩护下，我们很有可能安然度劫，爱情的花儿在风霜雨雪中粲然绽放，人生留下一段佳话，江湖传颂一篇童话：“从此以后，他们扎根农村，相亲相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还有另一种可能：假若那老陈同志不是忠厚善良之人，而是一个阴险歹毒的小人，如果那时“同志”的概念已变异，成为“性取向异常”的代称，且为人所知，陈同志因被“扫皮”（打脸）而恼羞成怒，说不定会顺势将我们说成“男同志”，两个弯弯，两个基友，“gay”。那就惨了！说实话，若真是这样，我们百口莫辩，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从小学到初中，只与同性别同学说话交往，我们挿队下了乡，仍羞于与异性说话，虽然已对她们有了兴趣，已在暗中观察姑娘娃，但明面上仍是孤傲不羁，故意显示藐视异性并拒绝接触，只与同性别的人在一起嘻戏打闹，所以，若说是gay，还真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根本说不清了。

那个年代，虽然以整人为乐的不是很多，但是以整人为正经事的人还真不少，落井下石的人不是很多，但不敢伸手拉井下人的太多了，一旦被打上了“同志”的标签，不仅仅是被視为另类受世人鄙夷，生命的那一叶扁舟，突然滑下险滩，在苦海上飘摇，那种凄怆，那种惶恐，那种冤屈，欲哭无泪，哭诉无门，怎一个哭字了得！原本一个笑话，眨眼间就可以成一个哭话，真不敢继续联想。

　　好了！假若没有成真，如果也没有变现，一切照常，生活的逻辑依然遵从天道而运行，世上万物轮回，人间烟火依然，过去的都是故事，可笑的还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