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从沈阳归来，亲自调查：枪决数十人，入狱上万人，发生何事？

番茄历史1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毛泽东致“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报告的结尾处号召全体共产党员：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无独有偶，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面对即将获取革命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是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毛泽东等开国元勋深知要勤俭建国的重要性，极力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可以肯定地说，勤俭节约的习惯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

早在建国初期，在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临时宪法性质）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到作为共产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困难，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众所周知，毛泽东以身作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刘思齐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一件事，“我有一次跟主席一起吃饭的时候，不知道谁掉了一些饭在桌子上，没人在意。主席看见后他一句话也没意思，用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从此再也没有浪费粮食了。”

然而，总有一些人把毛泽东的谆谆告诫当成了耳边风，他们背离了自己初衷，追求享乐。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条约签订后，毛泽东心情大好，于2月17日动身回国。毛泽东决定利用回程的时机，到东北视察一番，看看这里的经济恢复发展情况。毛泽东视察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当时与毛泽东同行的还有周恩来总理和准备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

听说毛泽东要视察哈尔滨，市领导非常激动，早早就做好了准备。2月27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哈尔滨。当天下午，毛泽东便直接来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工作，看到厂里热火朝天的景象，他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哈尔滨市委同志安排了一顿豪华的晚宴，为毛泽东等人接风洗尘。随着一道道美味佳肴上桌，市委同志不停地一一介绍。毛泽东眉头紧锁，面露不悦之色，由于胡志明在现场，他也不好说什么。

面对这些美味佳肴，毛泽东几乎没有动筷子。饭后，毛泽东对负责接到的哈尔滨市委同志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你们这要搞太浪费了，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点米饭和蔬菜就可以了嘛。”

哈尔滨视察结束后，毛泽东一行来到长春，最后一站则是沈阳。毛泽东本以为有了哈尔滨的前车之鉴，这里的同志应该会有所收敛。万万没想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的晚宴比哈尔滨的还要奢华。

由于胡志明等外宾还在现场，毛泽东强忍怒气，只是礼节性地跟外宾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几口青菜，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抽烟。接待同志也很纳闷，难道这些菜肴不合主席的胃口？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最讨厌干部大吃大喝。

饭后，毛泽东召集沈阳市委同志来会议室开会。毛泽东生气地说：“同志们，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按照你们这样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大吃大喝起来，将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什么影响？”

当天晚上，毛泽东一夜无眠，他跟周恩来交谈后认为在哈尔滨、沈阳的遭遇可能不是个例，必须遏制大吃大喝的风气。第二天，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和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再次批评：

“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来到东北，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东北地区工作开展情况，我们发现这里的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结果到了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要厉害。”

毛泽东越说越生气，他还引用明末李自成和麾下大将刘宗敏的典故，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毛泽东以这个典故来告诫干部，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革命是成功了，可接下来能否一直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这跟广大干部的言行举止密切相关，他们究竟有没有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

东北视察之行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着手处理全国各地干部因吃喝造成的腐败问题。毛泽东没想到，沈阳、哈尔滨根本就不是个例，在全国很多地方比这两个城市的情况严重好几倍。

起初，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有了一些预估，可一起大案的出现，让毛泽东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下令调查，这起大案就是早已写入中小学历史教材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1950年10月初，毛泽东以超人胆略作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1951年秋天，为了支持抗美援朝，全国各地开始增产节约运动，结果发现了各地不少干部贪污浪费现象异常严重，有的更是触目惊心。鉴于此，当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向全体干部作出明确要求：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而“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就是这样这个运动期间惩处的一起全国关注的大案。要了解这起案件为何惊动毛泽东，就有必要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情况。

刘青山，河北安国南章村人，从小家境贫寒，年仅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刘青山参加了由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领导的高蠡暴动，他在被捕后得以生还。刘青山在革命过程表现出色，1937年就被选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当日能进入抗大学习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刘青山很珍惜这个机会，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对干部的需求激增，刘青山便组建了培训班，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

从1941年开始，刘青山先后担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任河县县委书记、任冀中中共八地委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刘青山又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张子善跟刘青山年少经历类似，他是河北省深州市尚村人家境也非常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他靠着两个哥哥打苦工获取学费上学。张子善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

张子善家国情怀强烈，19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组织工作。抗战期间，张子善历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张子善又历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毫无疑问，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岁月都是大功臣，他们接受了严峻的考验。正如党组织对两人曾经工作成绩的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从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的简历来看，两人是老战友的关系。建国后，两人也一起到天津共事，结果两人的享乐主义开始滋生，张子善让下属称呼他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则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称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压力很大，地方财政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党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扬当年延安大生产时的艰苦奋斗作风，其中“机关生产”就是权宜之计之一。所谓的“机关生产”就是让地方政府自筹财政。

刘青山擅长经营，短短一年就在天津创办了九家工厂和一家招待所，总资产达到270亿元（注：旧币１万元约合新币１元）。刘青山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样的钱，他跟张子善一合计，认为这是一个追求享受的机会。

刘青山和张子善变着花样“投资”，以此来赚取利润供给自己挥霍。从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和张子善先后盗窃粮款28151万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各类救灾款4亿元等。两人追求的享受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比如刘青山喜欢吃韭菜馅的饺子，可又不想吃韭菜。

这可难坏了炊事员，他想了很久才想到了一个办法，包饺子时把几根韭菜包进去，外面留下韭菜的根茎。当饺子煮熟端上桌前，炊事员抓住韭菜根茎，把韭菜拽出来，于是饺子就留下韭菜的味道。

张子善痴迷小汽车，他直接挪用公款一口气买了5辆小汽车。张子善也喜欢请客，通常一桌酒席有16个菜，吃过饭过后就是洗澡、看戏，可谓“一条龙”享受。因为追求吃喝享乐，张子善不到一年时间就花了2亿元，以当时的物价能购买116万斤小米。

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两人不屑一顾。刘青山竟然嚣张地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

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被揭露。经调查，刘青山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这起大案直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度关注。由于刘青山、张子善在天津工作多年，很多干部都被他们拉下水。

当刘青山、张子善被抓捕后，一些同志竟然以两人是大功臣，希望河北省委能对两人网开一面。当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华北局方面则认真研究河北省委意见，向党中央发出电报。毛泽东则很快收到一封题为《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的电报。毛泽东极其震惊，当即批示“传阅周、朱后尚昆办。”

当时刑法刚刚起步，对于刘青山、张子善的量刑有不同意见。尤其当内部消息决定处决两人后，一些当年跟刘青山、张子善两人闹革命的人深感惋惜，有的人说：“他们都是有功之臣，不能杀！”也有人说：“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毛泽东听听到这些不同意见后，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是啊！刘青山、张子善所贪污的数目实在太大了，在当时根本依据无法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了。如果不杀，则很难平民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明末李自成进京的例子，新中国的成立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决不允许被一些贪官葬送。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在公审后被枪决。为了妥善处理两人后事，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给河北省委发去一封电报，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第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第三、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第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处理，毛泽东可谓雷厉风行。邓小平后来对此评价说：“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三反”期间的典型案件，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处理结束后，其带来的影响是惊人的。

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到了案件核实处理阶段，到当年10月25日运动结束。据权威统计，在“三反”运动中涉及的900万人中，接受处分的占到4.5%左右；惩处贪污1000万元（旧币）约10.5万人。

另外，判处有期徒刑一万多人，无期徒刑67人，死缓9人，判处死刑42人。“三反”运动结束后，全国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在毛泽东看来，“三反”运动的成功比一场大战役的胜利还有意义，他说：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