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文学，从读杨朔散文开始

老维子

年少时，我就喜欢读书，主要是读小说，而读小说又是为了看故事，与喜欢文学还有所区别，直到读了杨朔先生的散文，我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因为班主任的一句“别跟着他们一块儿瞎胡闹”，我便将自己关进了学校的图书阅览室里。室内一片狼藉，各类图书被乱丢乱扔了一地。尽管如此，还要感谢“造反兵团”的李司令，他没有让人拿出去烧掉。我蹲在地上，将文学类的书拣出来堆成一堆儿，一本本挑着看。有人向李司令告发我，结果碰了软钉子：
“嗨，他就一书迷，甭管他。”
　　就这样，在李司令的“关照”下，我得以安下心来看书。与书为伴的那些日子，我把挑拣出来的书都看了一溜遍，看不太懂的就跳着看，喜欢的就仔细看，特别喜欢的就不止一遍地看。尤其是那本六十年代出版的名家名篇散文选编，李司令见我爱不释手，竟出人意料地“恩准”我带回家去。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包括有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秦牧的《花城》、冰心的《樱花赞》、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冯牧的《湖光山色之间》、袁鹰的《青山翠竹》等，而杨朔先生的代表作《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则尽数收入书中。这些名篇佳作每一篇我都喜欢，每一篇我都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读着读着竟也读出声来。如果非要问我“最”喜欢谁的作品，无疑是杨朔。他的三篇代表作以及《香山红叶》，我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杨朔散文带有显著的“杨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所谓“杨氏风格”，即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作者一颗诗人般的心灵。杨朔先生的散文绝大部分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崭新的社会风貌和昂扬的时代精神，“激发出他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真挚、深沉的情感，写出了一篇篇充满浓郁诗情的锦绣文章”。

　　杨朔散文的另一大特点是将景物附着于情、理之中，即景抒情，以物言理。

而杨朔散文最为人称道、也最引起后人争议的，便是文章的结尾。如《荔枝蜜》，作者将蜜蜂酿蜜喻为劳动者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美好的生活。结尾，杨朔先生这样写到：“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又如《蓬莱仙境》的结尾：“那小外甥女吃完饭，借着天黑前的一点暗亮，又去埋着头绣花。我一时觉得，故乡的人民在不同的劳动建设中，仿佛正在抽针引线，共同绣着一幅五色彩画。不对！其实是全中国人民正用祖国的大地当素绢，精心密意，共同绣着一幅伟大的杰作，绣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千百年梦想着的‘蓬莱仙境’。” 赞赏者称之为点睛之笔，认为“这些精辟的言语，可以说是作者思想、知识、语言等要素高度结合迸发出来的火花”。诟病者则批评其人为痕迹太重，弄巧成拙。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最初也像很多人一样，是从模仿“杨朔模式”开始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20岁的我在工厂负责编辑共青团团刊。这份叫《春苗》的团刊，主要刊登厂里团员和青工的文学习作，而我既是编者，也是作者，我最得意的那篇散文《祖国处处是春天》，其中“这里的天空啊，翱翔着我的心灵”，完全照搬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除此之外，通篇行文叙事，借景抒情，咏物言志，尤其结尾，几乎就是“杨朔模式”的翻版——“我不禁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喊道：春天啊，你这样美，你为我亲爱的祖国穿上五彩的衣裳；祖国啊，你这样美，你到处都有鲜花在开放。祖国处处是春天，我永远为伟大的祖国歌唱。”
八十年代初，我进入报社，因几篇获奖散文，文艺部主任老方让我当新增设的作品版编辑。那几篇散文虽然还能嗅到杨朔先生的丝丝气息，但已经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样式。几年后，老方升任副总编，我也接替了他文艺部的职务。这一天，老方拿着他刚刚出版还散发着一股油墨香味的新书《找乐儿》，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这本散文集也成为老方后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敲门砖。在书的扉页上写下“维国惠存并雅正”后，老方坐下来跟我聊起了散文和散文名家。杨朔是一定要提到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刘白羽、秦牧并称“新中国三大散文家”，亦有“南秦北杨”之美誉。没想到老方却说：
“杨朔散文误人子弟，读散文千万不能读杨朔，即成套路，又一味地美化、歌颂，全无社会批判意识。”
“您分析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我不敢完全苟同。”我说，“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时代来评判杨朔的作品。”
　　原本我还想举电影的例子来印证说明，我们既接受《黄土地》这类反思中国文化的有思想深度的佳片，也接受像《五朵金花》那样讴歌时代、拥抱生活、赞美爱情的杰作。这时，有人来喊老方，我就将这番话留了下来。
　　时至今日，社会上物欲横流，人情冷漠，一些人理想泯灭，信仰缺失，更有甚者浑浑噩噩，萎靡不振。这就尤其需要杨朔先生这样饱含热情的作品，来礼赞我们的生活，来抚慰我们的心灵，并给我们以蓬勃的希望和生命的昂扬。

（杨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