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阿姨的故事——东方之女的回忆

大潮

编者按：此文中先生回忆了家中保姆的一些往事，折射出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人际关系，读起来有几分心酸，也有几分可笑。好在都已经过去了。先生的这些回忆文章最初都是发表在一个叫作“文学城”的海外华人博客网站上，使用过“东方之女”“杜瑾”“小石子”等笔名，所以我在将它们做成美篇时，用了“东方之女的回忆”这样一个副标题。

　 我和丈夫都有工作，家里还有孩子在上学，所以请了一个保姆做家务，主要是打扫卫生、洗衣服和买菜做饭。1965年请的一个保姆是安徽省无为县农村的人，50岁上下，个儿高高的，说话带着安徽口音。我们平常随孩子的口气叫她阿姨，因为看她长得胖乎乎的，胖得都显不出腰身来，穿的衣服总是肥肥大大的，两只胳膊都比一般人的粗，手掌好像也比一般人的大一些、肥厚一些，于是我们就叫她“胖阿姨”。我们这样对她没名没姓的称呼，她并不反对，时间长了，真的就忘了她的姓名了。现在要讲她的故事，也只能把题目叫作 “胖阿姨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我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丈夫坚持午饭一定要吃面食（限定有山西特色的面），晚饭可以吃米饭。这已经成为常年不变的规定。不过，在学校这个大环境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人们说话都是南腔北调，吃东西的口味也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丈夫为了适应大环境，也就在家里如此，外出应酬的时候就只能入乡随俗了。甚至于因为保姆是南方人，做出来的菜肴总免不了带着南方口味，丈夫也就不再苛求了。

胖阿姨也有她的拿手菜，比如红烧鱼；又如用芥菜叶做的咸菜，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很好吃，特别是做出汤来，味道鲜美。但是关于咸菜的制作过程她是保密的。

胖阿姨住在我家一间单独的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床旁边放一只木箱，可以当桌子用。她和我们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处得很好。

　　“文革”开始后，学校里双职工家庭请的保姆，看着自己家的雇主都成了被打倒或被批斗的对象，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她们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纷纷起来“革命”。

首先，她们要和原来的主人划清界限，接着提出革命的要求。既然要革命，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组织，才能显示出革命的力量，因此许多保姆聚在一起商议，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名字叫“赤卫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高人在支持他们，帮助她们出主意，总之，她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她们认识到那些雇用他们当保姆的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她们是无产阶级，是受资产阶级剥削的；这些资产阶级教授拿的工资是好几百块，而她们做饭洗衣一天忙到晚，每月的工钱才30多元。因此提出来的革命要求是增加工资，而且还要对过去的劳动报酬进行补偿，具体要求是先给100元。

胖阿姨也参加了“赤卫队”，而且表现非常积极。自从1966年8月西颐中学的红卫兵来抄家以后，她就神气起来了，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不给我们做家务活了，还监视我们的行动，随时报告给红卫兵。比如经过第一次抄家之后，我清理家里的衣物，从里面挑拣出一些小孩的衣物送给别人。她看见我拿东西出门，就到红卫兵那里去报告，结果中文系的红卫兵到家里来进行第二次抄家。红卫兵特别要看我清理的几个箱子，最后找出50块银元拿走了。

　 有一天，她告诉我别人家的阿姨都向主人家要了100元，算是工钱的额外补偿。我听了之后没有说话。因为我想，她明明知道我们已经被抄家，存款已经被冻结，丈夫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而她的工钱是由系里经手，从扣发我丈夫的工资里给的。她的工钱已涨到50元。我因为害怕，自己主动上交了自己的存款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确实拿不出100块钱来。

有一天，胖阿姨所在的“赤卫队”组织，在附近居民区开了一个斗争会，斗争对象就是我的丈夫。斗争会上她控诉她在我家如何受到虐待。

1967年，我们在中关园的100平方米的住房被学校分割成两套50平方米的住房，其中一套立刻有了新的房主人。我们家连阿姨在内一共六口人，住房被分割以后只有原来的一间客厅和一个书房，学校在分割以后的厨房里挤出一块空间，隔成一个厕所。于是，我们把原来的书房改成卧室。用几个书柜把客厅分割成两部分，靠北的部分用书柜围起来，放了一张双人床，给两个女儿睡觉，解决了四个人的住处，剩下儿子和胖阿姨在中关园没有住的地方，学校就安排他们住到校内职工宿舍区镜春园82号吴组缃先生家后院空着的两间下房里。每天晚上，他们到那里睡觉。阿姨每天早晨都回到中关园来活动。她在家里总是拿个小凳子坐在离后门比较近的地方东张西望，什么事情也不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她只给自己做饭，连带着监视我丈夫的行动。

丈夫有时要接受他所在单位群众的批判，每天还受到监督劳动的惩罚。不知什么时候，胖阿姨却拿着一张印着毛主席头像的宣传品跑到丈夫所在的系里，揭发他“侮辱毛主席”，红卫兵自然要发挥他们实施专政的威力，我的丈夫被痛打一顿不说，还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北京大学在校内外文楼的后面圈了一块地方，建了一个“牛棚”，把全校的专政对象都集中到那里进行统一管理，我的丈夫也在其中，据他说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也要把这件事情写进去。

有一次，胖阿姨说她放在我家大书柜里的钱没有了，一共丢了50元。当时丈夫所在的系的一位领导华同志就住在我家后一排房子里，她家的前门对着我家的后门。胖阿姨就到华同志家里去告我的状，要我赔偿她丢失的人民币。

胖阿姨已经不是从前的胖阿姨，她和我们的关系已经从朋友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968年夏天，丈夫的学校领导有了新的政策，勒令被专政的对象搬家。我们就从50平方米的职工住房搬到学校附近的民房 —— 一个好几户人家住在一起的小四合院。我们住的是厢房，没有厨房，就在房檐底下搭起一个棚子，放一个煤饼炉生火做饭，厕所在四合院外面，和另一个四合院的住户共用一个露天的公共厕所。从此，胖阿姨就没有到这里来过。这时候，系里的人动员她离开我家，她提出要多给一个月的工钱才走。我向我的单位借了钱，多给了她一个月的工钱，结束了我们的关系。实际上，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8月，这一年零十个月，胖阿姨没做一点事情。

到此，胖阿姨的故事就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