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总理在延安遇袭，同行20余人仅剩4人，究竟是何人所为？

青 松

1937年，西安事变刚结束不久，我党此时的任务仍极为艰巨，这时周总理决定与孔石泉等20余人一道前往西安，进一步筹划建立西安办事处的事宜。

此次出行，保卫处准备十分充分，对路上的情况作了详细分析，但是没想到，即便如此，周总理在延安还是遭遇了刺杀，就连周总理事后都说：“我一生遇到过许多次危险，但是最危险的要数延安这次。”

那此次西安之行到底发生了什么？身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又为何会发生刺杀案件呢？究竟何人所为？

1936年，我军历经千辛万苦，一路从赣南苏区跋山涉水转战陕北，结束了艰苦卓著的长征之路。

这时，日军准备大肆侵略我国领土，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我党决定从大局出发，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全国上下顿时反响巨大，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力响应号召，但蒋介石却始终执迷不悟，一心想要铲除我军力量，完全听不进任何劝谏之言。

无奈之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决定扣押蒋介石。

为了达成一致合作抗日，我党特意派遣周总理专门前往调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进程。

在周总理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摆在眼前最艰巨的任务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因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押，所以周总理此次出行必定艰险重重，难以预料。

与周总理一同出行的有之后的开国大将张云逸及开国中将孔石泉，外加几位新闻记者共20余人，他们准备从延安出发，经甘泉、黄陵等地到达西安，筹建西安办事处事宜之后，周总理再转赴南京。

此行保卫队做了充足的准备，对于一路上将会遇到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与预防，虽然此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同意合作抗日，应该不会搞什么幺蛾子，况且一路上多是西北军与东北军的驻地，自然没什么妨碍。

但即便这样，保卫处仍不敢掉以轻心，特意派遣特务队前去护送，同时租用了三辆卡车，此次行动绝对保密，就连参与行动之人也不知道第二天的行动，并且我军对于他们均进行了严格监控。

按照计划，第一辆车将搭乘32人，组成一个警卫排，每人配备一支短枪，150发子弹及4颗手榴弹，周总理将乘坐第二辆大卡车的副驾驶室，而随行人员时任我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周总理的随从副官陈友才，我军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及新闻记者则坐于车厢内，其余炊事员、通讯员、勤务员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则乘坐第三、四辆汽车。

原计划于4月24日启程，但我军对于国共谈判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商榷，所以周总理与一辆卡车及保卫人员只好先留下于次日出发，其余两辆车先行出发，出发前周总理还特意嘱咐副官陈友才，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次日一早，周总理准备出发，陈友才对此很是担心，特意让周总理身着军装，自己换上呢子制服，头戴礼帽，脚穿长筒马靴，装扮成周总理的模样，也正是这次换装，才让周总理避免了一次劫难。

4月25日，周总理与孔石泉、陈友才、记者、警卫员等25人踏上了前往西安的征程，当日吃完早饭后，毛主席缓缓走到窑洞坡上，目送周总理一行人离开延安，此时毛主席与周总理都没想到，前面将会有一场腥风血雨等待着他们。

差不多上午9时左右，周总理等人离开延安，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上下颠簸，出发前陈友才特意向警卫员介绍了西安的情况，明确了注意事项与警戒任务。

一路上，陈友才坐在周总理身边，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外面，始终提高警惕，而坐在后面的特务队同志们欢歌笑语、谈天说地，对于此次西安之行极为兴奋，因为他们其中大多是参加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步一步艰难走向陕北，如今破天荒坐上了卡车，心情自然格外激动。

周总理的警卫员刘久洲站在车厢中，看着延安渐行渐远，初次坐车的他心里激动万分，但还是抑制住心中的喜悦，表现出一个警卫员应有的素质，他看着路边忽闪而过的树木及房屋，心里担心至极，于是一边摸着手中的长枪，一边担心地直呼：“这东西速度如此之快，如果突发什么情况我们能打准吗？”

身边的战友也心怀顾虑道：“这么颠簸，肯定不好打。”

在战士们激动且忧虑的心情下，卡车顺利进入劳山山区，此地距离延安50华里，树木葱郁、层峦叠嶂，山路崎岖蜿蜒，地势极为险要，卡车经过此地漫卷黄土，司机师傅一鼓作气，油门踩到底，冲过山坡便到达了甘泉县境内。

此地属于敌军驻地，车子一路颠簸来到一处山坳之地，周总理突然想起一件事，便扭头向身边的陈友才说：“此前1935年，敌军的两个团就在此地被我军消灭。”

话音未落，这时砰的一声直接打断周总理的讲话，车厢内的警卫员顿时提高警惕：“什么声音？好似牧羊的鞭子声，可是这荒郊野岭之地，怎么会有人放羊呢？”

不一会，接连的砰砰声此起彼伏，张云逸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判断这是枪声，周总理闻声后迅速观察周围地形。

就在这时，侧方悬崖峭壁上响起了阵阵枪声，周总理镇定自若沉思数秒：“西安事变才和平解决，应该不是敌军伏击。”

他深感此次西安谈判关乎民族未来，于是立即下令冲过去，伴随着一声令下，卡车司机一脚踩油门，本想着可以顺利冲出去，但没想到开了几米之后卡车突然停下，原来狡猾的敌人在此地挖了无数深沟，卡车陷进沟中无法动弹。

这时，一群敌军手端机枪朝着车子横扫过来，子弹如雨点般的一泻而下，车轮被直接打瘪，车窗玻璃也被砸碎，司机也随之身中数枪倒在了方向盘上。

周总理此时趁机开门跑下车，不顾个人安危，仍一个劲地高喊：“快下车！散开，组织反击。”

这时，车上的同志们相继跳下车，寻找有利位置反击，张云逸则一边反击一边大声道：“陈友才，你带警卫员保护首长先走！”

可是陈友才还未来得及下车，就被敌军飞过来的子弹击中腹部，于是他命令几名警卫员掩护周总理和张云逸撤退，自己带人阻击，身着制服，头戴礼帽，在场中央指挥着战士们。

这一幕被敌军看在眼中，他们以为是周总理，于是连发数颗子弹向他射过来，这时陈友才心中暗暗窃喜，自己的伪装果然有用，在他心中始终明白自己多吸引敌军一会，就能多增加首长撤退的机会。

就这样，他利用车上的行李加以掩护，同时学着周总理的语气指挥战士们，可是没过多久，他便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昏厥倒地，由于失血过多当场牺牲。

随同作战的警卫员、战士强忍心中悲痛，继续指挥战士们作战，虽然敌人居高临下，但是我军战士仍不畏艰险英勇抗击。

周总理与张云逸等人气喘吁吁穿过树林，看见身后没有敌军追击，这才坐在地上休息片刻。

这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们立即提高警惕，扛起长枪准备反击，但是当脚步逐渐靠近之时，他们才发现是战士曹鸿都，曹鸿都赶忙向周总理汇报：自己是奉陈友财之命，前来保护几位首长的。”

周总理顿时感动万千，缓缓走到一处山坡，望着刚刚激战之地，久久一言未发，等待数分钟后，张云逸便提议：“首长，这里目前还不安全，我们尽快返回延安吧。”

于是，他们继续往前走，在到达一个山谷之地时，四面野草丛生，悬崖峭壁无路可走，曹鸿都对此着急万分，周总理赶忙上前安慰道：“不要着急，办法是想出来的。”

曹鸿都突然看见前面土崖上有树枝垂下，于是灵机一动，抓住树枝并将其绑在腿上爬上去，其余人也照同样方式，一路辗转往延安方向走去，在众多老乡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我军保卫局在此地设立的联络站十三里铺，那么周总理走后，负责阻击战的战士们如何了呢？

由于敌军一直处于有利地位，无论是人数还是兵力，敌军都占领绝对优势，但我军战士仍丝毫没有退缩，陈友才牺牲后，战士们更加勇敢，但最终敌我差距悬殊，我军警卫员死伤惨重。

敌人在陈友才身上搜索许久，最终在大衣口袋中顺利找到一张写有周总理名字的名片，于是他们认定这就是周总理，残忍至极的他们随即拿出长刀，在陈友才身上连捅数刀，鲜血染红了整个衣襟。

当时在延安的毛主席得知周总理遇袭之后，顿时紧张起来，并严格下令：一定要把周总理救回来！

事后，战士们搀扶着将陈友才的遗体送回延安，历经艰难回到延安的周总理看到替自己牺牲的副官陈友才时，不禁泪流满面道：“友才是替我死的！”

早早在延安南门外等候周总理归来的毛主席，看到他的身影后不禁喜笑颜开，周总理回到延安后，为了铭记此次教训，特意写下八个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此次遇险25人中，10位警卫员不幸牺牲，仅剩周总理、张云逸、孔石泉、曹鸿都四人平安归来。

但次日，周总理仍不畏艰险，继续乘坐敌军所派飞机奔赴西安，商讨国共合作具体事宜。

此事发生后，毛主席下令严查此事，张云逸推测此案件是土匪所为，但是周总理出行十分严密，土匪是如何知道的呢？

时任西北保卫局侦察部长的谢滋群奉命侦查此事，他走访周边每家每户，一个村民透露“案发当日他上山砍柴，看见了土匪李青伍的人马”，那究竟是谁透露的消息呢？

谢滋群一边筛查周总理的同行之人，一边派人潜入土匪内部获取情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根据打入土匪内部的同志得来的消息，李青伍安插在延安的有一个名叫冯长斗的探子，谢滋群立即将其逮捕。

经审讯，冯长斗交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李青伍的身份是敌军的团总，为了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决定派人打入我军刺探情报，冯长斗便是其中之一。

当他无意间看到我军征集三辆大卡车时，立即明白将有大事发生，于是将这一情报告诉李青伍，周总理前往西安的消息也就此泄露。

最终，我军成功逮捕李青伍等人，并召开公审大会，当场予以枪决，同时召开追悼会，悼念在劳山遇害的烈士，陈友才的遗体埋于延安宝塔山之下，但由于敌军的破坏，现在已经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