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陵川号兵谈五千年号令天下之中国精神

中华神农炎帝文化

　　自从远古先民发现吹兽角可以发声以来，就引领了时代的进步，那种悠远厚重且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增加了对野兽的震慑力并大大提高了不同区域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达。这是文明的进步，也是人类战胜自然、扩大生存领域的有力促进。随着部落的产生，对原有领地的坚守和对他方领地的占有就形成了早期的角逐。这里的“角”有两层意思，第一：早期部落首领以头戴兽头冠为尊，雄健高挑的兽角是王者象征，谁能打败对方即享有“角冠”，也便成为了这支部落的新统治者。（比如咱们现在所熟知的炎帝，就是头戴牛头冠的早期神农氏族的部落首领。）第二便是“号”的意思，在群雄逐鹿靠体能争战的冷兵器时代，吹响兽角（号角）更能鼓舞士气，激发战斗力。一切的文明都是偶然激发了必然，“角”因其独有的特性，加上竹木金属配饰改进，很快就成了军中圣物，后来“鼓”与“金”的发明应用更是大大提升了战斗力。试想两军对垒，号角声声、擂鼓振振、士兵举戈呐喊，那是何等壮观。《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载：“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战国《荀子·议兵》有云:“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南宋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曰：“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读史知事，王朝更替。悠悠华夏几千年何尝又不是“号令天下”的历史呢。

　　号角号角，吹角传号令，号令统三军。在清朝之前，我们认识中的“号”就是能发声的“角”的演化物，只是大小材质不同。今人所理解的“号”是状如喇叭的金属乐器，在15世纪时已有了雏形。19世纪中叶，英国设计了一种盘绕一至两圈的细管金属军号，造型与乐队用的小号相似，由号嘴、号身、号碗、连接箍等部分组成。因其号音清脆、明亮、高昂，传播远，随即被各国军队普遍采用，选定为军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派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练兵，编成“定武军”。随后又勒令袁世凯训练新军，袁世凯仿照德、日陆军建制和操典条令，对定武军进行改编，定名“新建陆军”，即北洋新军。北洋新军引进洋式军号，并编设号兵、号目、号长。1904年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规定：每标（团）设司号长1名，每营设号目1名，号兵8名。这也是我国结合世界形势部队引进新式军号的最早开始。但由于晚清局势混乱，号兵的作用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红军时期我军司号兵的编设基本上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我军最早的司号兵是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在连以上都编有号兵。连编有司号兵，也称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设号目（班长）；团和师编有司号排，设号长（排长）。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军、军团、方面军）司令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司号兵属于通信兵序列，分步号（步兵号）与马号（骑兵号）两种。“步号”通称为“五音号”，是我军司号人员常用的军号，共有7个音，但通常只能吹出并使用5个音。音量宏大，音色嘹亮，吹奏起来很有战斗气势，但是不能完整地演奏曲子。号兵通过音调的高低、长短和节奏的变化来区别为不同的号谱。“马号”通称“七音号”，多用在骑兵部队中。它共有10个音，但常用7个音，音量宏大，音色清脆而柔雅。马号除吹一般日常号谱外，还可吹奏乐曲，除了完成作战任务外，还肩负着早期的军乐仪仗之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115、120、129、三大主力师全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山西抗日敌后根据地。1940年2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统一太南和豫北地区抗日武装的作战指挥，成立了八路军第2纵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紧张激烈的战斗如火如荼，抗日情绪日趋高涨。随着1943年10月太行八分区的成立，参军人数不断增加，根据战争局势和号兵紧缺的现状，军委随即在陵川开设了号兵培训班。陵川山大沟深便于隐蔽，附城、平城、城关、丈河、夺火、横水等地都先后开设了号兵培训班。陵川是革命老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百姓参军积极踊跃。年龄大一点的直接参军上了战场，小一点的参加了号兵训练班。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一首童谣，意思是我虽然小，但有着不怕死的精神，即便粉身碎骨也是为国家尽了忠，为父母尽了孝，如今看来依旧让人热泪盈眶。

山河破碎民遭殃，

父子参军打东洋。

留下十岁小弟弟，

母亲给我红缨枪。

儿童团里练几年，

参加号兵离村庄。

年龄尚小气不够，

凌晨不尿憋膀胱。

顶风冒雪山头站，

慢慢锻炼肺活量。

心中只想把仇报，

哪顾汗水湿衣裳。

刻苦训练一个月，

五音换调气不慌。

刻苦训练两个月，

熟记号谱响当当。

刻苦训练三个月，

实地演练号声扬。

村里参军多少人，

都是热血洒他乡。

我们依然不怕死，

一腔怒火上战场。

为了解放新中国，

粉身碎骨孝爹娘。

　　战争时期的我军号谱比较复杂，早期曾有几百种，部队之间大体相同，但又根据实际情况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有“勤务号”、“联络号”、“战斗命令号”、“行动号”、“明目号”、“礼节号”、“连队兵种号”七大类，把“起床、出操、吃饭、午休、熄灯、紧急集合、知道、不知道、你在哪、向我靠拢、前进、停止、冲锋、散开、追击、退回阵地、发现敌人、与敌遭遇、反冲击、占领阵地、进入坑道、左、右、防空、防细菌、解除、要弹药、要求增援、要担架、要医治、升旗、降旗、敬礼……”等一百多种号令包容其中。

　　总的来说司号员是让人羡慕和受人尊重的，他不仅有着被指挥系统和司号系统双重领导的身份，还肩负着指挥作战的重要使命。日常生活中号兵还需要和指挥员有着紧密的接触，对指挥员的脾气性格、语言方式、处理问题的方法等都需要深入了解，这样才能在战场上精准无误的传达战斗指令。是佯攻？是实战？是前进？是包抄？战火纷纷之中，炮声隆隆，哪怕相距不远、也根本听不清指挥员说的话，各种号令的传达全靠平时的相知相解，指挥员的一个动作就变成了穿透硝烟的号令。“司号员动动嘴，千军万马跑断腿”，这就是司号员的重要性，在没有步话机的时代，精准无误的号令传达是战胜敌军和减少我军伤亡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司号员被人尊重的主要原因。

培养一个号兵是很不容易的，同时号兵的危险性和死亡率也是极高的。一旦战斗打响，号兵和旗手一样都是敌军重点狙击的对象，有的时候号兵可以躺下吹号，但更多的时候是站着。硝烟弥漫中，号兵挺胸站立，把号令传递给我军战士，同时也把满腔怒火传递给敌军。身后是饱经涂炭的国家，身旁是牺牲的战友，他们又怎能不挺身而战呢，即便中弹倒下，另一名号兵也会接过带血的军号，继续完成使命。“人死号不断”、这就是号兵精神，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军人。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李明玉曾回忆：我军早期的装备十分简陋，但老百姓情绪高涨，想方设法供应粮食服装、制造武器弹药。用草木灰和槐花参杂染料染布做军装，用铸铁造枪手榴弹，石头都能雕琢成地雷……那时候表和步话机都没有，打仗时既要降低我方军需损耗又要加大敌军损耗，还要保证我方部队之间的准确有序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号兵就起到了特有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游击战，就是保存实力的一种以少胜多的战略方法。特有的环境造就特有的方式，“联络”、“战斗”、“行动”、“勤务”等号谱就成了我军独树一帜的致胜法宝。很多情况下我军采取的都是先佯后攻的战术，军号一响并不真正进攻，敌军久被这种声音戏耍，正当麻痹大意时反被一举全歼。这种“滴滴滴嗒”的号声曾被日军称为“魔鬼的嚎叫”，这种声音让他们惊恐，也发生过闻声而逃的笑事。

佯攻是建立在保存我方实力，摸清对方底细及协调我军其余部队作战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方式有效的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只等一声令下，冲锋号响、不管炊事员、卫生员、还是战士，都枪上膛刀出鞘、一鼓作气往前冲。在炮声隆隆、人喊马嘶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阵地争夺肉搏战。空中飞着子弹，地下倒着尸体，穿透硝烟的是来自号兵“滴滴滴嗒”的鼓舞，这种声音是来自祖国的呼唤，是来自父母的期盼，更是奏响敌军的丧钟。

　　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冰天雪地，语言不通，号兵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敌军火力迅猛如雨点般打来，我志愿军战士以血肉之躯铸就了钢铁长城，任凭你把山炸平、水炸干、改变不了的是我军战士“滴滴滴嗒”的进攻。一场仗打下来，满目疮痍，抓一把焦土，里面不是弹片就是骨头渣。扭头看看，寻不见昔日战友，更流不尽带血的泪。没有步话机，我们有军号，军号被炸坏，我们用骨锯锯断子弹、依稀可以发出“我在”的“号”。哪怕一人在，号音也不断，哪怕一人在，阵地守到血流干。生命的顽强来自对祖国的爱，不管你多么炮尖弹利，就是要把你打回三八线。这就是中国军人，这就是伟大的中国精神。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号兵都是战士的“眼”，这个“眼”既是部队打胜仗的关键、也是我党英明领导的必然。回顾征程，日新月异，中国人民正走在世界的前列，用他那坚强、勇敢、善良、质朴的号兵精神，引领着世界的航向。古代先贤创《四书五经》定礼兴邦，修万里长城以御外患，金戈铁马传号角，磨刀只为战荒蛮。中国历来不是好战的民族，他深厚的文化积淀所折射出的光明足以照亮整个世界，迫不得已的战争背后也是希望天下太平的初衷。今朝百年风华，已是江山红遍，中国人正在以新的姿态担负起新的使命与担当，9500万党员也将在世界各地托起5000年礼仪之邦的文明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