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压榨同胞》读后

刘靖

《严歌苓的“同胞压榨同胞”读后》之一，比起我们的麻木和适应，严歌苓是敏锐的。我也说两句，是亲耳所闻的故事。我在以色列工作时，福建蛇头声名狼藉。有一次我们准备搬家，我按着广告留的电话打给出租人，一人听说我是中国人，勃然大怒起来，骂道你们为什么克扣工人工资？为什么不把他们当人看？我被吓到了，慌忙挂断了电话，心里埋怨：福建蛇头，你们一颗老鼠屎，坏了中国人一锅汤！福建蛇头是这样欺负农民工的，他们将招来的农民工组织乘埃航飞到埃及西奈半岛，给这些没国外身份的农民每人发一瓶水，一个面包，指着一望无边的沙漠说，你们趁天黑走过去就到了以色列（沙漠那边埃拉特不设防），就可以打工挣钱了，走不过去到了白天就会被晒死。农民工拼命跑啊走啊在太阳升起前达到埃以边境，蛇头赚的钱只有很少给农民买机票和面包。那些农民工既不会说外语，也没有得到过技术培训，再入魔爪被中国非法雇主雇用，用命换来的机会挣最低的工资，出最多的力气，被人欺负。以色列不是移民国家，非法移民若不作奸犯科，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农民工挣到钱了，回家炫耀，不说自己为挣钱的悲惨经历，这是我猜想，不然不会有人前赴后继来西奈。这不是故事，是真事儿。我们管非法入境或没有合法身份的农民做工叫打黑工。以色列人有些也愿意雇佣黑工，比正规劳动市场雇工便宜。以色列人讲信用，开始主雇会对价格有争论，只要谈妥，没有赖帐悔约更没有盘剥。我们带出来的工人周末也打“黑工”，工人出来是挣钱的不是为双休日的。两三年后，农民工回去给家里盖楼，说在以色列这两三年挣的钱，在农村面向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也挣不到。当地县城有农民工楼一条街（？）房子越盖越豪华。农民宁可砸锅卖铁先向主管官员交一笔钱，也打破脑袋要出去。如果你说愿打愿挨，那你至少缺少同情心。 

之二、赚中国人钱易，赚外国人的钱难 欺负国人屡见不鲜。经常出国旅游的人会有经验，中国人开的店卖东西贵。你又没有时间逛店，只好任导游带你去“定点”购物“挨宰”。在美国我就遇到了东海岸中国人开店卖的东西比西海岸贵，我还价，店员说她们“挣一点点的钱好可怜”，满面愁容，好像被欺负，弄得我先不好意思了。在新加坡，差点被中文“地陪”赶出商店。也不怪我，旅友让我帮助看什么红宝石绿宝石，我说国内不是有吗，地陪立刻过来“客气地请”我到外面什么地方玩玩，吓的我赶紧说：我不说话，不说话行了吧？在南非约堡，地陪带我们去买钻石，我想坏了，刀磨快了准备挨宰吧。有了新加坡的教训，我只能保护自己。团友看我不买，我解释在以色列买得够多，不需要了。即便如此，中文地陪还是拉我去隔壁喝咖啡。团友豪买了不少，我只好暗自叫苦。团友回国找我兴师问罪，因为是我组团，自知她们向我抱怨没有道理，也只好摆出要排忧解难的架势。中国人、外国人都要赚你钱，一声叹息。日本的保健品和轻工品确实很好，我们到了华人店，买买买。之后我们在一个地方等大巴，钻进路边小店，看到同样商品我们在华人店买贵了。有好事者辗转与日方批发商交涉，人家说我们批发给零售商的价格都一样，至于他们卖出多少钱，只要不违法我们管不了。中国店卖得最贵，政府部门也管不了。我觉得去国外买东西，要不别买，买贵了就认了。但我不喜欢我们让了利，还说我们“人傻钱多”。 有一个经历可以说：在新西兰，导游带去购物中心主要买绵羊油制品。一进店，热情的店员同胞们就笑脸相迎，介绍绵羊油有银耳的人参的，各种······。我的亲友让我带纯绵羊油，不要任何添加物的那种。我问导购，她一脸的不屑：纯绵羊油是抹脚后跟的！我快速反应：对对对，我就要抹脚后跟！导购白眼。遭白眼没什么，多便宜点，多遭几个白眼也不怕。二0一几年，在香港中转，就停留一天，行程里没安排，我们乐得自己消遣。没想到大巴开车好长时间把我们送到偏僻的估计是新界靠内地的酒店，条件差，就睡一晚，我们就忍了。第二天拉着我们去吃“港式早茶”，好吃的虾饺、肠粉什么都没有，最奢侈的就是叉烧包。好像我们没吃过早茶似的。中午说八菜一汤，却开了全素宴，卷心菜、空心菜、胡萝卜一类，对“过路财神”很不友好。

早餐后然后送我们去店里购物，执意不下车购物的两位老者被关在车里，大放冷气，冻得老人找来团友的衣服盖在身上。在店里，几个团的游客乱成一团，店方不让我们出门，空气坏到令人窒息。一个导购拉着我买钻石项链，我说，你先介绍一下钻石的4个“C”(cut, color, clearity, carat, 切工，颜色，洁度，克拉）于是又是白眼，甩手而去。我的一个表姐说她在香港买了价格不菲的钻石项链，没些日子金属部分就发黑了。之后，旅社又大巴送我们去手表店，在车上还“科普”什么百达斐丽、江诗丹顿。手表店也人满为患，与首饰店一样，基本没地方坐。可能游客想不虚此行，一款两百港元左右的斯沃琪大众表柜台排起长队。我同朋友说，走，咱们去高档区看百达斐丽，不买还不能看吗？再说高档区环境好。我们往高档表柜台前一坐，“无知者无畏”我很“拽”，说：拿百达斐丽来看看，店员迟疑地问想买哪种款？我说你有几种款都拿我们看看、挑挑，这哪里是在买高档表，像是在买运动鞋。店员很抱歉地笑笑，没货了。那就江诗丹顿，我说，总共我就知道两种高档表还不都用上。店员尴尬地摇摇头。我说，世界名表你们都没有，那你们还开什么买卖？我白眼。接着“百达斐丽”们就坐到沙发上等集合时间了：不是我们不买，是你们不够高档。旅行社然后又“押”我们去电器店。店方介绍的品牌都是本地杂牌。有了买百达斐丽的经验，我说了几个名牌，佳能、索尼、莱卡什么的，除了这几个品牌都不要。怎么又没有，又该我白眼了。我1987年（还没回归哦）、1997年两次到过香港，印象一次比一次差。87年的印象是繁华，美味很多。香港人管大陆男士叫“表叔”，女士是表婶。香港的亲友“恭维”我不像大陆人，我不以为然，又不好说什么。想起北方人见了爽朗大气的上海人，也是这么恭维：你一点不像上海人。一个大姐让儿子请我吃饭，儿子热情一边为我加菜，一边说：你们吃不到滴。不就是虾吗，怎么吃不到？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吗？我心想。

在海外，赚中国人钱多的是我们同胞，不是老外。尽管有的同胞不喜欢别人叫他们中国人，因为他们拿到X国的ID。他们张口闭口“我们X国人”，“你们中国人”，可他们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一口纯正的国语告诉人们，你就是华夏的中国人。“黄香蕉”也罢，“黄窝头”也罢，吃了几年的洋面包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数典忘祖不好吧。在意大利，有一个中餐馆的女老板，浙江人，与我们搭讪，听说我们是北京人，倒苦水说北京海关的工作人员刁难她，老板：我就说了一句“你们中国······……，”“你们中国？”海关的小伙子们眼眉都立起来连。很严肃地请这女士把箱子打开，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不由分说，查了箱子查提包，耽搁了好长时间。海关人员有自由裁量权，对他们认为可疑的都可以翻检。我觉得这女士有点活该，装什么蒜？当中国人这么丢人吗？我很不理解，一些海外华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说自己是X国人，外国本地人可不拿你当他们的同胞呢。在美国，很多二代三代华人都说自己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美籍华人。新移民们怎么那么喜欢当外国人？有点跑题了。

2021年7月18日

严歌苓：同胞压榨同胞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都是他一个人的。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怎样挥霍？到小馆子里，喝啤酒。这就是他的挥霍。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

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农机旧了，坏了呢？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不怕！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