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来信之一：小小信封信息多

孙西克

在百度看到有人提问：“70年代中国的信件什么样子”。这个提问瞬间触动了我。 我正在整理我的信件，其中70年代的信件有100多封。因此，我是有资格、有条件回答这个提问的。 我1969年12月参军来到武汉，珍藏的这些信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和老师、同学们写给我的。这些信既承载了亲情、友情，同时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我早就想就这些信件写篇文章，追忆似水年华，重温高情厚谊，同时也给后世留下时代的细微印痕。
但看到百度上的这个提问后，忽然觉得，写一篇结构完整、感情真挚、文字精美的文章固然很好，但仅用文字叙述总觉得缺点什么。图文并茂，把更多原件展现给大家，也许更好。这样做，除了可以让年轻人直观地看到50年前的真实信件是什么样子外，更重要地是能够为有心研究那个年代的人提供一点史料，如此，才对得起我50年的珍藏。
感谢“美篇”， 让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自如地编排图文并茂的文章。 一
先给大家看看那时候的信封吧。 不敢说那时候的信封都是这个样子，但至少我收到的这个样式的居多，信封上端都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印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左侧空白处印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或毛主席诗词，有的信封上还印有毛主席头像。
这三个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我，收信地址却不同，不由地勾起我的一些回忆。
第一个信封上写的是“湖北武汉市红山湖北军区幼儿园新兵学习班4排12班”，这是我在新兵连时的收信地址。红山就是现在的洪山，信封上不是笔误，而是那时候确实把“洪”改成了“红”，连带的，洪山公园等有“洪”字的地名当时都改成了“红”字，有1970年出版的“武汉市街道图”为证： 省军区的幼儿园在石牌岭路（当时改名文革路），紧傍华中师范大学。我1969年11月29日接到入伍通知书，12月5日下午2点登上火车离开巩县，12月6日上午9点40分到达武昌，然后就由敞篷汽车直接拖到了省军区幼儿园，开始了新兵连生活，所以，这里是我到武汉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新兵训练每天摸爬滚打，非常辛苦，但也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半夜搞紧急集合，我们班上的一个新兵由于动作慢，没有跟上队伍，吓得钻进小朋友玩的小火车里，躲了起来。我们演练回来后，到处找不到他的人，把班长、排长和连首长们急坏了，打着手电筒满院子找，最后在小火车里把他“抓获”。
第二个信封的地址写的是“八一路四十四号”，第三个信封的地址写的是“红山民族学院独立一分队”。“红山”即“洪山”，前面已经说了，八一路也是文革中改的名，之前和之后叫复兴路。
这里面也有故事。
省军区原来在当时的八一路上，我们刚下连队时就驻扎在“八一路四十四号”，上图的第二封信就是在那里收到的。几个月后，省军区搬进了位于小洪山南麓的中南民族学院，所以第三个信封（邮戳日期1970.5.17）的收件人地址就变成了红山民族学院。
省军区搬到民院有两个因素，一是战备需要，省军区的地下指挥所在小洪山；二是中南民族学院已停止招生四年，校园处于空置状态。所以，省军区搬到民族学院也不能算是恃强凌弱，抢占校园。
可是民院的教职员工却不这样看，他们经常上街游行，要求“还我校园”。我亲眼见识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敲锣打鼓，高呼“还我校园”、“信俊杰信不过”、“打到信俊杰”等口号（信俊杰时任省军区司令），从省军区门口游行到省革委会门口，从武昌游行到汉口。
估计是担心影响不好，省军区认输，居然又乖乖地搬回了八一路。可是，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南民族学院被北京下文撤销了，于是省军区又杀了个回马枪，迅速搬了回来。这么大一个机关，在短短几个月里，搬来搬去，搬去搬来，也算是趣事一件。
不过，民族学院也没有吃亏，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南民族学院正式恢复，省里在洪山区给它批了很大一块地建新校区。现在的中南民族大学占地1550余亩，比老校区大多了。
这三个信封，还透漏了一些其它信息。。
上图中的第一、第二封信，是我高中的老师、同学写给我的，寄信人地址中出现“五七高中”几个字，年轻人一定不解其意。
“五七高中”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的新型中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
提到学生时，毛泽东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高中就是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办起来的，学制两年，学生有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从事各种劳动和接受军训。
我1969年6月27日到新成立的“五七高中”报到，12月初参军，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但因为我沾了点高中的边，在连队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实在是惭愧得很。
第三封信是家信，二弟写的，那年他十四岁。
信封上发信地址中的“兴无生产队”是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文革中被改成这个名字。
那些年兴起一股改名潮，地名、山名、路名、单位名、街道名、工厂名、店铺名、商标名等统统都被改成革命化的名字。从上边截发的1970年版“武汉市街道图”中就可以看到，珞珈山被改为红卫山，桂子山被改为灭资山，马房山被改为兴无山，小龟山被改为立新山，喻家山被改为朝阳山，广埠屯被改为红旗屯，阅马场被改为红旗场，武珞路被改为红旗大道，张之洞路被改为工农路，水陆街被改为要武街，彭刘杨路被改为革命路，洪山路被改为红旗路，姚家岭被改为红岭，鲁家巷被改为东方红镇，湖北剧场被改为红旗剧场，武汉音乐学院被改为湖北工农兵文艺学院…… 至于人名，改的更多了，什么向东、忠东、卫东、敬东、卫江、卫彪、卫红、反修、抗美等等，不一而足。《宁夏日报》的一篇回忆文章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山西吕梁山地区有两个村，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要求贫下中农成分的一律改姓毛，外来媳妇改姓江，并且到派出所进行了正式登记。谁思想不通就反复跟他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道理，谁敢反对就说谁对毛主席不忠。
不过改归改，这些新改的名字生命力并不强，除了书面使用外，日常生活中大家还习惯用老名字，就说这个“兴无生产队”吧，在我脑海里几无印象，重新看到这个信封时愣了一下才悟过来。
前面已经提到，第二封信是我远在家乡的一位同学写给我的，但信封上却写着“孙西克战友收”。战友本是部队上的称呼，可文革时期同学之间也称战友，而且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初中毕业时，同学们互赠留言，都写的是“我亲密的战友”、“我亲爱的战友”云云，后来写信也是互称战友。
这些都是历史印痕，所以不嫌啰嗦，一一提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