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下）

厘7时

第一章

爸爸的事牵连到我的大爷，大爷被日本人绑到了宪兵队，不交人就得蹲大牢。我爸爸是从小就野惯了，他去了哪里我大爷事先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就在要被送往监狱的前一天晚上，大爷做事的店铺东家来了，这日本人出面担保我大爷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我爸爸到了八路军的队伍，人家问他会什么啊，爸爸说他会打机枪，而且是马克沁重机枪。大家都嘲笑他，说我爸爸在吹牛，天下就没有这种东西。这事后来传到连长那里，连长也不知道马克沁重机枪是什么玩意。后来连长问营长，营长只是听说过，还没有见过。这样我爸爸就先做了一名机枪手，背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过了一段时间，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一个大家伙。团长早就听说过我爸爸这人，就派人把我爸爸喊了过去，对我爸爸说：“听说这玩意你会鼓捣，来，你给我比划比划！”我爸爸也没有废话压上子弹就打了起来。重机枪一响，动静可真是大，围观看热闹的人就都过来了。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爸爸正打的起劲儿，团长连忙命令他停止射击。说，“再打子弹就打光了，这种子弹是稀罕之物，省一颗是一颗，你的水平我领教了，能把重机枪打得象唱歌一样，这点射点的，点出花来了，你现在就是机枪排排长了！”

我爸爸当兵前一个字不认识，当了九年兵就认识自己的姓和名。临退伍转业时还是机枪排排长。爸爸当兵这九年几经周折，但是在二野刘邓大军服役的时间最长。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我爸爸都是参与者。

我爸爸不识字，特别爱听说书的。记得我大姐给我讲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家住在抚顺城的北关。从胡同向西一出来就是南北走向的贵德街。贵德街上非常热闹，有饭店有医院有商店有粮站，还有说书的曲艺厅。爸爸如果有时间就约上几个在独身宿舍结识的退伍兵，去曲艺厅边喝茶水边听评说。这是我没有想到，我出生之后我们家就搬到了望花区，我印象中爸爸的身影总是忙忙碌碌的。工作中的爸爸是什么状态我不知道，在家里是一刻也闲不住。种地、扒树皮、劈木柴、捡煤、脱煤坯、挖菜窖、买秋白菜、积酸菜、除雪、扫院子，一刻不停，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记得我第一次听长篇小说联播就是受爸爸的影响，每天晚上八点半趴在炕上的被窝里收听收音机里播讲的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冬天天黑的早，家家户户都睡的早。有时我坚持不住，没有到时间就睡着了，错过了收听，第二天一早就连哭带喊的闹情绪，怪妈妈到点儿不喊醒我。妈妈解释说：“还得怎么喊你啊，你爸爸把你抱到戏匣子边上了，你也没醒啊！”

我稍微大了一点，收音机开始播放长篇小说《桐柏英雄》。这个说书人的音质不如曹灿，跟不如日后的袁阔成，但是爸爸却听得异常认真，几乎天天不落下。后来这部小说重播了，爸爸还是听得非常的专心。爸爸说，小说里赵永生的部队就是他们的部队，从纵队到旅到团番号都对上了。不知道为什么，爸爸是一位老兵，但是轻易不会讲部队上的事。后来老了，他有时酒后会向我们几个孩子透露出一点点当兵的历史。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夜里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强渡黄河是在夜里，当时，敌人的照明弹把黄河宽阔的河面照得如同白昼一样。一颗颗炮弹拖着长长的呼啸声飞过来，落在不远处的河水里爆炸开来，瞬间木船的四周腾起数米高的水柱。爸爸讲，他眼见着不远的木船顷刻之间就支离破碎了，船中不中弹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下船之后上岸之前是几十米宽的滩涂，慢一点两只腿就会陷进稀泥里，再想拔出来就难了。敌人的探照灯照射到那里机关枪就会扫射到那里，身边的战友一排排倒下去了。不能慢，更不能停，只有往前冲，用最快的速度冲过敌人的封锁线。

进了大别山爸爸以为这就安全了，没有想到更加严峻的考验在等着他们呢！因为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没有棉衣，而且外围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一切给养都无法送进来。冬季，在大别山的深处，晋冀鲁豫解放军战士没有棉衣，还缺粮少药。夜里，只有站岗执勤的士兵才可以独自裹一床棉被。爸爸是一个觉少的人，寻常总是早起在营地里扫院子，现在在深山老林里没有院子可打扫了，他就总替兄弟们夜里站岗放哨。每当他下岗回来时就会看见有的伤病员被冻死了。

爸爸讲他们1948年冬季打邓县那座县城可是费尽周折。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扩大晋冀鲁豫解放军在桐柏地区的根据地，他们一个旅参与了攻打邓县县城的那一场战役。邓县县城地处交通要道，是既有外城还有内城，外城墙外还有一条深一丈宽约六丈的护城河，河里有鹿砦岸上埋设有地雷，真是易守难攻。邓县县城里有十多个民团，约一万三千人。爸爸他们的旅一攻城才发现这个民团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还有民团用枪逼着百姓挑水倒在城墙上，这样城墙就又湿又滑，而护城河冬天还不封冻，第一次攻城失败了。第二次是夏天攻打邓县县城。通过土工作业的方式挖地道，接近护城河，然后炸毁护城河的闸门，河水流出后，解放军发起进攻，城破了。爸爸讲给我们听，他如何在护城河里用绳子套在牺牲战友的脚脖子上，把战友的遗体一个个拽上来。河里战友的遗体已经变质，气味难闻，每一次下水爸爸都用棉花沾酒塞住自己的鼻孔。爸爸讲，他们破城之后吃上一顿羊肉馅饺子，因为面粉是日本的洋面粉，肉馅隔着饺子皮看得是真真的。爸爸说，打那往后，再没有吃过那么香的饺子了！

爸爸参军九年，手上，鼻子上，手臂上，臀部都有疤痕。爸爸说鼻子上的伤口是被手榴弹炸的。那一次，他正在房顶上打机枪，国民党军队投掷过来一枚手榴弹在他附近爆炸了，爸爸的鼻子被弹片划开一个口子，人也从房顶上跌落了下来，昏迷不醒。等他第一次醒来时，他迷迷糊糊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担架上有很多慰问品，吃的用的。第二次醒来时，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手术已经做完了，爸爸感觉自己的脸上缠绕着厚厚的纱布；同时爸爸感觉床头的慰问品少了很多。第三次醒来，爸爸说这是彻底的醒来了，鸡蛋没有了，苹果还有。等到他的伤口愈合了，自己能张嘴吃东西了，他枕头边上只剩下一副崭新的鞋垫了。

爸爸也给我们讲过一件奇特的事，部队无战事的时候就会开展扫盲活动。在打谷场立起一块木板做黑板，大家围坐在黑板前听教员给讲文化课。我爸爸是个粗人，打仗有精神，干活也有精神，只要一学习就立马犯困。爸爸正在打瞌睡就觉得右手一麻就躺在地上了。爬起来一看，右手上都是血，是被流弹击中。到了卫生队卫生员给以简单的处理说没事儿，爸爸就回来了。过了三天爸爸又去了医疗队，他自己感觉不对劲，看样流弹头还在自己的手上，就让卫生员把弹头取出来。卫生员是一个新手，另外伤口在食指和中指的根部，卫生员说没有弹头，换换药就没事了。又过了两天，爸爸坚持不住了，伤口一跳一跳的痛，解开纱布一看伤口已经发黑了。爸爸又来到卫生队，让把弹头取出来，卫生员还是说换换药就好了。爸爸是一名老兵，多次负伤，也有一定的经验，见卫生员不听他的解释上去就是一个耳光，把卫生员打一个趔趄，爸爸当着卫生员的面自己有左手把右手伤口里的弹头给硬是给挤出来了。花生米大小的弹头出去了，也流出一滩浓与血，爸爸顿感舒服了，可是这一巴掌也换来一个处分！

第二章

不知道为什么，原定在河北省老家过完年就回家，可是迟迟没有动身。后来家里来信了，不是让我们姐弟俩回抚顺的家，而是让我二姐带着我去北京亲戚家再住了一阵子。我和二姐在老家又等了几天，北京表哥信到了，我们姐弟这才俩才动身。

在一九七五年那个年代，去北京不是我一个小孩子敢想的事儿。我记着信上说，如果直接买到北京的火车票火车站不卖的话就买北京的前一站，或者是后一站的火车票，然后在北京站下车，下了火车之后，再说补票的事。实在不行就改坐长途公共汽车进北京。家里怎么寄来的钱，还有全国粮票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离开老家的时候，应该是二月末了。姐姐背着简单的行李，手里拎一破旧的旅行包。我双手把一本小说紧紧地抱在胸前，这本小说名字叫《敌后武工队》。那时候书上的字我还认不全，但是，我就是魂牵梦绕地喜欢上了读小说。这本小说是二姐在集上买的，大概是五角七分钱吧，现在记不住了，反正不到一元钱！

我第一次接触小说就是在收音机里收听长篇小说连播《沸腾的群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听小说连播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万山红遍》、《李自成》、《烈火金刚》等等，但是对《沸腾的群山》还是难以忘怀。长大之后才听说这部小说的素材就是来自于辽宁鞍山的矿山。《沸腾的群山》在小说这一题材领域算是对我的第一次启蒙教育。

第一次看到小说是一本抚顺市作家写的惊险反特小说《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当时我年纪特别小，在一趟房邻居家看到几个年长我七八岁的大哥哥在传看一本小说，神神秘秘的，像是在做一件不可告人的坏事儿！这本小说已经有些破旧，但还算完整，他们几个人传来传去如获至宝。这一次我虽然没有亲手摸到这本小说，但是我看到了，我知道了小说是什么模样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真是无巧不成书。整整过了四十六年，2022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整在清原县斗虎屯河漫水桥上拍视频，同学打电话来找我求证一件事情。我和这名男同学毕业分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只是不是一个工段。他在我们班同学当中结婚是比较早的，也是第一个离婚的。他后找的老婆是他同一个班组的，我叫她胖嫂。其实胖嫂比我同学小九岁。

我同学求证一件什么事情呢？原来胖嫂在家排行老末，他大哥比她大二十岁，所以她与她三哥走的最近，他三哥比她还大十岁呢！胖嫂兄弟姐妹几个只有她三哥做到了子承父业进了抚顺市公安局。今年他三哥就要退休了，前几天到妹妹家来坐坐。也许是老了，总爱聊过去的事情。三哥说，爸爸死的早，也没有机会听爸爸讲讲他老人家之前的一些工作上的事。

我同学的岳父最早是抚顺老市委书记沈月的警卫员。后来在市公安局工作，说那时候抚顺还没有成立公安局，都叫几处几处的。在建国初期抚顺市是我们新中国的十二直辖市之一，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因为地位显赫，台湾就派来很多特务，在抚顺收集情报搞暗杀破坏活动。比如说，当时的三零一厂就是台湾特务重点关注的地方，而我同学的岳父当时在八处主要从事的就是反敌特工作。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在抚顺出版的刊物《文学新兵》上连载一部反特小说《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轰动全国。《沸腾的群山》在一九六六年出版发行，《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比它早出版发行了六年。这部小说对我来说也影响至深。现在我同学告诉我说，这部小说作者就是他岳父。小说里的主人公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公安战士张明，他岳父就是张明的原型。我同学说当时市委书记沈月身边有三个形影不离的秘书，他岳父算是保卫秘书，另外两个秘书一个是生活秘书一个是文字秘书。文字秘书姓于，后来他的女婿就到我们单位做了厂办室主任。

一听我同学这么一讲，我脑海里浮现出柳志忠的模样。柳志忠是后调入我们单位的，先在检验室，后去了进出口，最后就到办公室做了厂办主任。他妻子是人事局的一位处长。柳志忠大高个，吉林省人的口音，模样像是欧洲人，第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混血儿。听他说，他爸爸是中医大夫。有一次到北台给他家收拾房子才知道他岳父是正局级领导。我同学说，这部小说就是柳志忠他岳父整理后给出版的。这部小说在《文学新兵》上连载之后，又在一九六零末发行了单行本，当时定价是三角钱一本。

我同学找我求证这件事，就是问我有没有听说过这本小说，如果有在哪里能买到。我告诉我的同学这本小说真实存在，而且对我影响颇深！现在在京东上能买到这本小说，旧书价格大概二三百元，如果买原版的《文学新兵》杂志合集，也是旧的，大概得二三千块钱。后来，胖嫂接过电话与我讲，听她妈妈讲他爸爸经常消失的无影无踪，最长的时间有半年多，妈妈到单位找，也没有告诉她人去哪里了，只是按月领工资，这说明人还活着。因为破获小说里的这个案子，胖嫂的爸爸被推荐到国家公安部学习，辽宁省就去他爸爸一个人。培训班结束后，胖嫂的爸爸就被秘密派往香港。在香港因为他们的组长身份暴露了，躲过一次爆炸暗杀后就撤回国内了。

听胖嫂讲她爸爸的工作历史，让我倍感温暖。英雄人物其实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英雄无言，我们也不得而知罢了。胖嫂说她是她们家的老小，爸爸最喜欢的是她，最痛爱的也是她。胖嫂说她小时候爸爸上班总是带着她。她还记得矿务局医院后边山上的大庙，后来改成公安局的拘留所了。她还依稀记得大庙最里面阴森森的，听大人说这个地方是日本人寄存骨灰盒的，现在公安局在养警犬。她告诉我，大庙大门石柱子被砸倒之后，地上还剩余一节，她踩在石柱子上就能看见他三哥家的窗户了。

胖嫂说，她爸爸健在的时候，她还小，不知道与爸爸聊聊老人的过去，了解一些老父亲的革命工作的历程。现在她三哥来了，一聊到这里，他三哥感到非常的惋惜，后悔当初没有关注爸爸的工作，现在想了解了，但是已经是为时已晚。最后她三哥提到了父亲曾经执笔创作的小说《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

这是现在刚刚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我还是回忆那一年我和二姐离开河北省阜城县的来家，来到北京的事吧！

第三章

《敌后武工队》二姐看完之后就送给我了。我把这部小说带到北京又带回抚顺。回到家之后有很多比我大几岁的邻居家的孩子都找我借小说看，就一本《敌后武工队》让我结识了许多以前只认识不说话的邻居和校友。

我爸爸的老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我妈妈的老家是河南省洛阳市。我爸爸兄弟姊妹是四个人，而我妈妈家兄弟姊妹是五个人。信中让我和姐姐在北京火车站下车，然后乘坐公交车在甘家口商场下车。下车后，就打听中国纺织工业部第二设计院，找到设计院就找到我们亲戚家了。那时候北京已经有地铁了，可是我们亲属家的位置还没有通地铁。妈妈的哥哥我的大舅，就有两个儿子，我都叫表哥。大舅的小儿子，在北京设计院工作，这次我和我二姐就是去他家。在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里，与我们家来往最密切的只有两家，一是抚顺站前的我三叔家，另一个就是北京的二表哥家。

到了北京甘家口，我和我二姐下了公交车。当时天还没有大亮，马路上行人很少，除了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就是晨练跑步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马路上我看到跑步的人感到非常的新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设计院，打听了好几个人都说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当时北京的人非常热情有礼貌，让你感到首都的人素质就是高。后来，有一个人听的仔细，还把我姐姐手里的信拿过去站在路灯下面看了看，告诉我们，这里是甘家口车站，你们俩应该在商场站下车。原来我们姐弟俩是提前一站就下车了。那个人非常好，告诉我们不需要再乘坐公交车了，走一段路就到了，到了商场站找人打听一下，不用急慢慢走。

到了商场站，天就有些泛白了，马路上跑步锻炼的人越发多了起来。我二姐在马路边拦住一位拄着手杖散步的一位老者。这位老人头上戴了一顶前进帽，身上是一件大衣，还系一条围脖，裤子和鞋我没有印象了，只记住大衣和帽子都是人字呢的。老人刚停下来，他的前后各跑过来一位身强力壮动作敏捷的年轻人。其中的一位年轻人上来就拉住我二姐的胳膊，那位老者摆摆手，示意那年轻人不要干涉我们，那个年轻人就把手松开了，然后后退了半步。老人听完我二姐的叙述，举起拐杖朝前面指了指，又觉得不妥，就吩咐近处的年轻人：“你把他们俩送到设计院门口！”

老人说完话就继续沿着马路边散步去了。他身后还有一个年轻人如影随形地跟着。而另一个年轻人则把我们姐弟俩送到设计院门口，又与门卫交代了几句才离开。门卫一听说我们要找人的名字就拨通了一个电话：“麻烦你告诉李丽珍，她家东北来人了！”

李丽珍是我二表嫂。到了二表哥家才搞明白，这电话是打给他们家邻居的。当时表哥家住在一楼，三家共用一间厨房一间厕所。表哥邻居是老两口，是上海人，孩子都在国外，老头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就他家有一部电话，而且这户人家是套间。另一家屋子与我表哥家是门对门，房子里只有两张床，没有人住是空着的，表哥就临时借过来让我们姐弟俩住了。住了一段时间我才搞明白我表哥家这里距离北京动物园比较近，动物园边上还有一座体育馆，还有一个叫紫竹园的公园。

解放前，妈妈的娘家的家境开始落败了。虽然家中的经济条件不比从前，但是我的姥爷姥姥也没有忘了培养教育家中的两个男丁，所以我大舅和小舅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我两个舅舅在动荡的十年中都受到了冲击与迫害。小舅也因此离过两次婚结过三次婚，所以他家的子女比较多，而我大舅就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北京的表哥是我的大舅的二儿子。

二表哥大学毕业时，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年代大学生在校期间谈恋爱是明令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会被开除学籍的。毕业了，以前不苟言笑的老师现在非常温和地暗示我二表哥，有没有合得来同学想分配到一个城市去的？我二表哥脸红了，言语结巴了，他不知如何回答老师的问话。老师就说，你不要急于回答我的问题，下午三点之前我在办公室这里等你的回话。

二表哥急匆匆的跑到女生宿舍把他心仪的女生叫了出来。这个女生现在就是我的二表嫂李丽珍。表嫂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时期上海政府的高级会计师，现在也是接受改造的人员；而我大舅属于四类分子，就这样两个同命相怜的青年人走到了一起。李丽珍一听我二表哥陈述，当即表态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是福一起分享，是祸一起承担。这样二表哥立即跑回办公室把表嫂的名字告诉了老师。如果二表哥没有女朋友的话他会被分配到南京，因为有女朋友就一起来到了辽宁省丹东市丝绸厂。

后来听二表哥说，虽然校方三令五申不允许在校学生天谈恋爱，但是他们班级还是有五对同学私底下交往甚密，只是不敢承认是在恋爱，这说明了爱情的力量是压制不住的。到毕业时，有四对同学如实报告给了老师，老师都把他们每一对男女同学分到了一起。其中只有一对男女同学担心老师是在试探他们，对老师就没有实话实说，这样他们俩就被分配到两个城市，最终这一对同学就没有成功的走到一起，后来这名男生还精神分裂了。

后来，我参加工作之后，去武汉回来，途径北京，我到二表哥家看看。他和表嫂都已经退休在家。无意间又说到他们上大学的事，表嫂说，他们这四对同学现在就他们夫妻俩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其他三对同学都离婚了。表哥表嫂生育有一儿一女，女儿老大，生在抚顺，表嫂在我们家做的月子。表嫂临盆之前，是回上海，还是回洛阳，都不现实；在丹东生小孩吧，他们夫妻这是第一胎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亲属能过去帮忙伺候月子，最后表哥决定来抚顺到他三姑家生孩子。

表嫂生孩子的时候，我才六岁。好像我们家借了一辆手推车把表嫂子从医院接回来的。坐月子的时候，她吃不了的红糖小米粥都给我吃了。孩子满月了，表哥来接老婆孩子回丹东，这时候他发现他娇小玲珑的上海媳妇让我妈妈给喂养的胖了一大圈，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临行前还得去七百商店、去市里百货大楼、去三联去一百买衣服。他们一家三口回丹东的时候，我大姐陪着回去的。给他们家背去了面板，菜板，擀面杖。在他们夫妻俩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家帮助了他们，我表哥和我表嫂至今都是念念不忘。

我二姐领我去过一次丹东。那时候我表哥家的小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抚顺。丹东二表哥的家在帽盔山下，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鸭绿江上满载芦苇的朝鲜木船。李丽珍是一个比较各色的人，总是看不上我表哥家的穷亲戚，可是对我们家却是一个例外，无论我们家谁去她家，她都格外的亲。

表嫂为了让我们姐弟俩吃上一顿元宵，大夏天的就买回来两包月饼，把月饼馅掏出来，然后搓成球，再把糯米粉倒在面盆里面，最后把球状的月饼馅沾上水投放到面盆里，把面盆左右摇晃起来，就这样元宵就做好了。我去丹东的时候，表嫂还是不会搓馒头。她每一次蒸馒头都是把发好的面在面板上揉来搓去弄成又宽又长像是一根棍子，然后按照蒸锅里的铝制盖帘的长度把宽宽的面棍切成一长两短三段，最后码进锅里。馒头蒸出来时像是三根白花花的胳膊，表嫂把这三条热气腾腾的面棒子放在面板上，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的，这就是馒头了。

一有时间，表嫂就教我数数，数到一百就给我一块蛋糕做为奖励。她还叮嘱我二姐回家后要加强对我的辅导，说她上幼儿园的两个孩子都会背小九九了，而你弟弟都上学了还背不了一百数呢！有一天，表嫂做了渤海大对虾，菜刚上桌就喂了我一节虾肉，问我：“你吃的是什么东西？”我响亮而干脆地回答道：“胡萝卜！”表嫂哪个表情让我很难以形容：“哎呦，这是渤海对虾，是稀罕之物，以前是皇帝爷吃的，你怎么吃出来胡萝卜的味道了？”表嫂是上海人，她家每顿饭菜里都离不开糖。经常吃的就是板栗胡萝卜炖瘦猪肉。她在阳台的一角用沙子埋了很多板栗。丹东盛产草莓、茧蛹子、面条鱼、虎头蟹和板栗。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板栗，几乎每顿饭饭桌上都有一大碗板栗胡萝卜炖瘦猪肉。

我和二姐去丹东，行走的路线也都是按照表哥信上说的做的。现在我还依然记得信上说，出了丹东火车站广场中央有一尊毛主席像，毛主席挥手的方向马路对面有公交车站，在那里上几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去丹东的时候，我和二姐的年龄比去北京的时候要小，但是一切顺利。去北京时也是按照表哥信上写的走的，就在下公交车时出了差错。现在回忆一下，信上应该写的“在甘家口商场站下车。”如果写成“在甘家口车站下一站商场站下车。”我想就不会出现我们姐弟俩提前一站下车的错误了。

表哥和表嫂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位好老师。表哥表嫂参加工作之后，有机会一回上海的娘家就会去大学看望自己的老师。当时，表哥在丹东丝绸厂工作的时候整日里挖战壕掏防空洞，活生生的累出一个腰脱病。

第四章

后来，中国从法国买进一套大型的化纤生产线，座落在辽宁省辽阳市。这是毛主席与戴高乐总统敲定下来的一桩大买卖！这时候，国家纺织工业部急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就派专人到上海中国纺织大学要人。那时候大学已经多年不招生，无人可抽调，国家就决定在全国抽调这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是这位老师，当时已经是校领导了，她就把我表哥表嫂的名字填写在表格上了。这样一来哪他们一家四口人就从边境城市丹东来到了首都北京。

表哥表嫂毕业的这所大学在上海，现在的名字叫上海东华大学。一听就像是一所民办的野鸡大学，其实不然，这所大学既是985又是211，是一所双一流大学，只是在教育改革中吃了改校名的亏。我表哥表嫂在校读书的时候这所大学不叫东华大学，原名非常大气叫“中国纺织大学”。当时在上海市所有的大学里只有这一所大学冠以中国二字，而且这所大学建于1912年，可是当全国纺织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全国纺织厂也纷纷倒闭下马，大学也连续多年招不上来学苗，这时候这所大学的领导层觉得有改校名的必要，一定要在校名上去掉纺织二字，要改成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样就把“华东大学”和“东华大学”两个校名报到国家教育部。为了去掉纺织二字大学高层宁可把价值连城的中国二字都牺牲掉了。

最后教育部批复回来了，中国纺织大学就成了今天的东华大学。说是中国纺织大学前身叫过东华纺织学院，还有就是北京故宫紫禁城有一个往宫里专门运送纺织品的门叫东华门，寓意深远而非凡。可是这些人愚钝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东华门还是故宫紫禁城皇帝驾崩后出城的“鬼门”。反正这么一改，中国纺织大学就成了东华大学，就与长安大学、江南大学、河海大学并列被误解为中国民办大学了。现在只要东华大学的毕业生，你要问他什么大学毕业的，他都会告诉你东华大学，然后必须解释一句，就是以前的中国纺织大学。

我印象中，表哥一家四口人离开丹东时在厂大门口照一张相，在火车站毛主席塑像下照一张相，并把两张照片寄给了我们家。我记得到了北京表哥家，我们就带了一些红枣和酸石榴。表嫂可是一个干净人，把石榴去了皮还得把石榴肉洗洗几遍，然后才让两个孩子吃。最让表嫂担心的就是我和我姐腿上的疙瘩。因为在老家水土不服，我和我姐腿上长满了疙瘩，一刺挠就挠，小腿上的皮肤多处都挠破了。在北京我表哥家，我和二姐需要按时吃药，有维生素，还有消炎药。还有，睡觉之前不仅要洗脚，还要洗屁屁，我表嫂就是一个规矩多的女人。

在北京，我二姐领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天坛；还去了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大栅栏、北京动物园；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如果我和姐姐在家，那位高工的太太就会指使我给她家买东西。距离商场也就五百米，我一会就跑一个来回。“咪咪—”我一听这喊声就知道老太太在喊我。我当时非常奇怪，这长得白白胖胖的上海老太太为什么叫我像是在喊猫一样。“咪咪，买两条带鱼，好啦！”我回来时，把剩下的钱连同两条带鱼一起交个老太太。她就会笑吟吟地说：“咪咪，张嘴的啦！”我一张嘴她就会把吃的塞进我的嘴里，这就是她的奖赏！这一次是大白兔奶糖，下一次就是巧克力。有一样东西我现在想起来又忘了，像是药丸子一样的蜜饯果，每一次吃到嘴里我都会跑到无人的地方，立即把这奇怪的东西吐出去了。“咪咪，买四两精肉，好的嘛！”我飞奔而去，又快步而来。老太太总是莫名其妙的惊诧我的奔跑速度。而我总需要表哥家的孩子给我翻译老太太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带鱼，我们叫连刀鱼；精肉，就是没有一点肥膘的纯瘦猪肉。当年，在我们抚顺到副食品商店买猪肉，若是售货员一刀下去，都是瘦肉，顾客百分之二百得骂售货员八辈祖宗！而在北京亲属家里根本就不吃肥肉，不吃猪油。

当年，我们辽宁省每人每月只有三两食用油供应，凭粮食本购买。我们家六口人，一个月就一斤八两油，这那里够吃啊？小时候，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妈妈都会做油炸馓子，这豆油都是平日里节省下来的。有时家里突然来客人了，妈妈都需要到邻居家里去借豆油，然后下个月宁可自己家不吃油也得把油还回去。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一样清贫，很少吃到荤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做菜没有肉再没有油，怎么办？所以排队卖猪肉的时候，人人都想买肥肉，如果能买到猪板油那真是谢天谢地烧高香了！小时候谁家有人在商店卖肉，那真是牛哄哄的，在商店卖肉的工作那可是一份肥缺！

记得技校最后一个暑假，我们同班同学都张罗去大连旅游，我妈妈坚决反对，说你们班级男女同学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学习就知道玩，象你二姐青年点的下乡青年一样吃吃喝喝。我一听就和我妈妈生起气来，整天与我妈妈不说一句话。因为技校毕业之后的录取单位早已经确定，九月份一开学返校只是象征性的上几天学，九月中旬就毕业分配了。这时候不出去以后可能在想出去就难了。就在这时候，有一天，我家的邻居也是我的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来我家找我，说想出去旅游。我心想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七年级期末考试在全班考了个第七名。八年级一开学，我们七年九班前六名同学被分配到了八年一班，这是快班，也叫尖子班，也就是类似现在抚顺一中的实验班，这是一九七八年抚顺教育体制改革，根据学生考试成绩搞了一个快慢班式授课方式。快班学苗好老师也精干，而我到了八年七班，我是学习委员，开学上课第一次点名，我就蒙圈了。我们班有六十多名同学，好在有二十多名同学不经常来上课，不然桌椅都不够用。

学校这么搞，还有什么“和尚班”、“寡妇班”，不要说学生不学，到这样的班级老师也不真心实意地授课啊！这样的班级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氛围了。九年级一开学，我又被分到九年一班，与其他六名同学会师了。九年一班学习氛围是有了，可是我感觉我就是一个白痴，尤其是数学课，我根本就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一问我的同桌，他告诉我快班的数学张老师另辟蹊径，上课不讲书本上的，都是课外内容。九年开学只有几个月，我们学校又把四个快班分成二个大学（大专）班，二个中专（技校）班，不硬性调配自愿报名，我立即乖乖地到九年四班报到了。我们七年九班原来的六名同学多数留在九年一班，也有的自愿到了九年四班和九年三班。

一九八零年，九年毕业后我就去报考技术工人学校了。这一年我们全校应届毕业生没有考上大学的，连一个大专生都没有出现，就出现几个考上中专的，有的老师愤恨地说：“我要是校长我就把自己吊死在校园的单杠上，丢不起这人哪！”实际上快慢班教育改革是失败了。它的最大危害不是高考成绩不达标，而是一大批慢班的学生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们大多数在家抬不起头来，在学校更是受到了师生的无端歧视。

我这位最要好的同学，继续留在九年一班读到十年毕业。高考落榜后，又去抚顺县石文高中复读了一年。他给我讲，县高中住宿环境极其艰苦，冬天学校的寝室里的窗户玻璃都不全，有的就是钉上一块塑料布。晚上洗脚水不倒，第二天一醒来，洗脸盆的水都冻死心了。这样艰苦的环境他又坚持了一年。

这位同学来我家与我说，你毕业了有时间，我这次高考没有公布录取分数之前，抚顺市新成立了税务局，税务局招收干部必须是前一年高考的落榜生，他和很多同学刚刚参加税务局的理论考试，也不知道结果如何，现在也有时间，就想出去玩几天。我妈问我同学想去哪里玩啊？他说也没有想好哪，就是觉得学习学累了想出去放松放松！我妈妈说，你回家去问你的父母去北京行不行？我和我同学都愣住了，去北京，那可是首都啊！

我这个同学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他爷爷用退休金买了一台九英寸的电视机，是一台天津产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那是我们那一片居民区的第一台电视机。那时候我们才上五年级，课间操之后他总给我们同学讲邓世昌，撞沉吉野！到了七年级，我们九班班主任老师家是沈阳小河沿的，他爸爸是当地的一位有名的裁缝。这位男老师喜欢家访，到我这位好同学家一看有电视机就更爱家访了。他每一次家访都是先到其他同学家看看，等到快要到新闻联播的时候就领着我们几位男同学来到有电视机的这名同学家里，美其名曰是老师来家访，实际就是来看电视。

老师每一次家访，我这位好同学的父母还有爷爷都是热情地接待。我现在还有印象就是看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奇丑无比但是心底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风情万种的吉普赛女郎艾思密达。因为有很多左邻右舍的孩子想来看电视，但是我同学的父母怕人多影响老师的心情就把院子的大门给插上了。没想到几个淘气的孩子在外面把电线给扯断了，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巧了，那天正好看电视的有一位大哥哥是电工，是我同学家后趟房的邻居，他和他媳妇总过来看电视，他自告奋勇去接线。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就搬一把木椅子，站在木椅上带电作业，一会功夫就把电线给接上了。

还有一次，新闻联播里正播放邓颖超出访缅甸。邓颖超第一个走下飞机，随行人员随后一个个走下飞机。当女播音员播报到亚洲礼仪司副司长付春和的时候，我们老师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我大哥，我亲大哥！”我们班主任老师名字叫付玉和。

我这位同学的父亲业余时间喜欢绘画，手里收藏了很多绘画方面的书籍，还有很多名画的画页画册。一天，在看电视之前，叔叔给我们付老师展示了很多绘画书籍，其中有一套徐悲鸿画的《愚公移山》的画页。我们老师是一位有见识的人，当他看到《愚公移山》时也是叹为观止！我这位同学的父亲听说我喜欢绘画就送了我一本绘画方面的书。我学习绘画没有拜过老师，最后也没有学成，要说有老师的话，我同学的父亲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这位叔叔开始画水粉画，退休后就改画油画了。我现在脑海里还能浮现出两幅他老人家曾经画的水粉画，一幅是滴台火车站，一幅是白桦林。后来我长大了，参加工作了，只要一去同学家，他父亲就热情地把我领进他的卧室去欣赏他创作的油画。

我这位同学家境条件好，也爱学习，他都没有想要去北京旅游，没想到我妈的一句话让我们俩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妈妈通过扫盲班认识的字不多，我爸爸在部队上过无数次扫盲班就认识自己的姓和名这三个字，但是我妈妈特别喜欢爱学习爱读书的人，这是后来我才感觉到的。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去找同学，告诉他北京表哥回信了，如果去北京他可以接待我们。他把这事告诉他的父母，还有他的爷爷，他们家同意了。

第五章

这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了北京。北京的表哥已经搬家了，但是距离原来的地方不远。这时候他们家的二个孩子女儿读高中，儿子读初中。我表哥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明天晚上，吃过饭，就围坐在一起，一边吃西瓜一边看电视，只要新闻联播一结束就把电视机闭了，孩子们就开始学习了，我们俩就到厕所冲个凉然后回到另外一个屋子睡觉。这时候我才发现北京的自来水不好喝，不知道有一种什么味道，我们大伙房水库的水比北京的自来水要甜。

只有星期六两个孩子可以多看一会电视。我记得电影《红象》是在我表哥家的电视里看到的。表哥家的早饭是油条咸菜和米粥。油条的形状如同炉箅子，咸菜是甜的，米粥是前一天晚上剩下的大米干饭。中午我和同学在外边吃，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一次在北海公园的仿膳斋吃的肉包子。仿膳斋当时的餐厅一多半对外国友人开放，一少部分接待国内游客。我当时也不知道其中的门道，径直就走进了外国人吃饭就餐的区域，而我同学在后面就被门口的服务员拦住了。“哎，你看这里怎么都是外国人啊！”我的一句话露馅了，服务员也把我请了出来。那时候我下身穿的喇叭裤，上身是坦克衫，里边的白背心还是反穿的，头上戴了一顶棒球帽，这顶漂亮的棒球帽上面绣有长城二字。也许是这一身奇装异服的打扮，看门人把我误以为是外国人了。

当时仿膳斋的餐厅用一大屏风给分隔开了，外国人那边吃饭都有座位，中国人这边吃饭不要说座位了，交钱开票都是人挤人，最后我和同学一人一盘包子一人一瓶啤酒跑到外边树下草地上吃的。我同学不能喝酒，对酒精过敏。当时也不知道，一瓶北京五星牌啤酒他只喝了五分之一就躺在草坪上睡着了。

还有一次吃冷面，在冷面店外面的马路上，那等候吃饭的人排的长队拐了几个弯，能排出去几百米。一大碗冷面上面有一片苹果有一片牛肉。一九八二年，当时北京的餐饮物价就比抚顺高多了。就因为冷面便宜所以等候吃饭的游客就特别多。在北京我们俩带的钱可能一人一百多块钱，也不知道精打细算，还凑钱买了一台塑料材质的135相机，买了两卷国产交卷。走到那就照到那。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心智晚熟的人。在中学替别的男同学给女生传递情书。在技校两年不但没有动过搞对象处女朋友的心思，还不知道男同学帮助女同学家种地是献殷勤。一九八一的春天。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叫老辉，学习不行就喜欢抽烟喝酒。一天是星期天，他组织我们五名男同学骑自行车去汪良沟帮助一名女同学家种地瓜。种地瓜倒是不累，可是这名女生家都是女孩，她又是老大，爸爸还不在家，就我们班六名男生帮助这名女生和她妈妈在山坡上一起种地瓜。种地瓜倒是简单，一人用锄头在大地上刨坑，一人栽地瓜苗，一人浇水，一人培土。最累的活是从山坡下的水塘里往山坡上挑水。我们这六个男生就我一个人住过平房，其它五人都是在楼房里长大，在家里没有一个人会用扁担水桶挑过水。我就去挑水，可是我个头最矮，只能挑半水桶水，离了歪斜非常吃力地来到山坡上，身上的衣服还有脚上的鞋子都被水溅湿了。这里有一个同学在中学九年四班时我们俩同桌，他个头一米八二，名字叫大兵。大兵冲我挤眉弄眼让我过去。我走到大兵跟前他说一起上厕所撒泼尿。走到没人的地方，这哥们也没有尿而是点上一根烟。他告诉我说，老辉现在正在追求人家女同学，今天说是种地瓜来了，实际就是在女同学母亲面前献献殷勤，让我不要瞎表现，出力不讨好！

回来后另一个叫老海的同学，个头一米七八，凑过来小声对我说，谁谁在追求谁，才过来帮助人家种地，你怎么看不出来火候呢，卖力气的不该是你，你不要好心帮倒忙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就不去挑水了，大家都推荐老辉去山坡下挑水。老辉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还是硬个头皮下去了。没想到他还真把水给挑上来了。他第二次挑水走到一半时，有些力不从心了，我们一起鼓掌给他加油鼓劲，没想到这哥们脚底一滑摔倒了，连人带水桶一起都滚到山坡下面去了。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和我同学去参加长城定陵十三陵的一日游，乘坐进口的空调大客车一天下来才十二元钱。我和二姐去北京的时候，印象中十三陵水库里还有水，而这一次去看到的十三陵水库一滴水都没有了。在十三陵水库大坝上有一个书报亭，买书有给你印一个旅游印章。我花了一元多钱买了一本《苍茫时刻》，书很薄也很窄，是山口百惠的自传体小说。那一年我和我同学同是十八岁，也许那本山口百惠的小说能证明我的青春期才刚刚来临。

从长城回来，表哥告诉我们俩，我同学的爷爷把电报发到他的单位了。说我同学被税务局录取了，要立即回家上班。我表哥把返程的火车票都给买好了，第二天就得启程。临行前夜我们俩才发现我们俩所带的钱几乎是花完了，兜里的钱只够买一瓶汽水的了。巧了，我大舅来了，就是我表哥的父亲。他当时还属于四类分子，他是为找一些证实材料才来到北京，我大舅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才落实政策的。大舅一听我没有钱了，就给了我五十块钱路上做盘缠，我来北京家里才给了一百块钱，我大姐和我哥一人给了我二十块钱。一看到五十元钱我真不敢收。我表哥说，你大舅给的你就收下吧，再说你回去就上班了，不行，等你上班开工资了还你大舅行不行啊！我这才诚惶诚恐地收下这五十块钱。

北京马路两旁的白杨树上红色的树狗子落下了，嫩绿的树叶也吐露了出来。北京的春天来了，我和二姐还穿着棉袄棉裤呢！是时候了，该回家了！临行时，表哥表嫂问我二姐家里最需要什么？二姐想了想说，油！二姐说我们家里的猪油是先凭票买猪肉，然后用肥猪肉炼油，费时费力，再说肥猪肉还不好买。二姐在北京商场里看到柜台里的玻璃瓶子里装有乳白的猪油是敞开供应的，可是北京很少有人买猪油。这样离开北京的时候表哥花了十元钱给买了四罐头瓶猪油。

从北京回来的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大概是四月初吧。北京已经是春光明媚，棉衣已经穿不住了，可是火车一出山海关我被冻醒了。我迷迷糊糊睡眼惺忪地看到火车的玻璃上出现了半透明冰凌花。

回到抚顺，一下火车，我大姐接我们的时候说我胖了，说话口音也变了。学校已经开学有一阵子了。我们班又换班主任老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读抗大小学开始我们班就是总换老师，换老师像是走马灯似的。我妈妈经常说，你这个班的学生可让学校给耽误了，没有这让平白无故的换老师的，看看你大姐你哥都是一个班主任老师从一年级带到小学毕业，再看看你们班，这个老师生孩子，那个老师怀孕，换一个男老师吧，骑自行车把腿摔骨折了，你说你们班的学生还能好吗？

我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班新来的班主任老师又是一位男老师。是高度近视的男美术老师，姓孙，他把我临时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同桌的男生比我高一头，名字叫李贵臣。过了一段时间，把我调到了前排，与女生一桌。这名女生总咳嗽，一天从嘴里吐出一根白色的鸡毛，从那以后，她就不咳嗽了。这时候我发现学校外的杨树上才开始长杨树狗子！我们男生在学校的操场上疯跑着，大家都忘记了年初立春那天傍晚发生的地震。

长大之后，有一天我突然间想起来了这件事。那时候，我们家是那样的清贫，父母当时为什么没有按约定的时间让我和姐姐回抚顺，而是寄来钱和全国粮票让我们俩去了北京？这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现在我想明白了，这就是担心辽宁省再发生地震！看样子爸爸妈妈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再发生地震，我们家至少还有两个孩在外面呢！这是为了给我们家预先留下了一支血脉啊！现在，每当我独自一人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双眼都会潮湿起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年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世界上一个奇迹。现在回想一下子，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一九七五年我住在北京甘家口，北京的亲属家是一楼，但是他家墙上的镜子，奖状之类的东西都摘下来靠墙放在地上，左邻右舍也都是如此，说是有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