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

小英

阿姨 

我们姊妹几个都是在生下来几个月时，就被送到奶妈家，直到断奶后才接回家中。三岁后进全托的幼儿园，上小学后大部分上的都是寄宿学校，在这期间，我们和父母呆在一起的日子不是很多，即使见了面也很生疏，连叫声“爸爸”“妈妈”都难以开口，更不愿和他们亲近。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倒是家中的另一位成员，我们称之为阿姨的历届的保姆。

从小到大，阿姨换了多少任已记不太清，但其中的几位至今我都难以忘记。

由于我在家中是最不受关注的孩子，所以大多数阿姨都对我很好，可能人都是同情弱者的吧，她们对我的关爱远远多于其他的姐妹。唯独有一个不喜欢我，那是在北京时一位姓周的阿姨。

我现在还模糊记得她的样子：梳着两条长辫子，人很年轻，也很厉害，每到周末，她会涂上口红出去跳舞，在五十年代，这是多么时尚的事。她非常喜欢我哥哥，不喜欢我，每次吃饺子时她都把馅抠出来，只给我吃皮，说我嚼不动。后来说起这事，我妈妈说她“缺德！”

五七年跟随父母从北京到了洛阳，家里来了一位高个子的姓李阿姨，人和气又很能干，我跟她在一起心里既温暖又踏实。那时我小妹妹还很小，模样长的招人喜欢，阿姨对她疼爱有加。她总爱说：小五长着有福的大耳朵，跟毛主席一样，将来一定有福。我常常看着小妹妹，摸摸自己的小耳朵，不知道为什么耳朵大就会有福气，可是心里还是很羡慕她。谁也不曾想到，成年后，长着大耳朵的小妹妹是我们姐妹中最没福气的一个。

高个子的阿姨每天早上起床后，都会把头发梳的溜光盘在脑后，然后用旧牙刷在一个肥皂盒里蘸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抹在头上，完了之后给我梳辫子，她温暖的大手在我头上轻轻掠过，那种幸福的感觉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梳好后还会给我也抹一些粘东西，小辫子就变的非常硬。那时我不知那是些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榆树皮做的刨花。

阿姨浓浓的洛阳口音常常让我听不懂她说的话，可我还是愿意和她呆在一起，看她干活。有时洗衣服时她会把很多长长的豆角放在水中，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皂角。

五八年大跃进时扫文盲，阿姨每天晚上还要艰难的背诵那些新学的生字，那时我刚上小学，阿姨便常常问我那些字怎么念。她经常为记不住生字流眼泪，说“还不如叫我多做几双鞋呢！”

两年后，父母调到郑州工作，阿姨跟随我们离开了洛阳。现在想想，一个女人，抛下自己的家人到他乡照顾雇主一家，为此她要做出多大的牺牲啊！

在这期间，阿姨的家人常常来看望她，我们相处的就像一家人，终于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阿姨要回去了，我隐隐感到，她再也不回来了。当她流着眼泪和我们一一告别时，年幼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生分别得伤痛。以后的很多年后，阿姨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的家人只要到郑州就会到家里来。阿姨的婆婆是个风趣幽默快乐的老太太，身体硬朗，活到快一百岁。她总爱穿一身黑色的灯芯绒衣服，还没进门就大声呼喊着我哥哥的名字，有次她问起我哥找对象了吗，我妈妈说不好找，她大声说到：“谁说的？可门weng !”我不知道是哪个字，只知道河南话的意思是挤破门。

文革期间父亲当黑帮时，好多人都避免和我们来往，阿姨的家人一如既往的来看望他，她的一双儿女常常带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父母在多年后说起这些事，仍会感动不已。

高个子的阿姨在她七十多岁时还来过家中，我买了衣服没来及送给她她就走了。从此没了音讯。

洛阳的阿姨走了后，家中又来过数个阿姨，其中有一位也是姓李的阿姨，在我们家呆了好多年。

这是位胖胖的有着高高颧骨的阿姨，性情温和，做事虽没有洛阳阿姨那么利索，但针线活做的很好，还会给我妹妹做绣花的小鞋。她对我依然非常好。

没事时我总爱到她的房间里玩，我们院子里其他家的阿姨都爱上我们家聊天，可能是我的父母为人随和对阿姨都很好，不像有些领导干部令人生畏。那些阿姨手里都拿着鞋底或是其他的什么活，边聊边做，我坐在一边静静的听。她们最爱说的话题就是包括我妈妈在内的各自的女主人。说她们长得如何漂亮，生活得多么幸福。最爱说的一句话是“ 人家是一辈子，咱也是一辈子，不能比呀！”当时我隐隐感到：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次我惊愕的听到她们在赞扬一位地主，说他如何如何好，在河边栽树，给穷人办学堂，我说

“地主都是坏人！”她们说

“你不懂！”

正上小学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阿姨们若是往家写信或是读信的事，都会找我。有一次阿姨的母亲来看病，住在我家。我第一次近距离看一个农村老太太，她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粗布黑色棉衣，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让我想起了核桃皮，通过她我似乎对农民的贫苦有了一丝了解。由于阿姨的母亲在这，她的家人就经常有信来让我读。那些信的开头让我感到很新奇，什么“母亲大人万福金安儿膝下跪”为什么不写妈妈 您好呢？阿姨有时让我写的东西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她说：喜货已经买好了，我不知什么是喜货？也不知是哪两个字。后来才知道指的是棺材。那时感到那个东西离我是多么的遥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天天的向它靠近。

胖胖的李阿姨在文革前两年离开了我们家，我不知是什么原因，好在她还在我们院子里的另一户人家干活，我并没有太难受。

很快家中又来了一位高个子的阿姨，姓任。她至少有一米七以上。干活既干净又利索，能做好多可口的饭菜。她在吉林呆过十年，跟当地的鲜族人学会做泡菜，那泡菜酸甜清爽脆生生的，我们都吃不够。她杆的面条又细又长，盛在碗里拿筷子一挑，就像小人书里画的一样。这位阿姨是个极干净的人，每天不停的擦门窗，并嘟嘟囔囔的说我们的手太黑，把哪都弄脏了。

我常常羡慕她高高的个子，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你那么高啊？”

“可别长我这么高，”阿姨说“女人高了不好看，你的个正好”我终究没能长过她，只有一米六四。

文革期间，所有的人都要背诵“老三篇”。大字不识一个的阿姨拿着“老三篇”无疑是在上刑，好几次因背不出急的流出眼泪。六七年的秋天，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了院子，父亲很无奈的对阿姨说：

“再找户人家吧。”

阿姨走的那天晚上，她收拾好东西，把两双没做完的鞋底交给我，让我继续纳完。看着阿姨拿着东西就要离去，我差点哭出来。父亲被打倒了，阿姨也要走了，我知道，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位阿姨走后，我们家再也没有来过阿姨。

和这些阿姨在一起，我学会了许多家务事，做饭，裁衣服，做鞋，连最难做的濒临灭绝的大襟衣服我都会裁会做。先生的姥姥活到九十岁，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我就曾给她做了件大襟衣服，好多上岁数的人看了都很惊讶。

多少年过去，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些曾给了我无数温暖和关爱的阿姨们，没有她们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将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这是多年前的小文，文中的插图丢失了，我又重新画了几副，粗糙的很，远不如原先的图，凑合贴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