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延安走来》 —廖建軍

阿BEN.陳文斌

 我的爸爸廖威，曾用名罗启章和廖知书。1913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一个贫农家庭，11岁在家乡的陶瓷厂当工人，12岁卖猪仔远走马来西亚，从店铺小工做起，淘过金沙，修过铁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许多革命者逃往马来西亚，在原始森林修铁路时，有不少的共产党人，每天晚上在森林中燃起篝火(以驱赶野兽)，在篝火旁聆听革命者讲中国革命，真理的光辉照亮了这个贫苦工人的心。他决定回国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因为广东大埔在福建江西交界的山区，离井冈山根据地不远，没想到回到故乡一打听，蒋介石已将井冈山包围得像铁桶一般，莫说一个外江人，就连一盒火柴都进不去。无奈只能在家乡教书维持生计，然而贫瘠的家乡使他连糊口都难，只好二度再下南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全国上下、海外同胞同仇敌忾，热血沸腾地发出怒吼。这时的他正在一个日本人开的铁矿当工人，他自发在工人里秘密宣传抗日，串联一些有觉悟的骨干分子，并且在附近的另一个日本铁矿也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中国人不能替日本人挖铁矿、造枪炮打自己的同胞！”这个简单朴素的口号，成功地领导了两个铁矿几千矿工罢工，在南洋引起不小的轰动。当地许多爱国华侨纷纷捐款支持他们，很多报社记者也来采访他，当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要去延安，一个记者问他有无熟人？他摇头，记者热心地说：“我有个同学在延安，叫艾思奇，你去找他”。于是，他怀揣着这封介绍信和满腔抗日的热忱，连怀孕的妻子，母亲和儿子都没说（当时马来西亚的日本人势力很强，杀了很多革命者），他坐上华侨赞助的航船回国了，后来家里人都听说他被杀掉了，他的妻子被迫改嫁了。----这是后话。从香港到广州，再到武汉和西安，一路走，一路找八路军办事处，坎坎坷坷、餐风露宿，跋涉数千里辗转数月，终于到了他仰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他先是在华侨训练班学习，认识了很多南洋回来的青年，他们常用马来语交谈，有何理良（后来成为黄华夫人）、鲁浩然、何琦等人。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他进入了中央党校学习，在那里认识了农民运动领袖、同时也是老乡的古大存，他俩亲切地用客家话交谈。（南下回到广东时，古大存说广东很缺人，让廖威转业到省府办公厅任直属供给处长---这是后话），后来他又考到马列学院，在五班学习。

在延安时期，爸爸在学拉小提琴。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广东来的青年，包括后来成为亲家的徐亮、还有他的堂妹廖冰（中国科学院长郁文的夫人）、王建华等等，在延安他找到了家的感觉，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同时也响应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满怀热情地学习小提琴，学跳交谊舞，什么条件艰苦都不在话下。这七年中他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读完书后他担任过中央军委办公厅合作社主任。

1945年，中央把许多广东籍的干部召集起来，南下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回广东打游击，他没想到走到河南省就“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中央急电不准睡觉马上北上到东北和国民党抢占地盘，他们日夜兼程，直奔东北。在解放战争中，他参与了围困四平等大的战役，曾任营教导员，军分区民运科长，旅供应部政委，师供应部政委等职务。1949年他在四野独立164师任师供应部政委，随大军南下到广东。

姐姐廖丽丽小时候在东北四野与父亲的警卫员毕叔叔的留影。

1950年转业到广东省府办公厅任直属供给处长、行政学院校务处长，后任行政处长。刚解放的省府一穷二白，连开会的礼堂都没有，1950年12月至51年8月，上级号召搞“机关生产”，古大存副省长叫省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左洪涛直接领导，1951年秋他在担任华南企业公司贸易部经理期间，从省粮食厅借一批粮食运到香港出售，赚取的外汇购买轮胎、西药、汽油运回来支援抗美援朝，其中部份资金还拿去盖了省府礼堂。

1952年三反运动他被停职审查，2月12日还被羁押至12月24日恢复自由，在狱中许多干部受不了被自己信仰的党怀疑的委屈而自杀，但他坚定地相信党一定会搞清情况，还他清白，终于等到平反昭雪的一天。

1953年1月任华南企业公司工业部副经理、55年任华建公司副经理、1956年至1964年任广东省工业厅机械处副处长，机械厅技术处、电工处、农机处副处长，在省工业厅这八年中，他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利用午休时间坚持学习英语，直到可以看懂英文版的技术资料。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少有的。

1964年被调粤北筹建兵工厂，到1970年任跃进铁厂党委书记、1971年至74年任岭南工具厂革委会副主任，74年冬，筹建广东省电子研究所，每项工作他都亲力亲为，修建大礼堂，他爬上脚手架吹哨，亲自指挥吊装大梁；修建办公大楼他和民工一起扛起上百斤的水泥包上楼，不顾已经66岁的年岁，人称“开荒牛”。每天上下班都是骑单车，以致有一次被车撞成重伤、落下疾患。七十年代末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他非常赞同，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没希望，他打了个比方：“旧的体制是大包干，政府背的包袱太重，就像一群猪，你可以赶着它跑，赶得快就跑得快，现在是全部都背起来，怎么能快！要充分调动一切主观能动性才行”！他积极主动地和外商洽谈中外合资项目，成功地和德国合资，引进彩色电视、收录机等等生产线，并建立了广州第一个售后维修站，他把外商送的礼品全部上缴，哪怕是一支烟也未拿过。外商邀请他出国考察，他拒绝了。正准备大干的时候，他病逝了。广东省电子局长叶卧波在悼词中说：“三反运动中，他受到怀疑，曾被关入狱一年多，受到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他仍以党的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胸怀坦白，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坚持不懈地为党工作”。后来他在三反运动中遗留的问题，终于得到纠正和平反，经广东省委批准，撤销了对廖威同志处分的错误决定，级别定为十三级，党组织为他恢复了名誉。这平反虽然来得有点迟，但他还是等到了这一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在施工现场。

爸爸对我们言传身教，一次赶着上班，忘了拿包，就随便把自行车一放，爸爸严厉的训斥了我，放车不可以影响人家走路。这件事让我记住一生。

爸妈从小就对我们说：“盐从哪咸、醋从哪酸，人要知道感恩”。受他们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很团结，爸爸最后去医院时说：“看见你们很团结，我就放心了”。

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人们称他为“延安干部”。最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省长刘田夫在他病床前向他宣读了广东省委的平反决定书。他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铮傲骨，践行了对党无限忠诚、为革命贡献一生的誓言。

我们世世代代怀念你、延安走出来的老黄牛、我最亲爱的爸爸—-廖威。

亲爱的爸爸与妈妈

我们珍贵的全家福照片

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的留影

撰文：廖建軍

制作：肖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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