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大学往事

王兴南

一生很短，

短的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

就已经身处迟暮!

——摘自俄罗斯小诗《短》

　　翻开相册，偶而看到了吉林工大同学们在校时的照片，望着那时这些年轻活泼的身影和甜美的笑容，仿佛把我拉回到六十年前，把我带到那魂牵梦绕的母校，那在大学时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忽然，妻子的一声：“你吃药了吗？”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突然感到我和同学们都已到了耄耋之年，有的疾病缠身，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床不起，更有不少同学已先我而去。

　　看着，想着，眼框不觉有些湿润，照片似乎有些模糊，于是我决心把记忆中在大学的往事写下来，以作纪念。

一、入校

　　1958年7月，我从沈阳十一中毕业，在东北工学院参加了高考。8月下旬，我接到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为我上大学，家人为我做了一身耐穿的“劳动布”衣服，买了一双虽不太好看但也耐穿的“翻毛”皮鞋，哥哥给了我一顶皮帽子。通知书是9月1日至5日报到，因为这是我报的第一志愿录取，自然很是兴奋，我告别亲人，9月1日就去学校报到。

　　我上午从沈阳乘火车，下午就到了长春火车站。

当时的长春火车站（现已拆除）

　　走出火车站，就看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接新站，只听见接新站的广播说：“欢迎新同学来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等，还用朝鲜语（因有不少朝鲜族同学）说了一遍，我听到的只是“吉里古隆”的声音。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迎新站，就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接待我们。等了一会儿，我们就上了一辆接新生的大卡车，汽车沿着一条大街一直往南，在车上一位接站同学（后来知这位同学是60届的，姓杨，是个志愿军转业军人）给我们介绍：这条大街叫斯大林大街，我感到这名字很是高大。沿着斯大林大街，在经过一个广场时，我看到了耸立着一座高高的苏军解放烈士纪念塔，上面是一架好像要腾空起飞的飞机。再沿街一看，感到这座城市的建筑多为红墙绿瓦，很有特色，和沈阳相比，马路宽广而整洁，真的不错。

苏军解放烈士纪念塔

斯大林大街

　　当杨同学说，我们就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学习生活五年时，说的我真是心花怒放。当车过了一个大转盘后（后知这是工农广场），那位同学往左一指说，这是东北师范大学，前面就是我们的学校了。当汽车再往前时向左一拐弯，我就看到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大门。

当年的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大门，牌子不久就改为吉林工业大学

　　汽车进入学校后，转了几个弯，就开到了一个很别致的小楼前停下，让我们下车。说这是二校区，是农机系我们这一年级学生住的地方。

　　我们下车后，一些农机系高年级的同学热情接待了我们，我报上名并办完入学手续后，就发给了我一枚“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白地红字的校徽，我立刻别在了身上。又给了我一些就餐的饭票和菜票。我对照贴在墙上的已经分好的班级名册，见我分在6317班（班级的编号与现在的也不同，前面的“63”，不是指入学年份，而是指毕业年份），我看了看分班名册，知道我们班30人。

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校徽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跟着一位接待我们的同学走进楼内，到了一个像教室样的屋子，说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我进去看到的是，围绕四面墙排列的是上下两层的床，全班20几个男同学都住在这个教室内，在每张床的位置都贴有名字，看来是早已分好。我的名字是在进门右侧墙角处的一张床的上铺，靠两面墙。俗话说“在家靠娘，出门靠墙”，我靠了两面墙，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食堂是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校区，睌饭时我就第一次去用餐，进去一看，这是一个类似小礼堂的食堂。伙食不错，主食是大米、馒头，菜的花样也很多，因质量不同而价格不同，一角钱的菜里就有不少肉，感到好像是在过年一样。

吃饭是先自选主副食，然后再根据你选的饭菜价格（食堂小黑板上已标明）自己去交饭菜票。因为1958年可以贴“大字报”，我在食堂的墙上看到高年级同学贴的一张漫画，画的是，碗的下面是3角钱的红烧肉，上面是5分钱的白菜，只交5分钱。漫画用的是“机械制图”中的“剖视”把碗切开，看的清清楚楚。当时我还没有学过机械制图，对漫画中这种“剖视”表达方式感到很是新颖。

戴上了校徽，吃饱了饭，有了住的地方，这才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名大学生。

二、“班三角”和迎新会

　　我来到学校不久 ，我们宿舍的同学就陆续来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操着不同的方言，穿着不同的服饰，有的憨厚，有的机灵。我第一次听到绵软的江南普通话和硬硬的安徽话，还有两名华侨和几名朝鲜族同学，他们那很不熟练、有时词不达意的语言让我感到很是有趣。

　　农机系负责我们这一级的辅导员叫于珍，名字有点女性，但却是个真汉子。中等个子，东北口音，说话口齿伶俐，语速很快。开始我以为他是个专职干部，后来我方知他是60届的在校生。这个学校的学生辅导员，甚至系团总支书记，都是由高年级学生兼职，这与以后的高校大不相同。辅导员于珍毕业后留校，不久就调到当时的农业机械部，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我们63届农机设计制造专业共有8个班，同学们到齐后，辅导员就指定了各班的临时班干部。班干部的组织形式也与现在的不同：班干部由团支书、班长和班主席三人组成，称为“班三角”，指定我为6317班临时班主席。

　　刚宣布完，就有同学半开玩笑地叫我为“王主席”！

　　“班主席”？这个貌似高大上的“官衔”，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权力有多大，为什么要我当？后来我才知道，团支书是受系团总支领导，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班长受系主任领导，主要负责学生的学习；班主席受系学生会领导，主要负责纪律卫生等。我这才明白，所谓“班主席”不就是中学时班里管打扫卫生和负责集合、站队的生活委员吗？让我当这个“班主席”，可能是看到我在高中时当过班里的生活委员吧。

以后，我印象中我们年级的刘际远任系学生会主席，是我的直接领导。

　　农机系迎新大会是在一校区食堂兼礼堂召开的，农机系主任先讲话，我只记得他用浓重的湖南腔说的一句话：“漏伞阶的铜肖们（63届的同学们）！”接着是高年级同学致欢迎词，并将一个哈密瓜赠送给新同学代表，这个哈密瓜是他们在西安实习时带来的。再就是新生代表发言，新生代表是我们班的高尔光，现在我还记得他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我当时听了一是觉得很新颖，二是觉得有点刺耳。

　　开学不久，班长给每人发了一本“记分册”，用来记录每学期所学课程的个人成绩。在记分册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我们院长的名字：魏震，系主任的名字：袁旷苏。

记分册

　　我们从一入学到毕业，袁旷苏都是我们的系主任。

　　那时我觉得系主任是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以后我也曾当过系主任，总觉得我这个系主任无法和袁主任相比），平时和他接触不多，只是在全系开大会的时候才能见到他。袁主任曾在五年级上学期，给我们上过《农业机械电气设备》课程，因为是考查课，我也没有很重视，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后来我知道，袁主任是湖南宁乡人（刘少奇老乡），生于1915年，193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1945至1946年在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农业工程系留学，回国后，历任上海吴淞机器厂副厂长（上海柴油机厂前身）、第一机械工业部四局生产处副处长等职。

　　1958年4月来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任农机系主任，也就是说，我们入校时他任系主任不久。1981年调任安徽工学院副院长、院长。2008年9月去世，享年94岁。

三、大跃进和改校名

大跃进

我们入学的1958年9月，正是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潮时期，高校也不例外。

我记得在农机系办公室楼旁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座小炼钢炉，每班负责一个，旁边堆着一些“铁矿石”和木料。一下课，我们就奔向炼钢炉，有的同学“填料”，有的同学烧火，我因为是“班主席”更要奋勇上前，就担负起危险的任务：面对上窜的火苗，用一根铁棍站在高炉顶上“搅拌”铁水。

不仅要“大炼钢铁”，学校还号召全校师生，包括我们这些刚入校不久的同学也要大搞科研。当时我们只知道“科研”这个名词，却不知道怎么搞“科研”，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与几个同学也搞了个什么玉米切割机，记得还请了几个高年级同学来帮助我们，我印象较深的是那时我们还没有学过“机械原理”课程，他们用学过的机械原理简图来表示传动，我很感兴趣。

刘闻铎同学想了几个用机器包饺子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在两块木板上各雕出半个饺子形状，装上合叶一次压出几个饺子，于是他和几个同学带着这个“专利”（当时还没有这种意识）到了长春饭店，利用这个“包饺子机”包了几十个饺子。长春饭店为此还送给他一个纪念册，至今他还保留着。

长春饭店送给刘闻铎的纪念册

　　还有体育“大跃进”，就是随便找几个同学打几场篮球，胜了几场就算达到什么等级。记得我们班的高尔光写了篇小通讯，报道我们班体育跃进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长春日报》上。

　　系里还号召我们写“跃进诗”，王振元同学写炼钢铁的诗“月亮望着我们笑”，还在校广播台广播过。

　　到处都是“大跃进”的氛围：一走进教学楼正面墙上的大标语是：“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一走进农机系办公楼正面墙上的大标语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让人看了真是热血沸腾！

　　既使这样，和外校相比，我们也没有停课，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在上“高等数学”课时，王友梧老师看到我们多在昏昏欲睡的样子，还说了他很理解我们的话语。

　　改校名

　　“大跃进”中的1958年11月的一天，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宣读了吉林省委决定：将东北人民大学改名为吉林大学，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改名为吉林工业大学，将东北师范大学改名为吉林师范大学，将长春白求恩医学院改名为吉林医科大学，将吉林农学院改名为吉林农业大学。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要把吉林工大办成前门是大学，后门是工厂，学生既是学生，也是工人等等。我想此人不愧为宣传部长，讲起话来慷慨激昂，极富感染力。

　　这时，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来到长春，学校请他题写新校名，他大笔一挥，写下了“吉林工业大学”六个大字。仔细一看，这六个字像他本人一样，很潇洒，很有灵气，仿佛会动一样。

　　从此，我们就戴上了新的吉林工业大学校徽。

吉林工业大学校徽

　　大约在1958年底，在大礼堂又召开了一次全校大会。这次大会是学校“反右”总结和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与我们有关的是将高年级几名“右派学生”下放在我们年级一面学习，一面监督改造，到我们班来的是杨宜林。

四、在图书馆了解到学校的组建历史

　　大学五年的寒假我都没有回家，暑假我回家也是短暂住几天，原因是经济困难。

假期留在学校一是省去了来回路费；二是在校仍然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我的助学金为每月13元5角钱，生活费基本不用家里寄钱）；三是家远的、生活困难的和家在长春的同学也多未回家， 假期在学校并不显得寂寞。

在我入校后的第一个学期末，学校图书馆的一位管理人员找到我这个“班主席”，说学校图书馆准备利用寒假期间整理图书，想找一、二个寒假留校的学生帮助整理，报酬是每天补助3角钱。我想，图书馆就在我们住的二校区，不出楼就能“上班”，每天补助3角钱在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少的额外收入。我就说，我寒假不回家，我报名吧。

于是，一放寒假我就到图书馆“上班”。其实，工作很简单，就是将刚贴上标签的书籍分类，并放在同一类书架上。只是搬来搬去的胳膊有点累。

在整理专业书籍时，我发现除少数盖有本校的新书外，大部分的专业书都盖有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和山东工学院的图书专用章。我问一位女管理员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我从她的讲述和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了学校的组建历史：

1954年11月，教育部和机械工业部联合向政务院打报告，指出由于今后我国汽车、拖拉机工业的发展，所需的技术干部亦大量增加，仿照苏联模式，急需建立一所培养汽车拖拉机专门人才的学院。

很快，政务院批复同意。根据第一汽车制造厂设在长春的情况，决定该校建在长春，所需师资、设备、图书和学生，从现设立相关专业的院校整建制调出。

当时设有汽车拖拉机专业的院校有华中工学院、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山东工学院。

　　1955年9月，由交通大学（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前身）、华中工学院、山东工学院有关专业调整合并，建成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饶斌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为什么清华大学的汽车专业没有调来？我考虑是不是在北京名气大的原因？

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第一任院长饶斌

　　从三校并入的师资共47名，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6名。

从交通大学调来的黄叔培先生是中国汽车和内燃机教育的开拓者，为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钱学森是黄叔培的学生；从山东工学院调来的陈秉聪先生为学院拖拉机专业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拖拉机专业的奠基人；从华中工学院调来的方传流先生是中国汽车工程领域的一代宗师；从山东工学院调来的崔引安先生是著名农业工程专家，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很快又设立了农机设计与制造专业。

黄叔培先生

　　这些专家教授的到来，使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以后的吉林工业大学成了我国培养汽车、拖拉机和农机工业人才的最重要摇篮。

　　1955年9月26日，举行开学典礼，宣告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正式诞生，隶属于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

1955年刚成立时的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

　　帮助图书馆整理图书期间，我除了了解到学校的历史外，我还利用和图书管理员熟悉的机会，借了几本小说回宿舍晚上看。现在还记得的是一本我以前想看而没有看到的小说《牛虻》。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对牛虻的评价那样：“亚瑟那种‘忍受无数痛苦而毫不诉苦’的人的典型，那种‘丝毫不把个人利益置于革命利益之上’的革命者的典型。”至今我还能背出来。 在图书馆我还第一次看到了《参考消息》，那上面外国记者对国内外事件的描述与评论角度，和国内报刊相比有很大不同，感到很是新颖和好奇，觉得还有这样的报纸？

　　在校图书馆“打工”20多天，除了有了几元钱的收入外，还在精神上有不小的收获。现在觉得这一精神上的收获要比那几元钱重要的多，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想想“保尔”和“亚瑟”就会给我以勇气和力量。

　　1959年2月7日，是农历除夕，也就是大年三十，是全家团圆的一天，我们班几个没回家的男女同学，就聚集在我们男生宿舍共同“过年”。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家在苏州的江兆荣、家在上海的戴维芳和樊正高、家在安徽的何忠玲、柬埔寨归国华侨周勤就等。女同学从食堂拿回来了面和馅（可能食堂也照顾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我们就一块包饺子，还不时讲些各地趣闻等。这几个有家不能归的同学，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度过了来校后的第一个除夕年，迎来了1959年的第一个新春！

五、学校的建筑

　　吉林工大校内的建筑，与其它高校有些不同，下面就我熟悉的几个建筑作以简介：

　　一校区

我们入校后就是在一校区一层的食堂就餐。二层住的是我们系高年级的同学，还在这里开过不少会议。

后来了解到，一校区是1938年建成的原伪满洲国中央警察学校。建筑平面布局呈日字型，整座建筑的外墙在二层窗户上方做成半圆形。它是一座集教学、办公、学生宿舍、食堂的综合体，内有宿舍、办公、食堂，还有一个高大空间场所，作为室内体育馆，很适合东北漫长而严寒的冬季体育健身。

我们入校时的一校区

　　不知什么时候，一校区被斩断一半，西半部被拆去，残墙断壁，人去楼空，荒草萋萋。

现在的一校区

　　二校区

我们从一入校就住在二校区，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我们在这里早晨起床做早操，在这里的图书馆借书，在这里的阅览室看报纸，在这里的浴室洗澡，一到全班开会，女同学也来到我们当做宿舍的教室，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校区约建于1935年，曾是伪满洲国司法部法学校。建筑坐南朝北，二层砖混结构，楼内不仅有用做宿舍的教室，还有图书馆、浴池、阅览室等。

我们入校时的二校区

　　后来听说，二校区在改革开放以后校园建设中最早被拆除，改建为学生食堂，我听后有些伤感，回母校时就再也见不到那熟悉的、令人怀念的二校区了。

　　三校区

我们一年级曾在三校区上过机械制图课。

三校区为二层砖混结构坡屋顶，内部平面布局以授课教室为主。原为伪满洲国的“地方司法职员训练所”。平面布局为日字型 ，中部也有一个高达两层的多功能厅做为风雨操场，用作学生阴雨天和冬季的体育教室。内设室内篮球、羽毛球场。现楼龄80多年，是校园历史建筑年代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建筑。

三校区

　　小红楼 （校本部）

小红楼是学校的心脏，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当时所有校领导和校行政部门都在这里办公，所以又称校本部。

多少年来，它和郭沫若先生所写的校名，都作为学校的名片印制在书签、明信片、校刊、宣传资料的封面上。

小红楼

学校名片

　　我们年级同学在校时曾多次在其楼前合影。其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磨灭。

6315班第一小组同学在楼前合影

6316班同学在楼前合影

　　小红楼建于伪满洲国时期，是原伪满洲国大同学院的主楼。它也是一座综合功能的建筑。以办公用房为主，内部中间设有500座的小礼堂，在吉林工业大学前30多年的岁月里一直作为学校教职员工、干部举行重要会议、庆典、上演精彩文娱节目的高级会堂。会堂的后面还设有一个大型公共浴室，是工大教职员工家属的公共洗浴场所，跟浴室并排还设有食堂。

　　在我的心中，小红楼仿佛就是学校的灵魂，它象征母校的意义，就像天安门象征祖国的意义一样。后来听说小红楼在1999年被草率拆除，使学校失去了灵魂，只剩下了驱体，怪不得在2000年就被吉林大学收编，成了吉林大学的南岭校区。悲哉，吉林工大作为一个独立学校已经成为历史！

吉林工大现在已经成了吉林大学的南岭校区

　　大礼堂

大礼堂是一座西欧风格的建筑，是50年代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影剧院建筑当中优秀的一例。正立面是五根简化了的古典柱廊，承托着高高的女儿墙，遮挡住三角形的坡屋顶，矗立在高高的大台阶上，东西两侧有弧形坡道。外观朴实无华而不减巍峨庄重。

大礼堂

　　观众厅是经典的钟形平面，设有池座和楼座，约1500座，属于大型影剧院。可放映宽银幕电影，也可举行大型话剧、杂技、舞蹈等表演活动。

　　在我们上学期间，在这里，我们开过大会，看过无数次电影和话剧等。有两次活动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一次是大约在二年级上学期，一个志愿军荣军（在战场上致残的军人）组成的艺术团在这里演出。其中有两位志愿军战士朗诵，女战士坐着轮椅，男战士空着一只袖子，让人激动的两句我现在还能记住：“没有双手我们照样能消灭敌人，没有双脚，我们照样能行走如飞，因为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

　　另一次是大约在三年级，一位空军军官给我们讲述击落美国的U-2型飞机的过程。我们听了为我军的强大而欢欣鼓舞。

　　第一教学楼

第一教学楼是我们最熟悉的建筑。

我们所学的绝大部分课程是在这里上的，我们的自习时间基本上也在这里，两边的阶梯教室也是我们开会的场所，可以说，五年的大学学习时间有一多半是在这里度过的。

第一教学楼

　　第一教学楼是我们入校前建成的，是典型的上世纪50年代大学教学楼布局和造型。平面呈工字形，坐北朝南，东西两端各设两个出入口相对的阶梯教室，这座教学楼虽然不如其它建筑别致，但它简朴而实用，庄重不失温馨，是一座贡献最大的建筑。如今它历经70多年的沧桑，巍然挺立，风采依然，算得上吉林工业大学校园建筑的元老，向人们诉说着校园的历史变迁。

　　第二教学楼

第二教学楼是在我们入校后的1959年初开工建设，大约年底竣工。我们年级有些同学曾在建筑工地参加过义务劳动。

我们年级同学参加第二教学楼义务劳动时在建筑工地留影

　　第二教学楼建筑为平屋顶现代风格，局部略加少许传统纹饰，外立面为米黄色饰面砖，造型对称大气，稳重端庄。

第二教学楼外观

第二教学楼一层大厅

　　从此，吉林工大又增添了一座和小红楼一样的标志性建筑——第二教学楼。

　　于是，我们在校时和以后的校友聚会，就常在这里留影或合影。尤其是在小红楼拆除后，这里就成了校友返校时最怀念的地方。

我们年级同学们在第二教学楼前留影

我在第二教学楼前

　　建成后，校图书馆和阅览室就从二校区搬到了这里，我们的毕业设计就在这里进行的。

　　以后我了解到，当时本意是把第二教学楼建成当时规模最大的教学主楼，因此原设计是五层，由于当时正值国家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节约投资，减去了一层，所以建筑外观比例看上去有些扁平，留下了遗憾。

六、我们的班级、同学和宿舍、食堂

前面已述，一入校时我们年级农机专业共8个班，每班约30人。我所在的班号为6317班，团支书是江兆荣，班长是曲兆林。其它班干部我能记起的还有高尔光、邵雅清等，我们班的戴维芳好像一入校就成了系团总支委员。

宿舍是住在二校区一个教室里，食堂在一校区。

到二年级时，由于有的同学病退，或调到急需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或调到本校的其它新建专业学习，班级数缩为6个，每班的人数由原来的30人，增加到35人左右。另外，将原来单独建班的干部班（调干生）混编到普通班。所以我们又重新编了班，我被编到了6332班。团支书是顾春元，班长是田更时，其它班干部好像还有成耀先、翟符瑞等。

班长田更时来自河南，中等偏上个头，脸黑，厚嘴唇，一口浓重的河南腔，不拘言笑，走路总是迈着四方步。当时刘少奇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他说他叔是劳动模范，曾和刘主席握过手，并时常将口袋里他叔和刘主席合影的照片拿出来让大家看。

我们的宿舍也从二校区的教室，搬到了新建的宿舍“五八”楼，“五八”楼故名思义，就是1958年所建，是当时标准的大学生宿舍楼。每间设有4个上下铺的床，可住7至8人。我分到一层离大门不远的一间，我仍在上铺，我下铺是调干生贾守志，同一宿舍的我现在记起的还有李守泰、刘国富等。

我们在二年级时住过的“五八”宿舍楼

　　食堂也从一校区到了离宿舍“五八”楼不远的新建的食堂（现在是南岭校区学生四食）。我们在这个食堂用餐4年一直到毕业。

　　我们上课的第一教学楼在食堂的东北方向，那几年我们都是吃过早饭背着或拿着书包，迎着初升的太阳，穿过当时的体育场，去教学楼的合堂教室抢占座位。

我们从二年级开始到毕业一直就餐的食堂

　　到了三年级我们又进行了两个调整：

　　一是班级调整。我被调到了6318班，团支书还是我刚入学时原6317班的团支书江兆荣，班长是张平。其它班干部有戴维芳、窦国君、樊正高等。直到毕业再没有调整过班级，所以我是在6318班毕业的。

6318班班干部，前排左起张平、窦国君、刘宝玉、江兆荣；后排左起戴维芳、屈宏昌、樊正高、李德相

　　二是宿舍调整。我们从“五八”楼搬迁到了新建的农机楼（住的全是农机系各年级学生）。农机楼在学校的最北面，西边是“汽车楼”，东面是教工宿舍，再往北就是紧临的吉林师范大学。

图左面就是农机楼

　　我住在新农机楼二层南面的一个屋子。同宿舍的同学我记得的有：江兆荣、张武、孙仲德、屈洪昌、刘德生等。我们在这个宿舍住了3年，直到毕业。

　　我们年级的200多名同学，经过这样几次调整班级，彼此都很熟悉了，就像在一个班里一样，很少有一直在同一个班号内的同学。但也有例外，如这4位同学就始终就在6317班。

始终在6317班的同学：左起赵宝成、战乃源、曲兆林、傅守海

1996年10月1日，我们年级在北京聚会，后排右5是我

七、度饥荒

一年级在一校区食堂就餐时，开始一段生活真不错，主副食花样很多，后来虽然不如以前，但吃饱还没问题。

但从搬到新食堂后，由于我国连年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紧张，我感到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们就餐，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用饭菜票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学校怕我们（尤其是男同学）计划不周，将每月的饭票不到月底就吃完，而将饭菜票印成类似现在的日历本，每人每月发一本。该本不是每天1页，而是每天分早、中、晚三餐3页，每一页上都印好了年、月、日、早、中、晚。每顿饭要撕下一张，凭此张票买饭，过期作废。

也就是说，每页的餐票只限在规定的日期、规定的时间有效，而且饭菜只有一种，没有挑选的余地。

那时，我和一些饭量大的男同学，吃完饭总觉得有些半饱，总想再吃一顿多好。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情况，有因事回家，或家在长春周日回家的同学，不用这饭菜票将作废，我们就要来他们的饭票，一顿饭就能吃两次。每当某日我能拿到一张额外的饭票时，就觉得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大二下学期开学后不久，我得了浮肿病，两条腿涨的发亮，一摁一个坑，感到浑身无力。校医院给我们这些得浮肿病的同学，发了些好像大豆制品的“药”，吃了后有所好转。

学校为了应对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减少学校和系的集体活动，号召我们要“休养生息”，开展一些运动量少的健身活动。并想了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了些豆浆给我们早上喝，有一次每人还发了一小瓶果浆（我们宿舍的同学领到后，往嘴里一倒，再用手指挖挖，瞬间就消灭掉了）。

女同学在做健身操

　　另一方面，学校加强了思想教育。这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学校立即组织我们学习，毛选四卷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中写的讲话、电报等。毛主席那种面对强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慨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同时，学校还组织我们观看有关革命历史电影。我记得曾在大礼堂看过一部有关延安时期的记录片，讲述延安在敌人封锁下，生活极度困难，但在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延安在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战胜了一切困难的情况。就是在这部记录片中，我第一次听到了郭兰英唱的“南泥湾”那甜美的歌声。

　　正在这时，传来了我国乒乓球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1959年4月，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选手容国团获男子单打冠军，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一举夺取了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三项冠军。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全校沸腾。在那期间，同学们奔走相告，食堂里写通知的小黑板上也及时报告比赛近况，我们校广播台也不甘落后，我们把中央台的消息录下来，反复播放，同学们纷纷集聚在广播喇叭下面，听着，笑着，跳着，那令人感动的场景我至今难忘。

　　这次乒坛的重大胜利，是在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所以，这和以后的中国女排取得冠军一样，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围，成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一种精神。为祝贺这次胜利，邮电部还发行了纪念邮票。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纪念邮票

　　1960年的春节时，学校为照顾我们这些没回家过年的同学，食堂千方百计搞来些平时见不到的肉、蛋、菜等，在年三十晚上我们都大吃了一顿，也许吃的太饱，事后不少同学还闹了好几天肚子。

　　1960年春节过后，我们班留校的几个同学冒着严寒，到斯大林大街的中心——苏军解放纪念塔前合影。并以“六十年代第一春”命名。

前排右一为班长田更时，左一为张显珍，后排左一为张武，左二为贾守志，左四是我，左五为李守泰，左六为张楠

　　以后我才知道，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具体到高等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压缩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根据这一调整方针，不少高校包括我以后工作过的山东工学院、山东农机学院，有不少学生被退学或休学处理。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变动。

　　现在想起来，和全国其它地方相比，我们还总能按时吃到米、面，维持我们的正常生活和学习，这是国家对我们的特殊照顾，我们真是很幸运。

八、我和校广播台

五年的大学生活，我还有与其它同学不同的经历，那就是我从一年级下学期到五年级上学期，当了四年的校广播台业余学生编辑。

在第一年寒假后的一次全年级大会上，辅导员让大家谈谈入校半年来的感想，不知是谁让我站起来发言，我就即兴说了些自己的感想，内容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引用了一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话。

会后，辅导员于珍觉得我的发言还有点“文采”，正好系里要健全系通讯报道组，缺个组长，他就推荐了我，让我当了农机系通讯组长。

到了系通讯组后， 我就不再担任“班主席”，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系30多个班的通讯员向校报和校广播台发稿，工作直接受系团总支领导。

当时的系团总支书记叫刘淑贞，也不是专职干部，而是比我们高一级的在校学生。此人是河北唐山人，个子不高，脸色较黑，虽然名字和本人都是女性，但性格和办事、讲话的作风却似男性。她在全系大会上讲话，总是头头是道、鼓动性极强，工作起来条理分明、卓有成效，处处显示出领导风范。那时我觉得她不仅有领导能力，而还具有一种能担当大任的潜资。

寒假时与留校同学在斯大林大街合影，后排左一是团总支书记刘淑贞，前排右二是我

　　我在校报上发的几篇小通讯，被校党委宣传部干事、校广播台负责人许智平老师看好，就把我调到了校广播台任学生记者兼编辑，后又当了编辑组长，一直到毕业前一学期。

　　校广播台设在校部小红楼二层的几个房间内，一个是播音室，一个是编辑组办公室，还有一个是放些杂物和开会用的屋子。分为编辑组、播音组和机务组，台内设施较全，不仅有全套播放设备，还有一台好像是钢丝磁带录音机，我第一次见到它感到十分好奇，以后我们编辑组有时还带着它去采访。

　　广播台人员一般保持在40至50人左右（因是轮流值班），所有成员都是学生，那时的台长是我们系61届的杨振声，北京人，脸很白净，经常面带笑容，很有奶油小生的模样。他普通话说的很标准，有时也播音。播音员是从全校学生中选出来的，不仅普通话说的标准、口齿清昕，而且男声要略带磁性，女声要感到甜美。和中央台一样，每次播音都是男女各一人。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赶吉林（台），超长春（台）”。

　　那时的校广播台在学校影响很大，广播喇叭安装在各个食堂、宿舍走廊、教学楼出口、主要街道，可以说覆盖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每天定时广播3次，早晨是转播中央台的“报纸和新闻联播”节目，中午和晚上都在开饭时播出，主要播报校内新闻。其开始曲固定为歌曲《社会主义好！》接着是男女播音员各说一句“吉林工大广播台，现在开始播音！”每当听到这个歌曲，同学们就知道要开饭了。尤其是在生活困难时期，大家总盼着听《社会主义好》。

　　于是，我就成了有幸出入小红楼的常客。第一次去时，像走进迷宫似的，转了几个弯，经过一个个办公室，才到二楼的编辑组。有时还能偶遇校长魏震或校党委书记陆锦等校领导，他们不认识我，我也只能向他们行点头礼后擦身而过。

　　1960年春，在校“群英会”上，校广播台被评为先进集体，校党委授予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播送毛泽东思想无上光荣”几个大字，会后校领导并与全台人员合影。

校领导与校广播台全体人员合影，前二排左8为校党委书记陆锦，前一排左4为校党委宣传干事徐老师，右4为台长杨振声，右5为我们系的播音员张兰芬，后排右3是我

　　负责校广播台的校党委宣传部干事许老师，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可能到学校不久，显得很年轻。他长得四方大脸，有络腮胡，身材匀称，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有点“帅”。他不定时给我们编辑组讲些如何把握宣传方向，什么是新闻“三要素”，怎样抓典型等，提高了我对新闻的认识和写作水平。

　　放假期间，校广播台仍要在早、中、晚三次播音，只是中、晚不播校内新闻，只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这就需要假期留校的广播台成员轮流值班，因每个假期我基本都在校，于是我就成了值班的主力。为早晨转播新闻方便，我就搬到了校广播台住（台内有专为值班用的小床、被子等）。工作也很简单，就是调好收音机后，再打开转播开关，全校的喇叭就能听到。

　　到了晚上，在这个小红楼内就是我一人值班。我经常打开收音机听些自己喜欢的节目，只要不打开转播开关就只有我一人能听到。

　　台内的这台收音机性能很好，能听到普通收音机听不到的很多短波。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这里是美国之音”！我听后吓了一跳，因为当时偷听《美国之音》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我立即就紧张地关上了收音机，再查看转播开关是否已关闭？当看到转播开关是关闭时，我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因为我以前听台里有人说过，有一所学校，广播台值班的人在偷听《美国之音》时，忘了关上转播开关，就传到了全校，不仅当事人受到严厉处分，连该校宣传部长也撤了职！

　　因为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校广播台工作，班级的事就很少关注，成了游离于班级之外的一个“另类”。但在系或班级集体活动时，我还是担负起宣传报道工作。

在校广播台的工作，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由于经常采访，也锻炼了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这对我毕业后当教师受益匪浅。

九、我们的校外劳动和校外实习

校外劳动

根据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们年级曾到校外参加过多次劳动。

第一次是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新立城水库劳动；第二次是在二年级下学期到农村参加春耕劳动，同去的还有系里的教工；第三次是到长春附近的九台县参加抗旱劳动等。这些劳动的时间约在二周，可能是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好的，并没有影响我们正常的学习。不过这些劳动我都没大出力，主要是让我搞宣传鼓动工作。

只有一次到学校农场劳动我记忆深刻。

这次劳动是在二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的7月中旬，我们年级的同学来到学校农场，住在农场的平房里，主要劳动就是在玉米地里铲草，多数城市来的同学不会，只有农村来的同学干的很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屈洪昌同学，他铲的最快最好，我在他后面，有时不小心铲倒一颗玉米苗，他可惜地说：“又铲没了一个大窝窝头！”。

农场吃饭是在食堂外面一个棚子内，利用这个时间，我们也组织宣传好人好事。我们年级张兰芬同学是校广播台的播音员，我是编辑，我们两人就组成了一个没有喇叭的小广播台。记得我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农场里的诺兰诺娃（当时苏联的女农业劳动英雄）”，当张兰芬念出这个稿子的题目时，大家以为要表扬某个女同学，可一听内容，原来是表扬东北大汉屈洪昌，同学们都大笑起来。

在农场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散步，忽然听到不远处飘来一阵歌声：“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啊，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这略带忧伤的优美旋律，立刻吸引了我，我沿着声音前去，只见是张楠同学在独自亨唱。我问他唱的是什么歌？他说是苏联歌曲《小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就喜爱上了苏联歌曲。我虽然不会唱歌，但以后我也逐渐学会了哼唱《喀秋莎》、《山楂树》和《共青团之歌》等歌曲。每当我哼起这些歌时，仿佛把我带进了那遥远的俄罗斯，又仿佛是把我带进了我的母校吉林工大！

小麦机收实习

到1961年6月底，我们的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都已经学完，下学期要开始开设农机专业课，为了增加我们对农机的感性认识，按教学计划7月初，要到“北大荒”进行小麦机收实习（东北多为春小麦，一般在7月底和8月初收获）。学校食堂按定量，每人发了一个发面大饼，这就是我们途中一天一夜的口粮。

临出发那天晚饭后大饼就发下来了。当我拿到这个又大又暄的大饼时，闻着那仿佛带有麦香的味道，就想尝一尝。我先是吃了一小口，咽下去后，还想再尝一口，明知这是一天的口粮，就忍不住在心里安慰说，再吃最后一口，最后一口！这样，就一口一口地把个大饼吃光了。我再看我们宿舍其它同学，大多也都吃完，我们相对就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我们是从长春乘的半夜12点的火车，天亮后就到了哈尔滨。因转火车要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学就跑到松花江边去玩了一阵。这是我们在松花江的防洪纪念塔前合影。从照片上看，我们一个个多是瘦骨伶仃的样子。

我们实习经过哈尔滨时在松花江畔合影，后排左二是我

　　由于有昨晚那大饼垫底，我又是第一次看到松花江，兴奋中也不觉饿。快到中午时，我们又乘上了通往牡丹江的火车。但一坐上火车，就觉又困又饿，坐在那里再也不想动了。这时我发现有的女同学偷偷给其“男朋友”饼吃，当时我那个羡慕啊！心想怎么没有女同学看上我呢？那怕丑点也行啊。

火车到牡丹江后，还要等开往密山的小火车，我们几个在车站旁的小摊上用一两粮票买了一碗稀饭，喝了后才有点精神。到了密山我们又乘上农场接我们的大卡车，到我们班的实习地——850农场。

卡车在类似农村的道路上行驶，我看到周围一大片一大片的即将成熟的小麦，相间还有一望无际的大片未开垦的草原，就想起了人们传说中的北大荒是“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

　　到850农场场部后，我们又分成几个小组，再到各分队去。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拖拉机，将我们组的七、八个同学（我记得我们组有张武、贾文武等）载着去了一个分队。

　　到了分队，农场的工人帮我们拿下行李，住进了一个很长的墙是泥，顶是茅草的房子内，进去一看两边是两排大通铺，中间是过道。我们就在给我们留出的空位大通铺上放下了行李。后来知道，这里的工人多是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还有一些山东、河北等地来的支边青年。

　　这个分队的联合收割机没有自走式的，都是由履带拖拉机牵引。头几天我们帮着工人师傅检修机器，维修间是敞棚式的，一天下来，每人都是满手机油，全身都是带有机油味的泥土。

　　过了几天我们就开始机收小麦了。师傅站在收割机的前面，像个船长那样，手握像轮船上的舵轮，由拖拉机牵引，在一望无际的麦海中前进。我站在后面观察机器的运转情况，若发生故障要随时向他报告。在拖拉机的轰鸣和联合收割机运转的“嘎嘎”声中，只见麦子像一阵风样被卷进收割台，经过脱粒、筛选、输送等，金黄的麦粒就像水样流淌到后面的拖车内，很是壮观！

　　遗憾的是我们分队没有人带像机，没有留下照片。只好在这里发几张其它组的照片。

同学和师傅在收割机前合影，站在最右面的是我们班团支书江兆荣

在东风-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上，前面的是江兆荣，后面女同学好像是戴维芳、何忠玲

到完达山下合影

实习结束时与师傅合影

　　不要以为到了号称“粮仓”的北大荒农场，吃饭就可以随便吃了，在那个饥荒的年月，农场的工人也定量，我们实习学生到那每人每天要交1斤粮票，记得我们去了吃的主食就是掺有豆饼的馒头。我们在收割机上收小麦时，看到刚出来的麦粒又软又香，我们就禁不住抓一把放在嘴里吃，很丢人的是，我一次吃多了，撑的胃疼，落下了个胃病的毛病。

　　在农场实习三周，8月初回到学校。

　　农机工艺实习

在五年级的第一学期，要上农机制造工艺课。为了对农机制造工艺有所了解，开学后我们就去了佳木斯农机厂实习，这个厂当时主要生产小型脱粒机，又称佳木斯脱粒机厂，后来成了东北有名的联合收获机“佳联”公司。

　　暑假刚一回来我们就乘火车从长春直达佳木斯。好像我们住在佳木斯农机校里，我们学校农机专业60届师兄、毕业分在这里当老师的校友杨金斗，还来到我们住的地方看望我们。

进厂后的第一课就是由厂长进行“安全教育”。其它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厂长举出了一个例子：该厂一留有两条长辫的年轻女车工，上岗时没戴工作帽，不小心辫子被高速旋转的车床卷起，整个头皮被揭下来了！让我们听的毛骨悚然！

当天晚上厂里还举行了欢迎实习学生的舞会，听说那个被揭去头皮的女工，戴着假发也来参加，我们都去舞场看她。只见她身段和舞姿都很好，假发也能“以假乱真”，我们感慨地说，可惜头发是假的！

实习的主要内容是让我们了解脱粒机上的主要工作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每个工序都用什么机床，什么刀具等。

　　9月9日，是厂休息日，我们去了松花江游玩，在江畔我们还合影留念。

工艺实习时在佳木斯松花江畔留影，后排右3向别处看的是我

　　说到这里，我想起1993年10月，我到洛阳参加中国农机学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和65届农机专业校友邵惠培住一个房间，他毕业后分配到这个佳木斯农机厂，他和我谈起他们厂设计试制成功新型联合收获机，这一成果荣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作为主要设计者，但在获奖名单上他却勉强排到最后一名，其原因我俩是心知肚明。

1993年10月，参加中国农机学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大校友合影：谢玉琦（工大教授）、宫福昌（63届拖拉机，工大农机学院院长）、邵惠培（65届农机，高级工程师）、何忠玲（63届农机专业，中国农机院国际合作处处长）、高元恩（农机65届，中国农机院院长）、杨明昭（农机62届俄文班，内蒙农牧学院机电系主任）、金树德（60届汽运，江苏工学院党委书记，排灌机械中心主任）、白崇仁（农机60届，洛阳工学院副院长）、贾大锄（农机61届俄文班，湖南农机所所长）、董翠芳（75届拖拉机，中国农机院《农业机械》杂志主任），左3是我。

　　实习回校后，我们就上《农机制造工艺学》课程，这门课考试成绩我虽然得了“优”，但毕业后由于没有再接触工厂，所学内容早就还给了老师，1971年我到山东拖拉机厂小件车间任技术员时，开始对机械加工好像仍一无所知，直到在这个车间工作一年后，才算基本掌握了机械加工的工艺，这是后话。

毕业实习

根据教学计划安排，我们最后一个学期是毕业设计。所以在第九学期末我们每个人都要选定毕业设计题目。选题目的程序大概是，先由系里公布毕业设计题目和指导老师名单，同学们再根据自已的兴趣爱好选择题目，最后由系里来平衡，系主任签字后再公布。

我确定的毕业设计题目是“轻型犁的设计”，设计小组共6人，我为组长，指导老师是邓道来。

我记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刘闻铎同学。东北地区由于气候的原因，农作物种植多实行垄作，在学校下乡支农时，他发现农村垄作还是沿用上百年来的原始工具，他认为，难道垄作就不能实现机械化吗？于是在毕业设计选题时，他毅然决定搞系里公布的方案里没有的题目：“东北垄作垄翻犁”的课题。当时对新开毕业设计课题特别严肃，需经系主任特批。在他向系主任申诉理由后，系主任批准了他的选题，并让熟悉垄作的金连贵老师为他的指导教师。

毕业设计题目选择和分配好后，下学期一开学，就要根据题目性质，由指导老师带队，到相应的农机厂进行毕业实习。我们小组的实习地点是当时生产犁的济南农具厂。

1963年寒假后，我们就分头直接去实习厂报到。

我和曲兆林因为参加校内的研究生考试（都未被录取），没有按时报到。又因为我们两人的家都在沈阳，又都去济南实习，考试完后我们就在沈阳多待了几天，我们到济南后，还受到了指导老师的批评。

济南农具厂毕业实习队全体合影

我们6318班毕业实习队在济南农具厂门前合影，前排左二是我

在济南农具厂实习时，我们设计小组在牵引三铧犁前合影，左三为指导老师邓道来，左四是我

　　毕业设计是最重要的教学环节，时间整整进行了一个学期。我们每人都在老师的指导下，经历了搜集资料、确定方案，计算、绘图、写论文报告和答辩等几个环节。

　　别的设计组大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可惜我们组没有留下。现借其它组的照片来再现当时的情景吧。

联合收获机设计组

播种机设计组

我们班其它设计小组

毕业设计结束时，我们设计小组在学校红楼前合影，右四为指导老师邓道来，左三是我

十、我们的老师

　　五年的大学学习，我有幸听了不少优秀老师的课，下面仅介绍我印象较深的几位。

甘永立老师

甘永立老师是大三上学期时，给我们讲的《公差与技术测量》课，在我印象中，这门课就是一大堆符号加一大堆表格，非常枯燥无味。甘老师是南方人，南方口音很重，上课时，他总是问我们等不等（懂不懂）？内容没有记住多少，但他在黑板上不停地画些小方块倒是有些印象。

我之所以能记住他，是因为我毕业十年后的1973年，我在山东农机学院（当时学校在兖州）正式第一次登台上课时，讲的就是这门课程。

山东农机学院为迎接1972级拖内制专业工农兵学员入校，教务处（当时叫教改组）从正在参加“山东拖拉机厂大会战”的教师中抽出6名教师来讲这6门课程，我是其中之一。听说课程分工是教师自选，因为我去的晚，只剩下一门《公差与配合》课无人讲授，自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那时没有教材，学校让我们自己编写后油印。于是，我就拿出我上学时甘老师讲的教材（也是他编写的）《公差与技术测量》，先是认真读了一遍，因内容多已还给了老师，读起来好像重学一般。只有我看到书中那些小方块时，才想起了甘老师那模糊的形象，才唤起了我曾学过这门课程的记忆，我才知道，那些小方块是非常有用的“公差配合图”。

李德桃老师

李老师教的是《热工学》。这门课程是一门考查课，内容又牵涉到很多化学名词，而我化学学的又不好（考试勉强及格），所以我对这门课并不重视。现在我能记住李老师，是因为他的讲课方式很独特。

他上课从不带教材，只拿着一本已经发黄了的小本本，但讲课时他并不看这小本本，上课的第一句话就问前排的同学，我上次讲到哪了？当同学们告诉他时，他就像那大江的流水，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课。我们开始还不太习惯，但听久了，就觉得他真是知识早已烂熟于胸，例题信手拈来，讲课条理清晰。那些枯燥的字句，到了他的嘴里就像活了一样。至今回想起他的讲课还有些陶醉！

景维基老师

景维基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大课，是《机械零件课程设计》的指导老师。

景老师是刚从本校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中上等的个子，北京人，说一口略带北京土话的普通话，听说当时他正和校外一女士热恋中，故脸上总带着幸福的笑容，美中不足的是他笑的时候嘴有点歪。

多年后，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永元时，突然有个错觉，这不是我们的景维基老师吗？

我现在还能记住他，不是因为他像崔永元，是因为我经历了《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这一实践教学环节后，使我对“机械设计”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使我的学习态度有了大的转变。

在《机械零件课程设计》之前，我们已经学完了20多门课程，可以说以前那些课程我都是被动去学的，不知道学这些课程有什么用，只是觉得学校让我们学就学吧！

我们《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设计的是个传统的题目——设计变速箱（可能这个题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在设计过程中，我才逐渐明白了设计个变速箱要用《机械原理》的知识进行计算传动比，要用《材料力学》的知识去进行受力分析和强度计算，要用《机械制图》的知识来表达机器整体和零件的结构，要用《公差与技术测量》的知识来选择配合种类，要用《机械零件》的知识来选择标准件等等，等等。还知道了轴承、螺栓、螺帽等都是标准件，用不着再去设计，知道了为什么在一个厂生产的标准件在所有机器上都能通用，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公差课上所说的“互换性”。

这时我豁然开朗！啊，原来我们以前所学的课程对一个机械设计师来说是多么重要！从此，对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我就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感谢景老师，感谢《机械零件课程设计》！

周作伸老师

我们“农机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主要专业课是《农业机械设计与理论》。这门专业课又分上（耕播机械）、中（收获机械）和下（特种机械）三个部分，用三本教材（全是我们任课老师编写的全国通用教材），分在三个学期上，由三位老师讲授，可见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教我们的这三位老师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我们先上的是上册——耕播机械，讲课的是周作伸老师。周老师个子不高，大约在1米5多点，他的夫人也是学校教材料力学的老师，个子也不高。我们班的窦国君曾见到他们夫妻俩摇摇晃晃地抬水，小水桶刚刚离开地面。

周老师个子虽然不高，但讲课声音很宏亮，很有穿透力，在合堂教室坐在后面也能听得很清楚。他讲课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每种农业机械的讲授总是先从其要达到的目的开始，然后再讲用什么样的原理结构来实现这样的要求。

听完周老师的讲课，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农业机械本身并没有什么理论，而课堂所讲的理论，实际上是前人用基础理论知识来解决农机中实际问题的一种方法。

如犁体曲面测绘，用的就是制图中的投影知识；机组瞬心和犁体受力分析用的是理论力学知识；旋耕机刀片曲线用的是数学知识等。

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不仅要讲出这种现成的方法，而且应该再进一步讲出，这种方法是怎样想出来的，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去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毕业以后在山东农机学院，我的教学任务主要也是讲《农业机械设计与理论》，他的讲课方式对我帮助和启发不小。

大约在1991年，周老师出差来到山东，他听说我在淄博的山东农机学院时，就专程从济南赶到淄博，来到学校后直接找到我家，可不巧的是我当时正在潍坊市的青州（离淄博40公里）办校外班。我妻子立即到她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你大学的周老师来了，住在淄博宾馆。我听后也立即乘长途汽车赶回淄博，直接到了淄博宾馆见到了我敬爱的周老师。我见他模样一点没有变，说话还是那样宏亮，态度还是那样亲切。我们谈了各自的近况，他说他现在主要是在研究食品与包装机械等。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

以后我从网上知周老师1996年退休后，一直在学校的督学位置上认真工作。

2018年5月30日，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为周老师等由校督学位置上退下来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表彰他对农机教育事业的贡献。

左二为83岁的周老师

　　赵学笃老师

赵老师给我们上的是《农业机械设计与理论》的中册——收获机械。

赵老师个头比周老师高些，但比周老师内向，他们俩人的讲课和风格也大不相同。如果说周老师讲课像那奔腾的江水，气势磅礴，赵老师讲课则像那小桥流水，涓涓不断。

按当时的观点，赵老师有点“只顾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曾传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见面后，他摘下他那高度的近视镜，凑到那女生胸前看了看女生戴的团徽，就问她你戴的这是什么牌牌？那女生一看这个连团徽都不认识的呆子，二话没说就拂袖而去。

但赵老师讲课环环相扣，善于分析，听惯了很容易吸引人。当我拿出当年听他课的笔记时，看到我曾在笔记上密密麻麻地写下的心得体会，感到我当时是真的听进去了。

当年我的收获机械课堂笔记

　　赵老师讲课时，曾说过这样一句不被人注意的话：“农业机械实际上就是用机械来模仿人的劳动”，但我记住了。

　　在我以后的教学中，我曾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如在讲脱粒机的结构时，如果总是指着脱粒机说，这是滚筒，这是筛子，这是风机等，学生们总是听的心不在焉，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于是我想到了赵老师的那句话，就改变了讲解方式。

　　再讲课时， 我先不讲脱粒机的具体结构，先问他们：“在农村的同学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麦子将要成熟时，撸几穗麦子下来，拿在手里一搓，再用嘴一吹，剩下的麦粒放到嘴里，真是又香又甜！”接着不少同学笑着说：有！我接着说，这用手一搓，就是“脱粒”，这用嘴一吹，就是“清选”，脱粒机就是模仿这两个动作由“脱粒”和“清选”两部分组成的。大家再看看这里面哪些部分是用于脱粒？哪些部分是用于清选？学生们兴趣盎然，积极查看，效果很好。

　　感谢赵老师！

　　

　　崔引安老师

最后，我要说一下崔引安老师。

他在学校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上几届的学长们传说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教授，在反右时不知说了句什么不该说的话，被打成了“右派”，又听说他学识渊博等，我在想报考学校的研究生时，出于对教授的迷信，就想拜访他，征求他对报考研究生的意见。

因为他是“右派”，我不敢白天去他家，就在一个晚上，偷偷去了他家，敲门进去后，他对我很是热情，虽然他也是南方口音，说话很慢，听的倒很清楚。因为是晚上，我又是个学生第一次去教授家，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当时我们谈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概是他说了些鼓励我的话等，也没有看清他的模样，我就离开了他家。这次去他家，好像是白去一趟，对我考研来说没有什么收获。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经历虽然和袁旷苏主任相似，但资格要比袁主任老。他1917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农学院农学系，1945年考取公费留美研究生。留美期间在美国爱渥华州立大学获得农业工程科学硕士，1948年回国后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兼农业工程系代理主任，主持筹建中国最早的农业工程专业。

解放后的1952年，来济南任山东工学院汽车教研室主任，主持了汽车设计与制造新专业的创建工作。1954年，他和山东工学院汽车专业一起，来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并作为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筹备委员参加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创办工作。1955年担任机械系副主任，并兼农业机械系筹备小组负责人。1957年夏，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正式成立了农业机械系，崔引安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教授，在此期间，崔引安主持筹建设立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农业机械系和我们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创始人！他成了“右派”后，当然一切职务都归“零”。

反右运动后，党为了加强对高校的领导，选派了一批党员业务干部到各高校任各级领导，作为党员而又留学美国的袁旷苏主任就来接替了崔引安主任。

1980年，被“平反”后的崔引安老师，不想和把他打成“右派”的同事们继续为伍，就想调离吉林工大。调到什么地方？他想到一个设有农机专业的学校仍当一名农机教师。而年近60岁的他，不得不考虑离孩子们近一些的地方。

他有3个孩子，一个在北京，两个在山东，他当时考虑北京可能不好进，就选择了来山东，而山东有农机专业的学校只有在淄博的山东农机学院，就有意来山东农机学院工作。

他来之前想先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于是他从长春先到了济南，找到当时在山东省农机研究所工作的吉林工大61届毕业生邹祖林，在济南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们二人就乘火车来到淄博山东农机学院，我和邹祖林学长认识并有联系，他们来校后就先找到了我。

我听说崔老师要来我们学校工作，很是高兴，我说这个学校从兖州搬迁回来不久，农机专业教师十分短缺，你这样农机元老级人物来学校那对学校的专业建设和发展太有利了，学校肯定欢迎！崔老师听了也很高兴。崔老师又问了我农机专业的师资情况和实验室情况，后我带他在学校转了一下，他还对着学校新建的教学楼说，有了这座教学楼就解决大问题了。他还问我买粮和买菜等是不是方便，我还带他到学校北面的一个粮店看了看。中午在我家吃了便饭，吃饭时他对我和邹祖林说，这个学校缺的就是科研成果，我想带几个课题过来，我听后自然很是兴奋。

看来崔老师已下决心要来山东农机学院了。但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逆转。

下午，我带崔老师到学校会见学院领导，我向院领导介绍了崔老师的情况和要来我校的愿望，院领导听后没有表态，说学校要研究一下再答复崔先生吧，态度较为冷淡。崔老师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明白他在这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后，我看到崔老师心中不悦，提出要回去我也没有挽留，我送他们到火车站，在等车时，崔老师说，我再到北京农机学院看看吧。

正如崔老师判断的那样，不知学校有没有研究崔老师想来学校的问题，反正没有了下文。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文革”过去不久，对调一个“右派”进来，学校领导仍有“余悸”，意见不统一，就不了了之。我又联想到“文革”后，很多被分配到边疆的校友，想调回内地工作，当看到山东农机学院的招聘广告后，不少人和我联系，想来学校工作，我将他们的情况向学校汇报后，学校人事处发现这些人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海外关系，再不就是右派，没敢接受。

崔老师1981年调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任教授，并兼农田水利工程系主任。1982年他在该校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生物环境工程专业，1986年国家教委批准该校农业生物环境工程专业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96年批准为中国农业生物环境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点。

现在想来，山东农机学院没有接受崔老师是学校的一大损失。就崔老师的水平和在农机界的名气，很快就会将学校的农业工程学科带起来，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学校也许在1986年左右就会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点，何至于以后经过千方百计努力，到了1998年才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点？这是后话。

十一、介绍“女朋友”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在校时，我高中同学曾给我介绍过“女朋友”的往事。

　　我高中的同学李兴民，原是我们高中班的团支部书记，他考上了吉林师范大学外语系，因我们两校只是一墙之隔，而且还开了一个小门，如同一个学校，有空我经常找他去玩。有一次我还观看了他们系的歌唱比赛，其中有个节目是用5国（中、俄、英、法、日）语言唱《国际歌》，那气势磅礴、雄浑壮丽的旋律，用不同语言唱出来，让我心中涌动出澎湃的激动！

高中毕业时几位好友合影，前排左一为李兴民，后排左二是我

　　由于李兴民到大学后仍任班级团支部书记，高高的个子，长的潇洒倜傥，又很有领导才能，师大女生又多，是众多女生追求的目标。他们班团支部女宣传委员，经常以谈工作为由，捷足先登，入校不到一个学期，就把他追到了手，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后结了婚。

在1961年的“五一”期间，我去他宿舍找他，正好他的女朋友也在。闲聊中她女朋友问我，你有女朋友吗？我说我们工大女生少，而我又不出众，家里又穷，父亲又有历史问题，没有哪个女生会看上我。她说我们师大女生多，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李兴民来找我，也没说有什么事，只说让我周日到他宿舍去。周日我到了他的宿舍，只见他的女朋友和另一位女生坐在一起，当我看那女生时，她也上下打量我，我就明白这就是给我介绍的女朋友了。见她长的虽不特别出众，但很顺眼，给人一种真诚、善良的感觉。经介绍，知她是师大生物系二年级学生，家在四平，父母都是工人。一会儿，李兴民他俩说有事出去了，我们俩又谈了谈，无非说些彼此在学校的情况，都觉得“还可以”，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我就回到学校。

以后我们又相约谈了几次，均觉“尚可”。我将我父亲因历史问题正在“劳改”的情况如实向她说出，以免“节外生枝”。她对我说了一句当时虽然流行，但仍让我很感动的话：“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这是当时对家庭出身认可的潜台词。有一次我们在斯大林大街上漫步，被同学战乃源看到，他还说这姑娘“很可以”，意思是说配我还是很可以的。

　　大约5月底的一天，她约我去师大医院，看望她因病住院的同学，我想看病人时应该带些礼物，但穷学生也没钱买礼物，我就带了一本在校图书馆借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思让她的同学以书中的保尔那样的态度战胜疾病。

　　到医院后，知她同学得的是肝炎（那时据说是因吃了进口的“伊拉克枣”，得这病的较多），她还介绍说这位同学是她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见她同学半卧在床上，因怕传染，彼此也没有握手。这位团支部书记十分健谈，先问了我们学校的情况，又说她男朋友是位解放军飞行员，现正在工大旁边的航校学习等等。

　　但自这次去医院后，我发现她态度有变，一次在见面时，我发现她不像前几次相见那么开朗，好像有说不出的难处，我们相互沉默了一阵，她好像下了决心，交给我一封信后，说她还有事转身就走了。

　　我打开信后，看到她写的字比我好多了，娟秀而整齐，像稻田中排列的一颗颗秧苗。其内容大致是：她曾将此事向她团支书进行了汇报，女支书坚决不同意！说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是件大事，不仅影响你们这一代，连下一代都要受牵连。女支书阶级斗争的弦绷的很紧，她有些说不出口的左右为难，只好写这封信。最后的内容是：今后我们做个“一般朋友”吧！“一般朋友”就是不同意的同义语。

　　虽说要做“一般朋友”，但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因我们接触时间不长，感情并不深，我也没感到多少“痛苦”。事后我才知道，那次她带我去医院，就是让她团支书看看我，有点在政治上“把关”的意思。

　　多年后的2017年，我和妻子去沈阳，见到李兴民夫妇，还当笑话提起过这件事。

李兴民妻（左）和我妻当笑话谈她给我介绍“女朋友”的往事。

十二、毕业分配

　　1963年7月，毕业设计答辩后，我们完成了五年所有教学环节，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和毕业纪念章，各班照了毕业照，就等待毕业分配了。

我的毕业证书

毕业纪念章

6318班毕业照，后排中间是我

　　我们毕业的1963年，我们国家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国民经济日趋好转。全国都在落实“农业为基础”的国策，都在落实毛主席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和“各省、地、县都要建立农机研究所”的指示，这对我们农机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无异是个天大的喜讯！

　　在这种形势下，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农机所，各中央、省级大型农机制造厂，各新上农机专业的高校都纷纷来学校要人，据说，我们农机专业近200名毕业生，光是农业机械部的中国农机院就来要40多人！当然，这些都是以后我才知道的。

　　学校在我们毕业分配时，并没有征求个人的意见。只是让大家都表态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听说内部分配原则是“远是对（指在校谈恋爱的分到边疆），近是赘（指已经结婚或家庭需要照顾的分到离家近点的地方），不远不近是光棍！”

我当时想，我既没有对，也没有赘，光棍一条，那时思想很单纯，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受党多年教育，分到哪都行，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所以思想毫无压力。也没去找负责分配的人提什么要求（那时的同学多数都这样，去找的人还真不多）。，

等到分配方案下来，我方知我和傅文贤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后改为山东工业大学，现是山大的千佛山校区）任专业教师。当时也不知是好是坏，我拿到派遣证后先到沈阳家中住了几天，就高高兴兴来到山东工学院报到了。傅文他比我晚到几天。报到后我们俩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题为“第一个岗位”，意思是以后还不知道要变动多少工作岗位。

我与傅文贤（右）到山东工学院报到后照的第一张像。

　　后来还真像照片上写的那样，1971年，因山东省专业调整，将山东工学院农机专业调整到山东农机学院，我们俩也就被调整到山东农机学院，从济南先是去了兖州，后又到了淄博。

　　傅文贤在1979年调到了吉林管理干部学院。

　　后来我才知道，1963年新设置了农机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山东工学院第二机械系主任冯绍年，到学校要两名学习较好，适宜当教师的毕业生分配到山东工学院任农机专业教师。

　　开始的人选是傅文贤和高尔光。原来的分配方案是将我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这时，高尔光找领导说，他家在北京，家中实在困难需要照顾，领导就修改了分配方案，分配我和傅文贤到山东工学院，高尔光去了中国农机院。

　　后来有人说，我可惜了没有进北京工作，但现在想来，分配到山东工作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是因为我的动手能力较差，也就是说手很苯，对机器的结构什么的脑子反映很慢。如果让我到工厂或到设计单位做技术工作，肯定是个低能、不合格的人。但我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比动手能力要强些，再有我有一定的文学爱好和基础，因此比较适合当一名教师。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