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师山书院”的几点回应

芦苇

有点意外，一早起来，在有“金乡文化高地”之称卫城客厅公众号上看到了“卫小白”同志发布了《“师山书院的前世今生”一文需要商榷的几点意见》一文。其实不同观点讨论，本是好事，所以我怀着很欣喜的心情阅读这篇文章，但最后深表失望。一是没有自己的新观点，新史料，只是把我与中苏老师和如亮兄在微信群内的讨论内容作为依据（这两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不知道，到底是卫小白与笔者商榷，还是代表中苏和如亮两位好友与我商榷。如果是代表，我想问问，有没有取得两位好友的“授权”。二是笔者依据知县汤肇熙《出山草谱》中判词的记载，判断“师山书院”的原址在“卫国寺”。而“卫小白”的文章中说“师山书院在金星街”，其依据是几位老人并不明确的回忆讲述，这并不令人信服。其实没有史料支持的争辩，一切都是无意义。但是既然“出招”，那我就再亮亮“证据”。看看谁是没有“建设性的研究”，看看谁更有“原则性”。 1、“历史使命”的问题。我在《师山书院的前世今生》中认为，清廷下令“各省府州县书院改为各级学堂”，“师山书院”由此也改为“志成学堂”，后来与卫西学堂、醒狮学堂三校合并为公立金镇公学，完成了历史使命，我是站在师山书院的历史角度而言，因为新学校不再是在卫国寺，而是在金乡南门。而中苏兄认为，“师山书院”改“志成学堂”，其实已完成历史使命，他是就教育的价值取向而言，完全没错。我们只是认识角度不同，这本来就是正常的探讨，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以被卫小白先生作为“商榷之一”？（我不禁怀疑，这是否在调拨本人和中苏先生的关系。） 2、师山书院原址是不是在卫国寺问题。汤肇熙《出山草谱》中有好几篇写道“师山书院”是如何在金乡出现。他从选址，到学田，交代的非常详细，记载非常清楚，笔者在《师山书院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已经详细披露，毋庸赘述。但让我奇怪的是，卫小白引陈如亮兄的观点，说不在卫国寺，而在金星街。还说汤肇熙“有要求把卫国寺改为狮山书院，但是没有实施。最后选择殷汝镕建的五间房子。按照“谁质疑，谁举证”的规矩，既然质疑我的观点，总要举证吧。汤知县“计划没有实施”的证据呢？什么原因导致计划没有实施？文中只字未提。好吧，既然是“计划没有实施”，最可能的理由是金乡的乡绅反对吧。我再举一则汤肇熙的判词，看看金乡乡绅们的态度。在《禀金乡镇议建书院，以积谷案内余李氏捐田改充膏火经费，情批示遵办》中，汤肇熙写道：“惟金乡镇素无义塾，只以经费难筹，缺而未举……兹据各绅士商议，就本地旧有庙宇一所，劝捐改建书院。是项捐田，请以租息改充膏火等费。众情悦服，余李氏亦所乐从，一再面禀前来。”这里的“旧有庙宇”显然就是前文的“卫国寺”。“众情悦服”指的是各乡绅都同意，包括余李氏也乐意，极大欢喜。我不知道，哪里有半点“计划没有实施”的影子。寺院、宫祠办书院，不需要征地、购地，不需要建房，只需将房子的功能改变即可，方便易行，历史上官府都采用这种办法。明代平阳知县王约，为了在平阳县内推行社学，他将县内的数十所“淫祠”、佛堂等皆改为“社学”，如龙港东庄的东林寺就曾改为“东林社学”；仙居寮（乡村佛堂）改为“仙居社学”；金乡附近的灵鹫寺内办“箭岙社学”。到清代，与师山书院同时期的宜山“亲仁社学”也是在“杨公祠”（纪念杨配篯）内；陈际中和陈筱垞父子在“仓圣祠”内办“星岩书院”。甚至到了民国和解放后，这种做法还延续，比如芦浦的报恩寺内设学校，我的父亲就在其中读书。卫国寺本来就是地方人士集资建设的，并非是私人的寺院，有三十多间房子，非常适合办学，所以汤肇熙想到将卫国寺改为师山书院，“似一举两得”。据余德贤先生说，卫国寺在解放后、文革前那段时期，曾在里面办“东海中学”，“金乡通”之称的王德科先生任校长。卫小白在文中又说，汤肇熙的判词是政府抄告，言下之意是内容靠不住。古代知县是行政、司法一肩挑的，这类判词是知县处理民事案件的结果，类似今天法院判决书，而不是政府抄告这么简单。试问，如果判决书都不可靠，那我请问，你有师山书院在金星街的文字依据吗？听几个老人并不明确的讲述，就断定金星街是师山书院的地址，是否有失草率？ 3、再说一说“师山书院”和“狮山书院”。其实这只是称呼上不同，实际上同一座书院。《金镇文成碑记》中明确写作“师山书院”。汤肇熙在判词中，就有写作“狮山”，也有写作“师山”。刘绍宽先生在民国《平阳县志》的《学校志二》中明确写道：“狮山书院，在金镇乡，清光绪间，邑令汤肇熙所设。初，职员余倬章妻李氏助社仓田二百亩、基地亩许。至是，拨田为书院膏伙资。嗣书院改为志城小学校，与卫西小学合并为金镇小学，今为金镇东南小学，其田及售出基地金并入小文成田，为全乡小学固有学款。采访。” 我想，创办师山书院的董事余寿相，夏毓兰都是金乡有名的乡绅，他们都是贡生、秀才、监生等，是有学问的人，既然在《金镇文成碑记》记为“师山书院”总有他们的考虑，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想法，我在行文要时遵从习惯，也写作“师山书院”。这总该没有异议了吧？最后想讲一点，我事务繁忙，对卫小白之文所谓的商榷，本来懒得理睬，但金乡朋友来电咨询甚多，故回应一下，以正视听。我真心期待有人拿出“硬码”的证据出来，来证明金星街66号是师山书院，而不是靠几位老人不明确的回忆，就断定汤肇熙的判词不靠谱，这不是做文史的应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