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所历史名校中追寻她的足迹 ----为纪念母亲百年诞辰而作

宋迎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今年8月1日是她老人家的百年诞辰。母亲的终身职业是小学教师，194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先后在北平北长街小学（1941.8--1950.2）、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50.3--1959.7）、银川师范附属小学（1959.8--1984.12）任教。我就从这几所学校入手，追寻母亲的百年足迹吧。

教师生涯的起点----北京师范学校

母亲1921年8月1日出生于济南，当时我的姥爷周嘉琛任北洋政府山东省政务厅厅长、财政厅厅长，1923年调到北京任内务部民治司司长。母亲2岁左右就随姥爷到了北京，在北京长大成人，对老北京四九城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说的是京味儿普通话（姥爷说的祖籍绍兴的官话母亲听得懂但不会说），爱听京剧，所以母亲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北京人。1938年秋，早已辞官经商的姥爷拉扯着20人的大家庭，生活日渐艰难，初中毕业的母亲为了一家的生计，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学校的前身是京师第一师范学堂，初创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5月，1912年（民国元年）6月，教育部将京师师范学堂改组为北京师范学校（老舍先生1913年考入改名后的北师）。1936年1月，改称为北平市立师范学校。1938年12月，改称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到49年北京解放时，北师已经有44年历史。1958年，北师被改办为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解放前，北师一直是北京唯一的培养小学校教师的摇篮。今天北京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她的众多的老学子都亲切的称呼他们的母校为“老北师”。

（1937年的北师大门）

（1937年的北师外景）

　　（分校外景、分校大门 、分校办公室、分校教室）

老北师的校训是“弘毅”，老北师的校歌唱的就是“弘毅”精神，从中也许会明白为什么北师会成为教师的摇篮。

"誓展宏图不顾身，万事要重新，大家振作好精神，黾勉重为人。为人！为人!!从今黾勉重为人!!!
强国强种须认真，尝胆曾卧薪。体徳智育研究醇，师道冠群伦。群伦！群伦!!巍巍师道冠群伦!!!
同心努力及兹辰，唤起中华民。合群共换风俗敦，大地皆阳春。阳春！阳春!!神州大地皆阳春!!!"

　　（北师的校训）

（北师的校歌）

据范有生老先生《忆老北师》记述，1937年7月，北平沦陷。8月，日本教官来校，控制学校行政，监督教职工和学生，强行增加日语课。

（范有生先生的回忆片段）

范老先生的记述与母亲的记忆是相吻合的。母亲曾说过，北师在当时开设有日语课，她还曾参加过日语演讲比赛。母亲在晚年时仍可以听懂简单的日语对话，曾留学日本的父亲经常用日语称呼母亲“周（修）老桑”。

可以说，老北师的师范教育是全面的扎实的，从以下几个细小的事情可见一斑。我们兄妹四人都是从母亲任教的学校毕业的，但母亲从来没有正式教过我们，只是我在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请假，母亲临时给我们班代课。母亲隽秀工整的板书令我惊羡，母亲讲课时所用的明显不同于平时说话的高腔又让我感到诧异。后来当我也成为教师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举止言行完全是严格规范的职业训练的结果。记得在北京西铁匠胡同我爷爷的家中，还有一架脚踏风琴，应该是母亲上北师时购置，和父亲结婚后带过来的。70年代初，母亲所在的银师附小一度改成七年制（小学6年加初中1年）的学校，缺音乐老师，母亲就从学校借来脚踏风琴，代起了音乐课，母亲弹琴一招一式都是有板有眼，在弹主旋律的同时还能带上简单的伴奏；缺英语老师，母亲就拾起了多年不用的英语，还多次向我中学时的班主任，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的杨绍宽老师请教，杨老师对母亲准确的发音称赞不已。

　　（北平师范学校的学科课程和考试科目）

80年代初，在整理家中的旧物时，我偶然看到了母亲当年的毕业证书，才知道她当年是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师范学业的。顺带说一下，民国时期的毕业证书比现在的毕业证书讲究，除了有现在毕业证书必有的元素外，还有学校对毕业生学业品行的评价。我看到母亲毕业证书上对母亲的评价是非常好的，可惜当时没拍下来，现在也不知何处了。

　　（《北京师范学校史料汇编》中的历届毕业生名录）

　　（母亲退休后在家中弹奏电子琴的情景）

　　母亲在北师时最要好的同学是关敏卿老师，关老师毕业后先在北平师范附属小学任教（著名作家王蒙就读该校时，关老师任过他的唱游课老师），1944年转到到北京实验二小任教，后来成为北京市著名的特级教师。解放后，母亲也来到实验二小，和关老师成为同事，也与关老师成为终生要好的朋友，即使后来母亲调到宁夏，也与关老师保持着亲密地交往。

　　教学生涯第一校----北长街小学

1941年秋，母亲从北师毕业后来到北长街小学当起了小学教师。北长街小学坐落在北京西城区北长街中部的路西（北长街71号），一段灰色的院墙呼应着街边茂密的老槐树，西侧与中南海、东侧与故宫毗邻，北侧与北海公园一街之隔。学校建于1936年1月（民国二十五年），原名为北平市教育会附属小学，后更名为北长街小学。校址原为皇家道教宫观，建于清朝雍正十年，学校的大门在校园的南端，门口的墙上嵌有石碑，刻有“昭显庙”字样，昭显庙俗称雷神庙，为皇家祭祀雷神之用，至今已有279年的历史。1925年3月10日至4月15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曾在这座皇家庙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北长街小学正门）

校园内原有钟鼓楼、前殿三间，后殿五间，东西罩房数间，现保存的是后殿，现保存的是后殿，面阔5间，宽18.5米，进深8.46米，建筑面积约154平方米。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立的文物保护名牌）

　　（校园内原有钟鼓楼、前殿三间，后殿五间）

　　（现在小殿、中殿还有，山门已被拆除）

　　（校园内保留下来的影壁）

据史料记载，老舍先生在1923年由天津回到北京后，当了两年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就住在北长街小学东北角的院子里，在那里写下了著名小说《骆驼祥子》。

　　我已无法获得母亲当年在北长街小学的任何文字图片资料，只记得母亲曾说过，那时姥爷已经家道中落，住在西城留题绩胡同，她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北长街小学上班。也就是在北长街小学任教期间，我的姥爷、姥姥先后于1944年、1948年去世，母亲和我二姨（母亲的二姐）共同靠微薄的收入维系着全家的生活。母亲曾感慨地说起，小学老师怕的就是过年，因为不知道下一年还会不会被校长聘任，所以每到过年还得盘算着怎样给校长送礼。

（如今的北长街小学校园）

母亲在北长街小学任教期间，发生了影响她一生的大事件，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父亲。父亲194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直接入二年级学习，48年毕业。母亲与父亲相识应该是45年到48年间。父亲在北大期间曾到北长街小学兼代课教师，到中小学代课是当年很多北大学生的谋生之道。坐落在北海东侧的北大离北长街小学非常近（不到两公里），父亲当年的宿舍在金鱼胡同一带，位于北大的东南侧，而北长街小学则在北大的西南侧。北长街小学、北大、金鱼胡同宿舍，三地形成三角之势。

（北长街小学、老北大、金鱼胡同位置图）

父亲当年曾因参加民主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据1948年《北大反迫害快报》1号报道，“北大史四宋国柱，二月一日下午一时在金鱼胡同4号被便衣特务架走”。该篇报道还介绍，“老宋是史四的稳健派，河北徐水人，瘦长高个子，他热爱民主自由像爱自己的生命，做过《平明日报》的特约记者，《大学周报》的编辑，现在一个中学里教书。”母亲虽是封建官僚出身的小姐，但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青年，与父亲这样的穷学生相识、相知到相爱是很自然的了。

（母亲与父亲当年的照片）

母亲在北长街小学期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和开国总理续上了亲戚关系。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何香凝任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任副主席。大会闭幕那天，母亲带着学生向出席会议的全国妇联领导和外宾鲜花。在会上见到当选为副主席的邓颖超，递上了事先写好的纸条：“七哥七嫂，我是周嘉琛（周恩来再从堂叔）的女儿周毓济，不知七哥还有没有印象，还认不认这个关系？”邓颖超说，我知道有这门亲戚，这个星期天我去看你们。母亲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家后，全家人兴奋不已。到了星期天，邓颖超如约而至，令母亲全家惊喜的是七哥周恩来也一起来了。这以后，母亲一家成了西花厅的常客。

（第二排左起第一人是母亲）

　　（1999年母亲和父亲在北长街小学门前的合影）

　　（2021年清明节之夜，我到北长街小学追寻母亲当年的足迹，北长街小学的牌子已没有了，学校改为161中学附小）

　　教学生涯的高光岁月---北京实验二小

　　母亲是1950年3月从北长街小学转到实验二小工作的，直到1959年8月随在教育部工作的父亲调到宁夏，母亲在实验二小工作了近10年。

北京实验二小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校，其前身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1909年9月19日（清宣统二年）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成立。初定名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只招收女生。1911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实行三学期制。1912年开始兼收男生，学校迁入手帕胡同34号。1931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院（即女师大）合并，学校也随之易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1941年，男女两师范学院合并为师范大学，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校。1946年，学校更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1949年改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1955年，启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之名至今。2007年12月19日迁入新文化街111号新校址。

（手帕胡同老校址大门）

我爷爷（毕业于保定二师、曾任徐水小学校长、是老家当地著名的乡绅，后在北京就读北平民国大学，在北京女三中退休）给我讲述往事时曾经说过，解放初，他征求已在北长街小学任教导主任的母亲是否愿意到离家更近的实验二小工作，母亲欣然同意，于是我爷爷去找了在实验二小任校长的同乡孙钰，介绍自己的儿媳到实验二小工作，孙校长表示同意，于是母亲就从北长街小学转到了实验二小。

（位于西铁匠胡同的校门）

（新文化街新校址的校门）

应该说，在实验二小的10年是母亲工作最舒心、最开心、最意气风发的10年，也是母亲终生都难以忘怀的10年。这里名师云集：著名校长有著名教育家孙钰、“人民教育家”陶淑范；著名教师有1956年北京市首批特级教师马英贞、霍懋征、胡汉娟、贾一之，1979年特级教师关敏卿，姚尚志（1988年-1996年任校长）。

　　（《实验二小百年纪念册》刊发的照片）

“爱的教育”是实验二小的传统。在百年历程中实验二小始终承续着这一传统，爱的教育像一条生命的扭带连接着师生的心，凝结着师生的智慧和力量。对于实验二小来说，爱的教育，是学校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一个博大精深、求索不止的课题，是历史给学校留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爱的教育不仅是爱心的相融、情感的交流，也包含着深邃的教育思想理念，包含着对人格、人生、理想境界、教育方式、教育民主、教育价值的追求和思考。母亲深深地浸润在爱的教育之中，在她的言行举止、言传身教也透发着爱的精神。母亲去世后，她曾任班主任的六丁班的同学在追思会上朗诵了饱含深情的诗，可以反映出母亲是怎样的一位爱的使者：

　　敬爱的周老师 / 您高尚的品格永远光彩照人 / 永远激励我们追寻 / 人的一生就要像您这样走过
努力耕耘无私奉献 / 不求回报 无怨无悔 / 始终如一 / 一生善良温和 / 关爱他人 / 真正的慈母心啊
您的谆谆教诲我们会永记心间 / 尽其所能多做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家庭的事 / 不愧为您的学生、儿女
敬爱的周老师——我们的母亲 / 您高尚的情操、品格 / 是留给社会 留给世人 留给您的学生儿女们的巨大财富 / 您的灿烂光辉永照人间

师大二附小五二届六丁班
永远爱您的学生儿女们

2008.11.21

彭志蕴同学写的《献给烛光里的妈妈》也能够反映出母亲对爱的教育的传承：

烛光里的妈妈——敬爱的周毓济老师
　　您用真情厚爱培养了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 师大二附小六丁班的每一个成员 久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 至今都在感受着集体的温暖与力量 这是您留给我们的深恩

　　母亲（前左二）和实验二小的老师们在校园的合影

王基林同学的回忆把我带到了当年的岁月：

（王基林同学回忆文章片段1）

　　（王基林同学回忆文章片段2）

实验二小国内外教学学术活动交流多、校园氛围好，母亲有众多的名师可请教，有才华横溢的同事可切磋，有质朴可爱的学生可以教学相长，苏联教育专家赞可夫、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在实验二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母亲在这里如鱼得水，教学水平得以滋养，得以升华，有了质的飞跃，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母亲曾经讲过那时她经常做教学观摩课（现在叫做教学公开课），来听课的既有中外教学专家，也有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的同行。刘光宇同学的回忆文章生动地反映了苏联专家、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等众人考察母亲观摩教学课时的情景：

　　1951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教育部、教育局众多人员陪同下，考察我们班的"五级分制"课堂教学。（我们五丁班是全国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学习苏联五级分制教学重点实验班"）教室的后面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头一堂是周毓济老师的语文课，点名几个同学来分段接续朗读老舍的《龙须沟》。周老师也点我朗读一段，段落内容是：街道交给“程疯子”一项“看自来水”的工作，“程”心存感激、无比认真，天还没亮就惦记上工。当我念到他问妻子：“娘子，天还没亮哪!鸡怎么还不打鸣儿啊?”这句话的时候，我学着电台播出该剧中那“程疯子”的语气读出来。听到我这副腔调，周老师忍不住带头笑了，满屋子的人随之全都哄堂大笑。于是，原来笼罩着直叫人喘不上气来的紧张气氛，豁然散开了。

　　（刘光宇同学回忆文章的片段）

（母亲批改的刘光宇同学的作文）

（何瑞同学回忆文章片段）

　　 （王基林同学回忆文章片段3）

　　（杨宏文同学回忆文章片段）

从学生的回忆可以看出，母亲一开始也不是专教语文，而是数学语文都教，还长年做班主任。这些学生用质朴的语言写出当年母亲的形象：“她清瘦的脸上总带着微笑，轻声细语，一点一滴，由浅入深带领我们踏进数学的大门。”“她讲课简洁、明确、极会启发引导。”

　　（第三排：3 周毓济、第二排：2 关敏卿、11 霍懋征）

　　母亲（第二排中立者）和老师们在实验二小校园里

顺带说一下，我们兄妹四人都是母亲在实验二小的10年中陆续出生的，好像也没有给母亲的教学带来什么影响。听父亲说，母亲在我们出生的前一天还在上课，第二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到医院生产，还没做满月子就又去上班了。当然，母亲能够全身心投入教学，也和她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婆婆分不开。我的奶奶是个来自农村的小脚老太太，没上过学，识字不多，但是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全都是出自她的手下，从买布、染色、裁剪、缝纫，全活！

　　（这是1963年母亲回京时与她任班主任的59届毕业生合影）

母亲对实验二小有着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每次回到北京，总要到实验二小去看看。对她引以为骄傲的那些学生，也总是念念不忘。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年寒假回北京后，她所教过的学生来家里看望她的时候，那真是师生亲密无间，满堂欢声笑语。1996年，母亲任班主任的六丁班同学，通过宁夏公安厅、银川市公安局打听到了母亲的住址与联系方式，与失联30多年的班主任恢复了联系，母亲真是欣喜不已。后来，六丁班同学又派代表专门赴银川看望当年的班主任，给母亲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莫大的欣慰与快乐。2006年12月，实验二小52年毕业生举行聚会联欢时，母亲专门写了热情的贺信，对学生一如当年的关切洋溢在字里行间。

（ 52届校友回忆文章片段）

　　（在孔夫子旧书网发现的母亲写给教导处汪静主任的一张便条）

1999年，78岁的母亲去京时，又特意打出租车围着二小的周边转了几圈，回忆自己五十年代在实验二小任教的往事，心情非常激动。可以说，实验二小是母亲始终魂牵梦绕的地方。

　　（1999年深秋，母亲在实验二小门前的留影）

　　（母亲、关敏卿老师1999年在京与学生聚会）

　　（《实验二小成立百年纪念册》刊登的母亲返校的情景）

教学生涯最长的学校--银川师范附属小学

　　（宁夏银川二十一小学大门）

银川师范附属小学的前是朔方高等小学，1919年改建为甘肃第八师范附属小学，1920年改称宁夏省立第一师范小学，抗战时期一度停办，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为宁夏师范附小，1954年改为银川师范附小，1969年曾改称七年制第一小学，1978年改为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银师附小一直是宁夏最好的小学，从教学设施到师资力量都是最好的，除了50、60年代从北京、河南等地来的一批教师外，每年都有银川师范学校优秀毕业生分配进来。1979年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直属小学。 当年母亲从首都北京来到西部边陲的小城市，其巨大的落差是不言而喻的，真不知道那些年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也可以说是人在宁夏，心系北京。每到寒暑假，母亲都要带着我和二哥回北京，当年和母亲一起来到银师附小的还有一批从北京回民学院毕业的老师，每到寒暑假，几乎能组成一个近20人的返京队伍，从60年到文革开始前，年年如此。大家回忆往事的时候都说，来到宁夏钱没攒住，全交给铁道部了。 到银川后，母亲先是带着我们住在自治区第一招待所，我入了自治区幼儿园。在幼儿园时，我得了一次中毒性痢疾，住在自治区医院，打青霉素打得屁股几乎无处下针了，天天还得喝那种味道极苦的汤药，每次喝药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就这样，母亲守候了我几乎一个月，总算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我幼儿园毕业时的照片）

后来，我们搬到了文化街西头的文化大院，附小则在三、四公里开外的现在的湖滨街一带。60年代初，我的记忆中母亲晚上总是开会（都是些和教学无关而和当时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的会议），把我和哥哥就托付给一起从北京来的杨恩光老师的母亲杨姥姥照管。母亲从学校开会回来要经过一大片长满芦苇的后湖，那时也没有路灯，四周黑漆漆的，只能打折手电筒照路，幸亏还有同行的老师，要是一个人，还真是不敢走呢。 从北京到宁夏，对于母亲教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实验二小，有名师言传身教，有良好的竞争环境，母亲的教学水平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年年提升。到了银川则不一样了，好像当时全宁夏小学老师中只有两名一级教师，母亲成了被请教者，成了被追随者，对于一贯低调的母亲来说，还真有点不适应。当然，母亲也是尽己所能，把自己的理念、经验、方法传递给年轻的教师，对教学、对学生也是一如既往的倾尽了全力。在母亲去世的告别仪式上，张惠芸校长发表的的感言能够反映出这一情景：

“半个世纪前，风华正茂的您从繁华的首都来到了荒凉的大西北，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投身于改变宁夏教育落后面貌的事业中，您义无反顾、无怨无悔。不管是饥饿时期还是动乱年代，都不曾动摇您对事业的执著和对学生的负责，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教书，勤勤恳恳地育人，工作一丝不苟，教学精益求精。您瘦弱的身躯为我们树立的是高大的榜样形象，无须说教，我们这些晚辈，就是学着您的样子，踩着您的足迹，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从而凝聚成一支精良的二十一小教师队伍，您为这支队伍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您为这所学校增光添彩！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您更如虎添翼，组织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投入教学改革的洪流中，推动了宁夏地区教改的进程。您是教育革命的先锋，是教育界的功臣！但您从不居功，永远是那样淡定，那样谦和，那样可亲可敬。您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您坦荡的胸怀和正直的人品，赢得了广大师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尊重。您更是尊重和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您帮助他们战胜疾苦、克服困难的恩情，人人都铭记在心。”

　　70年代初，母亲与张惠芸（右二）、玉质玲（左一）、关云芳（右一）老师在教研活动中

回想起来，母亲从到宁夏后直到文革中，已经不能像在实验二小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她所钟爱的教学事业了。父亲调到宁夏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是下放，就是挨整，总是不能正常回家。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是要顶着多么大的精神压力从事教学工作啊。1963年初，父亲被文教厅以“落实知识分子方针政策”的名义任命为新成立的“宁夏中学教师进修班”教务主任，却又因为一次关于“漫谈读书”的讲座，被批为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罪名被软禁于远在新市区的“干部集训班”学习，不许回家。从那时起，每到周日，母亲经常要带着我们历尽艰难地去看望父亲，那时的公交车很少，往往要等一个多小时才来一趟去新市区的车。母亲还要想着法的给父亲带些他喜爱抽的烟、茶叶，还经常要炒一些面、带些酱肉什么的，趁着监督人员不在时塞给父亲。每月发薪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替父亲给我们的爷爷奶奶寄生活费。

　　（母亲与63届六一班毕业生在教室前合影，前排教师依次为杨恩光老师、王昀副校长、母亲、雷德凤校长、刘国安教导主任）

（2005年4月，六一班毕业生李景华、王殿怀、付志颖、陈光华、俞生来看望母亲时的合影）

1964年，母亲曾随宁夏教育参观团经到上海，南京学习，观摩了上海著名语文教师于漪和南京著名语文教师斯霞的示范课，对两位著名教师的教学赞叹羡慕不已。也准备像两位名师那样做出一番成就。令母亲意想不到的是，意外的打击接踵而来。 我记得非常清楚，1966年8月初的一天，母亲和我们聚集在熊猫交流收音机旁，一字一句地收听《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听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母亲心想着父亲这下可有出路了，因为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当权派啊。 母亲万万没想到，文革开始后，身为民主人士的父亲被自治区党委监委错误地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带上帽子，到农村劳动改造，母亲也被强行退职。先是说要迁赶到宁夏南部的山区西吉县，两个上中学的哥哥可以不去，后来又通知，把我们全家迁赶回河北徐水老家强制劳动改造。

　　（在这张银师附小六六届毕业生和老师们的合影里，已经没有受到冲击的母亲和我）

1966年9月，我们全家随父母来到了徐水。在徐水的日子，可以说是母亲一生最低谷的时期，父亲和两个哥哥要按照生产队的安排下地劳动，母亲则要到场上去和那些大妈大婶们围坐在一起，干一些搓玉米棒子粒之类的力所能及的农活。下工回来，母亲还要拉起风箱，烧着柴禾灶，学着在大铁锅里贴玉米面饽饽，熬红薯棒子面粥。母亲以她瘦弱的身躯支撑着那段艰苦的日子，多次和父亲到北京去国务院接待室等有关机构，为自己遭受的错误处置鸣冤，争取平反。

1968年秋，经过父母不懈的奔走拼争，父亲终于被平反，母亲和我们一家又从徐水回到了银川，回到了银师附小。
但是，那时学校已是一片萧条景象，已经无可课上，没学生可教了。
　　不久父亲又被以历史问题尚未查清被揪回夜大学“群专”，整日带着白底黑字的“历史反革命”的袖标，早请罪，晚汇报，不是写交代材料就是劳动，不能回家。在那些日子里，母亲成天忧心忡忡，提心吊胆，生怕父亲出什么意外。 1969年冬，父亲被下放到位于贺兰县习岗的自治区干校28营，我们兄妹四人大哥去隆德插队下乡，我和二哥、妹妹被战备疏散到离父亲干校不远的贺兰园艺场6队，家中就剩下母亲自己，每天还要到棉织品厂劳动。一次夜班中，母亲的胳膊上的套袖不慎被卷入了机器，危急之中，幸亏被年轻的耿老师及时拉下了电闸，才使母亲免遭一难。 改革开放以后，母亲终于迎来了她教育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也走向了她事业上的辉煌时期。1978年被评为自治区第一批特级教师，1979年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1982年被授予自治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曾任银川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自治区第三届妇女联合会委员、中国妇女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自治区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在众多的荣誉和光环面前，母亲始终保持着平静和淡然。

　　（80年代初《宁夏日报》刊发的母亲教学的照片）

　　（《宁夏教育》1981第3期刊发的母亲赴吴忠讲学的消息）

（《宁夏教育》1982年第6期刊发的母亲赴同心讲学的消息)

　　（《宁夏教育》1981第3期刊发的母亲的教学文章《小学语文二类课文教学初探》）

　　（《宁夏教育》1981第4期发表的宋瑾老师记述母亲阅读课教学的文章《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1983年9月，母亲以特邀代表的身份赴京参加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母亲和我二姨一起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和七嫂邓颖超相见。说来也巧，34年前，母亲与七嫂的第一次相见，是因了带北长街小学学生向第一次全国妇代会大会献花的机缘。这次两人的相见，又是因了参加全国妇代会的机缘。尤其是七嫂1920年还有在北京师范附小当小学教师的经历，与母亲就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

1984年12月，母亲办理了退休手续，正式结束了43年的教学生涯。2008年11月7日，母亲因病去世。在告别仪式上，学校党总支这样评价他的教学生涯：

　　韩平老师的回忆文章（节选）

　　（2006年春节，韩平老师带着女儿来看望自己的班主任）

（刘玉华老师的感言）

（马志凤老师的感言片段）

（刘全智老师的感言片段）

　　（六六届五二班学生赵士其的感言片段）

　　（六六届五二班学生汪燕英的感言片段）

　　（七零届五一班学生陈利军感言）

（八一届毕业生常征的感言片段）

　　（八一届毕业生陈樱的感言片段）

回顾母亲的一生，可以说她的一生非常平凡，平凡得几于简单，近于平淡。我也就用这篇平淡的文字来表达对她老人家无尽的怀念吧。

　　这是我在2018年母亲去世10周年之际写的《祭母文》，以此作为本文的收束。

后 记

回想起来，在我们兄妹四人中，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少的。我16岁时就离开了母亲，在距离银川70公里的大武口车站当了8年的扳道员。70公里的距离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可是在交通不便的当年，就算很远了。大武口到银川只有一趟绿皮客车（至今仍在营运），我只是在大休时才能回银川。在宁夏大学上学的四年及在银川一中当老师的三年，是成年后和母亲在一起最多的时候，1985年离开宁夏到天津工作后，和母亲就是聚少离多了，通常是利用每年暑假回银川看望母亲。每次和母亲告别的时候，总有一种酸楚涌上心头 ，尤其是母亲80岁以后，每次与满头银发，背部日渐佝偻的母亲告别时，我的眼泪几乎都要流下来了。打成年之后，我从来没有在母亲面前哭过，为母亲哭的最多的一次是在母亲去世后，我代表全家写在告别仪式上的发言，止不住的泪水伴我写了一夜。到了告别仪式上，我几乎无泪可流了。聊以安慰的是，虽然我与母亲聚少离多，但是在母亲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里，就是在父亲不能正常回家的那些年，在徐水的时光，在父亲被群专的日子，我是相伴在母亲身边的。只是当母亲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
“为教育为学生为家庭一生唯有拳拳挚爱，对事业对同志对亲友满怀总是殷殷真情”，这是我为母亲的告别仪式写的挽联，虽然今天看来还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它已经随着媒体、网络传遍四方。
本次为纪念母亲百年诞辰撰写的万字长文是我在工作之余断续写成的，加上在网络上搜寻当年的历史资料也费不少功夫，前后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把为母亲尽的一点心愿完成了。本文部分史料选自《北京师范学校史料汇编》“北长街小学官网”《我心中的北长街小学》《百年二小，以爱育爱》《实验二小百年纪念册》“银川二十一小官网”。《美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文中的疏漏不足可以不断修改补充。
2021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