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正当红，党史在身边。（一）

胡亚平

参观中共中央秘书处旧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位于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673弄10号——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经修缮后对外开放。成为又一处红色文化的新地标。 日前，我走进这幢旧改基地上保留下的“红色活化石”。在革命遗址中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了解遗址发现、保护和利用的历程。 这是一排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最西面这幢10号楼是阅文处旧址。与其相邻的建筑内设《中共中央秘书处史料陈列展》。 10号楼阅文处旧址 这幢历经风雨的石库门，见证了白色恐怖下，中央秘书处艰难而又卓越的工作历程。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后，鉴于之前由个人携带、保存文电的方式极不安全，且各部委、各地，每日呈报中央文件数量大幅上升。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租下了江宁路（原戈登路）673弄10号，作为中央领导阅文、文件保管和工作联系的场所。 之后文件积压越来越多，周恩来颇为担心。认为一旦遭遇搜查极易暴露，于是指示张唯一于1930年底将阅文处保管的文件转移到张在法租界的另一处居所。从此文件阅办与保管场所开始分离。 1931年初，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张纪恩化名“黄寄慈”，以其父亲名义继续租下了江宁路（原戈登路）673弄10号。对外自称“小开”来沪求学。 张纪恩与妻子张越霞（化名黄张氏）住楼下。苏才、仇爱贞等人分别以黄家亲戚、佣人名义作掩护。楼上厢房则供中共中央领导阅文、起草文件和开会之用。 图为张纪恩张越霞夫妇 解放后这里成为居民住宅，1982年5月28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邀请原中央秘书处工作的黄玠然、张纪恩、到实地辨认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最终确认江宁路673弄10号即当年机关所在地。 黄玠然（左）张纪恩前往旧址“会诊”确认后，在二楼扶梯口合影。 2010年全国开展革命文物普查，期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丁薛祥实地勘察了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认为这栋房子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应当保留。 2017年2月静安区人民政府正式将（阅文处）旧址列为区级文物。 2010年江宁路673弄所在地块列入静安区旧改范围，动迁工作启动。2014年底该地块上其它建筑物全部被拆除，江宁路673弄4～10号作为革命文物及关联建筑被完整保留下来。 如今走进修缮后的中共中央秘书处（阅文处）旧址，看到的是根据考证复原当年中央秘书处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一楼前厢房是秘书处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夫妇的卧室兼书房 东厢房陈列了原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使用过的家具，由其后代捐赠。 一楼通往二楼的扶梯 二楼前楼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苏才因怀孕也居住在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二楼厢房提供中央领导阅文、起草文件和开会使用。常到这里的中央领导有向忠发、周恩来、王明、项英、博古等。 张纪恩对外则宣称，二楼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中央阅文处还承担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文电收分发，药水密写，刻蜡板、油印工作。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开会内容也是在这里讨论商定的。 朝北亭子间在二楼转角处，由化装成女佣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仇爱贞居住。同时帮助张纪恩、张越霞夫妇照顾出生不久的女儿。 楼下是厨房，顶上是晒台。 以前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见过地下工作者所经历的惊心动魄场景，九十年前在这里真实版地上演过。 1931.6.2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突遭逮捕。据邓颖超回忆“在下午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 次日6月23日，中央阅文处即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查抄，张纪恩夫妇当场被捕。所幸的是，前一日中央已派人运走了存放在楼上厢房内的两大木箱文件，巡捕除搜到共产国际文件、王明的手稿各一份外，一无所获。张纪恩后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罪名获刑5年。 据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黄玠然回忆：在张纪恩被捕后的第二天，他曾来到10号门，化装成女佣的仇爱贞从二楼阳台看到他，便抓了一把泥土丢在他头上。他抬头看到仇爱贞挥手表示此地已经出事，便急急离去幸免被捕。 目前二楼阳台不对参观者开放，原打算去沉浸式体验的愿望没能实现。我只能借助这张照片，想象当年发生的惊险一幕。 阅文处旧址二楼，可直接通往隔壁建筑二楼，那里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史料陈列展》。 展览通过综合运用文物、图片、等新媒体技术，多角度展示中央秘书处作为党内机要与联络工作的总枢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26年7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前身，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建党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机构不健全，也没有设立秘书工作部门，党的领导人兼做秘书工作。 中共三大，毛泽东以中央局成员、中央局秘书身份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1926年7月中央秘书处成立，王若飞以秘书部主任（即中央秘书长）身份负责领导。 中共中央历任秘书长周恩来、李维汉、陈乔年、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邓小平、余泽鸿。 陈乔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籍档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党的秘书工作也一度陷于瘫痪。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各机关陆续恢复和重建。中央秘书处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在上海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进行了五年多的坚守。并在斗争实践中日益完善，逐步发展成为中央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机要工作的总汇，上下联系的枢纽。 开辟党的生命线——党的秘密交通北方线长江线中央红军交通线 1928年底至1929年初各根据地陆续创建，这对党内交通提出了更高要求。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合并为中央交通局，吴德峰为局长。 1929年8月下旬，陈毅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随后代中央起草“九月来信”，并通过秘密交通线带回闽西。 “九月来信”对于1929年12月28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夫人张锡瑗在他领导下的秘书处工作，负责一些内部交通工作。 中央秘书处对于发送的文件、刊物采取各种隐蔽伪装手段。对于内交、外交人员的秘密交通也有许多规定。 中央秘书处传阅的党内刊物《红旗》《党的生活》 中共上海党组织对接关系用的部分暗语条 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673弄10号作为中央秘书处阅文和文件保管处。 中央文库又称中央地下档案库，前身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内设的文件保管处。正式成立于1931年2月，中央文库保存着中共中央1922年～1935年的珍贵档案文献2万余份。 中央文库是中共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历史的“一号机密”。 陈为人整理中央文库档案用过的剪刀✂️，国家一级文物。原件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张人亚浙江镇海县人中共中央秘书科内埠交通科科长。1928年冬他回到老家，请求父亲将其带回来的第一部《党章》及珍贵文献收藏好。其父亲后将东西藏于墓穴内的空棺中。 张唯一湖南桃源县人，1927.8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1933年底一直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任文书科长，开展秘密工作。平时不仅工作细心，而且很注意群众化。 他在上海住的地方从未发生过问题。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临危不惧。虽然当时他只有三、四十岁，大家已经给他起了个“老太爷”的雅号。 解放后张唯一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等职。 张宝泉陕西源县人，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莫斯科留学。 1925年奉命回国，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1926.7任中央秘书处交通科科长。后任中央秘书处内埠交通科科长。 1928.4.16张宝泉为了传达中共中央紧急警戒的情报，前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住所。到达时罗亦农已经被捕，张宝泉也被租界巡捕逮捕。 后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壮烈牺牲后被誉为“革命党人的楷模”。 当年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同志，身处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他们不惜用生命来践行对党的忠诚。留传下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英雄事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财富的重要一部分。 寻找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旧址据史料记载：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旧址在北京西路1060弄内（原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原建筑已拆除，现改建为银发大厦🏢。 北京西路1060弄。1927年武汉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爱文义路地处租界，五方杂处，利于开展革命工作，又利于隐藏和掩护，成为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联络点。 1928.4.15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在这里谈完工作后，出于安全考虑，罗亦农送邓小平从后门离开，自己留下来等候前来接头的山东省委同志。 送邓小平离开后，罗亦农回到屋里。几个持枪的英国🇬🇧巡捕已经冲进屋。罗亦农为了不连累即将来接头的山东省委同志，镇定地站起来用英文说了一句“我跟你们走”，泰然自若地随敌人离开了秘密联络点。 后来邓小平回忆这件事说：那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当时他刚从后门出去，巡捕就从前门闯了进去，前后只差不到一分钟。 图为罗亦农和邓小平 罗亦农的被捕，是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由于罗亦农的身份已暴露，各种营救方案均未能奏效。4月21日下午罗亦农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时年26岁。他是第一位牺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照周恩来指示，党中央查出和罗亦农同住一栋楼的何家兴夫妇，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1928.4.25陈赓带领中央特科的队员击毙了何家兴，为我党除了一个心头大患。 如今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旧址虽已不复存在，但红色遗址不应被人们遗忘。期待在这里能有纪念标志，让它发挥党史教育的作用。 银发大厦 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旧址近貌 寻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旧址在南京西路梅陇镇广场后面，有一条马路叫奉贤路。沿着奉贤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奉贤路290弄1号，解放前这里是西摩路332弄29支弄云上邨1号。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设在这里。 奉贤路290弄1号（前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2021.3.12立的革命遗址铜牌 据史料记载：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 这年9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时称“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由博古负总责。 在云上邨临时中央机关内，时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博古、张闻天曾在此开会讨论工作。陈云也常戴瓜皮帽，手拿公事皮包，乔装成谈生意、做买卖的“先生”，到此与时任临时中央会计的应修人商议中央财经工作。图为博古张闻天陈云 据介绍：当时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临时中央”选址在云上邨这幢小楼里，是因为它闹中取静的地形优势。 按地址找云上邨，门口是高墙铁门，就是砸门也需要时间，破门而入没那么容易。加之里面建筑的石库门，两道门一栏，销毁文件、撤退就有了时间。 如果到隔壁阳台，仅一人高度。从阳台外沿能够爬上房顶，非常方便。 目前该建筑内仍住着居民，不能入内，只能在四周拍几张照片。 奉贤路290弄1号后门 据目前所知：“临时中央”1931年下半年开始使用云上邨这幢小楼，撤走时间大约是1932年年初。时间跨度正好见证了我们党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应修人烈士在这里留下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在“云上”搞地下工作，优哉游哉。在白色恐怖下，支撑他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是信仰。 由于上海党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机关缺少掩护，已难以在上海继续立足。经共产国际同意，临时中央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图为瑞金叶坪 从“中共中央秘书处旧址"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旧址"，这些遗存有红色记忆的建筑，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年轻的“领导中枢”，引领共产党人为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筚路蓝缕的斗争，也见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艰难。 革命遗址如同“历史教科书”，党史学习就在我们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