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神秘的西夏国

张敏

从地理书中得知，宁夏这个名字的来历，是蒙古人灭西夏国后设立了宁夏行省，就是西夏安宁的意思。

从历史书中得知，在北宋时期，西北有一个叫做党项的民族建立了西夏国（公元1038-1127年），和北方契丹族建立的大辽（公元907-1125年）、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公元1115-1234年）形成和大宋对峙的局面。以后金灭辽，大宋南迁；再后蒙古族崛起灭西夏及大金，建立了统一的蒙元帝国。

这一段历史波澜壮阔，成为许多历史小说或影剧的素材，如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等。

如今，辽、金、元的民族历史演变依然清晰，历史痕迹仍在许多地方完好地呈现着。唯独西夏国的主体党项族，在西夏灭国后的少数民族版图中突然消失；立国189年、历经十位皇帝的国家竟然没有自己的史书，西夏国历史遗迹在以后的九百多年中也几乎荡然无存。

（蒙古人建立元朝后，遵循“国亡史作”的传统，对前朝历史作传，但对存在于几个民族政权的这段历史，是归宋还是归辽等意见不一。78年后，元朝脱脱大宰相宣布宋、辽、金三国各与正统，编成《宋史》、《辽史》、《金史》。这也是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史的原因。）

十年前，我去过宁夏，对西夏时期的青铜峡108塔震撼不已，对贺兰山麓西夏王陵苍凉的土堆感叹不已，对神秘的西夏历史文化好奇不已。今年我再次踏上宁夏土地，有幸对西夏作了深一步的了解。

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东麓，1988年命名为国家风景名胜区，1998年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7年建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新建成的游客中心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除了一般景区都有的售票、服务和餐厅功能外，我们还看了由金铁木执导的3D电影《西夏情缘》，通过影视作品呈现了八百多年前的一段西夏文化历史。

以西夏陵园为背景的西夏博物馆新馆于2019年6月全新亮相，总建筑面积为9000平方米，馆内陈列分为西夏史、西夏文化、西夏宗教艺术、西夏社会经济、西夏陵、保护与传承等六个部分，珍藏西夏历史文物近万件。博物馆以实物、图表、图照、模型、场景等多种形式，展示了西夏历史文化的脉络，揭示了西夏神秘的面纱。

我十年前来的时候，老的西夏博物馆在陵区内的3号墓旁边，为1998年9月建成，规模小得多。这次重游，不但博物馆旧貌换新颜，内容也充实了很多，而且整个景区完成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建造，对西夏历史的挖掘也有了新的进展。

3号墓东北的西夏史话艺术馆，建有18组艺术场景、160尊人物泥塑雕像，6座缩小的佛塔，展示了西夏从建立、繁盛到消亡的历史进程，还原了西夏历史大事件和典型的社会生活场景。虽然雕塑比较粗糙，谈不上较高的艺术性，但对了解西夏历史很有帮助。

限于篇幅，不可能将西夏的所有内容都涉猎一番，只将我所感兴趣的内容作一总结。

一、西夏的来源及建国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发源于青海东南部和四川、西藏交界地区，一般认为是汉代西羌后裔。但历代学者对“党项”这一部族称号的民族属性，至今争论不休。

在正史中，《辽史》、《金史》支持来源于鲜卑族，《隋书》、《旧唐书》及《宋史》则支持来源于羌族，而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自称为鲜卑族后裔，加之西夏并未有自身的史传系统，因此对于该问题的辨析一直扑朔迷离。如有说法为党项是羌化的鲜卑族，但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导致南北朝分裂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胡”来看，鲜卑和羌显然是两个族类。

对此，西夏博物馆认为：“党项族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我认为这一说法较靠谱。因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一直被认为是野蛮部落（当然包括作为西戎的羌，称为“西羌”），而鲜卑则通过北魏孝文帝全面革俗汉化，以致后来隋唐帝王都有鲜卑血统，所以到了唐宋之交的五代十国，党项人耻于其祖先的戎狄之羌，而攀附上有帝王血统的鲜卑。

那么党项羌为什么从青藏高原迁徙到宁夏呢？

根据西夏博物馆展示，第一次迁徙是在唐初。当时羌人的一个分支往西发展，成为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后，与唐朝在青海及西域展开争夺地域的战争。夹在大唐和吐蕃中间的党项部落，除了部分被吐蕃征服并被同化外，其余的则在唐朝的帮助下东迁黄土高原。

第二次迁徙发生在中唐的“安史之乱”。为了削弱党项与吐蕃的联系，唐代宗采纳了大将郭子仪的建议，把党项分成几个独立的氏族，安置在从陕北到鄂尔多斯的广泛区域内，形成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等八个部落，其中拓跋氏最强。

唐末黄巢起兵攻破长安，时任宥州（在今鄂尔多斯）刺史的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奉命勤王，镇压了黄巢军。为表彰拓跋思恭的功绩，唐禧宗先后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太子太傅、夏国公等，并赐他皇姓为李。至此，拓跋氏作为党项的领袖，占据了夏州（包括现在乌海市以东，准格尔旗以西的内蒙古河套地区，至陕西省延安以北），为后代走向建国奠定了基础。

然而宋朝建立后，太宗逼迫拓跋氏献出夏州等领地，引起了党项族内部的分裂。

李继迁（后被追尊为西夏国太祖）为了对抗大宋，采取“连辽抗宋”策略，取得很大的成功。其子李德明（后被追尊为西夏国太宗）则采取了“依宋联辽、保境自守”的政策，积极向西扩张河西走廊，攻占了西凉吐蕃和甘州回鹘之地。几乎同时，息事宁人的宋真宗封爵李德明为西平王，而辽朝也同样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1020年，李德明将都城迁至怀远镇，改名兴州（现银川市兴庆区）。

1032年，年仅28岁的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位，他不满父亲向宋称臣的做法。1038年，李元昊（西夏国景宗）称帝建国，定国号“大夏”，全称“白高大夏国”。他废除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用党项姓氏，自称嵬名氏（后还是恢复李姓），定都兴州并改名为兴庆府。

建国后，西夏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宋军，而大宋除了文人辈出外，武将却地位底下，军队战斗力不足，在几次战役中均大败而归，最后不得不与西夏、辽国重演三国并立的历史。

元昊称帝后，颁布了更衣冠、行番礼、令秃发等号令。他规定文武官员穿绯衣、紫衣，平民百姓穿青绿色衣服，以区别贵贱；废除唐宋以来的汉人礼仪音乐，代之以自己的礼仪音乐；三天内剃去头顶之发，使用汉人发式一律斩首。

西夏建国后，历经十代帝王。前期和辽、北宋三足鼎立，后期和金、南宋又形成三方割据。在此期间，西南的大理政权，西域的高昌回鹘政权，河湟的吐蕃政权，虽独立存在但势力和影响力都不能和辽、金、宋、夏相比。

现在的宁夏很小，但当时西夏国很大。其疆土主要由三个板块组成。一是以夏州（今陕西靖边）、绥州（今陕西绥德）为中心的横山山界延伸至鄂尔多斯高原，这是西夏政权的发祥地；二是以兴州（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吴忠）为中心的河套平原，这是西夏建国前后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三是以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县）、沙洲（今甘肃敦煌）为主的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这是西夏国的军事主力之地。西夏的疆域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内蒙古西南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广大地区，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

二、神秘的西夏文字

党项族原为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在富饶的河套及塞上江南宁夏安家建国后，由于这些地区丰饶五谷，适合种植蔬果和粮食，党项人经济基础由游牧转为耕牧并举。并且党项长期与汉人杂居，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西夏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势必促进文化和宗教的发展。

在西夏博物馆以及整个遗址公园里，西夏的文字引起了我的很大好奇。

西夏灭国后，西夏的文字突然间消失了。

六百多年后，晚清学者张澍在家乡甘肃武威游览清应寺，被寺内一座由砖石砌得严严实实的碑亭所吸引。当地老人告诉张澍，此砌封若开启必遭天灾。在张澍的再三要求并对天起誓所有灾祸由他一人承担后，终得住持许可开启碑亭。但高一丈许的石碑前壁上密密麻麻的楷书却无一字可识。直到打开背面的砌封，才见汉字碑刻，其中有建碑年款：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年号，由此张澍判定前壁的怪字为史书上所说的西夏文字。

六十多年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家伟烈听说北京居庸关拱门上有六种文字的佛教铭文，他亲自搭起架子，拓制了上面的铭文，在人们已经辨认出来的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蒙古文外，他认为读不懂的那种是女真文。而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则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为此英法学者打了近二十多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德维利亚和英国学者卜士礼查阅了张澍的考据文章后断定，这种文字就是张澍所认定的西夏文。

（下面三张照片是西夏文的“福”、“禄”、“寿”。）

但是西夏文的破译却在二十世纪初。1909年，圣彼得堡大学汉学家伊风阁日复一日地将科茨洛夫从黑水城发掘带回的大量文物整理造册。突然一页夹杂着汉字的西夏文字出现了，随着一页页地被整理公布，人们发现这是一种夏、汉文字的小册子，名叫《番汉合时掌中珠》，由一个叫骨勒茂才的党项才俊在1190年编写，类似于夏、汉双语字典。

这一发现被学界称为“解读西夏文献的钥匙”。

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史书记载各异。

根据西夏博物馆介绍：“西夏文字是西夏建国前（1036年），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西夏文字属表意性文字，形制和汉字相近，共有6000余字。”这一说法可能来自于《宋史▪夏国传》。

特别奇怪的是，其他民族甚至越南、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在创制自己的文字前一度直接使用汉字，在创制自己的文字后，也不同程度受到汉字的影响。而西夏文字的笔画（横竖撇捺点左拐右提等）、结构全部来自汉字，字形繁杂，笔画大都在十划以上，但字体包括偏旁、部首却无一借用汉字。这些偏旁或部首是如何创制而来的，是至今没有解开的谜团。

据介绍，野利仁荣学识渊博、熟悉历史，他接到李元昊的命令之后，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仿造汉字的结构，造出了一整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的西夏文字共十二卷。从这点可以看出他是党项族里的精英人士，而且是个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特别强烈的人。

西夏语言现已失传，但从已经翻译的文献看，其语言结构和汉语有明显的区别，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

在《还原西夏》这本书里就有些有趣的介绍。如汉语“我吃饭”，西夏语则表达为“我饭吃我”。这种谓语动词放在宾语前面，在汉藏语中都有这个特点；而后面再来一个“我”，这正是西夏语显著的特点，在其他语言中很少见，目前只在羌语中有所见。

其实番言胡语对汉语的翻译往往是“洋泾浜式”的。如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描述的：契丹人在翻译唐朝诗人贾岛诗句“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时，变成了“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这样大失韵味的句子。

在西夏博物馆里，有汉、夏对照的文字和发音。但是发音很奇怪，注音符号也看不懂。

在西夏博物馆的参观中，我意外地了解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竟然是在西夏率先使用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活字印刷书籍竟然是西夏文的！

怀着好奇，我回来后翻阅了有关书籍，对此有了新的惊喜。原来公认的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昇发明，并由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介绍的。但是这一方法在宋代却并没有流传开来并广泛运用，海外至今也尚未发现宋元时代的汉文活字印本，以致国外的学者对活字印刷的起源产生怀疑，甚至否定了活字印刷起源于中国。韩国则直接将印于明洪武十年、现存法国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此争得活字印刷的起源国。

1991年8月，一伙不法分子将贺兰山拜寺沟的一座名叫方塔的古塔炸开，宁夏考古工作者立即对此进行保护。由于冬天无法工作，第二年开春后继续清理。宁夏考古学家在炸开的废墟中，发掘出土了一本叫做《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藏传佛教西夏译本经典。经过对该文献的细致摸索和辨别，发现了不同于雕版印刷的一系列特征：板框拦线四角不衔接，字体大小不一，有倒字或缺笔，错排、漏排严重等等，这些都符合早期活字印刷的特征。1996年11月，文化部科技司对这一研究成果举行了专业鉴定会，确认该文献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

2001年8月，国家文物局将它列为第一批禁止出境的文物。就这样，中国活字印刷的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到了西夏时期，也就此纠正了韩国为活字印刷起源国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错误结论。

那么为什么北宋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在西夏率先使用呢？答案可能是：当时普遍采用的雕版印刷，对刻工的要求非常之高，稍不小心刻错一个字，整块雕版就可能报废了（西夏文字的笔画又特别多，增加了雕刻的难度）。而且雕版对木材的质地要求很高，大量印刷对木材的消耗量也较大，对于偏处西北的西夏，木材又是最为缺少的。因此活字印刷在北宋发明后，却在西夏得到了欢迎并迅速发展。

下面照片是在西夏史话艺术馆的汉、夏文对照的《百家姓》局部。

三、辉煌的西夏宗教艺术

在党项人漫长的历史进化早期，奉行的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流行巫术。西夏建国前后，党项人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仰慕自汉唐传承下来的佛教名胜。开国国王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在其母亲去世后，前去千里之外的山西五台山为母祭奠，并向宋朝提出，要在五台山修建10座寺庙。他认为只有在这个佛教中心，他的母亲亡灵才能得到真正的超度。这是史书记载的西夏最早的一次佛事活动，由此开启西夏佛教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

西夏建国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在政权机构中设立专司佛教事物的管理机构，从中原引进大藏经并翻译成西夏文（据介绍，汉文《大藏经》花了近1000年翻译了6000余卷，而西夏50多年就翻译了820部3579卷，在中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是一个惊人的创举）。同时西夏人并不满足去五台山朝奉，而是着力打造自己的佛教名胜，修建了大量的寺、塔。

从西夏博物馆的西夏佛教胜迹分布图中可以看到，西夏的佛教胜迹主要分布于四个区域：一是在现宁夏地区的兴灵中心，二是在现甘南的甘凉中心，三是在现甘肃敦煌、榆林地区的瓜沙中心，四是在现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黑水城中心。现在西夏博物馆里展示的出土文物、图片和有关复制场景，大部分来自这四个区域。

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对于文化、艺术、书画、印刷等，甚至政权的稳固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099年起，第四、五代皇帝乾顺、仁孝父子敬佛崇儒，对外采用和解政策，停止战争，让人民休养生息；对内设立学校传教汉学，仿制汉礼，甚至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孔子在汉族各朝各代获得的称号有“父”、“师”、“公”、“王”、“圣人”，获得“帝”位称号的，仅在西夏）。两代皇帝在位108年，是西夏发展最好的一段历史。

由于西夏敬佛崇儒政策，促进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丝绸之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西夏佛教早期以汉传佛教为主，中期创建了汉藏兼修的西夏自己的佛教特色，后期则是藏传佛教占据了主要地位。党项与吐蕃都起源于戎羌，文化交流方便并密切，不少吐蕃民族生活在西夏境内，这些客观条件使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发展非常顺利。

由于西夏历史的断层，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藏传佛教是从元朝统一中国后才传入中原。随着西夏文物的不断出土，西夏历史的不断挖掘还原，其实早在蒙元之前，西夏就已经是藏传佛教东传的桥梁，藏密之风在蒙古兴起之前早已在西夏地区广泛传播了。

说起西夏的佛教发展，不得不提起著名的敦煌艺术。敦煌石窟是以莫高窟为主体，包括瓜州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和肃北五个庙石窟的石窟群。根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其中西夏开凿的洞窟66个，重修洞窟16个。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的敦煌石窟西夏洞窟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与西夏相关的洞窟进行考察，将原来认为的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大大改变了对原石窟群洞窟年代构成的认识。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西夏洞窟还有扩大的趋势。

在西夏石窟壁画中，尤以莫高窟东面的榆林窟的壁画具有代表性。在西夏博物馆里，特意复制了两窟榆林窟的壁画场景。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遗迹，保存最完好、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要数位于宁夏吴忠青铜峡市的一百零八塔。这是始建于西夏时期的密宗实心塔群，是中国现存最大且排列最整齐的喇嘛塔群之一，总面积6980平方米。塔林随山势凿石分阶而建，共有阶梯式护坡平台12级，由下至上逐级减少两塔收缩并抬高，整体形状呈等腰三角形。

位于最高处的塔，残高为5.04米，塔底直径为3.08米，有塔心室。其他107座塔的大小基本相近，均为实心塔，残高在2至2.5米之间，塔底直径在1.9米至2.1米之间。塔身多使用半块残砖，而基座多使用整砖。

一百零八塔的砖结构中，塔身仅有最外面一层，里面包裹着的是土坯塔，中心都有一根木质立柱。这些塔共有三种尺寸规格，基座和塔身也有四种不同式样。从修复时发现，这些残塔的外层原来是绘有彩色图案的。

据说佛教把人生烦恼归结为108种，为清除烦恼，规定贯珠108颗，念佛诵经108遍，晓钟108响。建筑108塔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意为消除烦恼。

关于塔群的建造年代，以前认为建造时间在元朝。直至在清理塔群坍塌的堆积物时，在塔内外发现砖雕佛像、彩绘泥塑像、陶塔刹顶和建筑残件瓦当、龙首等遗物，证实为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遗物，同时史志文献的记载基本被印证建于西夏时期。

四、西夏王陵之谜

遗址公园的核心便是西夏王陵遗址。陵区位于贺兰山南段东侧，东面是银川平原，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总占地面积约为53平方公里，海拔在1130米至1200米之间。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令人不解的是，西夏建陵近千年，贺兰山山洪爆发不计其数，但是沿贺兰山一线，仅有西夏陵区这片土地没有遭受过山洪袭击，陵区内也没有泄洪沟渠，原因何在，至今仍是谜。

1936年8月，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迪特▪格拉夫▪卡斯特尔在中国工作期间，飞行了十多条中国的航线，几乎横穿南北，纵贯东西，俯瞰了全中国。1938年，他将在中国航拍到的相片整理成《中国飞行》一书，其中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出现了西夏王陵三号墓，但当时并无人知道这是西夏王陵。

（这是当时卡斯特尔拍摄的照片，飞行高度50米。照片下载自网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一度认为西夏王陵是一片唐墓废墟。唯有当地人的口耳相传传说中，“昊王墓”这个称呼在暗示着它们的西夏身份。

1972年6月，兰州军区某部在贺兰山下修筑一个小型军用飞机场。几个战士在挖掘工程地基的时候，意外的挖出了十几件东西。它们当中有几个破碎的陶罐，还有一些形状较为规则的方砖，砖上有谁也看不懂的方块文字。

部队首长当即命令战士们停止工程挖掘，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给宁夏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工程现场的保护做了必要的安排，同时开始进行抢救性挖掘。考古人员在这里共发现有高大墓冢的陵墓15座，并按调查顺序进行了首次编号，终于认定这些奇怪的土堆正是西夏帝王陵墓。这一发现，震惊了中国考古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

此后近30年间，考古人员顶风沙、冒酷暑，在缺少文史记载的情况下，对矗立在荒漠中的西夏王陵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考古工作者还对陵区进行了四次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调查，并不断发现新的大小不等的陵墓。

至1987年，调查初步确定帝陵9座，陪葬墓100余座；1999年，调查陪葬墓增至253座；至2015年，调查确认陪葬墓为271座（该数字为目前的最终数字，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仍有增加的可能）。在陪葬墓集中的7号、8号、9号陵一带，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座西夏祖庙的遗址。

2003年5月19日，位于保护区范围内的84号陪葬墓被宁夏平吉堡农场的职工用推土机推平，遭受严重破坏，已经无法恢复原貌。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当即对施工负责人和司机共3人进行刑事拘留。

1972年，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作出清理挖掘陵墓的决定。在对7号陵碑亭遗址清理时，根据碑额残块拼对的西夏文字，确定7号陵的墓主人为西夏仁宗李仁孝。

据此，按照唐宋以来帝王墓葬制度排列，1号陵、2号陵的墓主分别为太祖李继迁、太宗李德明，规模最大的3号陵的墓主为开国皇帝李元昊，其他各陵的墓主也得以确认。（根据解说，除了7号陵外，其余各陵的确认只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还须进一步以发掘资料佐证。）

现在唯一可以开放参观的帝陵是3号陵。这是9座帝陵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占地面积15.8万平方米，由两座阙台（进入陵区的大门）、两座碑亭（西夏人为祖先树碑立传、记载生平事迹，为其歌功颂德的地方）、月城（置放着由文臣武将、勋臣贵戚的石雕像组成的石像生群）、陵城内包括献殿（日常用来供奉皇帝亡灵和上陵朝拜祭礼时举行祭奠的场所）、墓道封土（高出地面约3米，就是通往墓室的通道上面的封土层）、陵塔（为7层塔式建筑，是陵区最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为中原地区陵墓所未见，其功能作用学术界众说纷纭，大家各执一端，据理争辩，至今没有定论）、四座角台组成。

据推测3号陵为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泰陵。1999年，国家拨款1000万元对3号陵实施地面遗迹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以后国家预算拨款3000万元对出土的文物和标本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并对陵墓的原貌进行复原研究。现在在西夏博物馆可以看到3号陵的复原模型及出土的部分文物（3号陵的地下部分，至今尚未发掘，真实的面貌将进一步揭开）。

在景区乘坐交通车，穿越一片荒凉的墓区，来到1号陵、2号陵遗址。这是被追尊的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和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交通车只停留10分钟，只能远远眺望这两座双陵遗址，无法近处细看。

西夏王陵发现并考古研究，解开了王陵的神秘面纱，但众多的谜团仍在不断地产生、研究、解开之中。

我将这些谜团整理了一下，主要有：

第一，西夏自景帝李元昊称帝至末帝李砚亡国共传10帝，若加李元昊追尊的其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共计12帝。而西夏只有9座王陵，缺了3陵哪儿去了？

查阅了有关书籍后得知，最后三代皇帝根本不可能造陵。修建帝陵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北宋以前的帝王，从登基起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而从宋太祖起首先打破了这个传统，死后才修陵，而且要在半年内完成。由于西夏末年因连年征战，国力空虚，再加上连年干旱和地震，根本没有财力、人力和物力来修陵。并且最后三位皇帝在一年半内先后死去，也没有时间为他们修陵。即使有可能修陵，那时贺兰山已被蒙古铁骑控制，也没有修陵的条件。

第二，曾经辉煌的西夏国，皇帝的陵区竟然只有土堆和残垣断壁，与其他朝代的帝王陵寝相比显然寒酸。那么原来的面貌就是如此吗？

在西夏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复原后的3号陵场景模型，和陵墓外观的复原模型。根据陵墓废墟清理中发现的建筑残骸和发掘的砖、瓦、滴水等文物，参考当时唐宋帝陵的制式，再加上合理的猜测，考古学家们用电脑仔细推算，确定了土堆的构造并模拟了当时陵墓的原貌。

3号陵的陵塔等建筑由熟土和生石灰搅拌后层层夯实，筑成八面麦垛式陵塔，外面以砖木结构包裹夯土，再覆盖绿色的琉璃瓦。这从目前夯土堆上排列的小孔可以想象，当时是木棍插在这些孔中用以固定外层的建筑和装饰。

在西夏博物馆，展出了一件在6号陵清理中发现的被打碎的琉璃制品，经修复复原后为琉璃鸱吻复制品（原件属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鸱吻为古代宫殿房脊两端的吞脊兽。西夏陵出土的琉璃鸱吻，通高152厘米，底宽80厘米，是目前国内出土最大的琉璃鸱吻，足以反映当时西夏王陵建筑的宏大壮观。琉璃在北魏时已经发明，但在宋朝之前还未广泛使用，西夏陵园发现的瓦当、滴水、鸱吻、花砖等，很大一部分为琉璃。

另外，在3号陵的陵塔、献殿、角阙等清理中，还出土了迦陵频伽。这是梵语音译，汉语译作“妙音鸟”，传说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能发妙音，后来佛教利用它来宣传其教义，作为佛教极乐世界之鸟，被描绘成人身鸟翅用于建筑的脊饰。从前，中国考古界对迦陵频伽只闻其名，未见其形，这次出土的迦陵频伽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从上述发现可以证明，西夏王陵远不是那么简陋寒酸，而曾经是非常壮观和华丽的建筑群。

这是3号陵出土的方砖以及月城墙体复原模型。

第三，隐藏墓道的走向是帝王陵墓营造时最为隐秘的工作之一，要找到帝陵的入口和墓道往往让考古人员苦思冥想，大费周折。而西夏的帝王们似乎并不担心这一点，除了墓道入口直接设置在献殿以外，西夏帝陵的献殿至陵台之间有一条突起于地面之上的鱼脊梁封土，墓道就埋藏在封土下方。这就引出了网上看到的一种观点，即西夏皇陵没有什么值钱的陪葬物，所以不怕盗墓。真的是这样吗？

1972年~1975年，当时考古队选择6号陵（显陵，当时编号为8号）进行开挖，这是西夏王陵当中截至2014年唯一一个打开地宫进行发掘的帝陵遗址。该陵地面盗坑较小，意味着被破坏的可能性也较小；而且6号陵靠近一个驻军家属院，接水接电比较方便。

1973年夏天，这个古老的墓室终于在这个坑道下重见天日。地下深达25米的墓道加上地面高达16米的陵台，使这座陵墓的整体建筑高度超过40米。墓道全长49米，墓道甬道两壁有武士像壁画。地宫由墓道、甬道、中室、东侧室、西侧室组成。令人遗憾的是，6号陵是一座多次被盗的陵墓，不仅完整的随葬品荡然无存，就连那位西夏皇帝尸骨也早已不翼而飞，只剩下一根腿骨。在墓室的淤土中，只发现了盗墓者丢失的遗物，如鎏金银饰、人物竹雕、珍珠宝石等。

1977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清理西夏陵区177号陪葬墓（据考证为太后墓）时，发现了盗墓洞，走进洞里空空如也，显然已被盗过。

正当人们失望之时，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出于对盗贼的愤怒，用力踢开了木门，甬道内突然发现一个金属硬物。经小心翼翼地去除覆盖的泥土，发现是一尊鎏金铜牛，长1.2米、宽0.38米、高0.45米，重188公斤。牛身横卧，两眼圆睁，头顶两角，角度优美，体态健壮，连中间脊背也隐约可见。

正是这一脚，后来这头牛被大家称之为“一脚踢出来的国宝”，现为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和那头牛一并出现在甬道的，还有一件和真马一般大小的石马，重300多公斤，现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西夏博物馆里，展出了王陵内出土的珍贵文物（或复制品）。除了鎏金铜牛，还有人像碑座、琉璃鸱吻、迦陵频迦、雕龙栏柱、竹雕石马、西夏文残碑、汉文残碑等一批珍贵文物和金银器、珠饰、铜器、甲片、门钉泡、铜铃、铁器、瓷器等残件，此外还有矛、剑、高足碗、瓶，以及西夏钱币、宋朝货币、丝织品等大批文物，为研究西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宗教及帝王宫廷生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也说明了在王陵内确实存在大量至今尚未被发现的珍贵文物。

第四，近三百个西夏王陵都已经遭到揭顶式的毁灭性破坏，这是谁干的，一直是个谜。

根据博物馆导游的介绍，建造陵园的黄土均从外地调运，经过认真的筛选后，用蒸笼蒸透，又用香油炒过，称为“熟土”。这使土里杂草的草籽无法发芽，保证了墙体的质量。在夯筑墙身时，黄土中要掺入丝麻和灰浆，甚至要掺入糯米汁混拌，以增强粘结能力。工程结束后还要进行严格的验收。为保证工程质量，每一名工匠施工，都派一个士兵监工，等墙筑完工后，士兵站在距墙10步以外弯弓射箭。若箭头能射进墙体，就不合格，说明工匠偷工减料，立即处死，还要返工重修；若箭头不能碰壁落地，就证明士兵监工不力，马上砍头。这样士兵工匠以性命相拼，无法勾结。干活的竭尽全力，监工的毫不懈怠，保证西夏陵园的各类建筑坚固合格，不会出现豆腐渣工程。所以尽管是夯土墙身，却能历经九百余年而不倒，因此史书称赞西夏建筑的最大特点是坚固异常，“可励刀斧”。这么坚固的建筑，却破坏得如此彻底，可见不是一般的人有能力干的。

对此专家给出了各自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后来的明朝驻军干的。因为在距离王陵五公里的地方，建有明军的军事基地，明军破坏了王陵，取用砖瓦石材建军营，取用木材取暖。但是从破坏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可用的碑石不是运走而是打碎，显然上述理由不充分。另外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安塞王朱秩炅在看到这些巨大的古冢时，写下了一首《古冢谣》诗：“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时王与侯……”。说明在明朝初年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另一种解释可能是与西夏有仇的南宋或金朝人干的。但是偏居江南的南宋政权岌岌可危，不可能千里之外跑到贺兰山下来破坏王陵。而金朝在蒙古大军的重创下，自身难保，危在旦夕，也根本没有能力来搞这样的破坏。西夏灭国七年后，金朝也被蒙古大军所灭。

还有种解释是盗贼干的。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破坏，而且破坏得这么彻底，显然不是少数人能干得了的。而盗贼可能盗走文物，没理由要把碑砸碎，甚至把其中涉及帝王名字、年号等关键的文字凿去，因此这个解释也不充分。而且陵前的石像生本应该是盗贼最青睐的文物，却都被砸得粉碎。

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有可能是蒙古人为复仇。虽然没有任何佐证，但从动机看，是可信的。

1206年春，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后加尊号成吉思汗，他萌发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在南方的政权中，攻取西夏是最迫切的，因为西夏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的农业发达，鄂尔多斯和阿拉善高原又是天然的牧场，夺取西夏就有了重要的物资保障基地。而且西夏控制着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丝绸之路”通道，是挺进中原的突破口。

于是1205年、1207年、1209年、1217年、1224年蒙古大军先后攻打西夏，或是未果，或是西夏投降后蒙古退兵。

1226年春，成吉思汗以对西夏纳仇人、背盟、不出兵从征、不遣质子等罪名进行清算为由，不顾已经64岁的高龄，亲自带领十万铁骑第六次征伐西夏。他指着长生天立下重誓：即便是死，也要灭西夏。1227年春，他在六盘山凉殿峡行宫避暑并屯兵修整，后病死在六盘山（死因有多种说法）。临终他立下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将兴庆府内兵民全部诛杀并屠城。

由于被蒙古军围困半年的兴庆府已弹尽粮绝，城中又发生了强地震，瘟疫流行，西夏末代国王走投无路，只好带着大臣献城投降，最后被全部处死。

这可能是西夏国灭亡，189年历史的西夏国历史从此中断，西夏王陵被毁，党项族从此消失最接近真相的原因。

如今，连绵的贺兰山背景中，一片无垠的荒野大漠托起一个又一个金字塔形高大的黄土建筑，在广阔的西部天空下显得格外雄伟而凄凉。

五、西夏遗民的足迹和西夏文化的研究

蒙古灭夏后将兴庆府屠城并毁陵的举动如果是事实，那么其最终结果就是去西夏化，使西夏的历史文化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党项人”这一名族的称谓也改称“唐兀人”或“河西人”，党项或西夏的历史研究也中断了几百年。

西夏灭国后，蒙古人只是对兴庆府进行了屠城，但并没有像有些文章所述的将党项族人杀尽。而是对归附蒙古的西夏遗民予以赦免抵抗之罪，甚至编成“河西军”、“唐兀军”帮助蒙古军东征西讨。这归功于成吉思汗的养子察罕。

历史书中都讲述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其实他还收养了一个西夏贵族的儿子嵬名益德作为第五个儿子，改名察罕。在蒙金战争和蒙夏战争中，察罕屡立战功，深受成吉思汗青睐。察罕身为西夏人，熟知西夏国情并有西夏人脉，他成功地对肃州、凉州等城的守将进行劝降，并制止了蒙古军对降军的屠杀，打破了成吉思汗秉持一生的理念：对曾经反抗过自己的敌人绝不手软！

由于唐兀人在战争中忠诚勇敢的表现，取得了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在元代被视为“色目人”的一种。元代统治者将中国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将西夏遗民作为色目人，地位在汉人（北方汉族人，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和南人（南方汉族人）之上。

尽管如此，到了明清时代，西夏遗民已经被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同化，彻底失去了“党项”这一民族标志，只有历史学家在不停地发掘着西夏遗民的存在痕迹。

从西夏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当今西夏遗民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甚至江苏、浙江、安徽等都有西夏遗民繁衍定居，但早已是汉人了。

但是西夏历史文化的复原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让人更加难以接受的是，西夏的历史在中国，西夏的研究资料却在国外。

1908年3月，一名俄国海军中校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带领一支骆驼队来到内蒙古额济纳，在一个叫做哈拉浩特（就是西夏时期的佛教中心黑水城）的荒漠死城进行测量、绘图和挖掘，发现了书籍、手稿、文书、金属货币、生活用品等，装了10个大箱子寄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

皇家地理学会立即组织专家进行鉴定，认为这些东西价值连城。几个月后指示科兹洛夫立即返回，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继续发掘。于是科兹洛夫再次筹备大规模的给养和人力前往黑水城。就在科兹洛夫为在炎热、凄凉、死寂的环境下逐渐失去信心时，奇迹出现了：他们打开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佛塔时，呈现在眼前的是几千种古代藏书、簿册、经卷和大批佛教画卷，以及木质雕版、刻板、塔范及其他许多物品。他们疯狂发掘了九天后，装载了40峰骆驼的文物离开了黑水城遗址。1929年，科兹洛夫第三次到达黑水城，停留了两个月。他后来称，他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

1914年5月，号称“敦煌猎鹰”的英国文物大盗斯坦因也来到黑水城，他搜索了足足一个半月，把剩余的文物一卷而空。他认为，在这里得到的文物价值，丝毫不逊于敦煌。

1923年冬天，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也来到了这里，但两手空空。他看着被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盗掘过的痕迹，气得在日记里大骂：“两头野猪，已经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了！”

再然后，日本人也光临过这里，但是对收获秘而不宣。

中国的国宝，就是这样让外国的强盗偷走了。

现在西夏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海外西夏文物馆，里面收藏了国外收藏的西夏文献复制资料及研究书籍。其中俄藏西夏文献占已出土的西夏文献总量80%以上，光书稿、画稿等编号就达八千多，而且研究价值极高。

而大量西夏时期的敦煌文物除了少量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外，大部分则躺在大英博物馆仓库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夏王陵的开发，西夏考古得到学界的关注。九十年代以来，西夏研究进一步繁荣，已经发展为“西夏学”这一学科，许多历史的断点已经逐步接上。

以前我国学者要研究西夏资料，还要到国外去，真是让人心痛不已。后来，经过国家的努力，俄国、英国所藏的部分资料，由我国出版单位影印出版，才让我们有机会能方便地看到。

（本游记照片除了注明出处外，均由我本人所拍；文字根据西夏博物馆、王陵遗址公园等资料介绍，导游讲解，参考有关书籍，少量引用网上有关文章，结合自己的心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