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南船北归》两岸三地从争斗走向竞争一一红色华夏“东方”轮，“海王星”轮和民生船队北归。

卢铭安

两岸三地的航运业（1951～2021年）从争斗逐渐走向竞争，70年的历程起起伏伏，有时还飘着枪炮的硝烟味，多少有识志士投身于航海事业，为了祖国迈入世界航海强国，呕心沥血为此梦想添砖加瓦。

1947年3月，根据周恩来、任弼时关于“去香港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并筹划今后蒋管区地下党经济接济”的指示，同年9月，27年入党的中共经贸能人钱之光，辗转来到大连，在天津街靠近火车站旁一处三层楼房内秘密组建中华贸易总公司。当时，各解放区正面临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对外交通几乎全被切断，只有大连一个对外海上通道的港口，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中华贸易总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探索开辟出一条由大连通往香港的红色海上交通航线。 

此后，钱之光又到香港组建华润集团总公司，任董事长，进行贸易工作，并以此为掩护开展上层统战活动，参与组织将在香港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爱国人士秘密送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到1949年3月为止，分多批次从香港北上登陆大连、青岛和塘沽港的民主人士有800多名，其中搭乘的海轮有挂外籍旗的宝通号、捷盛号、华中号，太古公司的岳州、岳阳轮，还有中共华润公司旗下华夏轮船公司的东方号（ORIENTAL）。这些海船上都有不少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海员，确保了民主爱国人士安全北上。譬如，华中轮航行途中，由于东北战场发生很大变化，挪威船长不同意停靠大连，领队连贯说可以增加运费，船长又推脱无大连的海图。连贯当即拿出海图，还提出船上有懂得航海的同志可以领航。一场风波，化险为夷，船长只好同意把船开到大连。

1949年初，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滞留香港，为答谢同乡周恩来经济救助住解放区胞弟一事，主动与地下党廖承志、乔冠华、潘汉年等联系和接触，愿意为民主人士北归作些功献，经商量后，他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密商，作了周密布置。金城银行花了50万港币，租了外籍旗“华中”号轮船，将一批民主人士安全送到天津，由大资本家的船护送共产党的同路人，瞒天过海是敌方万万没想到的。周作民说：“四、五十万元港币，一点小意思，权作奉献给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见面礼吧！”，不久，周作民本人也离港回沪。

🔼 两根金条开米铺，潜伏香港创建今日世界5OO强的华润集团首任总经理秦邦礼。

1948年秋天，华润作为贸易公司，需要购买自已旗下的轮船，更方便掌控货物的安全运输，华润创始人秦邦礼便去注册了华润所属的“华夏航运公司”。华润先后购买了十余艘轮船，当时华夏的轮船挂的是巴拿马国旗、英国国旗、挪威国旗。1948年，华润从美国和英国购买了4艘万吨轮，从英国购买的轮船是一万三千吨的碧蓝普。华润先后招聘了数百名海员，华夏航运公司总经理刘双恩从华侨领袖陈嘉庚投资创办的厦门集美高级水产学校招聘了第一批船员。华夏航运公司从那时起就成为我党领导的进出口贸易的航运主力军。

华夏公司第一艘海船是东方轮(3500吨)，购自于爱国商人刘浩清船公司的旧船，当时船长是46年入党的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刘双恩，再由这位时任峡光轮船长的老海员组织一套共产党员海员为高级船员的班底，还有一部分海员是来自港九海员工会的东江纵队老战士，文武双全的搭配，使东方轮犹如海上行驶红色堡垒，该轮曾护送过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丘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宦乡、冯裕芳、韩练成，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1950年夏天，由于“东方”轮多次向解放区运送紧缺货物和人员，已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不得不在最后一个航次抵达大连港时，交给新中国交通部运营

同年9月14日，“东方”轮正常往返于中日航线，在驶经南朝鲜海域时，海员们惊讶地发现海面上黑压压地漂泊着数以百计的军舰，两艘南朝鲜的军舰靠了上来对Orbital轮进行了查验……驶出这片海域后，Orbital轮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上级，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正是仁川登陆的前夜。可惜的是守军没听从中方的提醒，让美军成功地完成仁川登陆。不然，历史将改观，海员立大功。

此后，“东方”轮改名为“和平11号”，继续航行在天津一大连一青岛的航线上。

🔽 中共地下党香港华夏公司的第一艘客货轮“东方”号。

秦邦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胞弟。他默默无闻为党的事业作了很多贡献，而有些事情是鲜为人知的。1952年9月后，任中央对外贸易部计划局局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68年12月10日，秦邦礼不幸逝世，享年60岁。当周总理向主席汇报这件事后，主席感慨地说：“秦邦礼的功绩，早晚有一天会让大家知晓的，但现在只能埋在我们心里啊！”

上海地下党海关总署支部奉命撤退到香港，经支部成员王兆勋同志推荐，刘双恩从闽中地下党转入华润公司。他们俩共同筹划成立华夏海运公司。刘双恩负责购买二手船、改造船只、注册成立公司、配备船员。他在担任教员期间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有35名集美高水师生进入华夏公司，担任从船长到大副、二副、三副、报务员的各级高级职务。华夏公司拥有的这批航海人才，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也就是当时全国高级船员中的全部共产党员，而刘双恩和刘松志则是仅有的两名党员船长。

1956年后， 刘双恩先后担任中外运专员、副总经理、外贸部运输局副局长、中国租船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等职，三级副总工程师。🔽

🔽 东方轮首批海员合影。



为此，台海两岸为封锁和反封锁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交锋，在明暗两条战线上为船和船员的归属就此在香港激烈上演。

在香港地下党领导下，香港海员工会积极配合从北京上海来的专职人员，从各方面推动滞港的轮船北归。工会先从海員的实际利益岀發，合理解決海員的困难，宣传新中國「公私兼顧丶勞資兩利」的政策，向船东讲清形势，北歸才是「朝着新生的大道走」。同時·，工会对那些想把船開去台灣的船东，工會支持海員向船东提出一些實際上难以辦到的要求，如要求清發欠薪丶發安家費丶發還戰時津貼丶要求改蓍生活丶提高待遇等，如不答允各項要求就抛锚停船，對願意北归的船东，工会則引導海員在追討欠薪等方面作出让步耒促使他們北歸。經過一系列工作，南船北歸取得了重大勝利，其中从1949年底到50年初，就有華利轮船公司的华丽号，上海实业公司的新上海号和大上海号，新大陸公司的新中国号和新亚洲号，「通翔」丶「新康」等10餘艘轮船北归胜利完成，这于香港海员工会的参与密不可分。 

🔽 “新上海”号，北归后改名为“和平十二”号，1926年瑞典建造。

“海王星”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轮第一号船舶国籍证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交通部向“海王星”号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轮第一号船舶国籍证书。该轮也是最早北归新政权。船东是吴淞商船37年轮机系毕业的吴志贤，1947年，在上海广东路51号合伙组成志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49年2月，从澳洲购进“海王星”旧轮1艘（5060总吨）。49年初，吴志贤拟北归计划，得到地下党袁之平和刘若明(时任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的支持和鼓励，同年6月25日早七时，“海王星”轮在吴志贤随航监督下，悄悄地驶离香港，穿越国民党海军层层封锁的台湾海峡，30日北归青岛。期间，该轮和吴志贤老前辈的惊险万分经历，不再重述。（可参阅《中国现代水运奉献者》书中一文“丹青难写是精神”）。

吴志贤和“海王星”轮穿越台湾海峡北归消息，传到香港，引起滞港的原上海航海界的震动，不久，从49年9月至50年1月，短短四个月，在港的“海鹰、海羊、大江、大中、鲁兴，鼎兴、景兴、长春、华胜、大上海、通翔、天王星和沙根等十几艘海轮先后回到大陆，分别组建成上海海运局“和平”“中兴”号系列的船队。

1954年10月1日，志新公司併入公私合营的中兴轮船公司，“海王星”改名“中兴七号”，WG时曾用名“战斗25号”，直至73年退役。

吴老年轻时胆大敢闯，抗战时期就为江南新四军船运急需货品，比如在1944年春，他受学长汪德培之托，竟敢帮新四军秘密滞留上海二年无人接单的货运到皖北新四军根据杨家沟，这批违禁品有40吨抗币(新四军发行的钞票）的印刷机和模板和4000担食盐，若被76号和日军抓获，只有砍头之份。 看过电影《51号兵站》，就知当年吴志贤所干之事有多危险。

其间，汪德培的身份至少是新四军同路人，当然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系列，国共合作时期，帮助新四军是合法的。更有意思的是，老老前辈1933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历任招商局船舶驾驶员，1942年获甲种船长证书。1946年任台湾基隆港领港，之后历任高雄港港务长，引水公会主任等职。服务航运三十一年。99岁时定居美国。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简称吴商）是中国航海家的摇篮，像吴志贤、汪德培那些在狂风恶浪中生存者，其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坚忍的内在力量是很难想象的。

57年在上海海运局任机务副处长的吴志贤戴上了“帽子”，仍然敢想敢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59年，在他的主管下，只化费56万人民币使3200吨废钢船“夏伯阳”号起死还生，当时交通部为表扬这种勤俭办事修船工程，特意命名该船为“勤俭”号，该船直至72年退役，内行人都知该船12年内为国家赚回“麦克麦克”的钞票。

解放后， 中远总公司副总经理袁之平一直在打听吴志贤，直到1974年5月才得知，吴志贤一连串的糟糕情况。当年吳志贤用自己船公司电台秘密通知在台湾的地下党袁之平撤离，才侥幸逃过一劫，袁是相当了解这位共产党同路人，然而，既使这位40年代初就是太岳军区情报交通员证明吴志贤是中共非常同路人，但是还是来回拆腾二年后，才摘下带了22年的“帽子”。

1980年，吴志贤移居香港，与中远合作成立了香港新力航业有限公司，67岁的吴志贤开始新的征途，起初帮广州海运局揽货百万吨，接着替上海外贸合作购买废钢船，又用买卖废钢船的羸利，与上海航道局合作购入海轮经管运输，一时风生水起，到1990年，新力公司已有5艘海轮，8万载重吨。

退休后的吴志贤利用他的人脉关系，依然奔波于两岸三地，促进了香港海运协会的成立，直到1991年10月，在杭州召开了第三届亚洲一一太平洋地区航海学术会议，78岁的吴老还应邀出席。从第一届开始，两岸三地的航运界闻名人士齐齐相聚，有董华民，周启新，程馀斋、董建华、赵世彭、梁敏行、曹文锦多人。也可以说是一场上海滩老底子航业界风云人物的盛大聚会。

笔者将在以后的篇章中向读者一一介绍这些大佬们在国共之间做何选择和传奇轶事。

🔽 香港新力航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志贤。

民生公司船队北归历程。

1949年11月3日，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先生到香港，为保护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台湾和在海上的21艘海船不遭到破坏。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代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于此同期，台湾也几次派要员到香港来找他，要他到台湾当“交通部长”，抗战时期，卢作孚也任过副交通部长，出任台湾的正部长也是顺理成章。

卢作孚自然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请黄炎培(卢的挚友，民主人士)代中共向卢致意，并请求拜访卢作孚。十天后，台湾国民党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提名卢作孚为政府交通部长，被婉拒。1949年5月，阎锡山为新一届行政院物色人选(此时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再次邀请人在广州的卢作孚入阁，被再次婉拒。

1950年5，6月间，卢作孚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己进入实际操作将滞留于台湾、香港的民生轮船北归进程。其间，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又亲自赴港劝卢作孚去台，卢作孚不为所动。中共方面让在北京的黄炎培和张澜向卢作孚传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此时，北京方面己仙人指路，比台北旗高一着。

台湾当局采取高官厚禄方式外，也使用董事会方式迫使卢作孚放弃北归，当时已到台湾的民生董事刘航琛（民国著名实业家，财政专家，政治人物），借用滞港民生有份量的董事钱新之和杜月笙等人的所谓董事会决定，要重庆的民生总公司迁台，既使钱杜俩人不保持“中立”态度，此时卢作孚已在内地，笃定与新中国同行，再说当时民生船队中大部分海船也北归上海和广州。

当年，北京方面也做好二手准备，这是统战工作的常规方式，以防民生公司高层倾向台湾，这就是有代表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开辟第二条途径一一直接策划游说能调配开动船舶高层机务人员开船北归，那么直接接受周总理指示的代表是谁？他能向卢作孚传递周总理的口信，又能隐密地联系既可靠又能直接指挥和控制得住操作船舶人，最大可能是笔者二姑父陈祺寿／陈夔一莫属，他当时任香港民生公司工程师(老轮机长)，可以调配船舶操作人员，尤其是能开动船舶的轮机部高级船员。据我大哥回忆，地下党不知怎么找到了我大姑父对他说（意思是）党没有忘记你，过去你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你的脱党是历史造成的等等，北京方面都了解的。笔者认为找到陈祺寿的代表很可能就是与周总理真接联系的代表，而且认识他， 此人应是与陈祺寿是多年同事的何乃仁，至于他的确切身份，现有的资料无法完全确证认(有人说)他是地下党，但是能证实他在民生船队北归中起到了别人无法完成的功献。

何迺仁(何乃仁)，1932年被卢作孚延揽为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保安科长，应是腰上佩手枪的员工，1946年任民生公司人事室主任，毛主席到重庆时，何与周恩来留法时有故，周恩来曾亲往民生公司宿舍走访何迺仁，俩人叙旧中谈什么，无法知晓，不过，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拟秘密逮捕共产党员，赶走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何乃仁因代表公司参加国民党召集各大厂商召开的秘密会议而知情，旋即通知地下党作家沙丁，使中共四川省委及新华日报社迫离重庆前夕做了充分的准备。事后，何又亲自护送沙丁转移至沙丁家乡安县山区，以此类推，何至少是中共同路人，是否秘密党员只有当事者知道。

1947年，何迺仁常住香港，组建民生公司香港分公司，曾代表卢作孚与中共华南局联系，仆仆奔走于重庆、上海、香港之间，解放后，何迺仁任民生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期间，我二姑父陈祺寿与他是同事关系，若是何迺仁代表北京与二姑父联系，只有周总理告诉何，陈祺寿是何许人，或许周本人(不)认识陈，但是，总理可从有关部门调到陈祺寿过往的档案资料。

1950年4月，何迺仁专程离京赴港，向卢作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民生公司以往的功献，真心希望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滞港船只北归参加新中国建设，在新中国政府外汇奇缺的情况下，同意设法为民生公司偿付到期债务，并准备在中加建交后继续为民生公司担保。这雪中送碳的信息，让正处于两难境地的卢作孚坚定了他率船北归的信念。

一切都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周恩来批准了民生船只的归来方案，并指示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6月14日，卢作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在卢作孚秘密离港赴京之前，民生公司船队北归具体方案已正式启动，这一瞒天过海的计谋确实高超。

🔽 1945年，卢作孚（右三）带队在美国考察，似计划民生战后重建和大发展

由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也是民生董事）具体负责执行。按既定方案最先从香港返回大陆的是“怀远”轮打头陣，随后是“宁远”轮。那么，为何选择“怀远”轮为北归首轮？据我大哥说二姑父当时神抖抖，认为北京坐朝当道的有他的以往的共事者，相当卖力配合和操作北归计划，这样就有了退掉飞机票，母亲带我和哥赴港终止之事。笔者认为此疑问有四个因素能解答：

（一）到了1974年笔者顶替父亲(新中国远洋事业早期的轮机长)当海员，才知父亲在老民生同仁们心目中的印象，记得是父亲送我上停靠在上海高阳路码头的广远“湘阴”轮，正巧该船轮机长和大厨都是老民生船员出身，与我父亲同过船，都问我，你父亲与卢作孚是亲戚吧，我的回答是卢作孚四川人，父亲广东籍。由于卢作孚在“宜昌大撒退”期间一次微访到岸船舶，遇见父亲独自一人还在机舱工作，因他人都离船回家，于是在公司大会上特别表扬父亲工作勤勤恳恳，而父亲30岁就当上民生公司轮机长，造成同仁们误以为老板放水自家人。以此来看，父亲卢学庭的名子己被卢作孚记于心上。

（二）当时民生管理船务方式是门部长负责制，轮机部成员可以由轮机长／老轨／大車自行挑选，再向公司报备，所以“怀远”轮机舱人员多数是父亲的师兄弟和广东人，相互之间知根知底。

(三）“怀遠”轮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简称L.S.T，俗称"大开门″，船长100米，宽15,3米，深5.3米，3326总吨，功率1800匹马力的高速柴油主机。民生公司在抗战后购入LS.T4艘，分别定名为怀远、宁远，定远和绥远。该轮主甲板下间隔水密小舱甚多，破损浸水后不易沉没。舰又有较先进的导航仪器，包括电罗经、测深仪、测向仪等。父亲亲自参与“怀远”改装货轮工程，对该轮机械设备了如指掌，当时有近40艘L.S.T航行在沿海和去日本，南朝鲜的航线，当时台湾当局控制的招商局也有几艘L.S.T，万一“怀远”轮在海上遭遇国民党军舰，容易互相混淆而减低风险。

（四）由公司总管机务的陈祺寿(广东三水人)选择自家妻弟卢学庭轮机长与王牌船长黎明操作“怀远”轮更安全、对完成北归更有保障。

🔽 “怀远”轮和L.S.T的对比拼图。

“怀远”轮打头陣所显示的上述优点，想必是征得了对事无巨细的周总理同意，在卢作孚赴京前的亲自佈署下，杨成质具体负责执行。怀远宁远两船趁国民党方面尚未摸清民生船只动向之时，佯称要运货去韩国仁川港，分别于1950年6月7日9日先后驶离香港， 绕过被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在途中折向上海。为了保密，两船的航行情况，香港民生公司不发电报、不打电话，而是由杨成质直接派人去上海，通过上海区公司副经理宗之琥，再报告新政府做好接应。

“怀远”轮过了基隆，船开始偏向长江口方向，被甲板部一些船员发现，开始鼓嗓闹事，并将父亲和黎明船长五花大绑，如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就把轮机长和船长（可能还有电报员）扔入海里喂鱼，但轮机部全体成员支持船回上海（父亲应该同师兄弟打过招呼），双方相持不下时，父亲和船长同意发双倍工资，不愿留在上海的人，可以自行返回香港，那时香港来去自由。

6月12日，“怀远”有惊无险地驶入黄浦江，靠上东大名路378号的民生码头，市军管会航运军代表于眉（老资格的交通部副部长）亲自登船送上锦旗二面。其后，“怀远”轮转交华东海军军区，后改为“和平十五”号，归入上海海运局。

🔽 笔者只有“怀远”轮机部全体同仁持锦旗留影，后排右一轮机员李承乾，其大女儿是笔者大表嫂，右三轮机员梁继藩，与右四卢学庭轮机长都是师兄弟，很可惜已记不记其他前辈的姓名。

🔼 “宁远”轮高级船员合影。前排右三是汤镇瀛船长，右二是轮机长(姓名不详)，后排右三是蒋家骧大副。

6月9日，第二艘北归“宁远”轮在湯鎮瀛船長率领下，虽然该轮同“怀远”轮避开台湾海峡，航行途中还是碰遇国民党巡逻军舰，据随船大副蒋家骧的夫人回忆，敌舰信号灯发出问讯信号，吓得大家“半死”，对方得知“宁远”轮是驶向日本，结关手续一切齐全，也就没有登船检查，总算趁黑蒙混过关，后克服众众困难，15日也胜利抵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香港结关时，船长万竞吾让船员故意拖延，出其不意地改成夜航。在气候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强行通过台湾海峡时，突然，海面出现多方面的探照灯直射船身，情况异常紧张。聪明的万竞吾船长，特将“民众”轮改向靠近台湾岛航行，造成敌人的错觉。拂晓，台湾岛消失后则转向，快车往长江口前进，绕过国民党残军盘踞的岛屿，又通过水雷封锁区，于6月15日胜利驶到上海。

6月21日晚，第四艘北归客货轮（1695吨）“太湖”号起航，22日凌晨2时刚驶离香港水域，就被国民党军舰拦截，劫持到台湾高雄港。由于台湾己得知民生已有三艘海船回到上海，国民党军队加强封锁长江出海口，此消息传到香港民生公司为时已晚，守候在香港外海的国民党军舰得密报守株待兔，正在悄悄地等候“太湖”。据现有资料记载，此密报来自于“太湖”轮三副w.m.g，国民党卧底，将该船北归上海计划报告台湾当局，至于情报传递和后续暂无知晓，不过此人就读于吴淞商船46届，一直被校友骂“死”，然而笔者认为以下二段内容可能包含永远解不开的迷。

“太湖”轮被劫持到台湾，禁押在高雄。船长周曾怡被台湾国民党判处10年徒刑，除特务三副及另有机匠，电工各1人外，其余船员则均被国民党军队押到汕头海外放逐，由沿海军民救回。笔者认为此事没有这么简单，就像资料显示当时大陆台湾都缺船缺人，既使周船长承担起所谓全责，台湾当局也不会将“太湖”轮轮机长，大副等高级船员放回，难道当时的国民党发慈悲，讲人道了？至于回来的船员也没留下片语只语，甚至周船长后来回大陆定居也无回忆记录，有关部门也惜字如金。

🔽 大副蒋家骧与太太合影于“宁远”轮

好在WG之前，父亲曾对母亲说道，在欧洲某港卸货时，他早上起来上后甲板锻练身体，发现有人呼叫“卢老轨”，他发觉船艉后并排停靠着一艘船艏印有梅花标志的货轮，同时也看到有人站在该船前甲板再次呼叫他，父亲佯装没听见，急忙走入舱室。母亲反问是谁，他说，你认识的XXX，那时我们不太相信，认为XXX很左，可能是地下党，上面说他是特务，把船搞到台湾去了。 

父亲可能（没有）报告船上政委，然而XXX却派人过来打招呼，点名要与卢学庭轮机长见面叙旧。不好推脱，电报请示国内，获得批准，第二天父亲带着些大陆土产回访，若只身（当时规定至少二人同行）登上台湾船，其中大有文章所含。然而，父亲只是关照母亲，见到民生公司老同事和家属，转告XXX很好，是船公司的股东了，其他三喊其口。以后，本人才得知有梅标志的商船是世界船王董浩云旗下之船。父亲与XXX叙旧后，肯定有详细内容上报北京，XXX应是当初“大湖”轮上留台三名船员中一人，由于2017年董氏家族的东方海外OOCL上市航运公司售于中远海集团COSCO，XXX想必是三副。

历史已翻页，笔者父亲也没留下更多的有关“太湖”轮的话语。

“太湖ˆ轮被劫事件，对民生其余的滞港船只和船员安全也造成了重大威胁，其时卢作孚尚在北京，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即刻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交通部报告。

🔽 董氏集团东方海外旗下船只都有“梅花”标志。

此后，杨成质受密电指令（当时船公司和船都合法拥有无线电台），即刻停止执行向上海发船的计划，改为向广州发船。从1950年7月31日至10月12日，，民生公司在香港的“怒江“渠江”“民俗”“民本”轮相继突破台湾当局的监视，开回广州，再利用正常营运方式，瞒过港英当局，冲破层层险阻，“石门、剑门、虎门、龙门、雁门、玉门和祁门”七艘“门”字号船也北归广州。

“绥远”和“定远”2轮是租给丹麦的。1953年解租约后直接回到广州。

“黄海”轮在船长祁沧帆率领下也驶回广州，船员们先后受到政府和广州海员工会等热烈欢迎，其后，上述的民主公司北归广州的船只成了广州海运局船队中的主要骨干船只。

🔽 “虎门”号客货海船北归广州途中。

🔼 卢学庭老轨在“怀远”轮救生艇下和南京海员训练班大门旁留影。

民生船队北归船员们经过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将18艘新政权稀缺的国家财产领回内地，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海运事业的大旗，为今天中国海运发展打下了夯实基础，为中国远洋船队迈入世界第三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献，如同民国船王卢老作孚先生一样，他们也是一群不可忘记的爱国好人。

“ 怀远”改名“和平十五号轮”，于1964年调拨上海打捞局，是为沿海货轮中最后退役的一艘LS.T，由此可见该轮被改装成相当不错的海船。

父亲下船加入南京海员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入中波轮船公司担任“兄弟”号轮机长。黎明船长在民生公司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跳长江自杀，WG中，我已懂黎船长的自杀属所谓畏罪自杀，他与父亲的两人合影被隐藏而遗失，想必80年代时黎明船长应当恢复尊严。

梁继藩，北归后服务于上海海运局，曾以其姓名获得（技术革新）的“梁继藩小组”光荣称号，后调入南京海员学校任校办工厂主任，虽是光荣的北归海员，一个机电全能的海员离开船舶犹如好骑手失去俊马一样，其中的何等委屈只有船员明镜。后来，每当笔者父亲回沪公休，梁叔总是来沪叙旧，父亲也多次向有关部门沟通，调梁叔上船工作，由于抗战时期梁叔在上海修理过电台，始终政审不过关。

李承乾，当年亲戚都劝他留在香港，他仍然认为上海是他的家。北归后一直在海运局（和平十五号）原来的怀远号工作，直到六五年这艘船卖给了打捞局，对方非要李轮机长同船进打捞局，71年退休，“怀远”也随之退役。他对这艘船充满感情，从民生公司到新中国航道局，他一直以老黄牛精神，娴熟的技能管理着这条旧破船，当年船上经常有大连海运学院的大学生来实习，李老轨的手把手教授下，不少人后来都当了轮机长。

可以这么说：北归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今天的壮大与当年老一辈人的努力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潘顺波，笔者七姑父随民生船队北归广州后，以轮机长职务担任广州海运局机务处负责人，WG初期出任广东交通战线航运业务组成员，之后派往香港出任南方船务公司机务负责人，他对我们小辈说他在香港是灰色人物，但香港船业老板和旧同事都知他是共产党派来的。

陈祺寿，北归后，50年代曾任广州海运局总轮机长，退休后是局级顾问，WG初期，他的香港干亲家们还是不避嫌来看望他，然而，最麻烦的是从北京来的外调人员，总是想从他口中得知大革命时期的人物有关问题，姑父往往避重就轻，不说任何人的不利之言，曾对我说，候生仔(广东话年轻人)，我不会抓个老白色(上海方言跳蚤)放到自家身上。他是广东人，四川话上海话也讲的顶瓜瓜的。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广州远郊黄浦码头边上的局物资供应站上班，有意让他避开运动的风暴点，总之，陈祺寿是有故事的人。

何迺仁，受周总理委托穿针引线的他却在卢作孚去逝后，在政务院副总理，卢作孚的密友黄炎培的日记是这样记述“夜间，北衡来告，民生何迺仁、郑壁成被捕。” 

民生公司改国营后，何氏出任交通部参事，WG期间遭批斗，尤因其曾写过一篇为实业家卢作孚“涂脂抹粉”的文章而倍受折磨，被下放到河南某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23日逝世，骨灰葬于北京八宝山。

卢作孚，1952年2月8日，一代圣人，民国船王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入房选择服安眠药自尽，一代船王就这样悄然而去，多少正直的人痛感惋惜，世界船王包玉刚说过，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今天的包玉刚。

🔽 1988年底，交通部发文中的一页，正式通告：北归船员为祖国做出了特殊功献。

🔽 荣誉证书。(长航局授于原“宁远”轮大副蒋家骧)。

🔽 重庆百姓为卢氏两兄弟立的雕像。

卢作孚去逝后，公私合营的民生于1956年划入国营长江航运管理局（简称长航局）。民生公司消失近30年后，但老民生同仁们还始终不能忘怀当年民生公司可歌可泣的忘事，不能忘记卢作孚先生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自我牺牲的爱国情操。

1984年，民生公司在重庆重建，源于1984年初，胡耀邦同志到重庆视察之后，提出长江航运国营、集体、个体都可以参与，“人民长江人民走”。为此，乘改革开放的浪潮，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决定把民生公司重新恢复起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更多的事情。1984年3月31日，民生公司组建的第一个合营船队“东风五号”拖着三艘驳船，满载1400吨煤炭，由重庆首航江苏高港，揭开了民生船队重返长江的序幕。

1985年初，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笔者记得分公司组建之前，特意向广远驻沪船技组请假几天，参与在锦江饭店礼堂组建民生上海办事处事宜，今日想起令人无限感叹。

时光倒流，年轻的卢作孚于1925年，从一条小火轮起家，壮大到1949年拥有各种船只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一统运营长江航业，还兼营亚洲航线，成为民营船王。若让他继续为国为民干下去，⋯⋯。

🔼 民生轮船的江海联营的集装箱轮“海门”号

好在经过36年的不断发展，重出江湖的民生公司已成为中国大型现代综合物流企业集团，大型（重点）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服务企业500强，全国5A级综合物流企业。依托民生长江上游最大的集装箱船队和商品车滚装船队、自有海船、西南地区最大陆运车队、仓储物流基地等资源优势和强大的服务整合能力，为海内外客户提供国际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汽车物流、铁路物流、航空物流、仓储配送、国际货代船代、项目物流、供应链金融等一体化现代综合物流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全球。民生公司立足西部开放高地，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度参与中欧班列、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

🔼 九七年在上港十区民生船队集装箱轮“沱江”首航台湾仪式后的合影，右二是卢作孚儿子卢国纪，右一是原北归“宁远”轮大副女儿上海民生常务副总蒋栎，左一是上海民生总经理罗翀。

总结国共两党在民生公司归属交锋中，台湾当局确处下风，不得不亡羊补牢，也玩起统战手法，于是在1951年3月抬出四川军阀杨森（早期大力支持卢作孚）为董事长，刘航琛（民国著名实业家，原重庆民生董事）为常务董事的台湾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89年撒销，这才有了以卢作孚孙子卢晓钟为董事长的（新）台湾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几十年后，新民生复航台湾航线，证明历史在前进，有曲折，时而快、时而慢，留给历史学家做功课，只要世上留有《民生》两字，还是能告慰为此奋斗过的老民生前辈。

卢铭安 落笔于悉尼 有兴趣者可加本人微信号：lumingan96

资料来源网上及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