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人生 一段记录（3）

圆满

南泉训练团

1970年八一节过后，我和分配到南泉训练团的战友们，乘坐解放牌敞篷军车，兴致勃勃地踏上奔赴新单位的旅程。

经过大半天的辛苦颠簸，我们一行十几人终于到达了南泉训练团。

南泉训练团，地处即墨县南泉镇东北方向三里地，西北临近兰村，东南近邻城阳，东面紧贴着济青（济南至青岛）公路，西面贴近兰青铁路（兰村至青岛），四周被农田包裹着。听说，这里的原址是陆军一座苏式炮兵团营房(67军步兵团营房)。看上去，营房比较老旧，周边被两米高的石头墙围挡着。宽敞的营院大门朝正南敞开，大门两侧分别立有木制的哨兵岗楼，右侧的哨兵岗楼前面，站立一名手持56式冲锋枪，精神抖擞的哨兵。进入营院大门里，右边是传达室，左边是能停放两辆小车的车库，迎面是一座圆形花坛，花坛中央原先矗立一座高大的毛主席塑像。现在，毛主席塑像不见了，只留下一座花岗岩贴面的塑像底座。挨近花坛正面就是二层灰色墙面的团部办公楼。办公楼后面（北），矗立一座高高架起的东西走向的大型多功能训练器械（具体叫不出名称）。再朝北面，是空旷的差不多有五、六十米宽，三、四百米长的训练操场。操场东西两侧是一排排整齐的灰瓦灰砖营房。东侧营房再往东，是一座能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西侧营房再往西，过去是军马马厩，空闲着，有的改做了仓库。营房的道路两边和大操场的周边，生长着粗壮的梧桐。房前屋后长着高大挺直的杨树。操场中，道路上，整齐振奋的操练，生龙活虎般的活跃，营区显得生机勃勃，斗志昂扬。

上个世纪70年代，在我军发展建设中，坚持“五·七”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团级部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农场，特别是驻扎在农村的部队，充分利用营区内外的空地，种菜种粮，丰衣足食。我们到达南泉时，正值秋收。那时，一到南泉训练团就到处看到，在营房前后的水泥过道上，全是晾晒的花生，十分喜人诱人。我不好意思地拿起几个花生扒开，都晒的半干了，入口尝尝，甜香脆口。

当时，我们还都是战士，团司令部军务股，把我们编成一个“临时班”。每天上午政治学习，下午安排劳动，待分配。

一天，管理股张忠股长，来我们临时班，派公差清理办公楼前花坛里的塑像底座。到了工地，我和几位战友，有的举铁镐，有的把钢钎，我抡大铁锤，大家干的热火朝天。突然，一块小沙石粒朝我的右眼飞射过来，根本无任何防备，没有带防护镜，小小的沙石粒一下子飞进我的右眼里，顿时，右眼感觉一阵说不出的不得劲，不很疼痛不流血，泪水流出。我赶紧跑去卫生队，白志诚医生马上给我冲洗眼睛，仔细检查，说，现在看无大碍，但还是好悬，沙石粒要是再大点坚硬点，飞进的速度再快点 ，就危险了。他给我开了一支眼药水和一支眼药膏，给我带上眼罩 ，回去了。直到今天，除了眼白上留有一个微小的暗点外，基本不影响视力。经过大家的奋战，最后拆除了坚固的塑像基座，平整了地面。时隔不久，在花坛的中间处栽了一颗挺拔的雪松。

10月底的一天，我接到团政治处通知，指示我陪同一大队的张干事去江苏和上海外调。那是个“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军人入党、提干前都要对本人进行严格的政审外调。

10月底的北方，已经开炉供暖了，屋里都是暖呼呼的，可在南方，室内没有取暖设备，阴冷阴冷的难受。我和张干事马不停蹄，走高邮、镇江、过如皋、如东，下启东，过上海，历经一个多月，在1971年元旦前，完成了所有的外调任务，顺利返回南泉。

提 干

外调回来后，一位亲近的战友特意跑来告诉我说: “刘班长，你的提干命令下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惊喜兴奋起来，心里话: 提干命令来的这么早啊！

根据任职命令，我被安排在团司令部军务股，担任书记职务，正排级。

军务股股长孙即平，1959年入伍的老同志，工作细致，作风扎实，为人宽厚，对我工作、思想、生活指点帮助很大。

军务参谋孙一福，1962年的老兵，烟台人，高个头，身材魁梧，肤色黝黒。为人处事稳重老练，人缘挺好。他媳妇很漂亮，也是烟台人，据说她是单位文艺宣传队的。

保密室保密员董东升跟我同年兵，一位军干子弟，但很谦和，不多言语，工作认真细致。

军务股下设一个打字室，负责团机关的文字打印工作。

(感谢董志刚奉献一张当年军务股主要成员的老照片，并附有名单

，让我重新记起了思念的老战友: 孙即平、董东升、丁兆洪、王新明、杨锦平、李衍田、王孔森、董志刚)

军务一般是指，军队的编制、兵员、行政、装备等方面的管理事务，事物繁杂。

军务股书记不是党内职务，其工作性质就是军务文书。每天要做的工作都是军务管理方面的杂事。比如，收发和整理各类军务文件，开据军务信函（对外介绍信、证明信、军人通行证等），书写一些军务文稿（有关计划、军务报告、工作总结、司令部首长有关讲话稿等）协助军务参谋督促检查各项军务事宜，比较繁琐的就是上报的（每月或每季度）军事实力统计工作，比较费神，稍有疏忽，就会错报一个数字。

那时，我的积极表现和努力工作，博得了首长、同事和基层的普遍好评，自我感觉良好。干什么工作，领受什么任务，自信，细致，有股劲头，求完美。记得有一次，我给侯徳珠参谋长制作一本全团干部花名册时，我对自己的设计与制作要求是，一是册子要小，便于首长随身携带；二是册子制作要精，去印刷厂选最好的纸张切好、胶粘，花名册上的常用字都用铅字印上 ；三是册子的信息要多，花名册上项目内容要丰富，差不多一般花名册上栏目都有。记得我制作了三册，侯参谋长一册，孙即平股长一册，备用一册。后来听说侯参谋长用了花名册很高兴，表扬我做事认真细致，我心中暗暗自喜。

1971年12月底，我领受去山西晋城接兵的任务，任接兵连政治指导。我们负责接收晋城城关地区的兵员，住在晋城城关武装部招待所。晋城是一座煤城，我们去时正当冬季，屋里无外都飘散着煤气味。可能是当地水土的原因吧，晋城人的牙齿普遍发黄，印象深刻。我们接收的是水兵，体检和政审条件比普通陆军兵的条件要高些，说实话，在走访、定兵时还真是有点优越感。

现在，只能记起他们中的几个人的名字了: 陈正清，是城关武装部的通信员，字写的很好，小伙机灵帅气，当时对他印象不错，一心想接走他，到部队是做文书的材料。还有一位叫杜兰池的，高个头，看上去比较精明成熟稳重，是留队带兵的好苗子。刘和平，瘦小些，个头不算高，显得比较聪明。姓刘的兵(实在对不起，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身材敦实，圆圆的脸庞，显得憨厚老实，到部队不久，因病住进137医院，之后患癌症去世了。当时，我听到他病逝的消息，痛心的很，接兵时我去过他家走访，一家的忠厚老实人那。

我陪同他们完成了入伍训练，不久，就调回团机关了。

“工农兵”上大学

1973年6月，少雨炎热，翠绿的杨树上，焦虑的知了叫个不停。我们几个被团里推荐上大学的年轻干部，正在复习备考。“工农兵”上大学是当时那个年代教育制度改革的新生事物。在总结前三届（1970～1972届）免试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制度的基础上，从1973年起，大学招生试行考试制度，当时被看成是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在文革中的一个转折，但后来由于出现了白卷张铁生，考试上大学很快就夭折了。

我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要上大学，欠的文化课太多，学过的那点文化课也生疏了许多，初三和高中的文化课也没有学。备考就是要突击补习文化课，迎接高考。给我们补习文化课的小教员是团俱乐部的陆永嘉，一位扬州籍战士，高中生，文质彬彬，听说入伍前就是中学教师。重点复习补习初、高中的数理化课要点。经过一个多月的突击备考奋战，7月的一天，我们去青岛某中学参加文革中的第一次高考。不久得知，我的政治语文倦，成绩84分，数理化（一张卷）成绩62分。但由于“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出现，被“四人帮”利用，上大学不看考试成绩了。当时的高考成绩也就不算数了。

1973年9月，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揣着“南开大学入学通知书”，从青岛乘火车去天津南开大学报道，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

我被编在南开大学经济系73级一班一组，系里任命我为一组组长。

副组长许龙芝（山东人，陆军），组员有张文学（山东人，青岛警备区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张敦（广西人）、宋寿金（广东人，陆军）、于长安（山东人）、曹永忠（安徽人，陆军）、侯昭福（山东人）、王海（山东人，陆军）、董忠厚（家在新疆）、谢党（女，天津人）、王翠花（女，山东人）、刘东珍（女，天津人）。

三年的大学生活，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老师的教授指导下，原原本本地通读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选读了其他的马列原著和经济理论教材。

三年的学习生活，除了在课堂上学习书本上的理论，还深入社会实践，去工厂、农村，与工农结合，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参加了当时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教育改革、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等运动。

1975年11月底，系里组织我们去“全国学大寨”的那个大寨实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跟张文学住在一位老乡家的西厢房。节气已经进入冬季，屋里生起一个火炉子取暖，室内虽能感觉到煤烟的味道，但温度不冷。过冬的棉衣被褥我们都带着。一天三顿，集体就餐，有一位当地的王厨师给我们做饭，饭菜还算可口。入冬，农活不多，拉土平地修梯田，劳动间隙读报宣传，学习最高指示。晚饭后，大都安排自由活动，看看书，交流交流思想。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抒发学大寨的收获，宣扬好人好事，我们和社员还搞了一台文艺节目。我跟张敦自编自演了一段相声。很遗憾，相声的名称和内容现在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大寨社员群众的勤劳朴实，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气概，充满社会主义正能量的精神面貌，至今叫我羡慕不已，对我人生成长深有教益。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正在宿舍里熟睡。突然，睡梦中听到从地下发出隆隆的恐怖地声，接着，就是一阵剧烈晃动，就听见屋里，“噼里啪啦”的摔东西响声。

“地震啦！……快跑啊！……” 走廊里传出急促惊恐般的呼喊声。说时迟那时快，我真不知是怎么从三楼宿舍跑到楼西面的大操场的。

学校组织学生去唐山煤矿参加抗震救灾活动。唐山煤矿是经济系的教学基地，地震前，老师带领我们去过矿区学工，对地震前的唐山和煤矿区有深刻印象。等我们再来到这里，看到地震后的唐山和矿区，真是惨不忍睹，房屋倒塌，一片废墟瓦砾。在矿区，看见原先的一座厂房，现在只有一面山墙残缺不全立在那里，还有一座水塔，震后只剩下半截站在那里……大自然神秘莫测，宏大无边，在它面前，人类渺小的比沙粒还小，只有敬畏，和谐相处，不要“欲与天公试比高”吧！

毕业～归队

1976年9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又回到原部队～北海舰队南泉训练团。

当年11月，我到六中队任副政治指导员。指导员刘振山，1960年老兵，山东人，威海训练团来的。副队长沈冲祥，江苏人，1968年入伍，也是威海训练团过来的。高个头，身板壮实，大嗓门，处事干脆利落。我和他负责新兵入伍训练。沈副队长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思想教育。队里的兵员是来自北京和山东两个地区的新兵。

三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结束，我调团政治处，任职在组织股，正连干事。负责部队日常党务工作。

股长叶汝轩，1959年入伍，也来自威海训练团，老组织干事，处事老练，思维敏捷，为人表率，面孔慈祥。我跟叶股长之间的情感，让她老伴的一句话至今叫我暖心。有一年春节，叶股长请我到他家吃饺子。他老伴也是山东人，十分热情，教我怎么包饺子，怎么调馅 。她告诉我的经典妙法至今脱口而出: 白菜猪肉馅一定要多放些姜……

李友明干事，与我同年入伍，湖北人，性格成熟，为人忠厚 ，业务能力强。后来股里又来一位上海籍的谢干事(谢振铭)，也是1968年兵，小白脸，很帅气，总是乐呵呵的，原先是威海训练团文艺宣传队的。熟悉他的战友经常拿他开心，说他跟团宣传队的女兵谁谁怎怎好了。哈哈！开心一乐……还有一位姚干事，从北航某场站调来，江苏人，接人办事成熟稳重，工作能力强。随爱人把家安在了青岛。后来，调入舰队司令部，任某首长秘书。

大概1977年底，我被调入宣传股任干事，负责全团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参加团常委的理论学习。

股长逄汉堂，山东人，1960老兵，也是来自威海训练团，老宣传干事出身，领导能力强，和蔼可敬，关心体贴部下。

宣传股的笔杆子多。新闻干事张学勤，河南人，大高个头，瘦瘦的。记得一次，他慢声慢调调侃自己，我能吃能喝，就是不上膘。他好像是1964年入伍，也来自威海训练团，老高中生，文笔好，很幽默。他时常用河南话讲故事，说段子，逗大家开心。他负责通讯报道，撰写的稿件上报率高，是我十分尊重的老大哥。

潘黎明干事，1972年入伍，上海县人，个头不高，圆圆脸盘，老实本分，和蔼可敬，聪明爱学，笔头出色，负责部队政治思想教育。

负责文体工作的干事叶彪，1968年入伍，北京人，老爸是一位老革命了，原先是704厂的雷达技师。大高个，脑瓜聪明，业余时间专研高等数学，健谈善谈，为人开朗热情。

不久，又调入一位新闻干事段耀中，1976年入伍，湖南人，文笔很好，负责全团的新闻报道，也是来接替升任副股长的老干事张学勤的，后来调入人民海军报社工作了。

一段时间，我们四人同住一个宿舍，每天有说有笑，天南地北、政治、经济、文化、家庭，无所不谈，有时还争论几句，开开心心。现在，真是思恋那段人生的美趣。

还有负责俱乐部工作的陈汉明干事、孙干事。前后的电影组长好几位: 魏则芳、关龙勤、高德和，跟他们都有过难忘的友好交往。

1978年春节的一天，政治处袁展主任，把我们几个单身干部叫到他家吃年饭。那个年代，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到过年或大节日，随军的干部总要请本部门的下属去家里做客吃一顿，借年节日的喜庆，大家聚在领导家里，借题发挥，彼此沟通联络感情，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焕发精神，激发干劲。记得在南泉，我去过高副政委、孙即平股长、叶汝轩股长、逄汉堂股长等家里过年吃过饭。袁主任家在青岛，室内面积不很大，房间干干净净，很明亮的。那时，不知道是我们不懂规矩，还是那时的清廉风气的影响，我们几人好像是空手去袁主任家的。其间，有一件事让我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餐间，一碗西红柿鸡蛋汤上来，袁主任高兴地说，你们看，大冬天我们喝到西红柿鸡蛋汤，你们知道这西红柿怎么来的吗？大家一时迟疑，袁主任接着说，去年秋天，在西红柿最后晚熟的时候，把它切成小块煮一下，然后放进装满水的瓶子里，把瓶盖拧紧隔绝空气，再把瓶子放在阴冷的地方，直到过年食用。我记住了，但一直没有亲自实验过。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一下子成了大家每天关注和谈论的热点。那些日子，每到晚饭后，团部机关的一些干部、战士，大家不约而同聚在团部值班室，亲听舰队司令部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况通报。有时听了还不解渴，就回自己的宿舍，偷偷收听“敌台”的广播，满足自己的关切兴趣。那时，一个军人的本能情绪一下子被激发出来，真是满腔热血，摩拳擦掌，恨不得投书求战，时不我待。

1980年11月，我调入六队干部升长班任政治指导员。队长孙铁良，辽宁锦州人，跟我同年入伍，也是威海老训练团来的。副指导员谢惠生，小伙聪明英帅，工作努力，吉林人，1973年入伍。孙副队长，江苏人，1970年入伍，个头不高，司务长出身，实干精神强，管理伙食有一套。

当时，根据军委关于部队干部都要经过军队院校培养的指示，以后，部队基层干部就不能直接从士兵中生长了。但当时部队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是急需基层带兵干部，而军队院校培养新干部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尽快解决部队对基层干部的急需，根据舰队指示，从基层选拔优秀士兵，开办了这期干部生长班。主要两部分培养目标:教员生长班和区队长生长班。

我在队里，即是政治指导员，又兼政治教员，教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庞新才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李桦教授英语……

1981年底，为了解决我的夫妻两地长期分居和落实我所学有所用的问题，当时也正赶上海军政治学院恢复搬迁到大连，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需要理论教员。经过多方联系和努力，1981年国庆节后，舰队干部部终于批准了我的调令，11月底去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报到。至此，我在南泉训练团年11年的一段军旅人生即告结束，新的一段军旅生涯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