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下乡知青生活（五）

田鸟

陆陆续续地，知青们都到了，昔日冷冷清清的大岗知青场一下热闹了起来。

我们这批到大岗知青场的一共15人，10男5女，其中城里下来11人，涂坊上来4人。除了有1个是往届生，另1个属社会青年外，其他的都是1972年底毕业的应届高中生，是文革中恢复办高中的第一届毕业生。虽然各人的出身背景不同，但求学经历相似，年龄相仿，有的还是同班同学，有共同语言，很快大家就熟悉起来。

场里原来有十几号人，其中有1969年随父母下放来的外地知青郑毅和陈明、陈燕兄妹;社会青年邹永铭、李小炎;下放干部王汉山;场领导吴永章;公社送上来进行劳动改造的“管制分子”吴新祥、涂庆洪、涂明良，还有一家从赖坊迁来的住户，户主叫赖卓良，他的老婆四莲子、弟弟“茂佬"、“大嘴"，母亲和一个小女儿。

场里有集体办伙食。早上稀饭，中午、晚上干饭。厨房的墙上贴有就餐表格，标注有就餐人员姓名，就餐时间，就餐饭量，就餐前要在表格上登记，并要写上数量，没登记就没饭吃。

干饭先是每人用一个砵子蒸，我们叫“砵子饭”，后改用一个四方的大铝盆蒸的，蒸好后用铝板隔成一格一格，方方正正的，象豆腐块，三两一格或四两一格，打饭时，做饭的人用一个铲子铲一块盛到你的盆子里。如果没吃饱，厨房里饭还有多，可以再来半格或一格，反正都记在你名下，月底统一结帐。我们祢之为“格子饭”。

厨房也供应菜，但经常断菜，我们到场后才知道这种情况，赶紧派一位知青回城去，挨家挨户去搜罗菜下来，常年家里搭菜成了很大的负担。

国家第一年给每个知青每个月8元钱补贴，场里发给个人，手里有些钱，我们赶墟时会买一些蛋呀，菜干上来，偶尔还买些肉。第二年8块钱停掉了，场里又发不出一分钱，就完全要靠家里接济。

大岗知青场种有20几亩田，养了20来头猪、2头牛、2头狗、10几只羊。田地都散布在场背后的岗上和屋子的周围，最大的一块地有2亩，在进场口的路边，其他都是小块小块的，早季种水稻，晚季大多种地瓜。

已经是3月下旬，马上进入插秧的大忙季节，场里前期播下的稻种刚出苗就碰上“倒春寒”，被冻死了，后面补播的刚刚出苗，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移栽到田里。

场里安排我们跟着老职工先期做些插秧前的准备工作，把牛栏、猪栏、羊圈里的粪便清除出来，一担担挑到田里，均匀地撒开;把田埂加高，便于蓄水;还有就是上山砍柴，因为插秧一开始，大家都要下田，没空砍柴，要备足柴火。

我和木榕、何禄第一次到场后面的苦竹山上砍柴就碰到下雨，我们都淋成了“落汤鸡”，挑着柴回到场里已经中午12点多了。一过秤，我挑了近100斤，他们两个都比我多，超过100斤。

晚上没事大家就互相串门，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给家人、同学、朋友写信。我连续给父亲、母亲、哥哥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写了几封信，报报平安，通报通报情况。开始写信还很积极，慢慢就疏懒了。又偷偷摸摸地记些日记，在一个塑料封面的本子的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写了一段自己都不信的哪里抄来的话：

我们在农村，扛的是锄头，挖的是修根；种的是庄稼，学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经的是风雨，炼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心；走的是山路，攀登的是继续革命的高峰。把扎根农村的年限延长到共产主义。

开始时写日记也很认真，每天再忙再累也要在灯下写下一段，后来因种种原因也慢慢懈怠了，有一天没一天地记着。

附:大岗日记一则

73年3月30日，星期五，阴雨

今天天气不太好，天阴沉着脸，象谁欠了它二百五一样，风吹来有点湿湿的味道。

吃过早饭后，我和邓木榕、蓝何禄掮着扁担、柴夹，背着柴刀，沿着狭窄的山路，到场后面苦竹山的山上砍柴。

倒运得很，第一次砍柴便碰到鬼天气，柴火还没砍足，老天就下起雨来了。

烏云凝聚在头顶，响雷在山头上炸开，急速的雨点无情地鞭挞着战慄的树木，鞭挞着我们的身子，躲也无处躲。我们只好把身子龟缩在树木的浓荫下，雨水顺着树隙淌下来，淌到头发上，又顺着脖子淌到脊梁里，凉凉的，全身湿漉漉的象只“落汤鸡”，我们面面相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好笑。

雨不停地下着，看样子一时半会不会停，我们商量了一下，反正一身湿，豁出去了！便冒着雨，一趟一趟把柴火收集在一起，又一根一根传递到坎上一个坪里，用柴刀砍成一截一截，装在柴夹里，冒着雨赶紧挑着往回走，到场里已是十二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