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芳名叫暖

袁子旦

　　那是不是招魂的洞箫？在山坡和田野间悠扬而起，踏过芦花，伴着溪水的歌唱，缭绕在秋千之上。

听到这旋律的时候，它勾起我内心深处长期回荡着的一丝丝情愫，是因为那个叫暖的淳朴漂亮的村姑？还是青春萌动的美好被坚硬的现实碾压？于是我忽然有种久别重逢的冲动，便极力控制。

《暖》的开篇，让我揪心地快感。

多年前， 曾经读过它的原著——莫言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严格说来是出悲剧，悲得让人心疼，铭刻在你的记忆里，忘不了，甚至不愿意忘记。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跳出来，或是因为一景，或是因为一物，或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不期而遇。小说简单的故事架构和情节却有着万千气象，平静之中蕴含的轰轰烈烈震撼着你，激荡着你。

后来，听说霍建起把它拍成电影。起初并不兴趣非要看一遍电影，是因为之前刚刚经历一次惨痛的教训——北村的小说《周渔的喊叫》被改编成电影《周渔的火车》。我是先看了原著的，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福州，读来倍感亲切，加之认识北村多年，挺喜欢他的作品。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虽有国际影星巩俐主演，但我看得极其痛苦，甚至脑海里一片茫然，在极度失望中为此扼腕痛惜再加咬牙切齿。电影《暖》放映后，朋友说值得一看，就禁不住蠢蠢欲动。

这是电影《暖》的宣传海报。

　　莫言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拍成电影，一时红遍国际。那年春天，我曾听《红高粱》的编剧之一陈剑雨聊起这部影片的拍摄因缘和花絮。陈剑雨是泉州人，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后调任福建电影制片厂任厂长。陈剑雨的爱人是某杂志的小说编辑，有一天下班回家，给陈剑雨带回一本杂志，并向他推荐当期刊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读完这部小说，陈剑雨热血沸腾顿时产生改编成电影的冲动，于是，就联系当时还是摄像的张艺谋等。可以说，没有陈剑雨，就不会有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

那时候，我20来岁年纪，正是渴望爱情的季节，每天都憋着劲吼叫《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好像意有所指，也好像是花开时候的情感宣泄。

那天中午，我满足于跟莫言交流且在福州共同品味山东美食，做梦也想不到几年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3年夏天，莫言应邀到福州参加一个活动。那天中午，我请他吃山东菜，席间自然聊起了他的作品。借助酒劲，我告诉莫言：他的作品最让我痛苦的是《天堂蒜苔之歌》，静静地阅读中好几回怒发冲冠拍案而起，胸口憋屈得要爆炸（其实短篇小说《拇指拷》也让我痛苦和极端愤怒）；最让我看不明白的是短篇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一位美女在长安大道上骑着毛驴扬长而来绝尘而去，引发市民围观交通堵塞。莫言说：在写作天堂蒜苔之歌的时候，曾经有好几次写不下去，哭一阵子后继续写。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近30万字的作品。

这部小说的素材我曾经看到过新闻报道——1989年5月份的《中国青年报》头版的这条新闻让我印象深刻：有中国大蒜之乡美誉的山东某县蒜农因为政府引导种大蒜卖蒜苔，结果丰收后政府无力提供冷藏空间储存，蒜苔一夜之间腐臭抛弃，引发蒜农聚众冲击县委县政府——

《天堂蒜苔之歌》出版后，故事原型发生地的领导放出话来，说是莫言敢到他们那儿去，就叫他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向莫言证实这传言的真假时，他笑着摇摇头。

莫言有故乡情结，绝大多数作品发生地都在高密东北乡，文字叙述和人物对话有着鲜明的地方风味。我们那餐饭吃得别有风味，莫言吃着山东煎饼，俩眼笑成一条线。

这是莫言先生为其小说《白狗秋千架》赋词一阙，颇为俏皮幽默。

　　我不晓得《白狗秋千架》里描述的是不是作者的心路历程，那位叫暖的小姑是不是他的初恋对象，当时也没好意思问。电影是在江西婺源拍摄的，一派江南风光，营造出一点点伤感和凄婉的氛围。

看完《暖》，我不由地联想到中国的电影。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创作基础或者电影蓝本，但是部分导演盲目走国际路线，跟风拍大片，结果却是里外不讨好。前些年的几部好片《云水谣》《疯狂的石头》都有不错的票房和反响，都是小成本制作的榜样。大制作就要大投入，会花钱不是本事，出好作品才算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