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薛红

希奥慈恩(2723495)

----支边杂记之六

那是我青春岁月里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是在苦闷灰暗的时代我生命中的一抹亮色。
我一直认为，薛红是我认识的重庆支边女知青中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一个，没有之一。

一、
薛红是我成年之后接触最早、相知最深的异性朋友。
薛红和我同校（重庆市官井巷中学）同级（新三届69级）不同班。初中时，男女生界限森严，同班男女生之间尚且不说话、不来往，更不要说不同班了。但在学校时，对薛红还是有所耳闻。一次是我们年级的语文老师，在布置一次不命题作文时，在全年级打出了三个“96”的高分，其中一个女同学、两个男同学，女同学就是薛红，男同学之一有我；一次是在学农劳动中，据说她“出言不逊”，老师发动全班“批判”。薛红独坐台上，“舌战群儒”不落下风。事后听他们班的朋友传出消息，我暗自感叹：这个女生厉害！但在校期间，一直“不识庐山真面目”，没有任何交集。
支边后我们分在同一个连队：十六团十一营四连。知青男女混合编班，天天劳动在一起，互相之间有一些交往。薛红是副班长，据说她对同班的小男知青很关照。那时，我一个人分在菜班，仍然与女知青“绝缘”。

二、
和薛红有所接触，还是在我们分别调到营部之后。一九七二年，我们先后调到小学校（薛红）和直属排（我）。由于营部是一个团支部，经常一起过组织活动，慢慢熟悉起来。一九七四年初，我们自发组织学习小组，我是发起人，薛红担任语文、英语两门课，算是核心成员，这时我和她的交往就比较多了。这个阶段的交往主要还是学习方面，相互感觉学习的进度、知识的广度、理解的深度都比较合拍，许多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基本不会出现“我说的你不懂，你说的我不理解”的情况，因此，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样的交流。当然，交往多了，共同语言多了，也会对各自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国际国内形势交流看法、讨论分析。
到学习小组被迫解散时，我和薛红已经算是很好的朋友了。周末不上班，我们往往会聊得很晚。由于我是和兄弟伙住在一起，而她是一个人一间宿舍，所以都是在她那里讨论、聊天。现在想来，真不知道那时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好像永远都说不完。有时我们甚至会聊一个通宵，有话题、有兴致，至少我没有看出她有不耐烦的表示。记得有次聊到清晨四五点钟，我实在困了，她就说：你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嘛。于是我就趴在书桌上眯了一会儿，迷迷糊糊中感觉她把一张床单盖在我身上。好在那时是夏天，也不容易受凉。那时我已经对薛红有好感，但不敢挑明，我在等待一个时机。
机会出现在当年的秋季。一九七四年九月我们先后回重庆探亲，薛红是暑假回去的，但由于生病动手术，就在重庆多呆了一段时间，而我是九月底回重庆的。得知她生病，我当然会去看望。到她家时，她还躺在床上休息，一副病号模样，看到我也很高兴，连忙叫她爸爸削水果。国庆后她身体基本恢复，我们就约好一起回云南。我们相约一起去买火车票，那时会仙桥的“人道美”对面有一个火车票预售点，我家离那里比较近，就提前帮她的票一起买了。那天薛红和她妈妈相伴而来，拿到票后，本应马上把票钱给我，但她装着懂不起，只是和我东拉西扯的聊天，我也不好意思催她拿钱。走了一段，还是她妈妈忍不住了，说“你还是快点把钱给小熊”。她这才“噗嗤”一笑说，“我逗他的”，娇憨之态毕现。我也不解风情：“你现在不给我，我回到农场找你要。”
重庆没有直达昆明的火车，必须在贵阳中转。在重庆晚上上车，坐一晚上，早晨到贵阳，要到下午才有去昆明的火车。那天车上人不多，我们坐了两个靠窗的位置，薛红喜欢面朝前方，结果不多久她的眼睛落进了一粒煤渣（那时火车烧煤），她就叫我帮她吹。这是我第一次和薛红有肢体上的接触。在火车上，她说在贵阳有亲戚，离火车站不远，可以去休息一下，同时叫我跟她一起去。我说，我怎么称呼呢？她说，我怎么叫你就怎么叫。听了这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不是薛红给我的一个暗示呢？在贵阳，她家亲戚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还带我们去品尝了地道正宗的“肠旺面”。到昆明后，我们各自都有亲戚，就分开行动。她说她还有假期，要在昆明多呆两天，而我的时间是抵满了的，不敢超假，只能按时返回。
三、
回到农场，一切又恢复到从前。但我已经不满足我与薛红之间仅仅维持一般的友谊，希望能够更进一步。于是在又一次屈膝长谈临别时，我终于鼓起勇气向薛红表白。她沉默了一阵，然后很委婉但明确的拒绝了我，理由是：她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登时懵了，直觉就是她在找借口。但我也没法质疑、求证，只有黯然神伤。后来她又说了很多，我已经听不进去了。人生第一次向异性表白，本以为有把握，结果铩羽而归，心情沮丧，大脑空白。
是夜，无眠，辗转反侧。清晨起，书“夜不眠”一首，其开头两节是：
“风萧萧兮有声，夜漫漫兮无眠；瞻前程兮惆怅，聊以慰兮何人？
盈盈之容兮亲切，娓娓之语兮动听；明之意兮难过，思之再兮伤心。……”
这里当然不必把那首诗都写下来，其内容无非是失恋痛苦，长歌当哭。
那时，学习小组虽然解散了，但早晨的锻炼还一直坚持下来。在早上长跑时，我把写好的“夜不眠“悄悄递给了薛红。
第二天还是早上锻炼时，薛红拿着一本小书递给我，说“借给你看看”。我回到宿舍，发现书里有一张纸条，写着一首诗：
共驾离渝值深秋，
重逢始知君所求。
肝胆相照姊妹情，
腹心同分愁与忧。
富不思乐穷益坚，
少当努力老不羞。
愧借小册以赎罪，
宏图大志永不丢。
她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过了两天，薛红专门叫我去她那里，详细说明了她男朋友的情况以及她的恋爱观。这个男朋友是她七三年暑假到蒙自参加英语短训班时的同学，云南当地人，老三届知青，在短训班时就猛烈追求她，她当时并没有答应。回农场后那人一直锲而不舍，几乎每两三天就写一封信。直到七四年春节前后，薛红才答应可以和他交往试试。薛红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他，就不能再接受你了。为了证明真实性，薛红还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和在哪里工作（好像是蒙自的一所中学）。其实对她说的这些，我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我与薛红精神层面的交往比她那个所谓的“男朋友”要深得多，我在她心里的分量似乎也不比那个人轻。然而薛红后面的话，却让我基本死心了。她说，她的恋爱观就是要么找一个“将军” （即她要仰视并服从的人），要么就找一个“奴隶” （即对她俯首帖耳、言听计从）。而我既无法成为她的“将军”，也不可能成为她的“奴隶”，那个“男朋友”对她是百依百顺，属于后一种。然后她一再强调，她非常珍惜我们的友情，希望我们的友谊不要因为这个“插曲”而受到影响。
薛红的真诚感动了我，我也不想失去这样的朋友。既然不能进一步，那就维持友谊吧。放下了心结，我反而感觉轻松了，我和薛红的关系也似乎升华了，更加纯粹，更加坦荡，更加心意相通。
四、
不久，薛红因为几篇文章被河口农场宣传部门看中，上调到场部通讯组，成为专职“笔杆子”。这样，写信笔谈成了我们之间主要的交流方式。
那段时间几乎每周、最迟半个月，我和薛红必有一次书信往来，而内容主要就是“打笔战”。每封信五六页算“短小精干”，七八页正常，十来页也不少见，偶尔还有要贴两张邮票的“超重”信件。我这个人与人相处比较随和，但在理论探讨、观点辩论时却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薛红眼里，我就是固执死硬、“顽冥不化”。她曾经在一封信里“骂”我说：“说人牛脾气，可见此人之犟。而你则是牛中的犟牛，只有用N次方来表示了。”不过，很快她就发现了我的“阿喀琉斯之踵”（即我的致命弱点）—我的母亲。
我支边后，我和母亲基本保持每月一次的书信往来。我几乎事无巨细的向母亲汇报我在边疆的生活、工作及学习情况，同时也讲述我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母亲在回信中并不是一味的宽慰或居高临下的指导，而是像朋友一样平等的和我一起探讨、分析，引导我自己得出正确的决定。而恰恰是这样，使我更加尊重母亲的意见。薛红知道这个情况，当有时我回信迟缓一些时，她就揶揄我说，“是不是重庆的指示还没有到啊？”当我们的“笔战”打得“硝烟弥漫、战况惨烈”时，她就祭出终极“杀招”：我给你妈妈告！最初只是口头“威胁”，后来就付诸行动，直接写信给我妈妈，告我的“刁状”。一到这个时候，我立马“放弃抵抗，缴械投降”。当然，她告我“刁状”不会是我们理论的探讨、时局的分析，而是她认为我在十一分场的一些做法不妥、一些态度不对而对我进行批评、规劝（她有另外的消息来源）。我也知道她是为我好，不希望我走弯路、栽跟斗，但我总是不服气、不认输，总认为自己想的、做的都是对的。
　　我从来没有告诉薛红我家的地址，而且支边期间我们家还曾经搬家，但薛红总是能找到我家的地址，原因就是她有“卧底”。薛红家只有两姊妹，她有个弟弟。世间事就是这么巧，她弟弟和我弟弟居然高中是同班同学，不仅同班而且同桌，不仅同桌还是最好的朋友！因此，她要想知道我家地址，就易如反掌了。我弟弟到边疆来耍，去河口时我就把他交给薛红，她把我弟弟也照顾得很好。
　　七六年之后，我们通信的频率逐渐降低，基本维持在一两个月一次，“火药味”也没有当初那么浓了。

　　营部、河口并不隔着“千山万水”，其实我和薛红要见面交流也不是办不到。不过，为了避免给她造成“不良影响”，我去河口时，从来没有去找过她。反而是她时常回营部来，我们就有机会见面交谈。时间长了，“舌头和牙齿都会打架”，我们的交谈也不总是云淡风轻，偶尔也有争执、甚至斗气。现在回想起，我那时真的还是不太懂事，不知道宽容、让人。有一次，薛红回营部找我聊天。那天我不知有什么事，心情不好，于是和她聊天时心不在焉。她看我如此，就很快告辞了。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回到宿舍，发现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上面是一首小诗：“思遇知音实不易，志同道合难得己。谁想出言不投机，无奈一场空欢喜。”看了小诗，我知道这次是自己不对，同时也有些感慨。我觉得我们之间交往出现一些障碍，责任也不全在我，她有时也会发小姐脾气，对我爱理不理。于是我就和韵回了一首：“春催谊花开不易，夏夜更长感知己。秋空高深难相测，冬冻严冰非人喜。”（当时正好是冬天。）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被动接招，我有不满，也会去诘问她。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去埋怨她：“昔函迹犹新，凝目忆往亲。一颗心无窍，三更梦常惊。茅屋犹感暖，砖舍冷似冰。既是如今景，何谓姊妹情？”遗憾的是，那时候我们的通信及唱和的诗词绝大多数都没有保存下来。

虽然吵吵闹闹，但我和薛红这样的交往一直保持到七七年高考，我们分别考上不同的大学。这期间，她曾经有意无意中表示，我是她在知青中最好的朋友。而我除了有一批过命的兄弟伙外，就精神层面的交流而言，薛红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五、

大学期间，我在蒙自、薛红在昆明（云南大学），我们之间的书信联系进一步放缓，大约一学期一两次吧。内容也归于平淡，大致就是互通信息而已。七九年大返城，我毅然退学回重庆，她则继续留在云南攻读。

我回重庆后，除了工作学习，就是完成人生大事：恋爱、成家。一九八零年暑假的一天，薛红弟弟到我家来玩，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当时我正在热恋之中，那天正好我的女朋友小吴（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也在家。薛红弟弟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弟弟，当时他带了一封薛红给我的信，看到我女朋友在，就把信带回去了。

再后来，又了解到一些薛红恋爱方面的情况。不出所料，她和蒙自那位没有走到最后。她当初那种“将军奴隶”的恋爱观肯定是幼稚的，不可能找到真爱。生活会按照自身发展的轨迹纠偏，只是纠偏后的河水已很难再流入原来的河谷。薛红最终在自己大学同班同学中找到感情的归宿：那是一个北京知青，也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汉子。

一九八一年暑假，薛红携新男友回重庆见父母，其间也邀请我夫妻去她家做客。事后，她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夸奖小吴，说她们一家都认为我找了一个好妻子。她爸爸的评价是：很懂事；她妈妈的评价是：很得体；她弟弟的评价是：很亲切。而她在评价时还不忘“踩我一脚”：比她丈夫会为人。

一九八六年暑假，小吴单位安排她去四川外语学院进修英语。川外旁边就是西南政法大学，而薛红父亲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她们家就在校内（支边期间她家住在市中区）。得知小吴要到川外进修，薛红就力邀小吴到她父母家去住。我们也想，住在薛红父母家肯定比每天跑或住学生宿舍好得多，于是就接受了邀请。在那一个月里，薛红父母把小吴当做亲闺女一样照顾：早餐提前准备，鸡蛋牛奶不断；晚餐炖鸡蒸鱼，荤素营养搭配。晚上怕影响小吴学习，早早关掉电视回卧室休息。薛红妈妈是中学英语教师，还可以给小吴辅导。之后每提于此，小吴都万分感慨。

这是一九八五年春节期间，我们一帮支边战友在华岩聚会合影。

薛红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结婚并分配到北京一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我与她的交流开始有了明显的时代政治烙印。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那些内容似乎还是敏感的，这里就隐去吧。记得一九八九年春节，薛红回重庆探望父母。一个周末她进城来办事，事先告知我，我就在解放碑二路车站等她。接到她后，我们就一边交谈一边朝小什字方向走。她要去朝天门附近，我要去消防队的岳父家。然而走到罗汉寺，我们都感觉需要继续谈下去，于是，我们就站在路边谈论了三四个小时。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薛红作为勤于思考者当然不会置身事外，在不断碰撞、探索、求证之后，她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渐改变。我们的交流是非常深入而坦诚的，不是谁要说服谁，而是都想尽可能完整、系统、全面的把自己的观点清楚准确的表达出来。我认为，像这样的交流，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能够毫无保留的交流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薛红见面。
八九年下半年，薛红参加一个由学校安排的学术交流活动前往美国，然后就留在了那里。后来，她弟弟也到了美国，再后来她把她父母都接了过去。她结束了中国的婚姻，在美国重新组织了家庭。后来，我们到美国后和他们一家也取得了联系，只是他们在东，我们在西，无缘见面。
二零零五年初夏，我在重庆和远在美国的薛红通过一次电话，只是那通电话有一个我们都很无奈的背景。那个越洋电话，我们打了一个多小时，只要抛开那个“背景”，不涉及敏感话题，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昨天还在一起的朋友，轻松、惬意、不设防。这之后，她大概是为了不给国内的亲戚朋友添麻烦，主动中断了几乎所有的联系，我也再没有联系上她。
　　虽然音信相绝、地域相隔，但我深信，无论世事变幻、沧海桑田，无论鹤发鸡皮、背驼眼花，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留给对方。
　　薛红，我知道大概率你可能看不到这篇文章，我也知道很难再和你联系上，但我还是要在这里问一声：薛红，你现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