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的战地日记及文存》后 记

门吉

我的文学之路，跋涉的异常艰难。试看文学界，其艰难跋涉如我者，能有几人！

1961年8月，我投笔从戎，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当上了一名边防战士。

我从小立志，长大了要当一名科学家，因而读书比较刻苦，加上有点小聪明，所以成绩一直都稳定在班级前列。小升初、初升高，均一次成功。1960年7月从遵义四中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自认为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父、兄几人都是中共党员，根红苗正，加之学习成绩也好，故非清华、北大不读。结果是相差几分，名落孙山。不服，第二年再考。填志愿时，有些心虚了，怕再考不上浪费光阴，宅在家中也挺难受，便将第一志愿改清华、北大的物理系为贵州大学物理系。后来得知，一炮中的，金榜题名。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遵义开征城市学生兵，住在一个院子的居委会主任余大妈，带着征兵排长找上门来，说是要招“特种兵”，动员我应征。我以为他说的“特种兵”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兵种，与我的立志相近，便答应了。

不久，入伍通知书送达，我就穿上了新军装，几天之后开拔。汽车火车，一路向西，几经辗转，浑浑噩噩，颠簸到了勐腊之后，才知道当的是边防军！我想不通，去找那个征兵排长理论，他回说：边防军就是“特种兵”。收到父亲寄来的贵州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拿着它去找领导，要求回去读书，被训斥：部队不是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得了的！不得已，只得留下；再一想，服兵役也是青年人的义务和职责；并且在写信告知贵州大学我已经应征入伍，大学回信说保留我的学籍，便安下心来，不再胡思乱想了。

物理学家的愿望已难以实现，我又不甘于做“普通一兵”，还得为“成名成家”找新路。左思右想之后，发现：边疆的风土人情与内地大不相同，很有特色，在校读书时，我爱读诗写诗，何不发挥此特长，把它写下来，寄到内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呢？于是，我把能利用的一切余暇时间都利用起来，有时甚至是夜半下哨回到宿舍也不马上睡觉，而是躲在蚊帐里，拧亮手电筒，把在哨位上打好的腹稿记录下来，待节假日修改。我从写诗开始，然后写小说。几经失败，终获成功。1962年初，小诗《易武冬日桃花红》发表在《西双版纳报》上，得稿费4元，与当时列兵的6元津贴相差无几。1964年，短篇小说《荣誉》，刊登在《昆明部队文艺丛书》上，稿费达30元，高出我中士班长的津贴两倍还多！

其后，我的写作热情越发高涨，甚至在野营拉练小憩时，也会掏出钢笔，把在行军途中想到的“点子”和听到的熟语、方言记录下来。此举引起连队干部战士的好奇和称赞。如此努力，自是大有回报，不断有新作问世。

1965年底，已经提拔为边防团宣传干事的我，把历时半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江水奔腾》投寄给《人民文学》，由于描写的是傣族战士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英勇杀敌、成长进步的故事，此类题材，很受欢迎。不久，编辑部就回信说采用，并发函到边防团政治处调查作者情况。等回函寄到编辑部时，因为“文革”，《人民文学》停刊。5万多字呀，就这样付之流水！即将获得的“青年作家”的桂冠，刹那间烟消云散！也因为“文革”，底稿也找不到了。令我在十分遗憾之后，再添心痛！心痛！

1969年底，云南边防部队大换防。我所在的昆明军区边防步兵十一团，从勐腊换防到临沧地区的沧源佤族自治县，番号改为边防七团。仅半年多，团部便移防耿马县，驻进后撤的野战军的一个团的营区，显得十分空旷。周边情况尚未完全熟悉，我就上调临沧边防军分区宣传科，任新闻报道组长。闻知全军赫赫有名的“边防红色堡垒三连”就在防区内，驻防镇康县南伞镇国境线旁，就慕名前去采访。随着采访次数的增多和采访的深入，深感“边防红色堡垒三连”就是新闻采写和文学创作的“富矿”区，且刚被林彪重新命名为“政治边防模范连”，在全军可谓是红得发紫,写文章，做新闻，恰逢其时！我采写的一些新闻稿件和创作的文学作品分别在《解放军报》、《国防战士报》等报刊上刊登后，创作长篇小说的欲望开始萌动，并越来越强烈。于是，便开始了“拼搏模式”：节假日不休息，下班后不去玩，用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边防前哨》的初稿，稿纸摞起来，将近半尺厚！素材大多来自“政治边防模范连”，也有我在勐腊县傣族地区的生活积累。以军民联防保边疆为主线，穿插边防战士与傣族卜少（傣语，少女之意）的苦恋（部队有规定，干战不能与当地女子恋爱。故有了恋情，注定是苦恋）。因为有此前创作短篇、中篇小说成功的经验，加之有“政治边防模范连”丰富多彩的素材提供，因此，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较为顺利。既有紧张惊险的边防对敌斗争故事，又有惊艳奇特的边疆少数民族爱情神话，故以为，若再经修改加工，便有发表的可能。

不料，1971年9月13日，晴天霹雳，传来爆炸性新闻：说是林彪带着“一群老婆（林彪老婆叶群）”，坐着“三架飞机（三叉戟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沙漠。不久，正式文件传达，肃清林彪余毒的运动开始。怕受到牵连，《边防前哨》草稿，一火焚之。三十多万字，一年多的心血，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奠定作家名头的“一本书主义”，再一次黄粱梦断！

七年后，机会又来了。1978年8月，我调任新华社昆明军区分社，随即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地报道。作为13军的随军记者，跨过红河，进入越南，逛老街、走坝洒、下柑塘，直至黄连山。作战地采访时，我十分注意收集素材，以便日后进行文学创作时使用。后来的实践表明，我当时用圆珠笔在采访本上记下的几万个文字，派上了大用场：撤军回来，我在完成新闻采写本职工作之后，又开启了“拼搏模式”：节假日不休息，下班后不去玩，自1979年8月至1984年5月间，相继完成了八篇报告文学的创作，前七篇分别刊载和收录在《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西线凯歌》、《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等刊物书籍上，最后一篇《遗孀》，1984年5月完成初稿时，因借调北京，没有时间修改投出。等两年后回到昆明，修改投寄的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七篇报告文学的相继发表，特别是《山达之歌》、《阿尔子日》、《战火中锤炼的钢材》三篇报告文学陆续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文艺丛书》上的登载，还标注作者所在单位是“昆明部队”，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昆明军区政治部钱副主任看了，非常高兴，在相关的会议上，给予特别的表扬。

我心中窃喜，认为不愿再做为人嫁衣的记者工作、改行专搞文学创作的机会来了。于是就去找钱副主任，谈了我的想法。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钱副主任曾经担任过新华社志愿军分社的社长，对我比较关照。他提供两个选择：一是去军区创作组当创作员，二是到军区国防文工团做编剧。我的首选是创作组，其次才是文工团。

说到军区国防文工团，我与他们还是有一段渊源的。那是我在创作长篇小说《边防前哨》初稿即将完成的1971年春节后，文工团一位刘姓导演带着有位何姓的几名主要演员，深入边防基层，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到临沧后，闻知我在创作以“政治边防模范连”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喜出望外，因为他们正想创作此题材的话剧，如果能以我的长篇小说做基础，他们的创作将会事半功倍。于是，提出要求，要看一看我的初稿。我想了想，觉得不妥：一是初稿，凌乱不堪，羞于示人；二是文学创作，实属不易，有些故事情节，特别是一些别出心裁的“点子”，在正式发表前，是秘密，不能随便示人，以免将来发生纠纷。于是，那次可能的合作，未成。

钱副主任提供的两个选择，我考虑良久，觉得当编剧，难度要大一些。虽说在担任边防团文艺宣传队负责人期间，也曾写过歌词、歌曲、花灯小戏等，但与大军区文工团所要求剧目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还是进创作组，专注小说创作为妙。钱副主任同意了。不料（又是一个不料！）不知为何，具体负责人不同意。不得已，只得去文工团。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想回新华分社了。

其时，中央有关部门开始组织编写大型政论丛书：《当代中国》，总政治部分到“军队卷”的任务后，感觉人手不够，要求各大军区政治部各抽调一名有写作能力的人支持。钱副主任认为，我能胜任。于是，1984年的9月，我的身份就成为《当代中国》（军队群众工作卷）的撰稿人，而不是文工团的编剧了。

在北京，编写两年，三本书成。期间，闻知钱副主任调任国防大学副校长，登门拜访。谈及昆明军区已经撤并、我今后的去向时，钱副校长根据我的特长，要我去某军事刊物当编辑，我答应了。在北京的编写工作完成后，我去某军事刊物报到。考虑到家属在昆明五十七医院工作，家住城中心的国防路，上班在郊区的北教场，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两个小孩年幼，难以照看，故提出家属一起调动的问题。得到的回答说：眼前很难，很难！看看过几年有没有可能。

再过几年，孩子已大，要不要照看，意义已经不太大，眼下才是关键时期！想了想，还是放弃吧。气候、饮食也有些不太适应，于是，回到春城，勉为其难地继续做新闻报道工作。

退休之后，婉拒一些传媒做编辑和老年大学当老师的邀请，做我自己一直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书法和文学创作。说到文学创作，大部头的著作，不敢想了，因为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二十多岁时创作中篇《江水奔腾》的年轻气盛，已荡然无存：三十多岁时躬耕长篇《边防前哨》的思路天马，也难以再现。而我最熟悉、也最有亲身感受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也因囿于时势大局，题材敏感，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创作出来，也难以发表。

虽如此，机会还是又来了。牛年新年前不久，我翻书柜找书，突然看到一本蓝色封皮的记事本夹在书丛中，取出，打开，一看，喜出望外：正是我朝思暮想的记录着我的“战地日记”的采访本！它是我的宝贝。因此，撤军回国之后，我就妥为收藏，以便日后进行文学创作时使用。不料，当我真的需要使用时，翻箱倒柜，找它不见。以为是搬家多次，不小心弄丢了，十分懊恼、惋惜，成了心病。此刻，找到它之后，我就迫不及待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顿时，四十二年前车轮滚滚、炮火连天、烟尘漫卷、尸横荒野的战地画面，一幅幅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热血，一次又一次地奔涌。看到动情处，老泪夺眶而出。良久，联想起前久网上热议的那本“日记”，觉得，我的“战地日记”，正能量满满，应该整理出来，想办法传播开去，以为对越自卫反击战42周年的纪念。

由于是在战地记日记，膝盖上写；还要抓紧时间，有空就写上几句，因而段落零碎、字迹潦草；再加上用的是圆珠笔，四十余年过去，有些字洇的严重，难以辨认，要用放大镜反复细看，故而整理起来十分麻烦，进展缓慢。几经努力，终于在2月12日整理出来。承蒙贵州《影响力人物》新媒体的关照，在2月16日这天，以《纪念对越自卫反击战42周年|一位新华社记者的“战地日记”》为题，配上我的一组战地照片，推送网络，立马就获得众多的点赞和留言。我转发朋友圈，也反响热烈。有战友甚至建议出影印本，他将购买100本，赠送给当年一起在军校学习的同学，因为他们中的多数，都曾参与了那场战争。

他的建议，我想了想，觉得有些难度。前已提到过，因为是在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战地记的日记，不像在后方和平环境下的书桌上写，可以从容淡定、笔墨工整地写，因而字迹潦草、段落凌乱，有的字还难以辨认，故影印下来，效果肯定不好。不过，他的建议，还是给我以启发：影印效果不好，干脆就出书。但要出书，仅15000多字的“战地日记”，即使配上相关照片也显然不够。幸好，在找到那本采访本的同时，也翻找到《遗孀》——创作于1984年5月、因故未来得及修改投寄的一篇报告文学的初稿，读后觉得稍加修改即能达到发表的水平。并由此想到在此稿之前，我创作的发表在《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等刊物上的战地报告文学作品多达7篇（此前也曾经想到过，将这7篇报告文学与我的别的题材的文学作品集纳成册出版，后因工作变动未成），何不借此机会，实现夙愿，把“战地日记”和8篇战地报告文学，再加上这几年一些媒体对我的专访，就可以集纳成册，出一本比中篇稍长、比长篇略短的文学作品集了，也可以算是给我的文学跋涉之路，作出一个交代。毕竟，书中收录的几篇报告文学，当年能登上全军专业作家及业余作者高山仰止的《解放军文艺》；并且，其中的一篇，还因为被资深编辑看作“佳作”，将已经编排好的昆明军区一位老作家的稿子撤下，换用我的，在当年，还颇让我引以为豪。

于是，一本名为《战地记者的战地日记及文存》的文集，就这样定稿了！付梓之时，衷心感谢一直以来对我的文字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热情帮助的各家报刊杂志的老总、编辑和各位亲朋好友！

谨以此文，权作后记。

2021.7.1于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