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永定五年半

安平

　　我是厦门“老三届”知青，1969年4月到闽西永定山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农村劳动生活五年半，那段艰苦经历永远难以忘怀。

一、初到枫林

我们68届初中毕业时，全国中学毕业的“老三届”共有1500万人，就业问题很大。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厦门的“老三届”下乡地点是闽西的龙岩专区，我所在的八中即双十中学到武平县，哥哥钟建平所在的四中到上杭县，小舅何大汉所在的集美中学到永定县。家里认为三舅甥还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好，便于相互照顾，而且听说永定比武平、上杭条件好些，离厦门也近些，所以决定我和哥哥都随小舅去永定下乡插队，其实这样扎推对于今后招工是很不利的，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集美中学和集美侨校的一百多位归侨学生最积极，在春节前12天就集体步行去永定抚市公社插队落户。在他们带动下，春节后我们三人到各自学校和“四面办”办了报名手续。当时管下乡的部门是各级“四个面向办公室”（简称“四面办”）。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半，个头不到一米六，也要下乡。下图是当年春节我们三人的合影，可以看出我的个头很小。

　　报名后不久，哥哥突然患了急性肝炎，不能马上下乡，由我和小舅先去。4月1日，厦门八中给我送来上山下乡“光荣榜”和“喜报”，并将喜报贴在我家门口。下两图是1969年3月31日厦门八中给我的上山下乡光荣榜和喜报。

　　4月上旬，我与小舅一起到厦门碧山派出所转出户口，看民警办理户口迁移证的时候，我想今后可能一辈子就成为农民，回不了厦门了，心情十分惆怅。

姥姥到厦大百货商店花6.3元给我买了一个红色的小木箱装衣物，做了新的棉被，我把它打成背包。大舅妈送给我一套脸盆口杯，用网兜装着。这就是我下乡的行装。下图是我从厦门带到坑头村使用的红木箱。

　　接到集美中学通知，4月11日我和小舅携带行李到集美中学集中，当晚在道南楼教室课桌上铺席睡觉。12日一早，我们在集美集体乘坐公共汽车，把行李放在车顶上。我们这一车知识青年是到永定县龙潭公社枫林大队的。下图是我们的乘车证（同批七队知青庄穗提供）。

　　我们的汽车从公路经过漳州、龙岩，再去永定，下午四点多到达龙潭公社相邻的坎市公社东中大队，已是公路尽头，那里距离龙潭公社枫林大队还有15里山路，枫林大队的社员们已经手持扁担抬棒，在公路边等候多时了。下了车，社员们七手八脚地帮助我们挑行李，我的箱子最轻，是一个名叫严火林的小社员挑的。我们沿着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山间鹅卵石小路，翻过东峰岭，走了近两个钟头，到达枫林大队第六生产队（坑头村八角楼）时，天色已经灰蒙。

当天一起被分配到枫林六队的知青共六位，除我和小舅何大汉以外，还有方文松、王自立、林建南、陈志雄。其他知青被分在一、二、三、四、七队。下图为1969年4月集美中学下乡人员花名册（有我们六队6名知青）。

　　我们六人被分散到社员家食宿。当时要求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才能承担这项户主任务。我与小舅大汉住在生产队出纳严学华家二楼的一间，我在学华家吃饭，大汉在严灿林家吃饭。文松、自立、建南、志雄分别在严定银、严树能、严来能、严沛能家食宿。过了两个月，大汉的户主提出负担不了，我的户主严学华接受了他，我改到严富林家吃饭，搬到严定银家与方文松一个房间住。

枫林大队有九个生产队，五个自然村（军营、杨屋、坑头、山背、山角），一千多人口。军营、杨屋、坑头村分布在两个山沟里。一、二队在军营村，三、四队在杨屋村，五、六、七队在坑头村。八、九队在山背村、山角村，距离大队部有七八里路。大队部设在军营村，大队党支书是严启水，文书兼团支书是杨林光。

第六生产队当时有三十多户，一百多人口，都姓严。生产队长是刚从部队复员的严灿林，一年多后换成严来能，他连续当了好几年。这里属于闽西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农民都住在干打垒的客家土楼里，我住的学华家在村里最大的八角楼中。下图是枫林六队的卫星地图，下部最长的土楼就是八角楼。

　　到六队的第二天，适逢龙潭墟天，我们与社员一起去赶墟（当地叫赴墟）。龙潭是公社所在地，是个小山窝，距离坑头村三里路，有鹅卵石小路通行。墟场很小，每逢农历二、七日为墟，上午11点左右人较多，到下午一两点就散了。有个小街巷，长不过几十米，几家店面，有卫生院、邮电代办站、供销社日用工业品门市部、食杂门市部、农资门市部、粮站。公社机关在距离墟场百余米的一座土楼里办公，记得当时龙潭公社革委会主任叫简廷鉴，是坎市大排人。在龙潭看见路边贴着某人死有余辜内容的大字标语，一打听是龙潭卫生院院长黄焕涛（江西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身亡，使我们感到乡下的文革运动也很激烈。我们到邮电代办站寄信回家，代办站是卫生院兼办，后来是黄焕涛的儿子黄龙瑞接替补员，并代办邮政业务。

赴墟次日，我们开始出工，参加劳动，上午做田埂，下午挖水田。做田埂是站在水田里，用锄头将田埂边的草铲除，然后挖起水田中的泥，堆到田埂上，再修成上面平、旁边斜，表面光滑的田埂。这个活儿看起来简单，但要又快又好也不容易，我笨拙地使用锄头做好一小段田埂，别的社员早已做好一大段。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农村劳动生活。

过了一个月，我们生产队又来了三位归侨女知青程梅英、张如凤、甘为群（丽女）。她们与我们一样，从集美乘汽车到15里外的坎市公社东中大队，我与社员们一道去接，帮助挑行李。她们住在严树能家二楼，在他家用餐。

到枫林大队军营、杨屋、坑头七个生产队的知青共有71人。下乡头一年公社对每个知青每月发给生活费8元，由粮站供应大米37斤。在户主家吃饭时，这些钱粮就交给户主包干。政府还拨给知青农具经费，生产队帮助我们购买了锄头、耙子、镰刀、斗笠、蓑衣、扁担、畚箕、水桶、箩筐、秧盆等农具，每人一套，后来我们又买了砍刀、斧头等。

在户主家食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九月间生产队开始为我们独立食宿做准备，县里下拨了知青住房安置费用，公社知青办干部张章英来看了好几次，与生产队商量，决定将队里的回屋给我们居住。

回屋是土筑平房，坐南朝北，三个开间大，但只有三面墙，没有门窗，原来是供奉神明的，文革“破四旧”腾空了，可以装修一下住人。生产队派注能等人上山砍松树锯木板，知青上山挑回来，架起来风干。学华带领知青挑土做成土坯，砌在北边墙基上做了半墙，在上半部用松木板做挡板和窗户，在中间走道做了三个门供出入。用装修剩下的松木板架在毛竹弯成的三角床架上，就是我们的床铺。

回屋西边原来有一间生产队的肥料屋，腾出来给我们作厨房。我们挑土，学华和定垣用土打了一个大灶台，但是不好用，后来我们又在屋内角落打了几个小灶台，按知青家庭分别开伙。下图是1974年的枫林六队，图中部的树挡住了我们住的回屋，最左侧的低矮平房是我们的厨房。

　　我和小舅到龙潭买了大铁锅、锅盖、热水坛、大水缸、火钳，把热水坛安装在炉膛侧，还做了一张简易餐桌，上山砍了许多木柴。这样勉强具备了独立食宿的条件，国庆节过后，我们六个男知青就从户主家迁到回屋，我与小舅住西间，建南与志雄住中间，文松与自立住东间。自立的妹妹淑英在国庆前也来到坑头插队，住严树能家，与自立一起开伙。1970年初，哥哥建平肝病痊愈后也从厦门来插队，我们一家三人开伙。我在回屋整整住了五年，小舅住了三年，哥哥住了七年。

二、艰苦生活

从城市居民到农村当农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农村吃、穿、用、住、行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下子难以适应。

首要的问题是吃不饱，没有油水，成天饥肠辘辘。下乡头几个月在户主家吃饭，有国家定量供应，还勉强过得去，但饭是用钵子蒸的，一人一钵，不能多吃。菜就比城市差得多，只有酸腌菜和青菜萝卜。学华家的酸腌菜上放一小块猪肉，是每餐用来炒菜作油星的，不能吃掉。一天腌菜上突然多了几块小小的肉，学华先说是兔子肉，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味道还不错，他才告诉我是家里打到的一只老鼠肉，令我吃了一惊。

搬到回屋自己开伙后，开始还是吃国家回销粮，不久就吃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很快就就不够吃了。我们尽量节省粮食，尽管体力劳动消耗很大，但口粮很少，加上工分粮，平均每个月只有40来斤稻谷，我们自己砻谷踏碓子或挑去机碾，加工成米只有20多斤，其中有一部分是分给地瓜。每天只能早晨和中午吃钵子饭，每人一钵只放四两米，晚上每人二两米煮稀饭，多放一些水来灌饱肚子。这样一年还缺两个月的口粮，只好在春节回家吃一个多月。到了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还要家里寄粮票来接济，例如1972年五六月间母亲曾寄75斤粮票给我们。到了1973年，我和哥哥出工多，工分粮比较多，平均每人每月有50多斤稻谷，才基本解决口粮问题。毛主席给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回信后，国家出台政策，对生产队分配粮食平均每月不到50斤稻谷的知青，由国家补足到50斤，出工少的知青也基本解决了口粮。

自己开伙的蔬菜，主要靠自己种解决。我们在生产队分配的自留地里种了许多菜，例如芋头、四季豆、豇豆、芥菜、苋菜、萝卜，在旱地自留地种了地瓜，在厨房门前种了南瓜、芋葫。我们经常去浇灌蔬菜和地瓜，社员们也常来指导帮助，菜不够就采地瓜叶、豆叶、萝卜叶来吃，还买些腌菜补充，也到山上采菇摘笋补充，这样基本解决蔬菜问题。但是肉蛋油没有解决，我和小舅曾在厨房边做了一个猪栏，向养母猪的定乾买了一头小仔猪来养，当天出工回来发现仔猪不见了，到定乾家一问，原来跑回他家了，我们也缺乏饲料，只好打消养猪的念头。后来每月花1.3元买一斤肥猪肉熬油，来解决煮菜的油星问题，但还是太少，铁锅经常生锈。有时买鸭蛋，缺菜时用一个蛋，将我们的饭从饭钵里挖出来，做蛋炒饭吃，或做一碗蛋花汤。回长汀过年返队时，家里都要让我们带一些油炸黄豆、油炸豆腐等回来，补充配菜不足。

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最盼望的是加餐。有时参加社员私下聚餐，叫做“打凑伍”，每人出一斤米，煮米粉或打糍粑或杀鸭子吃。有时社员办喜事请客，如队长严灿林与美姑结婚请酒时，我们第一次喝到醇厚的家酿米酒。夏收夏种“双抢”，队里经常煮午餐大锅饭送到田头，米饭敞开肚皮吃不限量，大家最高兴。平时赶墟，我们会到饮食店吃上一碗面，犒劳一下自己。1969年国庆前一天，我和小舅步行去龙岩铁山，找到二姨夫刘水才老家，适逢他的小弟永汉结婚，我们参加了喜宴，享用了当地的土产美味。1970年5月，二舅大公到坎市大排参加建设兵团的工程项目施工，到坑头村来看望我们，不久我们三舅甥也去大排找他，他中午在工程队食堂买了一碗红烧肉招待我们，那肉的美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农村穿用很朴素。我带下乡的衣服很少，劳动很费衣裳，破了就补补再穿，在肩头、膝盖和屁股部位垫上布，用线车一圈又一圈，像靶标一样。每年春节回长汀探亲时，家里买了布，我自己做，才能添新衣。夏天劳动经常打赤膊，起初晒脱了几层皮，痛得很，后来皮肤变得黝黑。平时劳动都是打赤脚，一双解放鞋平时基本不穿，有时赶墟穿一下。

　　住在学华家时，屋内和床上的跳蚤很多，咬得我们身上到处很痒，学华就用农药六六六粉洒在我们的床板上，减少了一些跳蚤，但是地上还有，不时会钻进裤筒里咬我们。

洗衣起初在八角楼前的小溪边洗，搬到回屋后就在厨房前的小沟边洗，在回屋宿舍前竹竿上晾晒。

棉被和蚊帐一直用厦门带来的那套，草席破了还要用一段时间再换新的，草席底下铺的稻草垫是自己编的。回屋室内地面十分潮湿，我的床底下还长出菇来，队里的严才能看见了，说你们知青年轻还能住，要是他住几天就会风湿腰腿痛。

夜里照明在家点煤油灯，出门行路有时用手电筒，有时也点松明火或晒干的烟杆照明。

开始最不习惯的是上厕所，农民的茅坑里都是水，上面铺上几块木板，拉得不好就要溅到一腚粪水，旁边放了一些揩腚的烟杆或树枝，我们尽量不用，自己带些纸上厕所，后来也习惯了。

我们在农村都是打赤脚步行，练出了一双铁脚板。坑头到军营的枫林大队部一里多路，到龙潭墟3里路，到抚市墟25里，到坎市墟30里，到龙岩的适中墟40里，到龙岩市区60里，到永定县城80里，大都走山间小路或田间小道，而且经常挑着重担。最多的一天我走了200里路。

在农村生活缺医少药，最大的威胁来自病痛。我们大队二队有位与我同时来插队的知青张珂，才来三个月就得了钩端螺旋体病去世了，葬在坎市。县里赶紧给我们所有知青都打了防疫针。我有次在家劈柴，斧头一歪，砍伤了左小腿，皮开肉绽，血流如注，包扎后好些天不能参加劳动。平时感冒小病就抗一抗，不行再找大队的赤脚医生严桂福开点药，常给的药是安乃近、索密痛。

在农村的许多生活开支要钱，家里每月寄点钱给我们买肉蛋、食盐、煤油、电池等生活必需品。我们也向生产队借支一点用于日常开支，但经常借不到。到了秋后，全年工分算出来，分红方案确定了，我们的工分钱扣除分粮款和平时借支款后一般还有结余，等到生产队卖余粮和烤烟拿到现金，我们就找出纳领取自己的结余款，一般只能领取二三十元，只够过年回家探亲路费，一年的辛劳也算有了个结果。

例如1970年度我赚1945.8个工分，扣掉义务工90工分，再加上小舅、哥哥的工分，折款扣除粮款后剩下73.91元（每人平均只有二十多元），回家过年前只领到10元。

1971年度我赚2918.8工分（包括当生产队记工员补贴310个工分），加上小舅、哥哥三人合计6619.7个工分，每个工分价值0.053元，折算人民币350元，这就是三人辛苦一年的报酬；工分粮每个工分0.065斤稻谷，再加上口粮，三人人应分粮食1795.3斤；工分款扣掉这些粮食的钱，再扣除平时少量借支款，三人年终余下128元可供开支，但生产队年前无法兑现，一直到第二年夏收后生产队卖余粮得了款，我们才领到其中的50元。第二天我与小舅步行去龙岩，用48.9元在龙岩县百货公司买到一台上海产星火牌双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天天可以收听新闻广播，改善了我们文化生活。但1975年这台收音机放在回屋的宿舍里被人偷走了。下图是1972年8月26日我在龙岩购买半导体收音机的发票。

　　我们的一些日用品和食品需要到龙潭购买，一般是赶墟时去龙潭，有时也去抚市、坎市和龙岩的适中赶墟。龙潭的墟日经历多次变化，我们刚下乡时是逢农历二、七为墟，五个月后改为三、八为墟，1971年2月起又改为逢星期日为墟。

三、繁重劳动

劳动关是每个知青都要过的难关，不仅要经受风吹日晒雨淋，冒着严寒酷暑，还要付出极大的体力精力，忍受重负在身和疲惫极限的煎熬。不经过这一关的考验，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下图是我1969年下乡第一本记工本首页。

　　枫林大队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烤烟。水稻种植双季稻矮杆品种（主要是珍珠矮、赤块矮），少数山垄田种植单季稻品种（主要是高杆大糯），平均亩产很低，只有300斤左右。冬种种植烤烟和小麦。山坡旱地种植地瓜。因此我们的田间劳动主要是种植这些作物。

种水稻的主要工序有翻土、做田埂、拔田坎、犁耙田、踏禾根、做秧田、浸种、播种、管秧、拔秧、送秧、插秧、耘田、挑肥、施肥、喷药、收割、扛禾、打谷、挑谷、晒谷、扎稻草、修水圳等。除了犁耙田因耕牛有限只有个别知青掌握外，这些劳动技能我们都掌握了，有些还成为师傅。例如插秧，枫林的田块大小不一，大多是山垅田，农民插秧不需拉线绳，由插秧师傅带头在田中插出笔直的一排秧苗，其他人随他右侧跟着插，越插越弯。生产队里只有学贵、才能等少数几个社员是插秧师傅，我向他们学习，很快掌握师傅的本领，成了插秧能手。下乡第一年，我插秧工分每天只有7.3分，到第二年春天起就提高到9分，与师傅一样了，因此我在春耕和夏收夏种“双抢”期间主要任务是插秧。秋收时没有插秧，就负责打谷。打谷比割稻辛苦得多，每天将打谷机扛到田头，铺上谷笪，踩动打谷机，一打就是一整天，收工还要挑上满满的一担湿谷回队里。夏收夏种时白天长，要出早工，劳动时间很长，每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非常疲倦，晚饭后一上床就睡着了。

给禾苗喷药是许多社员不愿干的活，喷的是666粉剂和1605粉剂，容易中毒，我们知青就承担起来。喷药时穿上长袖衣裤，戴上帽子口罩，站在上风向操作喷粉机喷射，一遍要喷好几天，有时头昏吃不下饭还坚持干。

在水田干活，腿脚常常被蚂蟥叮咬，起初没有经验，到它吸饱了血才发现，后来只要一叮上就能感觉到，马上把它拉下来砸死。有时在田里会遇到蛇类，我曾见到水蛇、竹叶青蛇，都及时躲开了。凹背有一处湖洋田，中心处很深，不小心就会陷进烂泥，难以自拔，我们到那里插秧割稻都十分注意。永定是烤烟产区，男社员大都有抽烟习惯，劳动间隙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抽支烟，我认为抽烟对身体无益，坚持不抽烟。下图是我下乡五个年度的个人记工本。

　　当时贯彻“以粮为纲”，烤烟不能与水稻争地，都是种冬烟。在晚稻收获前就排干田地，割稻后种植。主要工序包括翻土、整畦、挖穴、栽苗、铲火粪、施肥、采叶、编叶、入烤、出烤、分烟、售烟等。我感到比较辛苦的是翻土整畦，要用锄头用力将干硬的田土挖开，敲击打碎，盘整为畦，耗力很大，但收工时看到自己做出的一行行整齐的烟畦，还是挺欣慰的。入烤、出烤也很辛苦，是在高温的烤房内进行，全身汗流浃背，在烤架上爬上爬下，接放烟杆，我也常干此活。

挑担是当农民的基本功，要挑肥、挑煤、挑谷、挑秧、挑烟、挑石头、挑水、挑松脂、挑木板、挑土等，挑担走的多是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和狭窄的田埂路，特别是挑长担，是最能磨练意志的时候。我个子小，初下乡时只能挑60斤，经过锻炼后能挑100斤走25里路，短途挑谷可挑一百三四十斤，在坑头五年半时间挑断了好几根扁担。下图是1969年记录我下乡头半年挑担数量的记工本。

　　生产队烤烟和烧石灰需要煤，主要到坎市田地大队的狗子斜（10里路）、东中大队（12里路）和枫林七队的小坑（7里路）三个社队小煤窑去买，我经常去挑，每百斤分别是10工分、12工分、7工分，虽然辛苦，但半天就可赚到平时一天的工分。我常常挑生产队的公余粮到三里外的龙潭粮站交售，粮站的一位老职工过了二十多年见到时还能认出我来。我还为搞副业的本队社员严华林挑过松脂和木板。他承包队里一片山场割松脂，经常从山上挑松脂回家，再请我们从他家挑到抚市收购站出售，来回50里，每百斤给一元三角挑资，相当于生产队三天工分钱，但很累。他到本公社双溪大队的湖洋坑深山老林里砍大杉树，做成木桶木板的粗坯，请我去挑回他坑头家里，来回也有50里。1971年春，我与小舅、哥哥一道，还有海林等社员参加，由本队社员严注能牵头，去坎市大排的建设兵团工地挑土八天，但工钱一直没拿到。

扛木头比挑担更累。1970年秋后，生产队要建一座新仓库，组织社员到小坑、溪坑等山上砍树，作屋梁，锯木板，我与社员们一起从六七里远的山上挑回木板，扛回屋梁木。挑木板每块一工分，湿木板很重，我一次挑四块到六块，把木板架成A字形挑。扛屋梁木是个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拿上一根叉棍，扛木的时候放在另一肩上助撑，半途休息时用做支撑，一不小心会扭了腰或砸了腿脚，倒下重新抬起来很困难。我与小舅合扛梁木下山，连续扛了十几根，最重的一根215斤。仓库的大梁更重，需要多人协作才能从山上扛下来，扛时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受伤，社员们不让我们参加。

建仓库和耘田都需要石灰，六队有个石灰窑，我的户主严学华负责烧石灰，带着我石灰窑干了一段时间。他年轻时参加过鹰厦铁路建设，会打钎放炮装窑烧窑，我负责挑石头，当小工。装窑时，他经常被煤气熏晕了，休息一儿会继续干，这种精神使我很受教育。筛石灰是较脏较累的活，有得矽肺病的危险，别人不愿干，也由我承担。在石灰窑干活的还有严定钦，他是六队唯一的四类分子，解放前在平和县芦溪当过警察所长，解放后“戴了帽”，每逢政治运动都被拉出来作为阶级斗争活靶子。改革开放后，他提出解放前夕参加起义的申诉，获得平反，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待遇，才过上好日子。

开采石灰石要雷管炸药，生产队到大队开了证明，派我去县城买雷管。我到永定城关县物资局办了手续，到城外物资仓库提货，把一捆雷管装进铝饭盒，放在书包里，然后坐班车到抚市，再走25里路回队。当时也没有安全观念，竟然揣着易爆品乘班车，好在没有发生事故，否则也没有现在的我了，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我还参加过扑灭山火。那是1972年3月13日下午，生产队长在山坡上呼喊，叫民兵和青年团员快去小坑救火。我与自立、建平等几位知青急忙拿着柴刀，跑到了小坑火场，只见浓烟卷着烈火越烧越旺，我们先割防火路，又砍下松枝合力向着火焰扑下去，经过一番反复，终于把这片山火扑灭。大队干部又跑来叫我们去另一处救火，那儿的火势非常大，只见一条火龙从对面山坡卷下山坑，又卷上来，许多大松树烧着了，噼里啪啦，响声像鞭炮一样连成一片。烈火烤得人近不了，我们就等它小下来再扑，一直坚持到深夜，才扑灭这场山火。当我们摸黑下山时，正逢七队社员挑粥进山，真是雪中送炭，我狼吞虎咽地喝了一碗。那粥呀，真是十分的香！

由于我在生产队劳动中表现较好，曾获大队奖励。下图是1974年8月24日大队发给我的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奖状。

四、苦中作乐

我们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经常与农民一起上山下田，享受到山野田间的些许乐趣，留下深深的记忆。

每年五六月间，山上的杨梅熟了，我们就上山摘杨梅吃。爬到小坑的山上高处远远一望，就可以看见在满山遍野的芦基草和灌木林中伸出树冠的杨梅树，树上红色的杨梅斑斑点点隐约可见，便循着山坡拨开芦基草和荆棘，小心地踏着脚，慢慢地往那里寻去。到了树跟前，先爬上树，摘下红熟的杨梅品尝个够，不怕酸的还吃到饱，有的人连杨梅核一起吞下去。然后再摘一些放在带去的篮子里，带回家给别人分享。我近视眼戴眼镜，有一次在杨梅树上被树枝一刮，眼镜掉到树下，看不清了，慢慢爬下来，在草丛中摸索了好久才找到。

初秋时节，我们到山上摘一种野果东莲子吃。东莲子是枫林人叫的名字，学名叫桃金娘。这种树长在黄土丘陵山坡上，树形矮小，挂果累累，一丛一丛连续不断。果实像一个个小小的酒杯，紫色的最为成熟，味道异常甜美，生津止渴。但是果实中有些籽，吃多了会大便困难。我们有时在山上铲火粪，遇到成片的东莲子树，就吃个够，但第二天就遭殃了。下图为闽西山区生长的桃金娘（东莲子）。

　　清明时节，是竹笋萌发的季节。我经常去坑头老屋梁附近的山上采摘细小的小竹笋当菜吃。这种竹子一般是用来编篱笆或种豆子牵藤用的，长在山边路脚，一丛一丛的，一采就是一把。采回家后剥去笋壳，拗去下部较老硬的部分，露出青嫩细长的笋条，做菜吃起来很生脆，缺点是没有油星。毛竹林里冬春季节还可挖笋，坑头村小坑里有几片属于七队的竹林，我们不敢去挖采。

夏秋之间，我们经常到山上采菇。在背坑的松树林里，长着许多松毛菇。我带上一个畚箕，用一根树枝在松树下的山坡地划拨一堆堆的枯黄松针，就会发现不少棕褐色的松毛菇，每天都有新长出来的菇可摘。这种菇滑溜脆嫩，味道鲜美，是佐餐的好料。下图是永定的松毛菇。

　　红菇也是珍贵的山珍，七八月间是红菇最多的时候，但要采到却不容易。它长在灌木林有稀疏阳光的树下草丛落叶之中，有固定的生长地段（客家人叫“红菇头”），当地农民常采的都知道“红菇头”在哪里，在红菇生长最旺的那几天，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到“红菇头”跑一遍，采一篮子回家，但“红菇头”对别人秘而不宣。我曾经在溪坑的山上找到几处“红菇头”，但当天已被别人采过，在草丛中拨拉好久，才能找到一两朵小红菇。有次我遇到一大片红菇，十分兴奋，采了半畚箕回家，别人告诉我这是假红菇，使我凉了半截。假红菇与真红菇一比就可辨别出来，味道当然差多了。

山上还有石蛙，当地人叫石鳞，生长在山沟泉水流动的小溪中。建南跟农民去抓过。农民晚上用手电筒的强光一照，它就一动不动地坐在溪边石头上，用手一抓就放进大袋子里，一晚上可以抓许多只，但有时也会遇到蛇，所以要十分注意。我与农民孩子在田野里捉田鸡，这比捉石鳞容易。

还有捉泥鳅，夜晚点着松明火或桐子火站在田埂上，用一支铁头分叉的长杆，对准在水田中游动的泥鳅猛插下去，泥鳅就被夹在铁头叉中，取下放在小背篓里，叉一晚上收获不小，回家立即煮来享用，那汤的味道极其鲜美。

五、过年探亲

下乡后第一个春节是回厦门外公家过的。那是1970年1月30日，我和小舅、自立及四队的苏明辉四人半夜就起身，由自立的户主严树能带路，走了40多里山路，天亮时赶到龙岩适中的坂寮等候班车。去厦门的班车来了，只卖两张站票，我们四人只得抽签。我与苏明辉没抽到，后面又没班车了，只能步行。我俩沿着公路往厦门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拦过路货车，不知挥了多少次手，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走了一个白天，都没拦到车，一直走到当天晚上半夜，到了南靖县的龙山，才有一辆货车被我们拦下来。车上已搭载了一位女知青，她见我们半夜三更还在步行，动了恻隐之心，劝司机把我们也捎上。就这样，四个人挤在狭窄的驾驶室里，开到同安，等到天亮，我们才乘公共汽车去厦门市区。我很感激这位司机和女知青。司机名叫徐胜兴，是同安运输总站的职工。女知青名叫郑亚丽，在上杭县五星公社红卫大队陈屋插队，后来我查了这个地方是溪口乡陈屋村。在厦门过年期间，我与本队知青王自立、林建南同游鼓浪屿，下图是当时合影。

　　在我们三舅甥插队永定之时，1970年夏，在辽宁任教的父母下放回到福建长汀，从此我过年就回长汀探亲。1971年春节前，我与建平一起步行60里去龙岩，乘车到长汀南山，再步行10里到大坪村，住在父亲老家。这是我第一次到老家，见到了未曾谋面过的叔叔一家人，还有众多的乡亲。他们热情地牵着我俩的手，问长问短，直夸父亲“好福气！三子爹般般高！”当时父亲41岁，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正月里，村里许多堂亲轮流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轮不过来时就几家人端菜到一家人桌上请我们吃。从表面看，春节期间各家各户伙食都不错，有猪鸡鸭兔肉、炸年糕（长汀叫浮糈）、炸豆腐、糍粑、簸箕粄、灰水粄等，但实际上经济很困难，口粮缺好几个月。叔叔家过完年，春天就断粮了。父亲交代我们，到亲友家做客时不能吃白斩鸡盘子上面的鸡头，因为主人杀一只鸡要接待好几拨客人，下一拨客人来时主人还要用这个鸡头放在盘子上。有个大坪人年轻时参加红军，长征时受伤落在贵州，被当地农民收留成家，七十年代初春节期间第一次回到大坪，看到伙食很好，就回去把全家都迁回大坪，结果连饭都吃不饱，比贵州还差，追悔莫及。

长汀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中央苏区，又是革命老区，扩大红军时男子汉多数参加了红军，大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全县革命烈士有六千多人，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大坪村当红军牺牲的钟姓烈士就有15人，包括我的继组父钟自立。但是解放已经二十多年，革命老区还是这么贫困，我真想不到。

1972年春节前，我和哥哥又回大坪，照旧步行到龙岩，再乘车到长汀南山。正月初六，我与父亲和兄妹一起，步行去长汀县城和瑞金参观。我们在瑞金参观了纪念馆、沙洲坝红井、毛主席故居、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叶坪革命旧址群，返程坐汽车到长汀县城，再步行回大坪，来回步行了260里路。小学同学郑锡平后来见到我，说她当时到长汀四都上蕉大队探望下放的父亲，与在那里下乡的南安人一起步行去瑞金参观，返程拦到一辆汽车坐，在车上看到我和建平在去瑞金的公路上走着，还以为看错人了。下图为1972年2月24日我们兄妹与父亲在长汀县城合影。

六、知青友谊

我们六队先后来了11位厦门知青，大家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方文松是我队知青的大哥，家在莆田。他是集美中学高中67届毕业生，是该校为了提高高考升学率专门到莆田招来的，因为莆田学生读书勤奋，成绩优秀。他的文化程度最高，因此我经常向他请教高中数学课程。他生活俭朴，劳动不怕苦累，为人忠厚老实，深受社员信任，先后当过生产队出纳、保管和大队赤脚医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龙岩师专数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抚市中学任教。他的户主严定银是个复退军人，全家对他关怀备至，女儿严秀菊与他相恋成婚，成为他的“小芳”。他们相亲相爱，在永定生儿育女，家庭幸福美满。下图为方文松与严秀菊1973年12月的结婚照。

　　女侨生程梅英与农民结婚比方文松更早。她生于1947年，是知青中的大姐，学历是高三，从印尼回国后在集美侨校学习，下乡到我们生产队比我迟一个多月，户主是严树能。严树能是一位英俊、质朴、壮实、能干的社员，程梅英在他家住了几个月，得到他的关心爱护，虽然他俩家庭背景和文化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是在闽西贫困的山村，他们依然投入爱河。梅英的妹妹闻讯从外地赶来将她带到福州，想要阻止这场恋情，但一个月后梅英还是不顾一切冲破阻扰回到坑头，毅然与树能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孩子就呱呱落地了。我还记得她坐满月子出门，头上缠着黑罗帕，又白又胖，抱着婴儿的情形。不久后，因为梅英的印尼华侨关系，他们一家三口申请出境得到批准，就离开坑头去香港定居了。社员们十分羡慕树能，说他命好，遇上了一位好媳妇，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几十年后我去香港出差，曾打电话找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留下遗憾。下图是程梅英与严树能1970年前后的照片。

　　除了文松和梅英之外，林建南也与农民结婚。一个生产队有三位知青与农民结婚，这在全省农村可能是唯一的。林建南比我大一岁，是集美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他下乡后很快学会讲客家话，在劳动中生活中与社员们打成一片。他心灵手巧，字写的好，会做木工，会吹口琴，会烹调。他与我户主严学华的女儿春姑相恋，1975年初结婚成家，先后在永定县水电工程队、林产化工厂工作，生儿育女。后来他因工厂下岗回到坑头，我到龙潭时还请镇党委书记帮助他找工作，后来他们一家回到厦门工作生活。下图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全家福。

　　下乡知青都盼望早些上调安排工作，许多知青家长也纷纷找门路帮助孩子。我们生产队最早离开的是两位女侨生张如凤、甘为群。她俩年纪只有十六七岁，正值金枝玉叶的青春年华，过去在印尼可能是娇生惯养的女孩子，一下子从城市来到山乡，各方面都很不习惯，但是她们克服困难参加劳动，精神可嘉。记得她们第一次到狗子斜煤矿挑煤，虽然只挑三四十斤，一路磕磕碰碰撒落一大半，但是这来回20里崎岖的羊肠小道能走下来就是胜利。1970年她俩离开枫林坑头，听说迁到龙海亲友处，最后依靠华侨关系申请出境定居了。

我们第一批来六队的六人中最早上调的是王自立。他是集美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积极，每年工分较多，当过生产队的保管。1972年12月8日，他接到通知要调回厦门，高兴地马上去办了各项手续。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身，步行送他到抚市乘车回厦。临行前大家依依不舍，三年多来一起劳动学习娱乐，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于时间仓促无法合影，我们买了一本笔记本和原珠笔送给他作为留念。后来他来信说被分配到厦门市设计局工作，真是太幸运了，别人都分到工程队去。

12月11日，小舅又接到通知，要求第二天早上九点以前要携带户粮关系和行李到抚市公社招工回厦，喜得我们手忙脚乱。小舅赶快去去龙潭粮站卖了126斤口粮，办了户粮转移手续。晚上我们聚餐，建南掌勺，请了本队知青和社员灿林、学华、汉林，七队知青陈鹊、方雪玲和社员桂福也来了，大家热热闹闹开了一个欢送会。12月12日，我和文松、建平、怀能、炳能送小舅到抚市，等到12点多才有一辆客车从坎市方向来接。这一批厦门招工共13名，带队人念着名单逐个叫上车，当叫到“何大汉”时，他不禁拍了一下小舅的肩膀说：“真是一个大汉！”大家都笑起来。小舅回厦被分配到厦门电化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上泉州师专中文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厦门五中和鹭江大学工作。

志雄原来与我们一起去抚市送小舅，在半路上遇到大队支书严启水，他通知志雄已列入照顾独子回厦的名单，明天就要动身。志雄又惊又喜，便赶回坑头整理行装，办理手续，第二天又去抚市搭车，我们照样送他上车。这五天内我队一连走了三个知识青年，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志雄身体很好，收割时专门负责背禾和打谷；不怕风险，经常与我去喷农药；还会了犁田耙田，吆喝使唤耕牛，一招一式不比社员差。他家在集美，照顾回去后与叔叔一起生活，到建筑队工作，后来退职，一直单身，但命乖多舛，59岁就去世了。

自立等三人回厦后两个月，1973年春节，我们第一批知青六人相约在厦门聚会，一同游览了南普陀、鼓浪屿。下图是当时在南普陀合影，左起前排王自立、方文松，后排林建南、何大汉、陈志雄、钟安平。

　　六队知青剩下的五人，后来各奔前程。1974年我到省商校学习，1976年建南招工到永定水电工程队，淑英招工到厦门杏林纺织厂，建平招工到永定狮象潭水电站，1977年文松考上龙岩师专。多年来大家还保持联系，曾经聚会多次。

我们平时与同在坑头村的枫林七队知青来往较多，七队的陈鹊、李勃苏是厦大子女较熟悉，陈鹊、庄穗后来在福州工作常相见，方国磐回厦后与我小学同班的李丽敏结婚，世界真小啊！

当年到永定县下乡插队的厦门知青六千多人，城镇居民一千七百多人。我们抚市公社有些知青较出名，如东安大队归侨知青林瑞蓉，是集美中学第一批步行到永定插队的117人之一，1970年与同队农民郑淦森结婚，1973年当选党的“十大”代表，晋京参会，1975年当了县委副书记；龙潭大队归侨知青许春来，被选派赴京出席了1969年国庆20周年观礼；龙潭大队知青何文进与社员打成一片，坚持为贫下中农挑水，两年间挑了两千多担，后来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3年1月，我到县城参加全县知青代表大会，住在县招待所，听了许多知青大会发言。会上还遇见小学同班同学许邦杰和李丽敏，他们也是知青代表，许邦杰在湖山公社漳溪大队中村插队。会后抚市公社接着开会贯彻，公社派我与五湖大队归侨知青曹广贤一起，到抚市中学龙潭分班给毕业班讲上山下乡的体会，我发现本队邻居晃林的儿子建春也坐在下面听。

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吃不饱，招工上学“走后门”，家长和知青意见很大。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给莆田的李庆霖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7月9日，我们知青到大队部开会，听取了中央21号文件的传达，其中有毛主席的回信和李庆霖的信，使我们很振奋。9月17日，我到抚市公社参加知青会议，又听取了中央30号文件的传达，即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之后各级党政领导开始重视解决知青工作中的问题，知青的政治经济待遇也逐步好转起来。

七、农友情深

我下乡不久就学会讲客家话，与农民打成一片，努力为生产队和社员做事。农民群众也在生活和劳动中关心帮助知青，帮助安排我们食宿，指导我们掌握劳动本领和农业知识，给我们送蔬菜食品，帮助我们治疗疾病，使我们十分感激。

在农村多年的劳动和生活中，我们知青与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枫林六队的三十多户姓严的乡亲，每家每户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离开那里几十年之后，我还能记得起他们的名字，脑海里同时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

在离八角楼一百多米的小桥头溪坝背平房里，住着定信、定春、定才三兄弟，还有一户严春林。定信是大哥，平时说话不多，他的妻子叫阿娇，也挺能干。记得有一次插秧下起大雨来，我没带斗笠跑到树丛下去避雨，定信拿了一把稻草让我顶在头上，像个野人。定春是复员军人，招工到县农械厂工作，我到县里出差时去找过他。定才年纪与我们相仿，个子较小，平时总是笑嘻嘻的，露出大牙。春林是队里的强劳力，身材高大，他的妻子反而很矮小，名叫满姑。他与小舅关系较好，有一年重阳节邀请小舅一起去他在坎市田地大队的姑姑家做客。

八角楼的北面一百米是村里的祖祠老屋，其北侧是定波、定照两兄弟自己盖的三层土楼。哥哥定波（土名“老鼠巴”），身材瘦小，略有驼背，但代养了一头耕牛，犁田耙田是一把好手，妻子玉英是典型的客家贤妻良母，身体健壮，勤劳能干，他们的大女儿秀娣嫲也能出工，是半劳力。弟弟定照在队里文化程度较高，在大队小学代过课，当过生产队长和会计，妻子玉莲比较泼辣。

老屋南面是我们知青住的回屋，回屋后面是晃林、汉林两兄弟盖的土楼。哥哥晃林是个高个子，在自留地里种甘蔗，收成后埋在楼边，每墟拿一部分去卖。在社员会上他比较敢提意见，站起来高声发言，总是显得很激动。他妻子冬英非常能干，每天从早忙到晚，上山下田家务无所不能，养育许多子女，我们常听她在隔壁骂孩子“打靶嫲”“杀头嫲”，很好笑。他的大儿子建春小名“建古底”，中学毕业后回乡劳动；二儿子建松小名“矮古松”，三儿子建荣小名“稀泥摆”。小儿子建锋在我离开坑头的那年出生，后来大学读法律，毕业时来找我帮助找单位，最后选择回到龙岩，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弟弟汉林较矮壮，是队里的会计，会搞副业，妻子叫阿娣。

汉林家旁边是学昌、学坤两家的四方形土楼，楼角有口水井，是我们的饮用水水源。学昌是个壮实的老头，妻子叫阿春，他们急于抱孙子，儿子寿能年纪很小就让他结婚了，媳妇叫玉娣。学坤、坤英夫妇只有一个女儿金姑，没有儿子，就招来一位南靖县小伙子做上门女婿，按辈分改他名为大林。大林吃苦耐劳，重活累活都干，被选为生产队的副队长。

八角楼前面的独立屋住着定乾，他的妻子叫黄娓，身体残疾，终日坐在屋里与乡亲们拉呱。他家是社员们喜欢聚集谈天的场所，也是生产队晚上召开社员会的场所，开会时在桌上点一盏大煤油灯，有时点汽灯，经常开到深夜。墙上是生产队公布账目和工分的地方。定乾家养母猪，靠卖仔猪增加收入。儿子沐林（土名“沐羊盎”），是个小个子，我离开坑头时他接替我做记工员，后来与本队春兰的女儿阿花结婚，曾经带孩子到福州看耳病，到我家探望过。

八角楼是六队最大的土楼，住着十几户人家，分东西两个院落。下图是八角楼正面（北面），我曾在二楼右边窗户房间里住过。

　　八角楼东头院落住着学兴、学银、福能、定垣、学贵、学长等家庭。学兴的儿子注能、儿媳秀莲夫妇身材矮壮，很有夫妻相，孙子叫日鑫，祖孙三代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学银身体不太好，妻子叫银英，大儿子海林与寿娣结婚后分炊，小儿子炳林与我们知青年纪相仿，常在一起玩。下图是1974年炳林赠给我的照片。

　　福能是老一辈农民中较有文化的，说话慢条斯理，妻子吴秀英与我的小学班主任同名。儿子日川（土名“阿要妹”）与我们知青关系较好。定垣是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说话幽默，还会加工蕉芋粉条。学贵、学长是兄弟，个子都很高。学贵是老单身汉，插秧师傅，干活时冷不丁讲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学长会打猎，晚上经常戴着电石灯、扛着土铳上山，基本上不会落空，每次都有鸟兽猎物带回家享用，所以他的妻子华英、儿子怀能身体都很强壮。有一次他会同村里的几位猎手带上几只猎狗，在溪坑围猎到一只大野猪，扛回家来宰，我也去割了一块肉分享。怀能（土名“水鸭毛”），比我小两岁，经常与我们下田捉泥鳅，上山采野果，玩得很痛快。他后来当兵参加了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立了三等功，提了干，还带了一位广西籍妻子回到永定，在坎市镇政府工作。1998年春节期间，他到福州来，通过一位在省物价局工作的姜姓老乡找到我家，我一开门他就激动得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下图是严怀能参军时的照片。

　　八角楼西头院落住着学华、永坤、春兰、灿林、火林、定钦、煌林七家。学华是我的户主，妻子陈福珍，大家叫她“新人子”，是个贤妻良母，下乡初期让我和小舅住在他家二楼，十分关心照顾我们。当时他才36岁，已经当外公，大女儿已出嫁，生了孩子回娘家探亲，妻子福珍前一年也生了小儿子根林，母女俩都抱着孩子拉呱。学华说妻子生大女儿时他在旁边看，学会了，后来几个孩子都是他自己接生的，我听了十分吃惊。他听说我会缝纫，就去定耿家借了缝纫机，让我为他缝补全家的破烂衣裳。他的二女儿春姑后来与知青建南相恋结婚。儿子万康（土名“康满佬”），当时还小，天天与一帮小孩叫我“安平佬，吃老草！”长大后参军在厦门，参加过对越轮战，复员回乡当过枫林村党支书。下图是严学华陈福珍夫妇像。

　　永坤家与学华同一个门厅，他在社办企业工作，当会计有固定工资，妻子才姑在家劳动，家境还算好。春兰与阿花母女俩是一家，住在楼门口，家里没有男主人，生活比较艰难，阿花还小就参加劳动，是队里的半劳力。灿林是复员军人，比较正派，干事风风火火，不久就被抽去公社搞“一打三反”，后来到供销社工作，妻子叫美姑。他弟弟火林（土名“矮嫲底”），与母亲来娘生活，生性顽皮，一次割稻时用镰刀在我胸前挥舞，把我心口的皮肤割破一点出血，收工后他母亲专门带他上门向我道歉。定钦是四类分子，干活很卖力，文革后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待遇，否极泰来，妻子名叫灿娘。他儿子煌林会给人理发，与雪华结婚后与父母分炊，平时我们的头都是他剃的。

　　八角楼西侧有个门，住着树能一家。他是自立、淑英和三位归侨女知青的户主，全家对知青非常好，前面已说过他与梅英相恋婚后双赴香港定居的故事，他土名“洋家伙”，竟然名副其实。他弟弟锦能（土名“锦雍满”），常与知青玩，当我离开坑头时，还与日川专程送我到抚市。妹妹七娘也早早参加劳动。

八角楼南面小土楼住着来能、沛能、才能。哥哥来能（土名“来路狗”），身体强壮，是队里的强劳力，后来当生产队长，带领社员为生产队建起一座大仓库，解决了生产队粮食和农具堆放的场所。他妻子名叫阿妹。弟弟沛能（土名“抗丫兜”），妻子秀姑，日子过得较困难。才能名如其人，是队里的才子，插秧第一把好手，又会吹拉弹唱，文革前是村里汉剧团的骨干，妻子叫秀华，娇小玲珑，两夫妻很恩爱。才能曾对我说：“你们知青将来有前途，迟早要走。”当时我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地位很低，前途叵测，他这样说是鼓励我们。他的儿子严日骞1994年大学毕业时，还写信请我帮助找工作单位，后来到厦门、广州工作。

才能隔壁另一座小土楼住着定银、定文、定增、乾英四家人。定银（土名“眨目鬼”）是文松的户主，五十年代的复退军人，身材瘦削，妻子梅春是个慈母，大女儿秀菊，下面还有几个子女。他们全家对文松很好，当作亲儿子一样关心，最后文松成为他家的女婿。定文是个忠厚老实的老农，妻子名叫世莲，儿子富林（土名“丕盎”），媳妇兰英，女儿秀梅。我有三个月他家吃饭，很感激他们的关心照顾。下图是富林与兰英合影。

　　定增及其妻子兰春，因年老体弱不太出工，大儿子广林（土名“阿广先”）是家中主要劳力，会弹棉被搞副业，二儿子洪林还小，是半劳力，再往下还有个弟弟朝林。乾英及其媳妇黄秀英、女儿德娘是一家，儿子镜林在明溪教书，她们很勤劳，早出晚归，从不懈怠。

八角楼西边，一座半倒塌的土房里住着本队最贫困的周英一家，她的丈夫已故，自己带着几个小孩，缺衣少食，面黄肌瘦，儿子仲能、女儿良姑未成年就参加生产队劳动赚工分。她家门口有个小桥，过桥就是定耿家，他是村里较为富裕的人家，妻子莲英，大儿子荣林在龙岩邮电局工作，二儿子华林搞副业，割松脂，做木桶，我经常帮他挑长担。大媳妇银姑和二媳妇龙娣在家劳动，小儿子松林（土名“松嫲底”）在县一中高中毕业回乡劳动，后来接替我当了大队团支书。下图是华林赠给我的他在自家门前的照片。

　　我去福州读书后，1975年暑假曾按照学校要求，回到坑头参加“双抢”劳动半个月。后来一直到2001年9月28日，我才利用到龙岩出差之机，回到二十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坑头村，见到老户主严学华和众多老乡亲，我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乡亲们都十分激动，握着我的手不放。学华临时跑到各家各户的晒台上收集了一些红菇送给我。当天我与乡亲们拍了一卷照片，可惜底片因故全部曝光，留下深深的遗憾。

2019年4月12日，我们下乡50周年之日，六队六位知青相约回到枫林坑头村，逐家逐户走访乡亲，在重修的回屋敞厅餐聚畅谈，回忆往事，再叙乡情，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已另写专文描述返乡情景，不再赘述。

八、当记工员

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对社员实行评工记分，按劳计酬。每年年终，生产队的当年总收入扣除总成本和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后，余下就按全队社员的工分总数平均，算出每个工分的分值，再乘以每户的工分数，得出这一年分配给该户的收入数。因此每个社员的工分记得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每户的收入，记工员成为社员群众十分关注的生产队干部。大家看我做事认真，又是外地人，与谁都不沾亲带故，1970年底改选队委时就选我兼任生产队记工员。

我兼职后，针对大家的意见，改进了记工办法。每天在田头登记社员出工情况（这要求我自己有较高的出工率），对没有出工的人也一一向他家人或邻居问清去向，登记在本子上。每月在村头定乾家墙壁上公布每个劳动力当月每天的出工情况和工分数表，接受群众监督。一开始有些人还想钻空子，找我对工，说他某日有出工，被我漏记了，我把记工本一翻，指出他那天是探亲去了（或者是赶墟去了），他只好承认事实。有些人自己也记工，但总会漏记，到月底与村头公布的工分表一对，还不如我记的多，干脆自己就不再记了。这样，我的工作得到了社员们的信任，大家相信我记的最准确，不久就没有人再来找我对工了。下图是1972年我使用的枫林六队记工表。

　　那时实行评工记分，最高的强劳力每天8个工分，接下来有7.8分、7.6分……直到6分甚至更低（如半劳力）。但这种按日计酬的办法与劳动数量结合不紧，调动不了劳动积极性。每天生产队长出工哨子要吹好几遍，人们才三三两两的走出来。到田头干不了几下，又坐下休息抽烟，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很低。后来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对能够按量计酬的工种如插秧、犁田、耙田、耘田、锄田等，改为按亩记分，以调动劳动积极性。这就要求记工员必须知道每一丘田的面积数。生产队没有田图，我就绘了一本，把全队二百多亩田地按片按丘绘出来，逐丘标上面积，一目了然。记得队里耕地主要有大水洋、老屋底、新楼下、新屋角、伯公前、伯公背、下坝底、十字路、禾场尾、乌石下、松山下、凹前、凹背、背坑垅、溪坑头、石壁底坑、苦坑底、下坝子、打石坑、插竹坑、小坑底、庵子角等处。我把每片土地画成一页图，再装订成册。原来社员要讲老半天才知道是哪几丘田，现在只要在田图上一指就知道了，使按亩记工分办法顺利推行。我离开农村去上学时，这本田图移交给接任的沐林，据说后来还发挥了很大作用。2009年村支书严万康来福州时告诉我，乡里开煤矿公路占了村里在天丁岭上的一部分田地，对于占地赔偿面积有争议，好在有我绘的田图，村干部找出来作依据，才如数拿到了补偿款。

生产队记工员算生产队干部，要经常在夜间参加干部会议，研究队里的重要事项，我在会上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配合队长做好工作。队长头两年工作很积极，被大队列为入党培养对象，但后来出了问题，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不干了，由我吹哨叫出工。

九、当团支书

我下乡后就向大队团支部提出入团的申请，当时的团支书是杨林光。1972年4月7日大队团支部开会接受我入团，介绍人是枫林小学教师赖扬灿，他是我们生产队严日川的姐夫。过了三天，我在凹前插秧时遇到大队党支书严启水，他说公社已批准我入团，团龄从4月7日算起。下图是1972年我的团费手折，当时农村团员交的团费是每月两分钱。

　　我们生产队建立一个团小组，我担任小组长，不久又发展本队的王淑英、钟建平、严春姑、严日川、严火林等青年入团，第二年增加了从永定一中毕业回队的团员严松林。

1973年11月，大队报公社批准，选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这是个不脱产岗位。我在参加劳动和做好记工员工作的同时，利用晚间到各个生产队联系团员和青年，积极开展工作，帮助恢复团小组活动和发展新团员，壮大了团员队伍，我离开枫林不久大队团支部就改为团总支，各生产队的团小组改为团支部。

我们针对团员和青年特点，开展了文娱活动，组织团员青年业余排练文艺节目，夜晚轮流到各个生产队演出，例如我们六队的团员青年排演了用客家话演唱的《竹板歌》，很受群众欢迎，他们说已经多年没看到这类活动了。下图为1974年春枫林六队青年表演的《竹板歌》曲谱。

　　团支部还组织团员青年办夜校，给辍学的青少年上文化课。闽西农村的女孩要承担家务，带弟妹，一般没有上学或只读一两年书就参加劳动，所以六队的夜校一办起来就有不少女孩参加。夜校教识字，也教算术，我还讲过“树上十只鸟，枪响后剩下几只”的灵活问题，引起学生的兴趣。建南的妻子春姑前些年告诉我，她还记得这个题目。

我常到公社和县里参加团干会，与其他大队交流经验。当时龙潭公社已并入抚市公社，公社党委书记是江树榕，团委书记是阙彩钦。他们对青年工作较为重视，培养了东安大队林瑞蓉、龙潭大队何文进等知青干部，对我也很关心，还安排一批永定一中七二届高中毕业回乡知青任大队团支书。

公社书记江树榕同志办事公道正派，关心群众疾苦，1978年当选永定县长，后来到福州五一广场边的省体育馆开会时我还见过，可惜他积劳成疾，不幸于1981年英年早逝，享年仅48岁，令人惋惜。

1974年2月，我到县里参加永定县共青团干部会议，其间与抚市公社团委书记阙彩钦和各大队团支书在县委礼堂前合影，其中有回乡知青姜初炎（后任省能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黄志成（后任龙岩市人防办主任）、龚海荣等。下图是当年2月8日的合影，共23人，左起前排姜初炎、姜兆祥、吴桂新、黄桂彩、钟安平、卢建怀、王清昌，中排黄凯传、罗双林、黄志成、卢招万、卢明万、谢振华、何文进，后排黄荣英、黄文娣、黄秀龙、阙清恩、龚海荣、阙彩钦、卢禄中、赖启泉、黄开美。

　　当天还与参会的厦门知青合影（见下图），后排左起何文进（龙潭）、钟安平、吕美森（团县委书记）、陈继祖（厦门二中），前排右二许春来（团县委）。

　　当时大队有民兵连，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是拿枪的，我属于普通民兵，这是我自小学手旗训练后再次接触国防工作。1972年10月，在第九生产队（山角村）参加了三天民兵训练。我参加了1973年8月召开的永定县第三届民兵代表大会，获得永定县革委会、人武部民兵工作奖状。11月担任大队团支书后，兼任了民兵连副指导员。下图为1973年8月16日永定县革委会、人武部发给我的民兵工作奖状。

　　我入团之后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向大队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1974年6月11日，大队党支部认为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发给我入党志愿书表格要我填写，我十分激动，郑重填写了我的入党初心。入党介绍人要找两位党员，我找了大队革领组副组长兼文书杨林光和县里驻大队的工作队、县水电局干部翁鸣鹤，他们很乐意。7月5日晚上，大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审议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会上翁鸣鹤同志针对我填写的家庭成份下中农提问：“是什么时候评的？”我回答：“是土改时。”他纠正说：“土改时只有评贫农、中农，没有评下中农，下中农是社教时评的。”我才弄清楚这个问题。7月24日晚大队在杨屋第四生产队开现场会时，大队党支部严启水书记宣布，公社党委已批准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入党，我的党龄从7月5日算起，当时党章没有规定预备期，从此我就是一名正式党员了。当时知青在农村入党很少，据后来《永定县志》资料，全县知青中入党的只有1%。我深知这是党组织对我的关心培养。下图是1974年我的党费手册。

十、坚持学习

我被文革耽误了几年宝贵的学习时光，说是初中毕业，实际只读到初一，因此我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低，在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空隙，仍坚持学习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后来兼任生产队和大队干部，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要参加会议，我仍利用临睡前的一小时就着煤油灯抓紧学习。

缺少教材，我就到处收集，并从很少的生活费中挤出钱买书。有一次我在大队代购代销站发现包装商品用的中学数学旧课本，虽然书已残缺，还是如获至宝。家里也帮助我学习，例如1970年初母亲从辽宁寄给我新编的中学课本《工农业基础知识（工业部分）》，1971年春表弟加宁从厦门寄来《农村木工》。

在政治理论方面，我在下乡期间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青年团的任务》《<共产党宣言>提要和注释》等，理论水平有了提高。还买了《反杜林论》，但因水平有限难以读懂。下图为1973年我被大队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奖状。

　　在文化知识方面，我努力自学各门课程，购买了《三角函数》《初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数学》《无机化学》来自学，不懂就请教方文松，并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例如我们生产队挖瓦窑算工分时，要计算土方量，瓦窑的结构是一个倒置的台形和斧头形的结合体，我就用自学的数学知识计算出来。

我还买了一些文学、历史、电子、音乐、美术书籍来学习，如《鲁迅杂文选》《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话》《晶体管收音机及其修理技术》《音乐基础知识》《怎样学习京胡伴奏》《实用美术参考资料》等，弥补一些被耽误的中学知识。

在农业科技方面，我结合科学种田实际学习，摸清了本地水稻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要点。稻瘿蚊是我们大队的一种主要病虫害，危害水稻的症状是稻苗“出葱”不能抽穗，严重的减产50%以上以至无收。我翻阅书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有经验的农业技术员和下放干部请教，初步摸到了稻瘿蚊的生长规律，注意在水稻秧苗期重点施药，在水稻分蘖期注意观察，一旦发现幼虫大多数老化成虫飞出产卵时及时喷药防治。

我还试种过白木耳。1972年春节回长汀过年时，我得知妹妹会制作白木耳菌种，就请她提供两瓶，回程到龙岩买了钻木圆凿，再到溪坑山上砍了酸枣树，截成段木，接种后放在坑头老屋的房间里，照料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没有成功。

我一直想有机会能再次上学读书，也向大队党支部请求多次。1974年6月终于被大队推荐参加当年大中专招生，我写了几篇文章作为备考。下图是1974年6月我在龙潭拍的照片（报考大中专用）。

　　过了一个月，在夏收夏种双抢期间，我接到参加考试的通知，第一天步行到县城，第二、三天在永定一中参加大中专招生考试和体检。因吃了不洁冰棒，在等候体检时泻肚多次，拉空了肚子，体检时医生摸到肝脏，说是肝肿大，要再自费抽血检查肝功能（费用是3.50元），好在事先我步行去县城以节约费用，支付自费项目后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还得步行回村。体检结果不得而知，我想一定不合格了，十分沮丧，也不去打听，继续参加双抢和耘田劳动。45年后我回到枫林探望原来的大队领导杨林光时，他才告诉我，我在县里参加招生体检时，由于高度近视或其他原因，曾被认为不合格，抚市公社带队的同志告诉县医院院长戴桃生（抚市人）说：“他是我们抚市的，他表现很好，如果这次没有录取就太可惜啦！”戴院长最后将体检报告定为合格。我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如果不是戴院长支持，我那次可能就上不了学了。

当年八月间有人告诉我，公社广播中公布的招生名单有我的名字，我将信将疑。九月中旬收到福建省商业学校录取通知书，我高兴极了。枫林大队知青当时被录取的还有一队的张志坚（到省建筑学校）和七队的陈鹊（到龙岩师范学校）。我马上到大队、公社和县城办理个人户粮和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月底又收到省商校入学报到通知，我便将记工员工作移交给接任的严沐林，向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告别，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和希望。10月4日离开坑头时，五位青年专门送我到抚市乘车并合影留念。下图是当天我在抚市照相馆与他们合影，左起后排日川、安平、文松，前排锦能、松林、建平。

　　我就这样结束了永定的下乡插队生涯。在这五年半时间里，我经受了艰苦劳动生活的磨炼，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社会实践经验不断增长，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为后来的学习与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